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琴台一段俞、钟琴会的传说记载着楚人重诺重情的历史文化传统，成为武汉人彰显城市个性、塑造自身性格的文化资源，并演绎为一个个动人心弦的历史故事。

丙午（1906年）之冬，发生在琴台的同盟会特使与日知会骨干之会，由此引发的丙午之狱，乃至酝酿着辛亥首义，是一段不该遗忘的历史。

　　一、琴台之会

1906年10月，多事之秋。萍乡、浏阳、醴陵的农民、矿工和会党起义引发了南部中国的又一次大地震，同时波及东京同盟会，孙中山把目光又一次投向武汉。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孙中山考虑革命战略时往往对武汉殊为重视，他多次强调“至于选择革命基地，则北京、武汉、南京、广州四地……武汉绾毂南北，控制长江上下游，如能攻占，也可据以号召全国……”这时，孙先生即指示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梁钟汉说：“时不可失，闻梁耀汉对军学两界及社会团体均有密切联系，所以当派你同朱子龙、胡瑛回国与耀汉商议，并与刘静庵等亟谋响应。”

梁耀汉，字瀛洲，湖北汉川人。系梁钟汉之弟，1905年2月自日本留学返鄂。秋，以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为活动基地，联合军学两界，吸收被查封的原科学补习所部分成员，成立群学社，并于武泰闸创办明新公学，以造就革命人才。翌年夏，刘静庵、胡兰亭、李亚东、曹亚伯、冯特民等创办日知会于高家巷圣公会。群学社与日知会均以孙中山为“革命共主”，李亚东又为梁耀汉挚友，为避免相互雄长，各拥门户，李亚东自请为群学社之佐且襄办明新公学，并时时互通消息，不久梁耀汉自动率群学社千余同志并入日知会，从而实现了武汉革命组织第一次大联合。“至是中国革命之组织乃大备，而革命之进展蓬焉勃焉，猗欤盛欤，使非瀛洲之有让德而克臻此耶，瀛洲之有造于民国抑或何伟欤！”（李亚东撰《梁公耀汉夔门殉难纪念碑》）

梁耀汉轻名利、重情义、好任侠、广交游，在武汉军、学两界极其活跃，尤其在长江中游的会党中有极高威信，登高一呼，从者云集，时人往往以此比之于长江下游的章太炎，所以孙中山颇借重他在华中革命组织和会党中的号召力。

与梁钟汉3人同时被派回国谋响应的宁调元、谭人凤，在九江起坡径往萍醴。抵汉后，钟汉与朱子龙居汉阳青莲寺，胡瑛住汉口名利栈。时梁耀汉恰游走江湖以筹款，3人即与刘静庵商定邀集何子植、周耀东、冯特民、任重远、黄警亚、季雨霖等日知会中坚于汉阳伯牙台开会。

其所以选择伯牙台为会址是因为刘静庵考虑到汉阳居三镇之中，便于集合。由汉口五圣庙过河，即郭公堤，可直接抵伯牙台；光绪二十年（1894年）伯牙台经维修后，旧有的廊庑、殿堂、亭台等颇具规模，适宜小型集会；且伯牙台地处汉阳西门之郊，临东、西月湖而衔龟（山）、梅（子山）两山，地偏且势险，不为当局所防范；同时月湖风景迤逦，虽近冬日，还时有游人姗姗来去，所以集会聚散，也不引人注意；更何况伯牙台为湖水环绕，仅孤堤横分湖面，蜿蜒而至。居台墩之上，举目四顾，古堤如带，散舟若痕，游人历历，残荷萧萧，一应诸物，尽收眼底，便于警戒。

12月26日，琴台之会如期召开，胡瑛报告了此次来鄂的任务，旨在举义，以继萍醴。同时围绕筹款等事宜，与会者积极建言。时季雨霖为三十一标督队官，正奉命在武昌皇殿（今烈士祠）招募新兵一营赴伊犁，梁钟汉首先提议：“‘悉投是营，以备缓急之用’，咸曰此议甚善。”

