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1976年出版的《魏源集》，是晚清最早睁眼看世界的著名思想家魏源的短篇论著和诗文专集，其中收录了一篇有关公羊学的文章《公羊春秋论》（上、下）。编者在文末注明其出自《古微堂文稿》。将其与刘逢禄《刘礼部集》（道光十年本、光绪十八年延晖承庆堂重刻本两种版本）中《春秋论》（上、下）对照，可以发现，二者除了文字上稍有出入外，思想内容基本相同。就笔者所见，在与刘、魏同时代的人对二人著述的记载中均无《春秋论》一文。例如，刘逢禄之子刘承宽的《府君行述》以及与刘逢禄并称“二申”的李兆洛的《礼部刘君传》均未著录该文；而有关魏源著述的记载对此亦无可考。那么，谁是《春秋论》的真正作者呢？鉴于刘、魏二人在清代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突出地位，厘清这一问题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对于正在进行中的《魏源全集》的编辑整理工作也将有所助益。

关于这一疑案，《书品》1988年第1期刊有蒋康先生的一篇短文，列举《魏源集•公羊春秋论》与《刘礼部集•春秋论》文字的11处差异，认为“《春秋论》与《公羊春秋论》实出一人之手”，应为刘逢禄之作，“是《古微堂文稿》编辑时误收”。但作者未进而就两人学术思想的同异、著述背景及学术交往等方面进行考辨分析，也未见到《古微堂文稿》，故蒋文在学术界未引起注意。《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发表的陈鹏鸣先生《刘逢禄生年及著作略考》一文，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但他的看法显系推论，未以《古微堂文稿》中的文本作为直接证据加以考证。笔者最近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保存的《古微堂文稿》（以下简称《文稿》）中，找到了《公羊春秋论》（上、下）一文的原件，将其与《刘礼部集》中的《春秋论》做了仔细对勘。兹以文本考证为直接证据，并联系刘魏二人学术思想的同异、两人文集成书的时间和背景等项做进一步的考辨。

《文稿》封面有手写“旧稿”二字，无目录，无刊刻年代与版本说明，未分卷、分页，为手写本。原为1册，1965年6月采编时分为4册。《古微堂文稿》一名为采编者所加。《文稿》共收有37篇短文，编排无次序。例如，《皇朝经世文编五例》、《礼记别录考》只有誊写本。《御书印心石屋诗文录叙》、《吴农备荒议》等是手稿，无誊写本。《云台山神庙碑铭》等先手稿，后誊写本。而《皇清诰授通议大夫陕西按察使司按察使赠布政使淑浦严公神道碑铭》则有3个誊写本。《户部左侍郎提督江苏学政周公神道碑铭》的手稿和誊写本之间，还有《张铁甫墓志铭》、《含虚先生墓志铭》、《武进庄少伯遗书叙》三篇夹在其中。《皇清太子太保两江总督祀贤良祠陶文毅公墓志铭》一文有另纸粘贴上去的手书文字。另外，《文稿》中的批注文字至少有5种笔迹。其中一种为红色，未署名，批注条目最多，主要是对魏文的指摘。如《公羊春秋论》誊写本上篇批注为“口角伤大雅，非说经可宜”和“此文通体清冽，但伤直耳”；下篇有“破体之句与通篇不类”和“此文与前篇得失相同”；《子思子章句序》誊写本的批注为“此全是伪体，类近日说经家文字”，等等。第二种笔迹的批注在《苗疆敕建傅巡抚祠碑铭》、《强恕斋所著书序》两篇后面，为赞语，署名“弟森”（此人待考）。另外三种分别是：《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陶文毅公神道碑铭》一文后有梅曾亮批注一处，称“此文气脉甚与文毅公相称”；《云台山神庙碑铭》、《刘礼部遗书序》、《公羊春秋论》等9篇有许乔林的多处批注，内容多为对魏文的赞扬；《庐江章氏义庄记》、《苗疆敕建傅巡抚祠碑铭》等篇有署名“弟方海”或“弟陈方海”、“方海”的批注，则多为对文稿文字的校正。如《陕西按察使司按察使赠布政使淑浦严公神道碑铭》有“样本脱错，字如何改”，《张铁甫墓志铭》有“此句拟节去可否”和“脱写一行”，《含虚先生墓志铭》有“宾拟作摈何如”等等。《公羊春秋论》先誊写本，后手稿。手稿笔迹与魏源其他手迹相同，且有许乔林的批注，可以断定确系魏源所书。另外，誊写本上也有魏源的几处修改文字。

