贵州在明代永乐建省以前，行政区划分属周边的川、滇、桂、湘诸省，文化方面自然受周边文化的影响。建省（公元1413年）以来500多年，贵州经济、文化得到较快的发展，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黔文化”。黔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固然主要靠黔中地区各族人民和努力创造和推广，但也不能忽视周边地域文化的促进作用。
黔文化与周边地域文化的交流有多种渠道和不同形式、不同层面。有官方的、民间的；或亲串往还、或技术交流，或师友承传，等等。但影响较大的是文化人之间的交游与互学互济活动。本文拟简述黔、湘文化交流，特别是晚清近百年间两次文化交流的情况，谈谈个人粗浅之见，以就正于方家与读者。
一
从地域上看，今天的沿河、印江、榕江以东一带地区，是战国时代楚国的武陵郡。楚项襄王时，派大将庄硚率兵西征，打败当时的且兰国，迫使夜郎国迎降；庄硚到滇池一带，建立了滇国。这是以武力征伐方式进行的一次“文化交流”东汉后期，毋敛县（今都匀、独山、荔波一带）人尹珍，曾拜武陵君郡太守应奉为师，学习图纬之学，回到南中地区开办教育事业、传播文化。这是有文字记载的黔湘文人交游的滥觞。此后千多年，黔中地区少有阐述人物，两地文化交流缺乏史料录载。直到明代中叶，贵州出现了孙应鳌、李渭、马廷锡等一批文人学者，使黔湘文化交流形式成了一个小高潮。
明代正德初年，王阳明先生受贬来黔，在龙场悟道，创建“心学”，并来省城文明书院讲学传道，使黔中学术风气大开。及门弟子有陈文学、汤伯元、叶梧等人。他们虽有诗文著作，却无学术论著传世。直到徐樾、蒋信先后来黔任提学副使，才培育出孙、李、马等黔中学人。徐、蒋二人是阳明先生的门生。蒋是湖南人，在武陵创办桃冈精舍（书院），孙、马等都去桃冈求学。
蒋信，字卿实。人称正学先生，著《道林集》，又称道林先生。他出任贵州提学副使期间，大力宣扬阳明心学。思南人李渭（字湜之，号同野）治心学十几年而未得要领，特向蒋信请教，方得入门升堂。后来成为理学家，写了《先行录》、《毋意篇》、《大儒治规》等学术专著。
马廷锡，字朝宠，号心庵，贵州宣慰司（今贵阳市）人。蒋信来黔挑选优秀文士到“文明”、“正学”两书院读书，廷锡成为群士之冠，得蒋信奖拔。后来中举，出任四川内江知县。但他深感自己对阳明心学尚未了解透彻，只当了两年知县，便弃官而奔往武陵（今常德市），在桃冈精舍从蒋道林先生学习。几年后卒业返黔，在城南渔矶上构筑栖云亭，在其中继续研习理学，著有《渔矶集》、《警愚录》。他又受聘主讲“文明”、“阳明”两书院，南方学者争相负笈请业，听讲者常数百人，俨然成了黔中的“桃冈”。
孙应鳌，字山甫，号淮海，清平（今凯里）人。与马廷锡是“性命之交”的挚友。后来做过国子监祭酒、南京工部尚书等大官，著述等身，有《学孔精舍诗钞》、《督学文集》、《淮海易谭》等。青年时代亲赴桃冈拜蒋道林先生为师，学业精进。淮海对桃冈这段读书生活十分怀念，写有《桃冈泛舟》、《寄桃冈诸友》等诗。
二
黔湘文化交流，在晚清的近百年间形成了一个大高潮。不仅涉及的人数多，时间久，而且交流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影响也很深广。黔文化的代表人物有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等，湘文化的代表人物则有贺长龄、邓显鹤、曾国藩、邹汉勋、何绍基等。
郑珍字子尹，遵义人。道光五年（1825）考取“拔贡”，年仅20岁。次年去长沙作提学使程恩泽（号春海）的幕宾，并拜程为师，从学诗艺与汉学。程氏是汉学家，又是当时“宋诗运动”领袖，文章为天下仲伯。湖南诗人邓显鹤（字子立，人称湘皋先生）执湖湘诗坛牛耳，他们都是宋诗派的重要诗人。尽管年过半百，却与20出头的小青年郑珍结为忘年诗友，相互唱和。二位老诗人对郑子尹的诗才非常欣赏。每当酒酣兴浓，相互挥毫作诗，“犄角争奇不舍”。郑珍这匹诗坛的千里驹，得“伯乐”的赏识，开始在诗坛崭露头角。他北泛湖庭，南游语溪，写下了20多首诗篇，吟咏湖湘山光水色，后收入《巢经巢诗钞》首卷，一时烩灸人口。邓湘皋广搜湖湘诗人之诗，辑印《沅湘耆旧集》200卷。这一壮举对郑珍启示极大，他着手辑录《遵义诗征》，后业改名《播雅》刊行。莫友芝辑《黔诗纪略》，体例方面也受《沅湘耆旧集》影响。
