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士，作为一个介于官、民之间的阶层，在近代教案过程中，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是引人注目的。一些研究者认为：绅士充当了教案的宣传鼓动者和组织领导者；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中法战争后，绅士逐步退出了反洋教斗争。本文对这些观点均不敢苟同。说绅士在中法战争后退出了反洋教运动，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不加分析地称绅士为教案的宣传鼓动者和组织领导者，也失之笼统。实际情况是：近代历史上出现的绅士阶层，本身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分化的过程，其各个部分对教案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就其封建性较强的部分来说，确实是教案的积极参与者、鼓动者和组织领导者；而就另一部分思想较开化的人来说，或者由于对西方政教有更多的了解，或者基于对国情的认识和斗争策略的考虑，大多对教案持平情分析甚至反对的态度。这两部分人中，按历史阶段划分，中日甲午战争前，前者构成主要成分；甲午战争后，则后一部分人逐步增多，愈益发挥显著的作用。由于湖南是近代中国绅权势力最重的省份，并且在中国近代教案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因此，本文主要根据湖南的史实作点典型解剖，期于对近代绅士与教案的关系的探讨，有所裨益。

　　封建绅士——教案的主要鼓动者和组织领导者

湖南较为偏处内地，商品经济的发展落后于沿海沿江各省。湖南是中原文化与楚越文化交汇的地区，传统的文化教育事业素称发达，宋明以来，理学盛行，清中叶后，船山思想逐步传播，对后世尤有深远的影响，士民尚气节，重“华夷之辨”，多以忠义自居。湖南作为湘军的故乡，因军功而致荣显者甲于全国，所在多有。所有这些因素，就决定了湖南不仅成了近代中国绅权势力最发达的省份，而且湖南绅士中封建性较强的部分也占有很大的比重。在近代湖南反洋教运动中，他们常常起着倡导、鼓吹和组织领导的作用。这从湖南历次反教事件中，均可得到有力的证明。

《湖南阖省公檄》，是中国近代反洋教运动初期的著名反教宣传品，它的撰写和刊布，也可以说是湖南近代最早的反教事件。该《公檄》未书撰写人姓名，也未署刊刻于何时。据查考，当系1861年6月(同治十一年五月)，法国传教士自湘潭来长沙，长沙士绅相率至明伦堂集议反对，所撰刊的宣传品。从内容看，《公檄》是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被获允许深入中国内地建堂传教的直接抗议，因而对传教士在发动侵华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揭露，其反教与反侵略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然而，《公檄》用以反教的思想武器是陈腐的、落后的，主要是用封建伦理道德对西方基督教进行批判，反映了封建绅士的卫道思想，也利用了近代初期民众的思想闭塞和愚昧。这在反洋教运动早期宣传中，是很有典型意义的。

《湖南阖省公檄》刊布后，不仅在湖南广为传播，而且迅速流布到江西、江苏、河南、直隶等省，对各地反洋教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1862年初，江西绅士夏廷榘、刘于浔等，“将楚南《公檄》鸠资付梓，一日夜刷印数万张，遍揭省城(南昌)内外通衢”，不久便激发了规模巨大的南昌教案。

如果说《湖南阖省公檄》是以全省士民的名义公刊的话，那么，在往后湖南教案史上，则涌现了一系列奋不顾身、坚决反教的绅士。他们大都是忧国伤时的爱国志士，又都是受中国传统文化薰陶很深的封建士子，其中有些人反教可谓矢志不移，死而后己。在全国影响较大者有崔暕、周汉和贺金声。

崔暕(1834-1902)，别名贞史，湖南宁乡县人。出生于历代书香家庭，1856年中秀才。其后投身湘军，“治军十有五年”，擢至“贵州补用知州”,1875年乡试中举人。后任至贵州仁怀知县，“被吏议归”。平生“以攘夷卫道自任”，“守正不阿”。1861年5月始编撰《辟邪纪实》一书。该书首录“圣谕广训”《黜异端以崇正学》，以下依次为《天主邪教集说》、《天主邪教入中国考略》、《辟邪论》(上、下)、《杂引》、《案证》各篇，附录《辟邪歌》、《团防法》、《哥老会说》，末刊《辟邪纪实考订书目》。至1862年(同治元年)，又针对新近出版的教会读物，加著《批驳邪说》一篇。置于《杂引》之后，然后于该年9月付梓印行。该书就大体内容和基本倾向看，可以说与前述《湖南阖省公檄》毫无二致，惟篇幅较大，资料更加丰富。刊出后，流传甚广，历久不衰。至1871年，又经各绅士集资重刻。