会议之时，黄兴致书刘静庵，嘱准备响应。季雨霖在募集新兵之间，也联络其他营队准备起事。武汉三镇一时山雨欲来风满楼。

　　二、丙午之狱

1906年的冬日，萍醴起义的失败使九省通街的武汉异常阴沉寒冷，湖广总督张之洞闻湖南党人潜人湖北，即于街头巷尾遍贴悬赏缉拿与此事有关的15人之告示，朱子龙赫然其上。内奸沔阳人郭尧阶为贪图500两赏银以还债务，竟向官厅告密，指证朱子龙、梁钟汉、胡瑛为孙中山所派策动武汉举义的密使，诬指刘静庵是悬赏缉拿的长江会首刘家运，胡说萍醴乱事也是刘静庵和日知会所为，更将与日知会有关的梁耀汉、吴贡三、李亚东、殷子衡、冯特民、任重远、孙武、吴昆诸人全盘托出，甚至连自己表亲张难先也一并“奉上”，琴台之会遂暴露无遗。

郭尧阶，曾留学日本，后由胡瑛介绍加人日知会，其人伪善浅薄，扬言革命且阴谋私利，曾屡次以活动下层为由向革命组织索求万两白银而遭拒绝。时郭欲通过刘静庵结识张纯一，张听说郭“未有职业，但往来必乘轿，其用款闻借自某孀妇”，故“恶其轻浮，且断定心术不正，不愿与之相见，请敬安婉言拒之。”郭遂心怀不满。

就是这个郭尧阶，背义弃友，自以为得计，然惶惶不可终日，不久在武昌巡警道门前，被候审的张难先撞见，暴打吐血，不久精神失常而亡。

时日知会对于清政府早已如在喉之鲠，而对于海外党人来说，久闻其声，欲见其“人”。1906年5月，法人布加卑表示愿意帮助中国革命，并派欧几罗赴中国内地考察。孙中山即派黄冈人吴昆陪同欧几罗到汉，并在日知会发表演说，倡言中国革命。因华兴会已败散，光复会重点在海外，故欧几罗在演说中一再盛赞日知会为中国大陆唯一革命团体。演讲之间，梁耀汉为之摄影；军学两界之青年“闻之热血怒潮，莫不奋兴也”。而清政府侦悉如坐针毡，于是郭尧阶的告密顺理成章地被清廷导演成震惊全国的“丙午党狱”。

送走欧几罗，梁耀汉、季雨霖、徐竹坪、李亚东、廖汇川、黄景亚、吴昆、邱介甫、周耀东、成邦杰、何子植、任重远、李长龄、邹幼云、李少翘等即集于群学社旧址，歃血为盟，以应非常。其盟书由梁耀汉之妻周氏缝于被褥中，交李长龄密藏。党人们以血书表现出对革命、对友情的最朴素的承诺。而与此同时，清政府展开了大搜捕。刘静庵、朱子龙、胡瑛、梁钟汉、吴贡三、殷子衡、张难先、季雨霖、李亚东等9人被拿获，史称“丙午党狱”。在汉川，当缉捕队包围梁耀汉家时，梁耀汉即换上破衣，手提施药的竹篮（因梁家遵先人遗嘱常年施药），昂然而去，幸免得脱。押送途中，在白浒山下，殷子衡欲“效鲁仲连之蹈东海，楚屈原之投汩罗”，投水殉义而未果。

