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1794—1857）是清代嘉道时期一位集爱国者、学者和实行家于一身的杰出人物。他高扬经世致用的旗帜，较早把握了由传统的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时代精神，痛切地认识到只有实行变革，才是国家惟一的出路。因此，他阐发并改造公羊学说，并从《周易》、《老子》、《孙子兵法》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吸收有关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和变易哲学的养料，作为挽救危机、变革图强的理论依据，从而使他的社会改革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持久的生命力。诚如冯友兰所指出的：“他继承了这些思想，处在中国历史上大变局的时代，就有他底比较正确的思想方法，对于客观世界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也就能提出比较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对策。也可以说，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以他的体现，在历史大转变中，起了很大的进步作用。”有学者统计，在现存的魏源著述中，“引《易》、论《易》就高达70余处”。因此，探讨《周易》所包含的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和变易哲学对魏源社会改革理论的影响，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对近代思想文化发展的作用。

一、经世致用的易学观

据《史记》记载，“《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因此名为《周易》。《周易》分《易经》和《易传》两部分。前者由卦象、卦辞、爻辞组成。卦象是阴阳两爻代表两个符号，首先构成乾坤两卦，其他各卦都是由这两卦演变出来的。后者包括《彖》、《象》、《系辞》上下以及《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其中以《系辞》上下及《文言》最为重要。《易传•系辞上》引用孔子一段话：“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这说明《周易》既有对自然的“天”之“道”的解释，也包括着对社会和人们行动的指导意义，总括了天地人的一切道理。《易传》以及孔子之后的历代易学家通过对《周易》的解释，把本来纯属卜筮的《易经》变成寓有哲理的著述。锻炼了理论思维能力，特别是辩证思维的能力，逐渐形成一套世界观、方法论以及逻辑的体系，对中国人的文化生活、科学、艺术以及伦理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魏源精通《易》理，曾经有《易象微》之作（此书共六卷，今佚）。作为今文经学家，他对西汉今文易学“施、孟、梁丘皆能以占变知来”一再致意，批评东汉郑玄“创异门户，左今右古”，“遂至《易》亡施、孟、梁丘”。为此，他作《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凡得《周易》今文家施氏学第一，梁丘学第二，孟喜氏学第三，孟氏学旁出京氏、焦氏第四，《周易》古文家费氏学第五，其流为荀氏卦气之学、郑玄爻辰之学，此外又有虞翻消息卦变之学，斯为《易》学今古文传授大概也”。明确划分出易学的今古文界限，重新整理了以施雠、孟喜、梁丘贺和京房为代表的易学今文经系统。京房易学在哲学史上的主要成就在于以阴阳二气解释易学中的阴阳范畴，并阐述了阴阳转化的观念，提出了物极则反说。“物极必反”这一命题，是《周易》的系统说，始于京房的“物不可极，极则反”。魏源对今文易学的这一学说有着深刻的领会，他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变革愿望即由此而来。

在《易传》作者问题上，历来就有争论。现代学者的研究表明，文王、孔子并非《易》经传的作者。魏源则采纳《史记·孔子世家》以及《论语•述而篇》的说法，反复申说《周易》的《易传》部分乃孔子所作：“《周易》之六十四爻，皆作于周公，而传翼于孔子”。其目的在于证明：《周易》包含着深刻的微言大义，“天人性命之理，进修聚辩之方，无咎寡过之要，胥于《易》乎在”。既可以决“利害”，更能断“是非”，是一部谈礼教讲修养的儒家经典。所以，他高度赞扬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以《周易》决疑”的学术传统，反对“以象数蔽《易》”，反对简单地将《易》看作单纯的卜筮之书。

