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兴恕是1862年贵阳教案的主谋与参与者，与1902年贺金声领导的反洋教起义本是两性质截然不同的，时间跨度也大，相差40年，教案发生地也属贵州与湖南两个不同行政区域。然而我们何以把它们二者联系在一起来研究呢？这不仅在于这两案的主谋者均系湖南官绅，更为主要的是两案处理结果的天壤之别。我们从中可透视出湖南反洋教斗争的一大特色——湘军的影响。

　　一、二人生平异同

田兴恕，字忠甫，湖南凤凰厅镇竿人。十六岁时即起卒伍，从道员王葆生平土匪于新田、宁远，每战必先陷陈，手馘数贼以归。后又屡建奇功，荐保参将，赏花翎。赐尚勇挚勇巴图鲁名号。自是独将一军，号曰虎威军，以敢战闻一时矣。时黔苗不靖，自湖南往援，解黎平围。九年，石达开以全力围宝庆，兴恕往援屯城下，大小数十战，兴恕皆捷。阅两月余，围解，诏以总兵用，寻以功擢记名提督。当是时，贵州苗匪、教匪稔乱，团练亦多从贼，列郡沦陷，协饷不至，势岌岌。湖南巡抚骆秉章奏派兴恕援黔，诏授贵州提督。兴恕转战而前，一路所向披縻。捷上，命署贵州巡抚兼署钦差大臣，异数也。适开州军次捕获西洋教首文乃耳，谳供不法，批令按诛。会逢台使摭参注议，拜恩西戌。道由陕境，因关途梗塞，经秦督陈请，暂处秦防，一旅从征，频年著绩。岁癸酉，陇右班师，奏邀援赦环释回原籍。田心恕乃一介武夫，因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及镇压黔省境内暨川边会党起事有功，官至一省武官大员。平日生活横征暴敛，纵贼殃民，通省蹂躏已遍，生活极其奢靡，27岁时拥有妻妾11人，曾经因“捏报军情，信用劣员，肆行残扰，拆毁民居，起造府第，日事荒淫”等罪名，先后被湖南巡抚毛鸿宾、御史华祝三于贵阳教案发生之前参劾。成都将军崇实也奏报田兴恕纵容手下劣员，敲诈勒索百姓。也就是这样一位功过参半的激烈反教者最终逃过了一难。

贺金声，字直方，又字意诚，湖南邵东县东乡鸾山人，肆业本乡东书院与邵阳濂溪书院，27岁中秀才。后又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自少即以名教纲常自任，以古之忠孝节义自期许”。正值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际，他“绝意科举，潜心经世之学”企图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金声不久即返归故里。一直做乡村塾师，并与当地的哥老会保持联系。另据记载，贺金声“生平嫉恶如仇”，对贪赃枉法之官吏，不法胥役，“辙奋殴之，役无敢抗，吏亦无敢庇”，因此，贺金声在附近农民群众中具有较高的威望。鉴于他的威望以及与哥老会的联系，地方官为了治安，不得不借助他的威望于1895年委任他为本乡团总。金声则利用这一职务为穷苦农民办了一些诸如放赈、诉讼上的好事。1900年，义和团运动高涨，八国联军大举侵华，湖南激发了规模巨大的衡州教案。他在乡到处张示揭贴，进行反帝宣传，并于接近衡州的大道沿线设置义茶亭，供应水与干粮，鼓励群众前往支援衡州人民的斗争。当时任湖南巡抚的俞廉三秉承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旨意平息了衡州教案，又因访得金声“矜尚气节，颇为乡里所推服，其放言高论，人多信从，而畛域成见，锢蔽莫解。深恐其以迂诞浮议，动摇人心，该乡紧接衡阳，更觉可虑”。又密访与贺相识之邵阳士绅称其“手下颇有丁壮，素来不愿洋人深入内地之见，时流露于口隙间”。初见时又知其“言辞深抱忠愤，询其本乡团丁可用者，据称有数百人”。于是俞廉三委任他为巡防营翼字营管带，令他募勇带往省城，归提督张庆云督同操练，名义上授官任职，实则是对他“暂予羁縻，免生他故”。也正是在俞廉三的险恶用心下，贺金声怀着“感恩图报”的思想力劝俞“勤王”、“倡定霸业”，从而走向一条不归路(被俞廉三设诱捕杀)。