面对酷刑，丙午党人实现了对信仰、对朋友的千金一诺。时刘静庵受刑极重，“死而复活者数次，盖官场急求保案，刑逼刘敬安为匪首，直供刘家运以求大欲，故以人命为草菅也，鞭背见骨，扑面青肿，率无所得。”“余则按次刑讯”；审张难先时，张索纸笔直供千言，意即“吾不革命，谁革命？吾不革命，不仅负吾笔墨，吾且负天下人也！”“更投笔厉声曰：‘斩便斩，索供何为’”；审梁钟汉时，他笑骂：“干天下事，我辈天职也，岂有畏死之革命党乎？”；李亚东则手书一卷，哄堂大笑，气压斗牛；朱子龙则说：“我为革命而来，来无他事。朱元璋天下，失之胡儿，即不还之元璋，亦当还之汉人！”审官气急，欲推出斩首，朱子龙厉声说：“革命党遍天下，杀之难，杀尽尤难。不杀不多，不多不速，不速则革命不成。革命党之血，即灌溉汉人自由之肥料也，固求之不得。”遂伸颈大呼：“杀！杀！杀！”

狱中，党人之间穷且益坚，且以沫相濡。张难先深知清廷欲置刘静庵、胡瑛于死地而急于取供，于是他一方面大义凛然承认自己是革命党，大包大揽一切责任，一方面否认刘为萍醴首犯刘家运，否认与胡有任何关系，尽管刑讯相逼，为保全其他同志，欲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后胡得以不死，赠张以诗云：“吾道消沉久，多君独苦行，穷交肝胆在，高义死生轻，忧患逢知己，艰难见世情，十年家国泪，今日共心倾。”由知己而心倾，因重义而轻生，楚人重诺重义，可见一斑。因酷刑摧残，殷子衡身患瘟病，朱子龙殷勤照料不舍昼夜，殷请朱另搬监室以避传染，朱不忍离去，而坚持扶持左右。回忆这段历史，殷子衡往往感慨系之：“张难先闻予病后大弱，典衣买鸡以馈之。胡瑛托周兰陔送来银元数元……吴贡三、李亚东、季雨霖、梁钟汉亦均于患难中时有赠遗……”不久，朱子龙也染疫，痢血不止，殷子衡又“扶病勉侍汤药，洗涤污垢。”然朱终不得治，临终前口占一诗：“死我一人天下生，且看革命起雄兵，满清窃国归乌有，到此天心合我心。”掷笔吐血数升而逝。

其后，刘静庵大病“发热如焚”，殷子衡又移与同居，左右看护料理，亲自洗涤刘的唾壶溺器及不洁衣服，喂药送食，刘垂危病褥凡70余日，殷未尝一刻离去。刘去世后，其遗著、遗物、狱中读书笔记及受刑时所穿的血衣均为殷收存，传于后世。而丙午党人守气节、重情义的操守，也随之传之后代。

由于梁耀汉系丙午党狱之要犯，尤其是查封群学社、明新公学时，清廷获得梁耀汉与刘静庵、欧几罗的合影，更认定梁耀汉系首犯，誓在必抓，梁耀汉未归案，致使其他在押者迁延未决。不久梁耀汉化装回武汉，亟请吴德施主教呈请美公使、函请吴禄贞转请庆亲王等设法展请外务部致电鄂督，以救党人不死；同时，又与谭人凤约定，拟召集长江会党组织川、鄂、湘、赣、苏、皖、浙七省联军，设总机关于九江，克期攻武昌劫狱。梁钟汉狱中闻讯，急派张殿臣赶赴九江力阻。劫狱未成但风声已播，鄂吏军警早已戒备。因风声紧，由沪运鄂之手枪、子弹被押运者梁永明深夜在黄石港投人江中，抵汉，梁永明随即被刑拘。

由于案犯坚不吐实，加上舆论抨击、党人营救、教会施压，宣统元年5月，武昌府只好从轻处理丙午党狱：首犯刘静庵、胡瑛终身监禁，朱子龙因病故“勿庸置议”，梁瀛洲在逃，应“获日在结”；其他案犯张难先、季雨霖因重病已交保释放，余者判有期徒刑不等，并发还原籍监禁。

至此，延宕3年的丙午党案划上了一个省略号，而由琴台之会引发的丙午之狱的要犯们仍然在炼狱中磨练精金，蓄势待发。举义，仍然是“案犯”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三、辛亥首义