就在崔暕编撰《辟邪纪实》的过程中，1862年4-5月，湖南爆发了湘潭衡州教案。崔暕的活动及其思想，对此次教案的爆发有着直接的影响，同时他本人也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注意吸取群众斗争的经验。《辟邪纪实》刊布不久，他就将该书进行修订，删去《批驳邪说》和附录各篇，而增入衡州教案中散布的《湖南逐异类公呈》。为了扩大影响，他将书名改为《辟邪实录》。

湘潭衡州教案在经过往复交涉后，于1864年秋作了屈辱性的处理，被毁各教堂均经赔款修复。但崔暕并未就此停止反教活动。1876年(光绪二年，丙子)秋，湖南乡试期间，省城长沙又发生了抗拒洋人和焚毁上林寺事件。上林寺原为郭嵩焘捐资修复，其时郭正奉旨出使英国。参与焚寺的多系各地应试士子以及岳麓、城南、求忠三书院学生，而为首鼓动者即为崔暕。关于此事，郭嵩焘在数年后的日记中还有如下记载：“……罗筱垣过谈，言及丙子秋焚毁上林寺，其源由崔贞史欲怙众人狂逞之力毁撤机器局，约其会议。人知机器局奏请设立，不宜毁，一泄其毒于上林寺……”由反洋人洋教而至欲毁洋器洋物，最后将奉旨出洋者所修复的佛寺焚毁，这充分表现了崔暕一类封建绅士的极端保守性，是很有典型意义的。

周汉(1842-1911)，字铁真，晚号铁道人，与崔暕同乡而出生稍后，早年深受崔暕“崇正黜邪”思想影响。他15岁入县学。1860年(咸丰十年)投身湘军。后随左宗棠军北上镇压捻军和回民起义军，历保至陕西候补知府。1876年(光绪二年)起，他参与收复新疆的卫国战争，在刘锦棠军总理营务，以功擢道员；战争结束，他留新疆参预善后建设事宜，颇多建树。至1884年返湘，寓居省城长沙，成为一个既有科举功名又有军功身分，位高望崇，颇具影响的绅士。

周汉回籍后，先在长沙宝善堂参与刊刻善书的活动。时值中法战争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教会势力向中国内地包括湖南迅速发展。他忧心如焚，从1889年起，以极大的精力，奋笔撰写了大量反教宣传品，包括书本、图画、歌谣、揭帖、檄文、公启等，通过他所熟悉的刻字铺代为刻印，并“自教其诸子皆习刻字，专刻诋洋教之书”。印出后，又通过他在宝善堂时所联系的书商和各地善堂，广为散布。这些宣传品总计达40余种，其中《鬼叫该死》一书，刷印至数十万本之多！从内容来说，各宣传品大都贯串了两个基本思想：一是维护国家主权，反抗侵略，二是“祟正黜邪”，卫道反教，以封建的伦常、“圣道”来批判西方基督教。这些宣传品具有很大的鼓动作用，对当时全国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各省群众性反教斗争风暴，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就使外国侵略者和中国腐败官府感到十分恐惧和不安。各国驻华使节多次照会总理衙门，指出各类反教宣传品的广泛流传及其危害，要求认真查处。于是开始了著名的周汉反教案交涉。关于周汉反教案交涉查处的全过程，由于笔者曾撰有专文论述，此处从略。

贺金声(1853-1902)，湖南邵阳县东乡(今属邵东县)人。27岁中秀才。次年乡试落第后，以在籍绅士的身分乡居10余年。1892年(光绪十八年)，受任为邵阳东乡团总兼三府局局长。他颇为关心民间疾苦，尤其对西方列强侵华和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愤恨不已，为国家民族的命运担忧。1900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八国联军大举侵华，湖南激发了规模巨大的衡州教案。他在乡到处张示揭帖，进行反帝宣传；并于接近衡州的大道沿线设置义茶亭，供应茶水干粮，鼓励群众前往支援衡州人民的斗争。湖南巡抚俞廉三委任他为巡防营翼字右营管带，令他募勇带往省城，归提督张庆云督同操练，名义上委官任职，实则对他“暂予羁縻，免生他故”。他建议俞“定霸”湖南，未获采纳。