郑子尹在湖南结交的另一位学友是黄本骥，字虎痴，宁乡人，任黔阳教谕。工诗文，精于金石学，著有《三长物斋诗略》、《古志石华》、《皇朝经籍志》等。他搜藏先秦两汉以来的墨宝、拓片数千卷。郑珍常去他家悉心揣摸，品味精微，从而领悟隶、楷书法要领，书法技艺大进。
子尹由湘返黔十年之后，湖南善化人贺长龄出任贵州巡抚。贺长龄字耦耕，是位研治理学的“宋学家”，著有《耐庵诗集》、《文集》、辑印《皇朝经世文编》120卷。他出任贵州乡试监临官，取中的举人有黔中名士郑珍，特纳居门下。
贺长龄在贵州任巡抚9年，惠政颇多。他倡导并支持各府州县修方志，先后编修方志20余部。他为其中一些府州县志写过序。他还把湖南修志的名家邹汉勋引荐来贵州，为贵州编纂了几部好府志，有力地推进了黔湘文化的交流。
三
莫友芝同湖湘文人的交游更多，接触面更广。除与邓显鹤、黄本骥交往外，同邹汉勋、杨彝尊、胡林翼、曾国藩等都有很深的友谊。
邹汉勋（字叔绩）来黔，先住贵阳，删定《贵阳府志》，又应聘主篡《大定府志》、《安顺府志》、协纂《兴义府志》。他同郑珍、莫友芝有书信往还，探讨史志方面的学术问题，并有诗歌赠答。莫友芝到贵阳志局拜访汉勋，从早晨直谈到深夜。邹汉勋精通汉学（朴学）和舆地学，他同邓显鹤合纂《宝庆府志》，声名鹊起。他读了《遵义府志》，对郑、莫二人的学识才华非常佩服。郑、莫对汉勋也很敬重。郑珍赠邹氏的诗有6首之多。莫友芝也有多首记述交游盛况。
胡林翼是湖南益阳人，出任过安顺、黎平知府，对黔中文化建设作过贡献。如他读了郑珍慨叹何腾蛟墓门荒芜的诗，很受感动，就按郑诗提出的修墓设想，替何氏新修一座宏伟的石墓。他父亲胡达源也曾来黔作官，莫友芝考中举人的试卷，正是达源先生“暗中摸索所先得”而荐举的。胡先生赠给友芝一部自撰的《弟子箴言》，勉励友芝成为栋梁之材。30年后，友芝去湖北、安徽访亲友，身任湖北巡抚的胡林冀邀友芝入幕，为他校订和刊印《读史兵略》一书。胡林翼去逝，友芝去皖南入曾国藩幕。
早在十几年前，莫友芝便同国藩订交。结识的经过很有戏剧性。道光二十七年（1847）春，友芝来京师应会试，候榜期间，他在琉璃厂书肆与曾国藩邂逅相遇，谈及汉学，友芝的学识使曾国藩大为惊异，感叹道：“不意黔中有此宿学耶！”于是在虎坊桥设宴，请刘传莹作陪，与莫友芝订交。这时的曾国藩，已是翰林院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官居二品。他居然与一位落第举人订交，足见对友芝学识的钦佩。
来到曾氏江南大营，国藩待友宽阔以“宾师之礼”，推荐一些年轻的幕客拜友芝为师（如姚浚昌等），又让其长子纪泽向友芝请教《说文解字》的问题，友芝在皖南搜得一卷唐代的《说文解字》木部字的抄件，为希世之珍。他特地写了《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一书，很有学术价值。曾国藩出资刊刻此书，并写题词加以评述。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出资把友芝家属从贵州接到江南，寓居南京。让友芝去江南各地查访遗失的《四库全书》，去江宁书局等处任职。他晚年得以安心从事金石目录学研究，写成几部学术专著，得曾氏的助益不少。
莫友芝与杨彝珍在1847年夏于澧州城外邂逅而订交；又介绍郑珍、黎庶昌等与杨交游，互赠诗文作品。杨彝珍，字性农，常德人，工古文，与巴陵吴敏树齐名，著有《移芝室文集》，活到90岁，中举周甲而重赴鹿鸣之宴，黎庶昌写了《杨性农先生重赴鹿鸣燕序》一文，对他的古文成就和德操作了很高评价。郑、莫和黎庶昌先后去世，性农写了《黔中三君子哀词》，追忆昔日交游情景，盛赞他们诗作成就。
四
黔湘文化交流活动中，黎庶昌（字莼斋，遵义人）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在曾国藩幕府办文案，与曾氏朝夕相处达6年之久。他拜曾氏为师，学写古文，成了曾门四大弟子之一，是晚清著名散文家。他编选《续古文辞类纂》，在选文标准，体例及文论主张方面，均深受曾氏启导。曾国藩认为“莼斋生长边隅，行文颇得坚强之气。锲而不舍，均可成一家言”。（薛福成《拙尊园丛稿•序》）对庶昌激励很大。