丙午之狱迫使湖北革命党人的活动停顿一年半。随着形势的发展，党人重整旗鼓，1907年以后，武汉地区又出现30余个革命团体。这些团体绝大多数由军中革命党人发起，由此体现了屡败屡战的革命党人在顽强斗争中不断成熟，一方面，鉴于同盟会南方边陲起义的频频失利，革命重心逐步向长江腹地转移，且由大张旗鼓的策动，转人隐蔽扎实的串联发动；另一方面大批进步知识分子投人新军，组织工作的重心向新军转移。在这转移中，琴台之会、丙午党狱的案犯们仍然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继日知会而起的重要革命团体首先是湖北军队同盟会。1908年3月，避往四川、后赴日本并加人同盟会的任重远回汉并潜人新军四十一标当兵。不久即与李长龄、秦秉钧等串联湖北新军各标营中的日知会旧友及新同志共400余人，并征得狱中梁钟汉、李亚东的同意，7月26日在武昌洪山罗公祠召开大会成立湖北军队同盟会，使消沉一年多的革命党人又重新活跃起来。不久，潜往四川的梁耀汉因革命形势需要密函梁钟汉急催任重远返川。其后，军队同盟会嬗演为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其成员成为共进会、文学社的基本力量。而与此同时，冯特民在新疆人杨缵绪军治文书，办《伊犁白话报》，鼓吹革命。

在武昌府候审所，刘静庵、吴贡三、李亚东、梁钟汉得狱官熊家骐的庇护，组织中华铁血军于狱中，并以铁血军名义指导、联络、激励由日知会而嬗变的各地各种团体机关，如新军三十一标、三十二标、四十标、陆军学堂、集贤社、自治团等党人，及省城武昌的阅书报室、益中书局、明新学社、容光照相馆、共进会、文学社以及沔阳之群进会、黄州之明明德社等。钟祥学社彭光养等曾请吴贡三作檄文、口号，以为异日起义之用；三十二标种族研究会的发起人黄申芗、戴鸿炳，为会务进行常同李亚东商议。狱官熊家骥虽为举人，典狱候审所，终为党人感染，请夫人亲自烹饪，竟然在署内与丙午“案犯”共食同谋。

最具传奇色彩的是狱中两“才”，一是“才气过人”的胡瑛，一是“财大气粗”的梁钟汉。胡瑛狱中备受酷刑，虽被判终生监禁，但因风度昂然而受狱卒崇敬，管狱谈国华对胡执礼甚恭，甚至以女儿妻之，演绎了一场离奇婚恋。为此，胡的生活条件大为改善，且门禁松懈，武汉各革命团体的党人，常至狱中咨询方略。文学社蒋翊武因他为大同乡（湘人），又属革命先驱，每与他商大计、决进退；詹大悲向他求计甚有所得，逢人便讲“萱庵（胡在狱中别号）真天下才俊也”。胡由此参人指导策划文学社革命活动。辛亥二月，东京同盟会特派谭人凤来汉，即与狱中胡瑛讨论武汉革命方略，胡特别介绍文学社。武汉革命组织的第二次大联合——共进会与文学社的协同作战，胡也有促进之功。辛亥首义次日，胡由文学社同志欢迎出狱，被推为湖北军政府外交部长。后又到汉口襄助詹大悲组织汉口军政分府。