1901年夏，衡州教案作了屈辱性的处理，贺金声对此十分愤慨，迅即上书俞廉三，呼吁“平教案”，要求俞：“一面札饬湘省各州县，凡遇一切教案，必须凭理以断……而又必执我中国律例，平情定夺，不少宽假，断不可如从前之曲直颠倒，徒使百姓含冤”；“一面照会各国领事，使转令在湘教士遍饬湘中教民，俾各安本分，无生衅端，而湘中素无教堂之处，无得再行添立，自种祸胎”。不久，空前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贺金声忧愤万分，又上书俞廉三，重申定霸湖南的主张。俞廉三对贺金声的显露“不臣之心”的言论十分震惊、惶恐，乃于1902年3月将贺金声调任徒有虚名的营务处提调，解除了他的兵权。

贺金声在了解到自己的处境后，于1902年6月，借口母病，返回邵阳。他一面“隐将历年所蓄壮丁、粮储及军装火药等项一一措置”；一面选募会党入伍，惩治教民，驱逐教士，并积极策划起义。然而，就在此行将大举的关键时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俞廉三为自保计，饬令拿办贺金声。9月2日，贺金声被捕，“招勇灭教”的计划失败了。他本人及其主要骨干，不久均先后被清政府杀害。

以上我们简述了在中国近代教案史上卓著影响的三位湖南封建绅士，其中崔暕主要活动于19世纪60-70年代，周汉主要活动于19世纪80-90年代，而贺金声则主要活动于20世纪初。他们三人前后相续的活动，正好贯串了中国近代反洋教运动的全过程。因而，说封建绅士在中法战争后已退出了反洋教运动，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绅士的分化及其对教案态度的演变

作为一个拥有众多成员的社会阶层，绅士本身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即使在早期，其中也不乏一些思想较为开明、遇事冷静的明智之士。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救亡运动的层层高涨，西学的逐步传播，绅士的内部结构也渐次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如果说在中日甲午战争前，绅士的主体部分还是受封建传统文化薰陶较深的举贡生员、退职官僚和具有军功身分的还乡人员，即主要是封建绅士的话，那么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特别是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和辛亥革命前后，则绅士队伍中逐步增加了一些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工商业者、留洋学生、新式学堂教职员以及其他思想较为开明的人员。这一部分绅士，在对教案的认识和态度上，显然与上述封建绅士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以下，我们便按洋务运动时期、戊戌维新期间，和辛亥革命前后三个阶段，分别举例作些说明。

一、郭嵩焘、曾纪泽的教案观。

洋务运动时期，湖南绅士的思想守旧是闻名遐迩的。前述崔暕、周汉就主要在这一时期进行反教活动。然而，也有少数思想较为开明的人士，对教案持平情分析的态度，其代表人物就是洋务派思想家和外交家郭嵩焘与曾纪泽。

郭嵩焘为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出使前后，受到守旧官绅的百般攻击、辱骂。1879年解职返国，居家10余年，郁郁终世。同守旧绅士一味反教不同，他一方面指出“教堂纵庇教民”，“作奸犯科”，一方面又指出“地方官办理参差”，致民众受害；因而主张“平教民之势”，依法秉公办理教案。在1876年12月19日(十一月十一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往与文忠公(骆秉章)论天主教为祸之烈，黔、蜀尤甚，实由地方官办理参差，动为所持，积久而风习成，遂至无可施治……近三十年，天主教之禁既开，而法兰西实袒天主教，以护教为名，恃其权力以纵庇之。于是剽贼奸民，窟身其中，遂可以抗拒官法，而教士之势始张。道光、咸丰间，黔、蜀吏治败坏已甚，奸民骫法者众，教士乘之以逞，是以二省之为祸尤烈焉。宜及天津教案之后，会商各国，示以教堂纵庇教民，各省皆然，川、黔之民遂至困于水火，是以闻教士之名，莫不怀愤诟讥，乘便以求一逞。即各处教堂收纳奸民，作奸犯科，良民引以为耻，不独有失立教之本意，亦恐以此传示各国，辱莫甚焉。急宜出示晓谕，无论所习何教，但涉官事，即与平民一体处断，严饬各督抚责成州县，稍有出入，立与参办。但一平教民之势，诸事自不劳而理。此可合各国之公论，以屈法人使听从者也。”郭嵩焘这种对教案的认识和态度，显然是较为全面的、冷静的。

