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时期的湖南人才，形成了群体，不仅是因为地域集中，人数众多；主要是由于他们在思想上的共同性，即提倡“经世致用”的经世思想，故人们称之为“湘系经世派”。魏源、陶澍、贺长龄、汤鹏、严如熤、贺熙龄、唐仲冕、唐鉴、严正基、李星沅、黄冕、邹汉勋、邓显鹤等，都是其中的杰出人物。

“湘系经世派”在道光年间的全国规模的经世思潮中，具有极重要的地位和代表性。其具体形成，也是有深刻的源头的。首先，“湘系经世派”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文化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经学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治国理政的理论基础，经世就是经邦治国、经世济民、建立功业。一般来说，在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荡，社会危机严重的时期，其经世思想更为明显和突出。清道光年间经世之学的兴起，就是两方而的因素造成的：一方而，乾隆之后，清朝统治由盛转衰，吏治腐败，经济危机，外有强敌入侵、内有人民起义。面对危亡局势，广大知识分子对国计民生、时事政治，再也不能不闻不问。另一方而，清朝的文化专制统治也在发生变化，已经不能像清朝前期和中期那严格控制思想界，知识分子开始由纯学术转向经世致用之学，力求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其次，“湘系经世派”又继承和发扬了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具备了鲜明的湖南特色。湖南是楚文化的故乡，其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务实、尚武、剽悍、耐苦的民风，已有二千年的历史，到南宋时期，更形成了系统的湖湘文化。明清之际王夫之，集各家之长，著书立说，聚徒讲学，进一步发扬了湖湘文化的特色；爱国御侮、勇于牺牲的政治立场，融汇百川、坚持真理的学术思想，崇尚实学、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再经以岳麓书院为代表的各地书院、山长的讲解发挥，代代相传，哺育了三湘四水的广大人才群，终于在道光时期形成影响全国的“湘系经世派”。

道光时期的“湘系经世派”基本上有两类人物：一类是陶澍 、贺长龄等政治精英，他们利用掌握的权位，开展经世改革；一类是魏源、汤鹏等思想精英，他们以丰富的学识著书立说，宣传经世思想政治精英与思想精英相互协作，促进了经世思想的发展。

　　第一、鄙弃空谈，主张学以致用

陶澍“少负经世志，尤邃史志舆地之学，所至山川，必登览形势，访察利弊”，一贯关心社会问题，“研经究史为致用之具”。主张“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以实学教授”学生。魏源一贯热心经世致用之学，尤“熟于国朝掌故，论古今成败利病，学术流派，驰骋往复，四座皆惊”。20岁时，曾题联自律：“读古人书，求修身道：友天下士，谋救时务”。又为其从兄魏耆撰联：“能致用便为实学，识时务不是愚人”。汤鹏“年甫二十岁，负气自喜”，“慨然有肩荷一世之志”。他们都反对厚古薄今、逃避现实、空谈义理、摘章断句、死记呆背，把读经通典当作猎取功名利禄的手段。陶澍批评当时的学风、文风时说：“敝俗相寻，正学日晦，一倡百和，靡然成风。于是甫学咿唔，便规进取；经史古文，束之高阁；腐烂时艺，传为鸿秘。根抵既薄，转眼就荒，理之不明，文于何有？抑或侥幸弋获，遽己自满；偶尔蹭蹬，辄使隳颓。以夤缘为捷径，不惮失身；见商贾要之居赢，遂思徙业。类由不知义命，而利心中之故。不能耐苦以坚厥志，究心人坚所学。无惑乎士习日卑，文风日靡也”。他批评一些学者“捃摭训诂，泛滥词章，以为弋钓科名之具，于风俗人心之本，毫无与也”。治《易》者“相寻于虚”；治《诗》者“高谈性命，逃之于空虚”。强调治经要薄古，读经要有得，“有得于经，则根茂实遂，言中体要，皆经之精液也。于得于经，虽猎取浮华，譬彼行潦之水，朝盈而夕涸耳”。魏源反对空谈，不治无用之学。他说：“士之穷而在下者，自科举则以声音诂训相高，达而在上者，翰林则以书艺工敏、部曹则以胥史案例为才，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主张学经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因此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学习目的，重点学习那些对国家大政有用之书，要用古代圣贤所讲的“王道”来治理国家。他认为“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王道至纤至悉，井牧、徭役、兵赋，皆性命之精微流行期间。使期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一旦与人家国，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天下亦安用此无用之工道哉”。他在解释《诗古微》时说：“诗古微何以名？曰：所以发挥齐、鲁、韩、三家诗之微言大谊，补苴其罅漏，张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诗美、刺、正、变之滞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也”。强调研究儒家经典和历史，是要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理论武器和借鉴。“盖欲识济时之要务，须通当代之典章；欲通当代之典章，必考屡朝之才策”。即“今必本于古”，古今历史一脉相通，没有古，就没有今；要通今，必先知古；而知古，则是为了更好的指导今。贺长龄反对写文章放空炮、词句浮华的“拘牵粉饰陋气”；主张“据事直书，不用常行格套”，以养成质朴切用的文风。何绍基学问扎实，“经史说文，考订尤研审，旁及金石、图刻、律算，实事求是，识解精超……深得古今得失成败”。严如熤“有干将才”，“究心舆地兵法星卜之学”。总之，他们都反对脱离实际的空洞，主张学以致用，以经术为治术，把经术和现实结合，努力把经学理论应用于社会实践。