进而，魏源将《易》提高到与《中庸》相提并论的位置。他说：“《中庸》则专以《易》道发之，用补苴先哲。”其中的“‘未发之中’，‘立天下之大本’者，原于《易》之‘何思何虑’，各经所未泄之蕴，迥异《大学》以意、心、身为家、国、天下之本。盖彼为入学之门弟子言，乃文、行、忠、信、《诗》、《书》、执礼之事，未及于尽心、知性、知天之事也”。而“尽心、知性、知天”等也属于儒家道德修养的范畴，这正是《周易》的精华所在。因为，在他看来，仁即性，命即天道，利即天人之参。按照这种解释，《易》作为言利、言命、言仁之书，谈的就是“尽心、知性、知天之事”。基于这种认识，他作《庸易通义》，选择《中庸》、《周易》两书中的24项内容逐一加以比照，以论证二者在儒家修养功夫上的一致性：“《易》曰：‘复其见天地之心’，岂非《中庸》以‘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征慎独之心体乎；‘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非即‘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者乎？”按照魏源的理解，在培养道德情操方面，二者都具有指导意义：“‘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非即‘宽裕温柔，足以有容；齐庄中正，足以有敬；发强刚毅，足以有执；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以全其至圣之德乎？”而《礼记》中的《孔子闲居》一篇，深明礼乐之原，与《易•系》、《中庸》相表里。魏源之所以汲汲寻求《易》与《中庸》、《礼记•孔子闲居》的契合点，固然是因为三者在强调道德修养方面体现着的儒家礼教精神是一贯的，但更主要的是，《周易》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和变易哲学，能够为他的社会改革主张提供元典的理论依据。这也是他坚持《周易》为文王、孔子所作的观点，反对将其视为卜筮书的原因所在。

二、阐发《易传》的辩证法思想

《易传》辩证思想的主要命题是《系辞上》所说的阴阳化生说的三个重要命题：“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即一切事物都处在对立中；对立的双方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变化运动是无止境的。将这三个命题联系起来即是：事物由矛盾运动而处于不断的转化中，历史在矛盾的不断产生与解决中进步和发展，“一阴一阳”相互推移转化的“变化之道”是没有穷尽的“不易之易”。这就又引申出《周易》的“变易、简易、不易”的三易说。

上述朴素辩证法思想，对锻炼魏源的思维能力大有助益，构成其认识社会历史的理论武器和其社会变革思想的理论基础。“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阴阳化生说，作为中国哲学史中关于对立统一原理的最早的表述，被魏源用来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说明事物的对立范畴。他在承认事物之中无不有对立的双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在矛盾的对立统一体中，有主辅之分：“有对之中必一主一辅，则对而不失为独。乾尊坤卑，天地定位，万物则而象之，此尊无二上之谊焉。”按照魏源的理解，在一对矛盾中必然有一个是主要方面，一个是次要方面，所以事物是对立统一体，矛盾的双方相反相成。

魏源不仅对《易》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进行阐发，还善于以此为方法论分析解决学术和社会问题。例如，他在《皇朝经世文编》的文章取舍标准上就充分注意到全面反映清代经世思想的成就，主张将有关同一问题提出对立观点的文章同时编入，以供后人参考，而不是只取一家之说，抹杀不同意见。在他看来，“两物相摩而精者出焉，两心相质而疑难形焉，两疑相难而易简出焉”，因此“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矣”。“有利必有害，论相反者或适相成；见智亦见仁，道同归者无妨殊辙”。这正是《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博大包容意识在魏源学术思想中的反映。

把对立面及其转化看成“物理”，承认自然和社会都存在着矛盾，要从对立中去把握事物的变化发展，这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对于说明政治上的变法是很重要的。在《海国图志》中，魏源借用易哲学来论证“师夷”主张的合理性：“《易》曰：‘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故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这里引用的是《易传•系辞》中的一段话，“爱恶”、“远近”、“情伪”等是矛盾的两个方面，而相攻、相取、相感则是对立面的斗争。这段话的意思是：人类生活中的吉凶得失是由对立面的相攻和相取而形成的，人事的吉凶在于是否善于处理对立面的关系。魏源正确运用这种辩证思维方法，透彻分析和论证“悉夷情”、“师夷长技”和“制夷”的对立统一关系，从而妥善解决了如何处理中国近代反抗侵略与学习西方的关系这一既互相矛盾又相反相成的课题，成为以传统哲学思想分析解决近代新情况的光辉典范。

