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为止，陈旭麓先生等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以下简称《词典》)，堪称我国目前内容最丰富，叙述最完备的一部中国近代史辞书。它已成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革命史教学科研工作者手中不可或缺的工具书。不过，与其他工具书和科学著作一样，随着人们的认识能力和科研水平的不断提高，该书也显露出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白璧不掩微瑕。笔者不揣浅陋，根据自己接触到的几个省志近代人物的可靠资料，就《词典》中有关人物条目作些史料订正，并对个别重要史实稍作补充，以就教于《词典》编者和广大读者。
一、刘复基条(《词典》第267页)
生年：《词典》作1884年。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附录》称复基死年二十八岁，若此龄以虚岁计，据此亦可推其生年为l884年；周学舜在《刘复基》一文中亦如是。贺觉非则认为刘复基生于光绪九年，即1883年；陈辉《刘复基》、皮明麻主编《湖北厉史人物辞典•刘复基》等亦作1883年。
笔者认为，刘复基生年应为1885年。为此，笔者曾托人走访刘复基之孙刘继武、刘继尧二同志。根据二位提供的族谱材料，刘复基生于光绪十年十二月五日，亦即公历1885年1月20日。因而，关于刘复基生年的1884年、1883年或光绪九年之说均不够确切。
籍贯：《词典》作湖南常德人。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附录》，周学舜《刘复基》、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刘复基》等亦如是。
笔者认为，其籍贯应标为湖南武陵(今常德县)人。按常德乃府名，籍贯一般以县籍称之，不依府籍。例如，曾国藩为湘乡人，而不称长沙人，宋教仁、胡瑛、覃振被称为“桃源三杰”，而不称“常德三杰”。而民国前并无常德县，只有武陵县(民初方改名为常德县)。据刘氏后人提供的材料，刘复基出生于武陵县柳叶湖(今常德县白合山乡柳叶湖村)。故其籍贯应标为湖南武陵(今常德县)人.
补充：
甲、刘复基曾在常德府城组织响应华兴会起义事宜。按1904年，华兴会副会长宋教仁潜赴常德活动时，刘复基乃湘西哥老会金凤山刑堂。他便以常德鸡鸭巷饭馆厨师身份作掩护，协助宋教仁联络会党。湖南西路师范学堂学生蒋翊武、黄贞元、朱昌燕等也由他负责连络。宋教仁离常晋省时，又委刘复基与另一会党头目，“在常经营一切”。有关蒋翊武研究论文在谈到华兴会在常德的节命活动时，大都突出蒋翊武而忽视刘复基的领导作用，显然有失偏颇。
乙、刘复基是文学社的实际负责人。按文学社成立时，刘复基被推举为评议部长。然因刘复基的革命资历、胆识和才具方面均较社长蒋翊武略胜一筹，文学社的“实际工作多是刘尧澂（复基字尧澂——笔者)负责”。每当文学社的紧要关头，往往是刘复基首先站出来率领社员度过一个个难关。因而在社员心目中，刘复基倒是文学社的“首领”。
丙、刘复基是武昌起义军事计划的制定者和起草者，也是湖北革命军总指部的实际负责人。按武昌起义前夕，被推举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的蒋翊武已随营赴防岳州，“军中计划多由尧澂统筹，与军事筹备员不时讨论，拟具略案，凡各标营届时应负任务，预向各标营代表分别具告，临时依命令实行”。凡关于用兵方略、调查地形及首义先后一切大计，皆公一手为之”。共进会骨干李作栋(春萱)后来还深有感概地说：由于在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两团体的联席会上，与会代表都兴奋地接受了刘复基起草的军事计划，“所以后来到八月十九日发动时，虽然消息隔绝，仍能一致动作，完成任务，就因为有了这个计划作为基础”，是会结束后，刘复基与邓玉麟一道驻部办公，“为指挥部的实际负责人”。当时总指挥蒋翊武己随营赴防岳州，孙武虽为革命军参谋长，“实际上邓玉麟等于是孙的参谋长，刘尧澂又等于是邓的参谋长”。参谋来参谋去，最后多由刘复基作出决策。还值得一提的是，不少论者都提到10月9日蒋翊武赶回武昌，下达是晚十二时起义的命令，为第二天起义的引爆和成功提供了条件。不过，根据总指挥交通员刘心田的亲历和回忆，此命令也是在刘复基的再三敦促下签发的。
顺便指出，尽管刘复基之于武昌起义的历史功绩是不同一般的，而至今为止，史学界对他还未曾引起足够的重视。在《辞海•历史分册•中国近代史》中，列入条目的文学社骨干达三人之多(蒋翊武、詹大悲、彭楚藩)，却不见刘复基。有的著述虽曾提到刘复基，却又出现另外的失误。例如，在一部新出版的高校近代史教材中，作者行文时，将刘之名、字互出，很容易使读者视刘复基与刘尧澂两个人。尤其在一部中国革命史书中，作者硬是将刘复基与刘尧澂视作两个人来叙述。