曾国藩去世后，庶昌写有《曾太傅毅勇侯别传》1卷，编撰《曾文正公年谱》12卷；又与李瀚章合编《曾文正公全集》，为近代史学与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庶昌在曾氏幕府中结交了一大批文友，其中湖湘文士不少。对他影响较大，友谊较深的有吴敏树、曾纪泽等人。
吴敏树，字南屏，巴陵（岳阳）人，是散文名家。他游南京时已是64岁高龄，却与30来岁的黎庶昌结为忘年之交。著有《柈湖文录》，庶昌写《柈湖文录书后》一文，评论吴氏古文的成就与风格，记述吴氏天机活拨的性格及交游情况。
黎庶昌同曾纪泽，青年时代便是好友。纪泽赠庶昌的诗中有“长林选胜朝携酒，旅馆论文夜对灯”之句，写当年交游情景。后来，曾纪泽代替郭嵩焘出任驻英、法公使，成了黎庶昌的上司。曾纪泽住伦敦，把驻法使馆的事务交庶昌管理，让他独当一面。开凿巴拿马运河的筹备公会在巴黎召开，庶昌受派作为中国的代表与会，与各国代表一起商议开凿运河的具体规划。在庆祝会议成功的公宴上，庶昌被推为各会员国的代表致辞。
庶昌在参赞任期三年届满之际，曾纪泽向皇帝陈奏中对庶昌作了较好的评价，称“该员远涉重洋，历襄使职，和平接物，黾勉从公。办事三年，毫无贻误，实属办理洋务不可多得之才。”驻美、日、秘三国公使陈兰彬，奏调黎庶昌任驻日西巴尼亚（今译西班牙）参赞。庶昌即赴马德里，成了独当一面的外交官。期满后，升任驻日本国钦差大臣。由法国启程返国，曾纪泽饯行时写两诗为赠，诗中有“书绅忠信征儒效，溟渤看君靖鼓擎”之句，激励友人为促进中日友好作贡献。
五
清代游官黔中的湘籍文人，对黔文化影响较大的，还有道咸之际的何绍基。
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湖南道州人。道光丙申（1836）进士，曾任国史馆纂修、总纂，出任四川学政。又一度充贵州乡试主考官，录取了一批人才，如亚元傅寿彤（字青余）、何鼎、杨文照等，都是贵州知名的诗文学和学者。
何绍基于道光甲辰（1844）秋来黔。阅卷之余，与贵州文士交流书艺与诗艺。他不仅工诗，是“宋诗派”重要作家，与郑珍、莫友芝齐名，而且是位书法大家。他寓筑期间，同贵阳人黄辅辰（字琴坞，黄彭年之父）交游。黄氏工书画，其着色山水海内驰名。黄、何二人早在京师就识，这次在筑城重逢。谈诗论画，情谊更加深笃。
该科乡试第二名亚元傅寿彤，何绍基题写了“实事求是”四字墨宝相赠。这四字是汉学大师阮元从前题赠给绍基的，而今转赠傅寿彤，以“汉学”衣钵相传递，期许甚殷。傅寿彤不久考中进士，入翰林院，后历任知府、道员，升河南按察使。尽管戎马倥偬，他仍坚持研治汉学，不废吟咏。著有《古音类表》4卷，《淡勤室诗》6卷，至今仍存。
何绍基在黔期间，为黔中雄奇瑰秀的山水风物所倾倒，写了不少纪游感事之作，辑为《使黔游草》3卷。这是他《东洲草堂诗集》的精华部分，其代表作《飞云岩》、《滩行》等，均写于贵州。《飞云岩》为长篇七古，以丰富的想象，描绘飞云岩石壁的千姿百态，被誉为写飞云岩诸诗之冠。
六
从地理位置上看，贵州东部有近10个县市与湖南省为邻；有锦江、舞阳河和清水江等河流东流湖南，汇入沅江，都有舟楫之利。其中舞阳河（一名镇阳江）更是连通荆楚和中原的重要孔道。清代以前，赴黔的官员大都由沅江上溯舞阳河，以镇远为枢纽，西道云南，北上巴蜀，冠盖往还，不绝于途；粮木财货，舟筏上下，帆樯相接。这一切，给黔湘文化交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正由于交通方面的特殊条件，使贵州以湖南为过渡地域，而与汉水、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连接起来，从而使黔文化与荆楚、吴越和中原文化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交流，形成黔文化多元结构的格局。