《周易》辩证法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易”，即“变”。“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生生之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革哲学，是魏源改革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易传•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化而裁之”指的是承认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创造性；“推而行之”是把“化而裁之”的“变”具体应用到实践中，故称“变通”；把“变通”这一原则，应用到社会以为人民谋福利，就是一项事业。又说：“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边，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就是说，事物的变化，总是穷而后变，变而后通，通而后久。此是《易传》提出的三阶段说，其“中心观念是’变’，即改变现状，包含革旧和创新之义。所以此三阶段说，对后来提倡变法革新的人，起了很大的影响”。

魏源目击清朝末年政治的腐败，发展《易传》变革思想，由此得出了防患于未然、急思变革的结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他的著述中多次出现。《默觚•治篇五》则是系统论述其历史变革思想的代表作，全篇详细缜密地论证了天地人物古今多变的道理，并从各个层面论证了变法的必然性，提出了“治不必同，斯于利民”，“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主张。

魏源不仅申说变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同时也反复强调变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希望清朝统治者痛下决心，进行改革。他说：“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他发挥《易传》“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的原则，主张以“易简”作为变革的指导思想。指出：“易则易亲，简则易从，易简天下之理得矣。”他借孔子之名将“易简”提高到了《易》之核心的地位：“夫子以仲弓居敬行简可使南面，其赞《易》惟以乾坤易简为言。”在魏源亲自参与的道光时期几次大的实政改革中，“易简”的原则贯穿始终。在总结道光六年试行海运成功的经验时，他将《周易》“易简”原则与海运改革的成功联系起来，认为以“易简”而为广大人民所接受、理解和执行是海运顺利试行的一个重要因素：“《易》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又曰：‘穷则变，变则通。’‘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知法不易简者，不足以治民。”在协助两江总督陶澍进行票盐改革的过程中，魏源清楚地看到腐败之弊端乃由中间环节太多而滋生，提出“防弊必出于简易”的主张，将票盐制改革的重心放在简化食盐交易和盐税征收手续上，因而使淮北盐务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三、弘扬《易传》的忧患意识和经世致用精神

由于“易”是“不易”的客观规律，因此就必须有忧患意识，居安思危。这也是《周易》重要的思想内容之一。《易传•系辞》解释“否卦”九五爻辞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存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承认事物的对立面可以转化，安可以转化为危，存可以转化为亡，治可以转化为乱，并提出了转化的条件。从物极必反的法则中，引申出防止或警惕走向反面的经验教训。告诫在政治生活中如何居安思危，树立忧患意识。《易传•系辞下》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明于忧患与故。”又说：“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见到忧患，所以要求改变现状，乃是“易之道”。

魏源身处清王朝风雨飘摇、中国社会内忧外患的多难之秋，目睹朝野上下酣然沉睡的可怕现实，迫切希望唤醒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为此，他从传统思想武库中孜孜以求有用的思想资料。在他看来，儒家《六经》都是“圣人忧患之书”，《周易》也是文王“忧患”而作。对贯穿其中的凝重的忧患意识，魏源更有着强烈的共鸣。他认为，现实有忧患，民族有灾难，正是多难兴邦、忧患出人才的时候：“乱久习患，患生忧，忧生治。……故真人之养生，圣人之养性，帝王之祈天永命，皆忧惧以为本焉。……人不忧患，则智慧不成。大哉《易》之为逆数乎！”鸦片战争后，在魏源提出的“制夷”、“悉夷情”、“师夷长技”的反侵略方案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就是养成具有忧患意识的社会群体：