梁钟汉发配原籍关押，因家巨富，且往来皆名绅耆宿，在狱中颇受优待。汉川城内诸多学生，如胡宗城、林文斋、岑伟生、张卿云、晏勋甫等30多人，知其为革命党，不断往来狱中求教。梁钟汉屡将海外秘密运来的《民报》分别散发，以抵制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对学子们的影响。梁钟汉在狱中享有其他囚犯不可能的自由，若遇省城同志商谈党务，还可夜间往县署外的邹幼云家中商谈。为了解海外同盟会本部之音信，1911年6月，梁钟汉派县高等小学学生岑伟生到武昌狱中见胡瑛，让岑以湖北学界代表名义随军界代表杨玉如、居正赴上海，拜会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面授机宜。岑离沪抵汉，将陈其美给的炸弹、炸药交给梁钟汉之妻张荫兰运回汉川，以备举义。9月，武昌党人机关败露，风声愈紧，胡瑛密信岑赴沪，阻止原拟来汉的宋教仁赴鄂，以避危险。党人对此举颇有指责，梁钟汉即派七弟梁辉汉往武昌狱中见胡瑛，坚定其志。斯时，四川保路运动迭起高潮，身为四川军中同盟会参谋长的梁耀汉密函梁钟汉、梁辉汉转鄂中党人，谓“瓜熟蒂落，宜速准备大举”。梁辉汉即速通知两湖与会党素有联系的徐竹坪、李少翘、艾良臣、成邦述、焦达峰、张殿臣、张汉等，分途从速准备起义。9月下旬，李筱香在武昌催张荫兰及张殿臣速回汉川，转告钟汉“武汉10月6日（阴历八月十五日）起义，你们在襄河一带速谋响应！”10月6日，无动静。10月9日，得知因湖南未准备就绪及武汉机关暴露，起义延宕。10月10日，张难先由仙桃匆匆来汉川狱中向梁钟汉了解情况。10月11日上午，张难先拜别梁钟汉到东门码头，骤遇由武汉落难而至的众多船只，知悉武昌10日深夜举义，梁钟汉、张难先为之鼓舞，张难先立刻赴省迎战，梁钟汉即刻举义汉川。下午3时，系马口张荫兰、梁辉汉与丙午党人黄警亚、邹幼云、胡宗尧及张殿臣、董文轩等举义，千余民军高举十八星大旗，迎梁钟汉回系马口主持汉川军政分府。

汉川起义打响了全国响应武昌首义的第一枪，其策划者正是丙午年由孙中山派回武汉以谋起义的梁钟汉，其骨干不少是丙午党狱在逃“案犯”。旋即，梁钟汉亲赴武昌，向蒋翊武通报军情，领取快枪500枝、子弹20万发。梁钟汉的汉川民军与刘英的京山民军包围、击败由襄河上游东下的清军巡防营刘韫玉5营之众；汉川民军阻滞了冯国璋部由孝感南下，为阳夏保卫战争取了20天的准备时间。10月14日，汉川军政分府被湖北军政府命名为第二支队司令部（此前汉口军政分府被任命为第一支队司令部），倚为三镇屏障。11月4日，战时总司令黄兴委任梁为襄河游击总司令。11月15日，汉川民军编入安、襄、郧、荆招讨使行署，在季雨霖统领下，梁钟汉、刘英、张难先、李亚东共襄北征。梁钟汉部、刘英部合为劲旅，凭借荆襄，进窥中原，首义之势，为之一振。不久梁钟汉任光复后的襄阳府首任知事；汉川民军、京山民军编入第八师，季雨霖为师长。难怪多年后，回忆辛亥首义，张难先感慨系之：“湖北革命，当唯梁、刘二家！”意即在湖北，梁钟汉、刘英两家是以全家族的身家、性命投人辛亥首义的。

谈到梁家，不能不谈到梁耀汉这个传奇人物，作为琴台之会、丙午党案的“首犯”之一的梁耀汉，没有辜负孙中山的重托，没有背叛党人的血盟，武装劫狱被梁钟汉制止后，梁耀汉与取保出狱的季雨霖同赴奉天吴禄贞处密商联络会党建立根据地一事，因吴曾利用“胡匪”抵抗日人侵边而遭弹劾，而梁、季又为丙午党犯，双方都不宜出头活动，只有徐图进展。翌年，梁耀汉走河南项城，说袁世凯。袁虽有所动，但虚与委蛇，馈赠重金礼送梁耀汉回川。