　　第二、针砭时政，主张兴利除弊

道光年间经世思想的一大特色，就是敢于针砭时政，揭露弊端，倡导更新吏治。魏源对社会弊病有深刻的了解，并作了无情揭露。他曾将明清两代作了比较，指出清代“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前代未之闻焉；江海惟防倭防盗，不防西洋，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病漕、病鹾病吏、病民之患，前代未之闻矣”。接着，他还列举了许多弊病，并强调产生这些弊病的原因，是由于统治者的无能、官吏的腐败，“承平怡憘，不知修攘为何事”，对内：“无一政能申军法”，“无一才堪充军吏”，“无一事无耗军实”，对外：或者“抱头鼠窜”、“胆裂之不暇”，或者“冯河暴虎”、“虚骄而无实”。整个封建官场就像一个不思上进、甘愿被满身虮虱吸吮膏血的流浪汉：“火云烧大汗垢尘，坐卧麻姑搔不仁。胡不兰汤上已滨，一番澡雪一番新。有客色难心畏洁，欲浴先必谋虮虱，甘听群污饱膏血。甘此七斤大布袍，百年不浣沧浪月”。诗中的虮虱，就是遍及全国的贪官污吏。怎样消灭这些虮虱呢？办法就是“浴”，即除弊兴利，正如时常剪掉烛心，灯才明亮；除灭蠧虫，书才完好，是同一个道理。

陶澍则侧重于对一些具体大政的弊病进行揭露和抨击。他批评“江苏漕务疲敝已久，在闾阎则每苦浮收，在州县则又患刁抗”，官员与土豪、劣绅、衿棍、生监勾结包漕，横索陋规，吸吮“乡里穷黎之膏血”。揭露“两淮盐务调敝败坏，至今日已成决裂之势……通纲情形全属涣散，已等于停运停销，当此山穷水尽，不可收拾”。河工官员则“皆有染指图得之心，白吃乾分，甚至克扣工价，侵肥入囊”，致使“国家数百万有数之钱粮，填无底之河”。科场则“自八比取士之法行，虽魁才硕学，不能不降而就律令。至其文之高下，则随时地为转移”，学问被僵化，人才遭扼杀。此外，贺长龄、李星沅、汤鹏、唐鉴、严如熤等，对各种敝政都有不同程度的揭发与鞭挞。特别是汤鹏将大小贪官庸吏比做禽兽，予以痛斥，甚至对满清宗室皇亲，也敢于正面斗争，公然上书弹劾。