明臣有言：“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人心之积患如之何？非水，非火，非刃，非金，非沿海之奸民，非吸烟之莠民。故君子读《云汉》、《车攻》，先于《常武》、《江汉》，而知《二雅》诗人之所发愤；玩卦爻内外消息，而知大《易》作者之所忧患。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就是说，“否”可以转化为“泰”，“蒙昧”可以转化为“清醒”，“虚浮”可以转化为“笃实”。而其推动力是“愤与忧”，先有忧国忧民的民族忧患意识，才能激发自强不息的奋发精神，培养出真才实学的人才，面对现实，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国家和民族才有望“倾否而之泰”。

魏源认识到，要树立忧患意识，士大夫必须起到表率作用。他引用《易》之“需卦”卦辞说：“《易》曰：‘云上与天，需，君子以饮食燕乐’，此怀德未施之君子，韫雨为云者能之。……耕苍茫之野，钓寂寞之滨，而乐尧、舜之道焉，故可以达，可以穷，可以夷狄患难”。“不乱离，不知太平之难；不疾痛，不知无病之福；故君子于安思危，于治忧乱。”魏源运用《周易》提出的“履霜，坚冰至”的发展规律，警醒学术思想界防患于未然，急思改革。他分析指出：“霜未冰，月几望，气数与人事合并，沉溺而不可救，奈之何哉！诚欲倾否而保泰，必自堂陛之不太康始。”也就是说，过分的安乐，是产生祸乱的根源，不可不早加警惕。这正是对《周易》“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的深刻阐发，对于晚清社会现实也颇有针对性。有感于清代由康乾盛世迅速走向衰落的社会现实，魏源借用《周易》“亢龙有悔”、物极必反的原则加以深刻剖析：“汉武建元之盛，未闻其再建元也；唐玄开元之盛，未闻其再开元也。乾六爻不言吉而悔亢；泰六爻不言泰而忧陂。丰之象曰：‘勿忧宜日中。’盈虚消息，天地四时鬼神不能违，而况于人乎？”这里所说是《易》卦之首“乾”卦上九爻辞说，“亢龙有悔”是“飞龙在天”的转化；“泰”卦九三爻辞云，“无平不陂”是“洞见平与陂”的转化；“丰”卦“勿忧，宜日中”，是遇见太阳上升必定中天。这些说明对立转化的道理，被魏源运用于观察分析中国历史。他认为，汉朝不再有建元，唐不再有开元，清朝当然再也不会有康乾盛世，所以如果不“思患而预防之”，则将至“乱生于太康”，“沉溺而不可救”，“法穷变通”已经是势所必然。

《周易》还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经世致用思想的著作。《易传•大象》说：“云雷，屯。君子以经纶。”这是有关“经世”的最早表述。另外，《系辞上》又说：“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又说：“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系辞下》还高度赞扬了各种器具的创造：“斩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魏源运用这些元典的表述论证王道与富强的关系：“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王伯之分，在其心不在其迹也。心有公私，迹无胡越。《易》十三卦述古圣人制作，首以田渔、耒耜、市易，且舟车致远以通之，墼柝弧矢以卫之。”由此得出：“王道至纤至悉，井牧、徭役、兵赋，皆性命之精微流行其间。”换言之，学术施行于政事，其用才能显著。他批评当时流行的理学家“王道无近功”的论调为“不知王道之言”，“未得其要”，是“空谈性命”毫无实用的说教，提出以富强为政治目标，以实用为王道的载体。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魏源从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中吸收有价值的思想，为近代史开端时期中国救亡图存、变革自强寻找理论的支持，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周易》“变”的哲学，与公羊三世进化论及老子辩证法，共同构成魏源社会改革思想的理论基石。由于时代变局的刺激，他的社会改革思想在鸦片战争后发展成为向西方学习的明确主张。这一划时代的思想飞跃，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优秀部分的代表人物在中西文化撞击的最早时刻所具有的应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