二、杨王鹏条(《词典》第300页)
在国民党汉口交通部之任职：《词典》称汉口《民心报》经理兼国民党汉口交通部主任。
正确的任职应该是总分处主任干事兼总务处机要干事。按国民党汉口交通部成立时，《民心报》已遭黎元洪查禁，故不存在兼职。而国民党汉口交通部并无主任一职。查阅《国民党汉口交通部职员表》可知，该部主要负责人称正、副部长，下设五处，杨王鹏的任职是总务处主任干事兼总务处机要干事。
三、何海鸣条(《词典》第355页)
早年入新军之地点：《词典》称早年人湖南衡阳四十一标一营当兵。
按四十一标系湖北新军，隶属黎元洪统领的第二十一混成协，驻湖北武昌，而非湖南衡阳。
补充：
何氏本文人出身，平时勤于笔耕，既是辛亥革命时期鄂省的革命代言人之一，又是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的一员干将。故除本名和原名外，另有笔名若干，如海、一雁、孤雁、衡阳一雁、行乐、余行乐、求幸福斋生、求幸福斋主等。
四、贺金声条(《词典》第554页)
任团总时间：《词典》称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被府、县官委为本乡团总。
而实际上，贺金声被委为本乡团总的时间当在1892年(光绪十年)。按是据贺金声之子贺振纲等编写的《贺公金声先生年谱》(稿本，藏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所述，当属可信。
募军称谓：《词典》称贺金声竖“大汉佑民灭洋军”(一说“大汉灭洋军”)旗号，自为大元帅(杨世骥《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湖南省志》第一卷、《辞海•历史分册•中国近代史》、《中国教案史》等亦如是。
而根据进一步考证，贺金声所竖旗号应为“尊内攘外”，其出示布告自募军队的名义也不是“大元帅”，而是他的正式官衔——湖南营务处提调。按贺金声自募军队反抗外国传教士侵略一事的档案资料已被保存下来，基本上完好无损。遍查这些档案资料，我们找不到所谓“大汉佑民灭洋军”(或“大汉灭洋军”，)之类记载，只能找到与“大汉佑民灭洋军”(或“大汉灭洋军”)相牴牾的旗号——“尊内攘外”。
众所周知，如果打出“大汉”的旗号，无疑意味着对以满清贵族为主体的清朝封建统治的对抗，将与“尊内攘外”的宗旨大相迳庭。在近代，这又只有农民起义领袖、会党头目或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如洪秀全号召“奉天讨胡”，姜守旦要求“汉族为天子”，孙中山呼吁“驱除鞑虏”等等)才有可能。考察贺金声平时的言行及其反帝的全过程，他还是个满脑子封建伦理纲常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考虑得最多的是如何“确保我大清社稷河山”，“以明我朝二百余年尊贤养士之泽”。而不惜为此“不避艰险，不辞嫌怨”。正因为这样，他在募军过程中还祈求湖南巡抚俞廉三的帮助，以“上报君国，下纾民患”。可见，其自募军队组织反帝的爱国行动虽已超出了清政府所能允许的范围程度，背离了清政府的媚外政策，遭到残酷镇压，但并不能视作对清朝封建统治的背叛。因而，不能以此作为贺金声能打出“大汉”旗号的证据。至于湘抚俞廉三指控贺氏“直与权匪及四川余蛮子、直隶之景廷宾无异”。显系过于笼统。否则，后来被湖南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镇压的著名士绅黄忠浩就不会提出“当为昭雪”了。
稽考所谓“大汉佑民灭洋军”(或“大汉灭洋军”)之类提法，实出自贺金声之子贺振纲及赵铁撑之赵特仲事后的叙述。他们的叙述也只是以地方传说或前辈的追述为依据，并非第一手材料。贺金声募军时，贺振纲才12岁，赵特仲则更在其后。他们的叙述之所以与原始档案材料很不一致，显然与他们提供材料的年代有关。这时，以汉族革命党人为主体的辛亥革命已成为光荣的历史。在腐朽反动的清朝封建统治已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洪流所埋葬的客观事实面前，当事者的后代为了突出前辈的某些功绩，将忠于清朝说成反清，把“尊内攘外”的旗号易为“大汉灭洋”，有意无意地抛开史料的真实性，这是不奇怪的。
如果认定贺金声募军时曾以“大汉灭洋”相号召，至少有三个疑问难以解答：第一、一个在募军过程中都还念念不忘大清的封建士子，有没有可能忽发奇想，打出“大汉”旗号，加入近代民族革命斗争的行列？第二，为了号召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两个格格不入的旗号(大汉灭洋”与“尊内攘外”)是否有同时存在的可能？第三、打出“大汉灭洋”旗号，显系触犯清王朝之大忌。并不主张保贺而是一体参与镇压的邵阳县、宝庆府和湘省当局在几乎逐日告发的许多档案材料中，为什么对此漏而不报？既然湘抚俞廉三断言贺金声“直与拳匪及四川余蛮子、直隶之景廷宾无异”，若有“大汉灭洋”之类现存把柄，他岂会轻易放过？
五、姚宏业条(《词典》第556页)