将《文稿》中两份《公羊春秋论》（以下简称“魏论”）与《刘礼部集》的《春秋论》（以下简称“刘论”）对校，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将“魏论”手稿与“刘论”对比，手稿上有多处小的改动，改动过的文字与“刘论”大致相同，而改动前则多有出入。现择取几条：（1）上篇“至蔡景公实书葬，三传经文所同”一句，“三传经文所同”为后来添加上去的，而“刘论”即为“至蔡景公实书葬，三传经文所同”；紧接着下面“而谓其不书葬，不知所见何经也”一句，手稿的“葬”字为“更”，后改为“葬”，“所见”二字也是后加的，而“刘论”即为“而谓其不书葬，不知所见何经也”。（2）“钱氏又不过欲破纲目季汉、中唐正统之书法”一句，“不过欲破”四字手稿为“力辨”，后改为“不过欲破”，“季汉、中唐正统”手稿原为“唐中宗武后”，后改为“季汉、中唐正统”，而“刘论”即为“不过欲破纲目季汉、中唐正统之书法”。（3）下篇“故其例此通而彼碍，左支而右诎”一句，手稿原为“触处而窒碍”，后改为“此通而彼碍，左支而右诎”，“刘论”即为“此通而彼碍，左支而右诎”。（4）“又曰：‘吾因其行事而加吾王心焉’”一句，手稿原无，为后来加上的，“刘论”即为“又曰：‘吾因其行事而加吾王心焉’”，。（5）“皆假之以明讨贼、复仇、行权、让国之义”一句，手稿原无，为后来加上的，“刘论”即为“皆假之以明讨贼、复仇、行权、让国之义”。其二，“魏论”上篇手稿的题目原为《春秋论》，“公羊”二字是魏源在誊写本上添加上去的；下篇题目原来也是《春秋论》，后来删去“论”字，加上“董子”二字，后又删去“董子”，改为《春秋例叙》，誊写本又将《春秋例叙》改为《公羊春秋论下》。其三，将修改后的“魏论”誊写本与“刘论”比较，文字上的出入约有十几处，但大多只是个别字词使用上的不同，内容有较大出入的则只有两三处。一是上篇“盖本《春秋》吴、楚君卒不书葬之义而变其词。《纲目》沿袭，又广之于贼臣，亦本《春秋》‘君弑，贼不讨，以为无臣子，皆当诛绝’之义，而变其词”一句，“刘论”无“《纲目》沿袭，又广之于贼臣”。二是下篇“是故以日月名字为褒贬，公榖所同，而大义迥异，则以榖梁非卜商高弟，传章句而不传微言，所谓中人以下不可语上者。此江公与董生齐名，而董生之业卒显欤”一句，“刘论”无“此江公与董生齐名，而董生之业卒显欤”。三是“且何氏序明言依胡毋生条例，又有董生太史公之书，皆公羊先师七十子遗说”一句，手稿原为“董生之繁露、太史公之史记自序、孔子世家”，后删去“之繁露”与“史记自序、孔子世家”。“刘论”即为“董生之繁露、太史公之史记自序、孔子世家”。

根据上述《文稿》内容以及其中《公羊春秋论》手稿和誊写本的些微差异，联系刘、魏二人的学术交往和学术观点以及各家记载进行分析，笔者认为，以下几方面也许能为解决《春秋论》的作者问题提供一些证据。

魏源是刘逢禄的学生，他在《刘礼部遗书序》中说：“道光十年商横摄提格之岁，既论定武进礼部刘君遗书若干篇为若干卷，群经家法俱在。诸子以源为能喻其先人之志，复使叙其大都。”就是说，《刘礼部集》乃经过魏源论定，并为之作序，并将《春秋论》一文收入集中，魏源这种做法本身就已表明他对刘逢禄系该文作者并无异议的态度。此其一。