在四川更名梁栋的梁耀汉，投效督练公所，后任第十七镇司令部差遣。得以结识四川军中同志，尤其在四川会党中颇有影响。1910年入四川陆军讲武堂，秘密加入四川军人同盟会，被推举为总参谋长，1910年毕业回原部。武昌起义前夕，鄂省革命党派人入川通过梁耀汉联络四川党人谋响应，梁耀汉以为千载难逢之机，即派陈君显赴川西，彭仲卿赴川东，邓涵秋赴川南，周海珊赴川北，分途联络会党。9月，成都发生血案，梁耀汉即与杨维、周海珊等活动四川防军统领朱敦武（鄂人）及马提督，于督署焚火为号，策动起义，惜未成功，仓惶撤离，史称“督署举火”。10月，梁耀汉获季雨霖、梁钟汉联名信，知悉武昌首义，遂派人赴资州（现资中县）与人川湖北新军中同志联络，促杀端方，举义资州。在四川的革命中，梁耀汉发挥了重要作用，故10月12日四川原清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原新军统领朱庆澜响应武昌首义时，在致湖北军政府电文中说：“四川新军早为梁（栋）、向（岩）运动成熟”（向岩也是汉川人）。1911年10月，四川大汉军政府成立，梁耀汉被推举为军政府军事巡警厅正司令官。

1912年2月，黎元洪、季雨霖等迭电催促梁耀汉回鄂共主鄂政，四川当局挽留无效，委以四川巡道使名义送他东下，船至奉节，突遭驻军袭击，饮弹而逝。1917年，靖国军滇、川、黔、鄂、豫等军会师川东，叶荃、黎天才、王天纵、蓝天蔚等特撰碑文祭梁耀汉于殉难处，碑联曰：“身没名存，夔郡从兹留异迹；功高祸烈，岷江犹作不平鸣。”梁耀汉年仅29岁！

武昌首义之时，吴贡三出狱，黄冈县令潘某请他接管县政。后以己之声望协同武昌革命军政府安抚人员，光复地方，“黄州八属，传檄而定”；李亚东由四十二标同志胡玉珍、邱文彬迎出狱后，被推为汉阳府知事。汉口失守，率汉阳众员奔汉川，复任季雨霖招讨使署顾问，又委为荆州府知事，不久回籍任豫南民军总司令。可笑的是，首义前党人数次来狱告诉殷子衡举义在即，而起义时，却忘记迎他出狱，直到辛亥八月二十三日，他才亲率难友冲出监狱。出狱后即在汉阳府协助李亚东、张难先办事，不久病归黄州，为黄州军政分府顾问。与此同时，辛亥夏由东京同盟会回汉经营中部同盟会的吴昆，赶赴前线，出任汉口军政分府秘书。季雨霖也以湖北军政府参议的身份，督战汉口。在新疆冯特民等组织起义于伊犁，11月20日，伊犁独立，冯任外交部长兼都督府顾问……“琴台之会”的丙午党人在战斗中迎来了自己的“节日”！

而最让人扼腕痛惜的是，“徒具救国苦心，竟未能亲见义旗高举”的刘静庵，终因伤病摧残，于辛亥五月十六日病逝狱中，斯时骨瘦如柴，须发尽白，终年仅30岁。

从丙午琴台之会策划起义而至辛亥武昌首义、汉川起义、四川起义、伊犁起义，仅5年之期，丙午“案犯”不论是狱中的刘静庵、朱子龙等，还是狱外的梁耀汉、冯特民等，都以坚定的信念、艰难的行动实践了对革命的承诺，竟无一人背信弃义。尽管刘静庵、朱子龙没有迎来胜利的一天，但历史仍将他俩与“彭、浏、杨”并称为“辛亥五烈士”。难怪曹亚伯在《武昌革命真史》中的刘静庵的遗像后跋云：“此即刘敬安在南湖马队营黎元洪营长办事时之小照。日知会破案后受刑最酷，实密谋武昌首义第一人也。”

历史证明琴台之会的丙午党人实为辛亥首义之前驱，他们对革命对战友的千金一诺，为重诺重情的琴台知音文化增加了新的时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