　　第三、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

陶澍非常重视实践、重视调查，认为“天下有一物则有一象，有一象即有一理，或近取诸身，或远取诸物，吉凶悔吝，丝毫不容假借。伏羲之画、文王之彖、周公之爻、孔子之传，无非教人即实象以求实理而已”。因此，陶澍为官施政，经常深入下层调查，了解各方面的实际情况，了解各种事务的内在联系，了解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和要求。在调查的基础上，再来解决和处理各种问题。所谓“将举一方之利弊而兴剔之，其山川、风土、人物、官师、学校、财赋各大端，皆不可不周知其故”。强调要治理一个地方，就必须了解这个地方的历史、掌故、地理、人心、风俗，“借资考镜”“以施其政”；并可“广圣化而昭来许”。故陶澍每到一地，总是首先对当地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生产民情，以及山川河谷、地理形势、名胜古迹、历史典籍等详加考察。魏源同样强调实地考察和调查的重要性，认为“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海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强调实地调查的重要意义，他们也是这样做的。倡行海运时，陶澍等人“征之属吏，质之滨洋人士，诹之海客畸民，众难解驳，愈推愈审，万举万全，更无疑义”。贺长龄任贵州巡抚时，常深入群众，了解人民生活解决实际问题；严如熤任汉中太守，常到田间地头了解生产情况、奖勤罚懒。

正因为他们重视调查研究，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一方面能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如陶澍在江苏教导农民试种早稻时就明确指出：稻谷种类繁多，各有其特性，即“物性各殊，有不可以天时地气一律求者”，故要根据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区别对待。但天时地利又非一成不变，时有异常情况发生，“故必多其种植，以备不虞”。另一方面，又能比较全面地看问题，根据不同的条件采取不同的工作方法。陶澍、魏源、黄冕在主持吴淞江水利工程时，放弃历来所实行的“建闸遏沙”方案，正是全面分析的结果。因为“一经置闸，内外隔绝，潮水之挟沙而上者，无江水为之回送，而沙停于闸外矣；江水之挟泥而下者，无潮水为之掣卸，而泥停于闸为内矣”。他们在治理浏河、白茆河时，又根据其不同于吴淞江的地势，主张不通海口，因为浏、白二河“尾闾皆有冈身，外高于内，若必开通海口，恐潮汐倒漾，转易停淤”。而不通海口，挑作清水长河，则可避免受淤，又有益农田水利，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第四、面对现实，倡导更法改革

魏源、汤鹏堪称倡导改革的思想家、改革家。一方面，他们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辩证法观点强调“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其不变者道而已，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另一方面，又吸取了西方天文学知识，抛弃了“天地静而不动”的旧观念，认识到“天地乃运动之机器”。根据上述理论形成了魏源的改革观。他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始终在运动着、变化着、发展着，“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一切都在不断变化，政治制度在变化：“文王废肉刑，三代酷而后代仁，柳非封建，三代私而后代公也，世族变为贡举，与封建之变为郡县何异”；社会经济制度在变化；“租庸调变而两税，两税变而条编……丁庸变而差役，差役变而雇役”；军事制度在变化：“丘甲变而府兵，府兵变而弓广骑、而营伍”；考试制度也在变化：“乡举里选变而门望，门望变而考试”。人类社会在不断地变化、发展，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政治制度、社会政策、风俗习惯，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易，天道也”。运动和变易是“天道”，是必然的、必要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正常现象。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祖宗之法不可变”等保守思想，则是错误的。“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汤鹏深刻地论述了改革的意义，认为“可以毋变而变者，新进而噪者也。不可以毋变而不变者，老成而怯者也。闻变则骇者，无识而陋者也。稍变而留其半者，有志而懈者也。可以变则变者，智也。不变不止者，勇也。变然后宜然后利，仁也、义也”。将有志改革的人称为智、勇、仁、义的君子。在《浮丘子》一书中，汤鹏提出了“四十变”，触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强调“此四变者得”，则乱塞、治兴、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百姓安定。否则，不思变易，不求改革，社会危机则进一步严重。