其二，魏源在论定刘逢禄遗书的过程中对遗书原稿进行了不少的修改整理。如《禘礼》一篇，“原稿以各经为次第，条例诸说，各为之议，统贯难寻”，魏源将其“触理成文，略窥旨趣”。《春秋公羊议礼》有些条目“有录无书”，魏源根据原稿“厘其义类，为十有四篇”。据此，结合《文稿》为手写本、封面标有“旧稿”二字以及“魏论”手稿上有多处修改，且修改过的文字与“刘论”大致相同，而改动前则多有出入这一情况推断，魏源有可能在整理乃师遗书时将《春秋论》一文抄录下来，并进行修改整理，编入《刘礼部集》。同时，他抄录和修改的稿子又作为“旧稿”保存下来。另外，从“魏论”题目的变化来看，原来的题目与“刘论”题目完全相同，就是《春秋论》。“公羊”二字系魏源亲笔加在誊写本上的。加上“公羊”二字才使题目与文章内容更加贴切。这一变化显然给上述结论提供了又一佐证。

其三，众所周知，刘逢禄为清代公羊学的关键人物，他潜心著述，重理了《公羊传》—胡毋生、董仲舒—何休前后相承的今文学派系统。其《公羊何氏释例》以及《公羊何氏解话》、《榖梁废疾申何》、《论语述何》等篇，俨然成为发挥东汉何休公羊学说的系列著作，以致于有人说他“墨守何学”。刘逢禄自己也承认“禄束发受经，善董生、何氏之书，若合符节”。作为刘氏弟子，魏源固然接受了刘逢禄的学说，但同时又认为，孔广森、刘逢禄等人“止为何氏拾遗补缺，而董生之书未之详焉。若谓董生疏通大诣，不列经文，不足颉颃何氏，则其书三科、九旨灿然大备，且弘通精淼，内圣而外王，蟠天而际地，远在胡毋生、何邵公《章句》之上。”因此，他作《董子春秋发微》，“为《公羊春秋》别开阔域”。换言之，在清代公羊学的理论建设上，刘氏重在申何，魏源意在申董。沿着这条线索，将《春秋论》与刘逢禄的其他论著对校，可以发现从观点到行文都是合拍的。如：《春秋论》对孔广森的批评与刘逢禄的儿子刘承宽在《刘礼部集•府君行述》中对乃父学术思想的总结相合，都说孔氏之病在“不能信三科九旨大义”；《春秋论》将《公羊春秋》与《左传》、《榖梁传》加以比较，认为从义理的角度分析，前者远比后二者有价值。这一观点也符合刘逢禄“推原左氏、榖梁氏之得失为申何难郑”的宗旨；特别明显的是《春秋论》将何氏提出的“三科九旨”提到了“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的高度，这显然不是批评何休“偏执”的魏源所言，倒十分符合将何氏称赞为“五经之师罕能及之”的刘逢禄的口吻。回过头来分析“魏论”手稿与“刘论”内容上有较大出入的几处，尤其是下篇“此江公与董生齐名，而董生之业卒显欤”一句，“刘论”中没有，乃后来在手稿上修改时添加的。这后加的一句，意图很清楚，就是要突出董仲舒的地位。结合对刘逢禄、魏源思想倾向的考察，可见“刘论”与“魏论”的这一明显不同恰恰反映了二人在公羊学认识上的差异。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魏论”下篇手稿题目有加上“董子”二字又删去的痕迹。此外，魏源向有再三增删旧作的习惯，如著名的《海国图志》、《圣武记》等都是几易其稿。由此推断，《文稿》的手稿系魏源从刘氏遗书中抄录，并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文章进行了局部的修改。“魏论”誊写本与“刘论”在内容上的几点出入，很可能是《刘礼部集》刊刻以后，魏源在检读旧稿时又做了些微改动。

其四，魏源对《公羊春秋》确有一定研究。刘逢禄称赞他“治经好求微言大义，由《董子书》以信《公羊春秋》，由《春秋》以信西汉今文家法。既为《董子春秋述例》，以阐董、胡之遗绪……既与予说重规叠矩；其所排难解剥，钩沉起废，则又皆足干城大道，张皇幽吵。”从这段话分析，魏源确实曾写有论述《公羊春秋》的著作，且刘逢禄见到过。刘逢禄于道光九年（1829年）去世，该文应于此前撰成。据道光《宝庆府志》，魏源曾有《公羊春秋微》8卷。《宝庆府志》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开局，魏源作为“内阁中书江苏候补知州”名列邵阳采访之一。他既然参加了《宝庆府志》的编写组织工作，《宝庆府志》的上述记载当可信，从而印证了《公羊春秋微》确有其文。据李柏荣《日涛杂著》记载，魏源曾孙伯和曾说，“默深公死后遗物颇多，有两香炉及点勘诸书，最可贵者在其《公羊古微》、《易象微》诸稿本……民元反正，为叛将崔瑛掳索以去。瑛为大元帅黄克强部下，比即告黄，令其追缴。黄闻大怒，依法办理。谁知物未出而人已逃。”由此可知，魏源确实写过论述《公羊春秋》的著述，手稿为他的后人保存，民国时期在战乱中遗失。那么，《公羊古微》或《公羊春秋微》是否就是《公羊春秋论》？显然不是。因为，根据上述记载，《公羊古微》为多卷本著述而非短论。