生年：《词典》作1887年。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姚烈士洪业传》称姚氏死年二十岁，据此亦可推算其生年为1887年。
然正确的说法应是1881年。按根据姚氏后人提供的族谱记载，姚宏业生于光绪七年，即公元1881年，较1887年之说相距年之多。姚氏死年当为二十五岁。
死期：《词典》作1906年4月投江而死(还有的史书作5月6日)。
但依姚宏业所留遗书来看，应为3月27日。按姚氏族谱对此有详细记载。该谱称姚宏业蹈江日期为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三日卯时，亦即公元1906年3月27日清晨。姚宏业于先晚写下的《遗书》亦署有“中历三月二日灯下书”。据此亦可推断其死期为是年农历三月初三日，亦即公元1906年3月27日，而不是4月或5月6日。
六、覃振条(《词典》第668页)
第一次赴日时间：《词典》作1904年，
但根据多方材料证实，一应为1903年。按覃振女儿覃铨女士所撰《覃振年表》(未刊稿)指出，覃振第一次赴日留学的时间不是1904年，而是1903年，即在他撰写和张贴鼓吹革命的《死里求生》一文不久。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民国名人记辞典》第十分册，《覃振》亦作1903年。
加入同盟会时间：《词典》作1905年。
按根据《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之会员名册》记载，覃振加入同盟会的时间是1906年6月14日，而不应是1905年。
补充：
抗日，战争期间，覃振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在职高级官员，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团结抗日的方针，并配合我党作了一些工作。按自从蒋介石窃取大革命胜利果实以来，覃振一直不满于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为反蒋派一员。他虽曾一度参与西山会议，反对国共合作，主张排挤中国共产党，而自九•一八事变后，目睹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他的思想开始有了转变。先是同情中国共产党，后来发展成暗中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还营救过象李六如这样的我党领导干部。从1936年5月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联合正在长征途中的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发的一份电报中可知，当时致函党中央，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团结执日方针的不仅有鲁迅、宋庆龄等著名民主爱国人士，还有覃振这样的国民党政府在职要员。覃振晚年还常对友人说，“中国要富强，只有靠共产党”。
七、蒋翊武条(《词典》第675-676页)
籍贯：《词典》称湖南澧县人(《辞海•历史分册•中国近代史》亦如是)。
按当时无澧县之称，唯称澧州，为直隶州，民国初年方改名为澧县。故其籍贯当书湖南澧州(今澧县)。
蒋氏原名：《词典》称原名伯夔。
按蒋翼武原名不是伯夔而是保襄。伯夔乃是1909年蒋氏在鄂投笔从戎之化名。
1903年在常德求学之校名：《词典》作常德师范学堂(王建中《蒋翊武事略》等亦如是)。
按当时并无常德师范学堂之名，只有湖南西路师范学堂，校址设在常德。
二次革命时之任职：《词典》称在湘任荆豫招抚使。
按“荆”当系“鄂”字之误。无论是关于二次革命的文献资料，还是许多知情者的叙述，均称翊武是以鄂豫招抚使名义发布告、委属官、部署军事讨袁。
就义日期：《词典》作10月就义(《辞海•历史分册•中国近代史》亦如是。王建中《蒋翊武事略》、惜秋《民初风云人物·蒋翊武——策划武昌起义与策动讨袁的革命志士》，国家文物管理局主编的《中国名胜词典•蒋翊武就义碑》等说得更具体，称是10月9日)。
按此说与实际就义日期相差一个月。袁世凯的帮凶黎元洪早在是年9月12日分别致河南都督张镇芳和上海镇守使郑汝成的电文中，都曾明确提到蒋氏的遇害日期，当属可靠。黎致张电称：“准陆都督蒸电，遵即电达陈师长炳焜于佳日午后三时将蒋犯翊武提出，验明正身，立即枪毙，刑后拍照，另由邮寄等情……”。致郑电亦称广西都督陆荣廷部属“在唐家冲地方拿获通缉犯蒋翊武解赴桂林，佳日枪决”。根据韵目代日规则，佳日即9日。由此可知，蒋翊武就义日期当为1913年9月9日而非10月或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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