陶澍、贺长龄、黄冕、严如熤、唐鉴等，都是积极推行改革的实干家。陶澍认为：“易之道，变化之谓也，变化者，则柔相推之谓也”。“道”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被当做宇宙万物的本质，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他们指出：“道是变化的，而不是静止的，“一动一静，阴阳之义也……天地之道，有终有始；庶物之则，为行为止。是谓动静之根，实寓循环之理，得其养而两有所成，失其养而一无可恃”。所谓“养”，就是教育、调查。只有不断地学习、观察和调查研究，才能发现、掌握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只有顺应规律，才能开展改革。陶澍等人正是由于有了上述认识，才能利用掌握的权力，在所管辖的范围内，对河工、水利、盐务、漕运、灾赈、货币、财政、兵防、农事等许多方兴利除弊、推行改革。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漕粮由河运改海运、盐政由纲盐改票盐两大改革更取得了震惊朝野的成就，是近代中国地主阶级改革派所取得的最大改革业绩。史家评说：“海运、票盐，尤为百世之利，后之筹国者必将取法焉”。到道光后期，海运成为漕运的主要途径，各地盐场也相继更行票盐。这些改革，不仅缓解了清王朝的财政困难，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且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发展，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

　　第五、面向世界，学习西方先进

道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始点；也是由古老的、落后的、封闭的中国走向近代、走向世界的始点。在这个时期，中国产生了一大批带领人民前进的政治精英和思想精英，湘系经世派就是这批精英中的骨干力量，魏源更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鸦片战争之前，魏源、陶澍在改革币制的主张中，认为洋钱价格清楚，“毋须弹兑，又便取携，是以不胫而走，价虽浮而人乐用”。故提出“仿铸西洋之银钱”，即“仿番制以抑番饼”，学习西方货币的先进形式以抵制西方的金融侵略。鸦片战争之后，魏源更与时俱进，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的“国情”和世界的“世情”，开始把中国置于整个世界体系，当作巨大地球中的一员。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天朝上国”的主观妄想和盲目虚骄的态度，承认西方国家有长处和自己有短处，大胆地提出了“师夷之长处以制夷”的著名思想。

魏源的师夷思想有着丰富的内容。首先，魏源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向中国人民介绍了整个世界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民主思想、经济生产、军事国防、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历史地理等各方面都有比较客观的叙述。其次，魏源从中国和西方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以“守”为中心的反对西方侵略的战略方针。他说：“自夷变以来，帏幄所擘画，疆场所经营，非战即款，非款即战，未有专主守者，未有善言守者。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只有能“守”，才能攻夷、款夷、制夷，立于不败之地。再次，魏源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长处，即“师夷”，“师夷”的目的是为了“制夷”。他说：“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又说：“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译夷书始”。具体来说，学习西方的长处，就是要引进人才，全面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选兵、练兵、养兵之法；大力发展军工业，制造坚船利炮和火器，以巩固国防，增强军事力量；提倡私人办企业，发展民用工业，以繁荣经济，民富国强。这样，就能够“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以上师夷思想是魏源经世思想的发展，是湘系经世派思想的最高水平，也是道光时期中国思想界最进步、最光辉的思想，是适应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医国救民的良方。这一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社会思潮开始转型，是中华民族觉醒、走向近代化的开端。　　