其五，据道光《宝庆府志》记载，魏源的《古微堂集》14卷为“其所自订诗文”。道光二十五年魏源给好友邓显鹤的信中有“公余之暇，尚拟将平昔残稿次第灾梨。中年以后不能更增新业，止可了其旧债，大约可得八九卷。去岁偶订诗稿，亦有四卷。”根据上述两条材料可以推知，《古微堂集》订于道光二十五年前后，且为魏源自订。既然《公羊春秋论》与《公羊古微》不是一回事，那么，如果前者确系魏源所作，他自订的《古微堂集》理应将这篇重要的文论收录进去。但是，遍寻《古微堂集》，却没有发现该文，岂不令人费解吗？此外，中华书局版《魏源集》依据的正是《古微堂集》的两种版本，以《文稿》为对校本。《公羊春秋论》一文从《文稿》中直接选入，未与《古微堂集》对校。如上所述，《文稿》中“魏论”手稿确系魏源笔迹，而且有许乔林批注，可以确认出自魏源本人。既然《文稿》的真实性不成问题，那么，《文稿》有《公羊春秋论》一文，手订本《古微堂集》中却没有收入，显然不可能是魏源的遗漏，而肯定另有原因。一种可能是，《公羊春秋论》写于《古微堂集》手订本之后。然而，从《文稿》收录的37篇文章来看，除了《公羊春秋论》之外，最早的一篇《苗疆敕建傅巡抚祠碑铭》写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最晚的一篇是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成文的《江南水利全书序》。也就是说，《文稿》中收录文章的写作时间集中在魏源手订《古微堂集》之前；还有，前引魏源给邓显鹤的信中也说自己“中年以后不能更增新业，止可了其旧债”。故上述这种可能性不大。

另一种可能是，《文稿》非魏源本人所订，其编者或收藏者另有其人，因而错把魏源从刘逢禄遗书中抄录下来的《春秋论》当成了他的作品。从《文稿》文本分析，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一方面，如前所述，《文稿》编排次序非常混乱。有些只有誊写本，且笔迹不一，甚至存在一篇文章有多种誊写本的现象。如果《文稿》是魏源自己的保存本，为什么有些文章没有手稿？如此多种誊写本并存的情况又如何解释？另一方面，从前面提到的《文稿》中5种不同笔迹的批注文字来看，有署名的4人中，梅曾亮、许乔林为魏源好友。前者自道光四年（1824年）就与魏源相交，后者曾与魏源共同纂辑《淮北票盐志略》。魏源有可能将自己的文章交于此二人切磋。值得注意的是第三个署名“弟陈方海”的人。此人既然自称为“弟”，也应是魏源的朋友。但是遍查魏源师友，却不见其人。他的批注多是对《文稿》文字提出的校正意见，有几个誊写本似由他抄写。可见，魏源的文章曾经在朋友之间传抄，而陈方海有可能因此收藏了魏源的部分手稿并将其誊写，同时收集他人的传抄稿以便于对勘；从另一未署名的红笔批注“此全是伪体，类近日说经家文字”来看，批注者应略晚于魏源；《文稿》的收藏者或是此人抑未可知。

刘逢禄与魏源均为清代公羊学的领军人物，其思想固然有许多相通之处。但是，即便二人在公羊学方面的观点“重规叠矩”，各自写出一篇观点和文字都惊人相似的《春秋论》，恐怕也不可能。根据上述分析，尽管还有一些疑点有待进一步澄清，但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春秋论》或者《公羊春秋论》应系刘逢禄所作，经过魏源修改整理而定稿；《文稿》的编者或收藏者误将该文当作魏源的作品；中华书局1976年出版的《魏源集》未对《文稿》仔细考证就将其收录进去，1983年出版的增订本又因袭未改。鉴于《魏源集》一书为治中国近代史及清代学术史的重要史料，故对《公羊春秋论》一文的作者予以考订，以免以讹传讹，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