　　二、造成教案处理结果不同的深层原因

田兴恕在贵阳教案中被处理过程及其结果和原因；贵阳教案发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正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秩序进一步确立的时期。也是清政府在强大的外力压迫下被迫利用不平等的条约体系来处理教务争端时期。更是在太平天国的影响与推动下，贵州各族人民反清大起义方兴未艾之际。当贵州各族人民起义军纵横驰骋全省时，沉重的打击了清王朝反动统治。而早已深入贵州的法国天主教势力，又企图借助起义者的声威胁迫贵州官府在承认其传教特权的基础上，共同一致维护统治秩序。由于《北京条约》中有允许处国传教士到内地“自由传教”的条款，更助长了各地教会的嚣张气焰，而中国人民久已酝酿的反对洋教的斗争也一步步走向高涨。

田兴恕因军功，置清政府的谕旨和不平等条约于不顾，再三派弁勇搜查天主堂，抄走各种宗教用品。并向全省各地发出“秘密公函”，令各地“随时驱逐，不必直说系天主教，竟以外来匪人目之”，“或借故处之以法”，并以扑灭洋教是否积极有效作为地方官考核的依据。在这种状况之下，可谓是“上有所好，下必效之”。这份秘函在全省发生了迅速的反响，无论是对外国教会势力怀有疑惧或仇怨的官绅，还是曾经依仗或勾结教会势力为非作歹的土豪劣绅，都转而疏远、抵制甚至主动向教会势力进攻，辟如赵畏三之流。

田兴恕在教案发生前后曾因奏报不实，纵寇殃民等情弊而屡挂弹章，但这些在当时都因军务紧迫而被淡化。比如咸丰十一年六月，田兴恕因奏报不实而受到湖南巡抚毛鸿宾的参劾，但田兴恕回奏之后，朝廷在谕旨中却表示；“此次既据奏称，事出有因，姑亦无容深究。所请交部议处，著加恩宽免。况欺饰之罪，亦非仅议处所能了事。”明明知道欺饰之罪的严重性，朝廷还是原谅了田兴恕。而当田兴恕屡被参劾，而且经查属实之后，朝廷的谕旨仍就是；“田兴恕前由湖南转战入黔，历著战功，其过人之才，良可爱惜，是以仅令其缴回钦差大臣关防，毋庸署理巡抚，仍以提督剿办贵州苗、教各匪，被参各情悉置不问”等语，对于田兴恕所犯罪行，仅以削权了事。