　　第六、积极著书，发展经世学说

湘系经世派纷纷从书斋里和故纸堆中走出来，面向现实，对国计民生提出意见，发表看法，“规天下计”，形成了一个著书立说的高潮，按其内容，大致分为八类。

一是政治著作。如陶澍、贺长龄等人的奏折、魏源的《圣武记》、汤鹏的《浮丘子》、《明林》等。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是贺长龄组织、魏源主持并得到陶澍支持的《皇朝经世文编》。该书选辑清初到道光二百年间的官方文书、个人论著、奏扎、书扎而成，共计120卷，300多万字。该书的刊行，标志着道光时期经世思潮的形成，是湘系经世派的巨大贡献。

二是有关农政、河工、兵防、盐法、漕务、水利等国家大政的著作。如魏源的《淮北票盐志略》、《筹漕篇》、《筹鹾篇》、《军储篇》、严如熤的《屯防书》、陶澍的《海运全案》、《江南催耕课稻篇》、唐仲冕的《周礼六官表》、邹汉勋的《五均论》等著作，都是面对当时现实，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的方策建议，具有实际意义。

三是有关历史、地理著作。如陶澍的《蜀车酋日记》、严如熤的《三省边防备览》、邹汉勋的《六国春秋》、刘纪廉的《氓国考》、魏源的《元史新编》、《辽史》等著作。其中《三省边防备览》记载了陕西、四川、湖北三省的11334个村庄的江河、山势、民情、物产以及山、坡、塘、桥、哨、营、溪、坪、林、沟、湾、关、港、潭、唃、滩、池等，都有详细的记载。

四是有关湖南历史文献的著作。邓显鹤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第一次编辑校刊《船山遗书》50多种，180卷，使王夫之著作广为流传。同时，又先后编辑《资江耆旧集》、《沅湘耆旧集》、《明代湖南殉节诸人传略》等。此外，有王绅的《湖南阳秋释地》、黄本骥的《湖南风物志》、毛国姬的《湖南女子诗抄所见初集》等著作。

五是有关湖南风俗民情的著作。道光时的许多郡县都修撰了地方志书，对各地风俗习惯，生产民情作了介绍。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有水平的专门著作，如严如熤的《苗防备览》就记载了当地苗民的民情风俗，极有价值。

六是自然科学著作。长期的封建社会对自然科学技术极不重视，留下的科技著作也不多见。道光时期的湖南却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自然科学著作。如李锡藩的《借根方勾股细草》、谭学元的《推历指掌》、《星曜增考》、《三角形纲目》、方坤的《天文岁差考略》、郭鳌的《济世验方》等著作。

七是社会科学著作。魏源有《古微堂集》、《老子本义》、《书古微》、《诗古微》；陶澍有《陶渊明集注释》、《靖节年谱考异》；邓显鹤有《四书钞》、《春秋目论》；汤鹏有《七经补疏》、《四书艺》；何绍基有《说文段注驳议》等。这类著作非常之多，堪称学术上的丰收时期。

八是关于介绍世界的著作。主要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共100卷，是中国人编的第一部最为详备的介绍世界地理和社会政治情况的大型著作。全书以按语的形式，全面阐述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宗教、民俗等基本情况，是道光时期及其以前中国人研究世界(特别是地理)的最优秀的成果。

以上著作，大多是在经世思想的指导下写成的，而这些著作的刊行，又促进了经世思想的发展和普及。此外，道光时期的湘系经世派成员还有许多诗集、文集及其著作刊行，其中也有许多闪耀着经世思想光芒的篇章。

湘系经世派的上述经世思想和主张，对全国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所推行的经济改革，更收到了利国利民的效果。特别是对道光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潮，更加影响深远。一方面，他们敢于面对现实、揭露积弊、抨击时政、倡言改革，给顽固守旧、万马齐喑的中国思想界带来了一股崭新的空气，具有先驱启蒙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们敢于面向世界、寻求真理、承认落后、主张师夷，给愚昧无知、狂妄虚骄的天朝上国敲响了警钟，为西方新学在中国的传播架起了一座桥梁。总之，湘系经世派的经世思潮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为相继而起的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准备了思想条件，对中国走向世界、走向近代化有着筚路篮缕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