曾纪泽是继郭嵩焘之后近代中国第二任驻外公使，在外交活动中维护国家主权，颇多建树。他对西方基督教及其时中国此伏彼起的反教浪潮，也有独到而精辟的见解。1879年3月，他在与友人谈及西方基督教时，曾说：“教者，所以束缚凡民，使不为恶。贤智拔萃者创其说，而邦国之君师因之以劝百姓。举天下为天堂、地狱之说者，主旨虽异，而本源实同。上智不为教所缚，然亦不肯昌言攻之，以其有益于政治，可以补赏罚之不足也。”然则西方基督教传入中国后，何以在近代激起如此强烈的反抗呢？他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的在于外国的侵略和传教士的横行霸道；此外，则是清政府屈从于外来压力，处置不公，以及中国绅民的愚昧短见，不明事势。故此他认为对教案的处理，应坚持两条：一是中国应发愤图强，从增强自己的国力入手。这是最根本的。他说：“但须徐图自强，乃能有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现在中国人多不明此理。”二是官吏对教案应据情衡理，公道处置。在覆陈士杰信中，他写道：“各省难办之案，常因民教不和。若能撇去邀誉于绅民，阳遵条约，暗拒教士之成见，专论其事之有理无理，不问其人之是教非教，则棘手之事，亦当渐少。”这些见解，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的，后为维新派官绅所继承和发展。

二、戊戌维新派对教案的态度。

戊戌维新时期的湖南维新派，主要是由一些与近代工商业或文教事业相联系的绅士所组成，而得到一些开明官僚的或多或少的支持。他们总结以往历次教案的经验教训，并从当时民族危机严重和维新变法的大局出发，一般都对群众性自发闹教事件持反对态度；并且为着争取维新变法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不惜对已发生的反教事件采取镇压措施。前述周汉反教，遭到巡抚陈宝箴等的查办，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1895年秋的福建古田教案，对湖南维新派官绅震动很大。1897年，湖南巡抚陈宝箴特发布告示，“晓谕”全省士民，希望能从中吸取教训，停止仇洋闹教举动。告示末尾写道：“但愿尔等经此次晓谕之后，视外国传教之人，如从来僧道；视外国游历之人，如远乡过客。各安本分，共享升平。”这与他在同治初年向江西巡抚沈葆桢上书，建议“禁邪教以消祸萌”，将天主教、耶稣教列入“邪教”，而斥其教义为“耶稣邪说”的言行，恰呈鲜明对照，表现了他30余年间思想的变化。

1898年初，英国驻汉口领事霍必澜照会湖南巡抚陈宝箴，指出周汉“复编极恶揭帖，各处黏贴”，要求“刻即赶紧饬将造帖之人周汉拿押究办，免生意外之虞”。不久，《湘报》第73号全文照刊了这一照会，而在文后加上了一个“本馆附识”，其中写道：“凡事须有远虑，可免近忧，……苟一时逞其私愤，兵连祸结，全省糜烂，民不聊生，是以数百万人之身家性命，丧于周汉一人孤注之一掷也！……夫各国欺凌，无理取闹，稍有人心者，孰不知耻？孰不知愤？然同一耻、愤也，有得当者，有不得当者。深谋远智，阴图自强，连合群力，以为恢复之计，昔之太王、勾践是也。……吾愿诸君勉为大勇，勿为小勇可也。”

《湘报》是湖南官绅合办而主要由绅士担任撰述的日报，是湖南维新派的喉舌。这个“本馆附识”，正反映了维新派对教案的总体态度。他们并不一般地否认反教运动中绅民的爱国热情，但批评其做法的“不得当”。指出在严重民族危机面前，应当深谋远虑，顾全大局，最根本的，是要整理内部，变法图强，而不能逞愤一时，贻祸无穷。应当说，这种见解是很有见地的。

这种见解，在当时许多绅士的言论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如罗人骏在其《民教相安策》中强调说：办理教案，必须“平情理”，务求“两得其平”；“而其长治久安之道，总不外乎自强”。自强的具体办法，主要有二：一、“自修其教”，即弘扬儒教，抵制西教，以“正本清源”；二、举办新政，“愿国家储材兴学，讲武理财，百废振兴，自立于不败之地，庶我有自立之权，纵有重案，万不至穷于措手矣”。