黔湘文化交流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1、交流历史悠久，影响层面深广。黔湘两地文化的交流，可远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当时荆楚一带盛行的巫觋文化，以傩舞的形式向西漫衍，后来形成傩戏。而今德江、沿河、印江、松桃、石阡、江口、道真、务川、正安、湄潭等县有非常丰富的傩文化，傩戏被称为戏剧的“活化石”。此外，在民间习俗、饮食文化、衣饰文化与建筑文化诸方面，黔东、黔南各地均受湖湘文化影响。
2、交流过程中以黔文化吸收为主导的双向互补性。黔文化相对落后于湖湘文化，这是两千多年来文化发展过程的客观存在。因此，在交流过程中，黔文化常处于“徒弟”的地位，对周边地域文化吸取较多。但交流本身就意味着互相补益。事实上，湖湘文化因与黔文化交流而充实自己。如孙、李、马三人的学术成就，使湖南蒋道林之学更加弘扬；郑、莫、黎与湖湘文士交游，也使湖湘文化增添光彩。
3、黔文化属山林文化类型。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因它与外界文化的交流，使之具有开放性的一面。这种开放性的特征，对黔文化本身的丰富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黔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交流，以湖湘与巴蜀两方面为最频繁。究其原因，一是湖湘与巴蜀两地域的文化历史悠久，发达程度较滇、桂等地域为高；二是交通条件较优，北通巴蜀有赤水河、乌江，东通湖湘则有锦江、舞阳河等。三是行政统属关系，永乐建省前，黔东、黔东南一带主要属湖广；清雍正以前黔北一带主要属四川。行政统辖的力量，也是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条件。就时限而论，自汉代开发“西南夷”以来，巴蜀文化对黔北、黔西北的影响较大。宋元之际、巴蜀文化对播州（令遵义一带）的影响尤为深远。明清之际，黔湖之间的文化交流加强了，对黔文化的发展和推进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就交流形式而论，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而文士交游，则介于官方与民间之间。民间交流又有多种方式，如亲串往还，节日艺术活动，商业交往等。而今黔东、黔东南各地，特别是靠近河道的场镇，仍保存着“湖广会馆”，“江西会馆”等建筑，雕梁画栋，有很高艺术水平。历史文化名城镇远的城垣、民居及山中古建筑群，无一不是与外地文化交流的结晶。文士交游也有多种方式，或通过游幕而结识，或投师学艺，师友相授，或通过学术撰述、文艺创作而交流文化。各种交流形式中，尤以文士交游容易出成果，见成效，影响深远。特别是拔萃人物的影响不容低估。如果明代没有孙、李、邓等同蒋信等人的交游，清代没有郑、莫、黎等人与湖湘名士的交游，黔文化就不可能出现自己的辉煌。
4、与黔湘文化交流过程中，黔中文士表现了不甘落后，虚心学习、奋发向上和勇于超越的精神。孙应鳌、马廷锡不远千里，负笈桃冈，拜师苦读。廷锡当了知县之后，又去投师，精神尤为可贵。孙应鳌将老师的讲话记录下来，整理成《蒋道林先生粹语》一书，刻苦用功，可见一斑。黔中文士还善于“转益多师”，向许多行家学习，如李谓除拜徐樾、蒋信为师外，又与耿定力，耿定向、王畿 ,罗汝芳等交游，获益良多。孙应鳌交游面也广，其学术成就超过了蒋道林先生。又如郑子尹向贺长龄问宋学，又向程恩泽习汉学，以“汇汉宋为一薮”为治学宗旨，在学术研究上有不少创获，在晚清学术界独标一帜，跻身汉学大师之林。其成就和名望，远远超出他的贺、程等师尊。对于文化落后地区来说，这种不甘落后、勇于超越的精神，是非常宝贵的，应该大力弘扬。
总之，黔湘文化交流的史实、作用和影响，都值得全面深入地加以研究，以之作为新时代黔文化繁荣发展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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