何以田兴恕犯案重则按律当斩，轻则流放边疆永不返还而能全身而退呢？最主要的是他在长年的战争中积聚起来的军功能量的作用。首先可从韩超署贵州巡抚期间多次上奏朝廷就田兴恕的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表现出来。同治元年闰八月，韩超奏留田兴恕“剿办黔匪”，因当时“黔省剿办匪徒，正当吃紧之时”，朝廷准其所奏。可是不到一个月，朝廷还是饬令田兴恕赶紧赴川。同治元年十二月，韩超再次奏留田兴恕，朝廷在谕旨中称韩超此举“实属胆玩已极”并警告他“如(田兴恕--引者补)再执意迁延，必将韩超一并治罪。”可是同治二年一月，韩超仍敢奏留田兴恕。其次湖南巡抚恽世临更加大胆，两次在查办关键时刻奏留田兴恕在楚办理防务，使查办进程严重受阻。当同治二年二月，田兴恕第一次跑回湘西老家时，“恳请留楚带勇，办理凤、晃防务”，恽世临很快便奏称“已令其募勇一千”。朝廷对所奏“殊堪诧异”，并斥责恽世临此举“成何事体”。同治三年二月，当交涉出现重大转机，朝廷正待将田兴恕押赴四川拿问之时，恽世临再次奏留此前再次跑回湘西的田兴恕在楚招勇办防。朝廷大为震惊，对恽世监“著传旨严行申斥！”尽管后来朝廷屡次下旨严催恽世临赶紧将田兴恕押解入川，而且语气也一次比一次严厉，但是恽世临仍旧是一拖再拖，致使田兴恕在湘西前后逗留将近1年。事实上，审视一下当时的湘黔时局便会发现，决定韩超、恽世临二人执意为田兴恕说情、饰词的还是田兴恕身上的军事能量。韩超、恽世临为田兴恕说情主要还是形势所逼，田兴恕骁勇善战的威名及其招兵练勇的经验，对他们来说都是迫切需要的。因此不惜付出极大的个人代价——韩超被撤职，恽世临屡被申斥，屡屡违背“朝廷圣意”来为田兴恕开脱。

当时西南地区繁重的军务客观上也使得办案诸大臣不可能在查办教案问题上投入太多的精力。当时太平军石达开部在川、黔两省虽已基本被镇压下去，但以苗族为主的各族人民大起义却逐渐进入高潮，另外云南回民起义也已波及到贵州境内。办案诸大臣作为将军、督抚不可能像那些被派到各地专案专办的部院大臣那样对案件以外的问题概不负责。对这些疆臣而言，“防剿”事宜远比查办教案来得更加迫切。也正是在这样及及可危的形式下才又给予田兴恕用武之地，因而几经周折他最终于1973年1月15日被清廷释放回湖南凤凰原籍安度晚年。

贺金声反洋教起义的过程和结果；

首先，“夷夏之防”的浓重意识以及“舍我之外，必无教化”的自为风气的傲骨处处体现在贺金声身上。其在《膺聘祭祖文》中以“效祖逖之击楫，力挽晋国河山”，“如文山之成仁，足存宋室名教”而自勉。他在《拿教犯书》中为极力倡议趋逐洋人教士“……我等此举，为身家起见。匹夫有责之谓何，若忍负祖、父以来二百余年践土食毛之恩，甘置大局于不顾，不且自外生成乎？则又何敢！”尤其最有力者是其在狱中所写《狱中安母书》；“男以仇洋被难，揆之古人防严夷夏，男亦不失为仁义中人也，岂一朝之忿忘身，以及其亲者比哉！”而他的自为傲骨则体现在《狱中上俞中丞书》以及《狱中安母书》中；“生身列胶庠，得与名教纲常之任，所谓匹夫有责，生殆有之矣。”“男既列胶庠，自当力任名教，况业已害切桑梓，何忍置诸度外。”即便无济于事，也不忍以之试祸，可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也。他的执着最终应验了，且看他是如何走上“独为君子”的？

贺金声向来仇恨洋人，自己不穿洋布、不打洋伞、不点洋油，凡是外国运来的东西，他都拒绝用。坚决反对议和，时常咒骂张之洞、李鸿章等主和派“始终狃一和字”甘心卖国，挟制各疆臣胁迫朝廷议和。由于贺金声误将提拔他为翼字营管带以示“暂予羁縻”的俞廉三视为知己，而把自己的宏伟功业的目标的实现寄托在俞廉三身上。于是他以“感激图报，与共生死”之心力荐俞“明而济之以断，深恶痛绝，以自成为独行君子”。在其《三上俞中丞书》中分析再造千载功业的有利时势，力劝俞廉三定霸勤王。金声在《四上俞中丞书》中再次重申第三书所议，同时并提出了不仅时势可乘，而且天时亦具备。