戊戌维新派的上述观点，后来为辛亥革命前后的开明绅士所扬弃和发展。

三、修承浩关于辰州教案的述评。

义和团运动风暴过后，帝国主义改变了瓜分中国的策略，转而利用清政府作傀儡来攫取更多的权益；各国教会也都采取了一些对策，如停止攻击孔教，举办学校和慈善事业等，以求缓和民教冲突；同时，清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反教活动的防范和镇压。在这些情况下，反教运动已是近乎尾声和余波，影响逐步减弱。加以此时民主革命、民权立宪和地方自治思想广泛传播，绅士们—立宪派和部分革命党人，一般均不再提“保教”即保护孔教的口号。就革命党人来说，他们更是突破了维新派和立宪派在现政府内谋求自上而下改良的框架，而走上了自下而上发动反清革命的道路；同时，为着避免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和破坏，他们一般都表示要保护教堂和洋人。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此一时期，一方面是外国教会势力在湖南的更快发展，另方面却是绅士们与传教士关系的日趋密切。1910年成书的《湖南乡土地理参考书》载：“然窃观各教士之在湖南传教者，大都以非常之热心，强舐不舍。美国雅礼会且糜巨金兴学堂、开医院，以馈我文明，拯我疾苦。教士之有学术者，时与士大夫相过从。故教堂之在湖南，精神上尚相融洽，下等社会亦无恶劣感情……”说教会在湘传教、兴学、开医院是“馈我文明，拯我疾苦”，这反映了该书作者对帝国主义宗教文化侵略的本质认识不足；然而，所述传教士“时与士大夫相过从”，绅士与民众的反教情绪有所缓和，确是事实。

与此相联系，辛亥革命前后，绅士对教案的记述和评论也有显著的变化。如果说，过去长时期中，一些文人对教案的记述通常是倾向于闹教，并且颇多不实的谣传；那么，此一时期好些有眼光的士绅则能作比较冷静、客观和实事求是的记述了。这里，修承浩关于辰州教案的记述和评论是颇为典型的。

辰州教李发生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8月。关于此次教案发生的原因，往昔一些记载，大都根据谣传，认为是英国传教士胡绍祖、罗国荃施毒水中，造成瘟疫流行，激起公愤所致；并说胡、罗二教士“共同拼一寡妇萧张氏”，而萧张氏代为施毒。但修承浩则认为：这些谣传，“皆未有证”；瘟疫的流行，实由居民“不知卫生”造成的。且看他在记述了教案全过程后所作的一段评论：“是岁之疫，发源于城内杏浒冲。冲介两山间，纳城外诸山之水，濠宽而深。居民不知卫生，平日倾渣滞濠中，岁久填满，直与地平。数十年不挑挖，春夏骤雨，水泛滥无所归，溢入两旁民宅深一二尺，人尽苦之。是年春，里人雇工挖濠，取出秽污，不倾于河，皆堆于路旁，长数十丈，高与人齐。五、六月，阳气蒸发，奇臭横流，路人掩鼻急趋，胸中犹作恶欲吐。居于是者，朝夕薰染，受毒自深，故疫作而死人独多焉。愚民不察，乃归咎于洋人，草菅人命，酿成国际交涉，并衍成地方一大辱史，岂不冤哉！岂不谬哉！这些分析和评论，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科学的，有说服力的。

此外，修承浩对教案过程中官府的昏庸颜预也作了揭露，并认为，辰州教案的屈辱性处理，除了洋人的压力之外，与湖南巡抚俞廉三的变态心理、矫枉过正也有关系。他的揭露和分析，都是颇为中肯的、深刻的。

以上各阶段的典型事例，确实反映了中国近代史上绅士阶层的分化及其对教案态度的演变。当然，由于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经济、文化发展又很不平衡的大国，这种分化和演变的历史阶段的划分，在各大地区，特别在华南、华北之间，是有显著的不同的。湖南属华南的一省，主要反映华南的情况；由于较为偏处内地，又与沿海省区存在一定差异。为什么中日甲午战争后华南教案较少而华北教案转盛并终于汇合成规模巨大的义和团运动？又为什么华南教案主要发生在内地省份而不是沿海地区？我们也可以从这种绅士的分化及其对教案态度的演变的差异中找到部分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