从贺金声洋洋洒洒的四次上俞中丞书中，可见其极力主张“勤王”的忠君思想。似乎又要看到了40年前的几个书生起自乡野，练成一支连国家经制兵也望尘莫及的劲旅湘军，与席卷东南的太平天国匹敌，最终创造了平定东南半壁河山的所谓“千秋功业”，出现了“同治中兴”的局面，这实在是足以称傲于世人的事情。也正是这样一种情形使近代湘人尤其是湖南的士绅徒然增长了一股以天下为已任的傲岸心里。而注重“夷夏大防”，重“名教”的贺金声更是在此种社会文化环境中熏陶出来，有着强烈的恃才傲物的湘军情结。在他眼里似乎只有湖南地势人心“湖南地方自险，丁口自番，物产丰富，加以人多忠义，其勇敢朴诚之心，有非环海诸省所能及……”湖南人才足堪任匡世济民、承担天下社会的大任。然而，恃才傲物的湘军情结作为19世纪中国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生发出一种闭关自守、固执保守的心态。这也同样表现在贺金声从“勤王”到“倡定霸业”思想上的转变。

1901年9月《辛丑条约》订立，衡州教案也以杀戮无辜群众、赔偿教堂损失等办法与帝国主义取得妥协。这一切给贺金声以很大的刺激。但他仍上书俞廉三，主张“平教案”，湖南独立“以倡霸业”。其在《辛丑上俞中丞书》中提出了一些持平办教的建议，指出不莠教民横行不法的危害，更给予了在湘省的传教士以不得在无教堂之处再行添立的警告。这些见议主张颇难得，然则他依然昧于教民教士“挖眼、割肾、剖胎、施毒”等各妖术行为；一则误认为祸切桑梓的是教堂的兴立，进而愚昧的认为用“将所立教堂，速自收除，用快人心，以固和局”的破坏手段能解决问题。从这些我们似乎看到他对世界大势的认知水平依然停留在鸦片战争之前。他在辛丑续上书，壬寅上书以及狱中上书中所表现的是对俞廉三始终抱有“忠贞”的感情。他不能客观的认识当时腐朽的统治阶级的眉外欺内的丑恶嘴脸，以求中外联合一气维持遥遥欲坠反动统治。因为此时的中国不再有占据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国威胁存在，因此也就不再需要肖勇善战之师来镇压叛逆。如若在此时出现劲旅，则反被清廷视之为匪人乱党加以剿杀。可见贺金声依然沉浸在朝廷尊贤养士之恩泽中，思想依然停留在严防夷夏，守纲纪，正名教的窠臼中，同时也是这凸显愚忠的深仁厚泽淹没了他。

　　三、结语

湘军之兴使湖南人产生了以天下为已任、指划天下、物议朝野的恃才傲物的湘军情结，同时也强化了封建的卫道意识，增加了湖南士绅的仇外情绪，使湖南许多士绅产生一种闻洋则怒、见洋则反的强烈逆反心理。为此，梁启超曾评论说“发逆之役，湘军成大功，故嚣张之气渐生，而仇视洋人之风以起”。

兴起于湘军的田兴恕没有因激烈的反教而受到应有的惩处，主要是当时的现实——平定太平天国余党，平定黔省苗民起义的需要。此时的社会似乎变为“国家不可一日无湘军”，而此时湘人倨傲强悍遂成为风气。因此田兴恕置朝命于不顾便可理解，同时朝廷屡让他飞扬跋扈而无人敢办亦可理解。事隔40年之久的贺金声反教起义案，是变本加历承继了封建卫道意识，更为有甚者贺公另想再现昔日湘军的丰功大业。而同时也是他那强烈的封建卫道思想让他那方兴未艾的起义过早的夭折了，并把自己也葬送其中。

试想如若贺公再早生40年，恐怕“弃贴括业”，“讲求经世之学”的他兴许会以中兴名臣曾国藩第二而著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