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山地区著名神话故事《倒路梅山张五郎》，无人不知，也无人不晓；中国近代思想家魏源的改革开放精神，国人亦老幼皆知！由于二者事由均出自梅山文化腹地，本文试图通过对比分析方法，探讨梅山文化对魏源改革开放思想的影响。

一、二者基本情况

为方便分析起见，将“张五郎五州拜法”与魏源“师夷长技”作概要介绍。

《张五郎五州拜法》概况：张五郎去五州向太上老君拜法，太上老君不肯收留他。可他的女儿急急如律令见张五郎人才出众，在太上老君面前说好话，收留了他。太上老君却出难题：让张五郎用木斧子砍倒后山所有的大树，可那满山满坡的树，都要两人才能合抱，木斧子根本砍不动树皮，急急如律令告诉他五雷掌，“哗啦”一声砍倒了满山满坡的大树；太上老君还是不肯收他为徒，又叫他把砍倒的树烧光，可那些砍倒的大树，都是枝叶青翠的怎么烧得燃呢？急急如律令又告诉他五雷火，“轰”的一声把满山满坡砍倒的树烧得净光；可太上老君还是不肯收他为徒，叫他把三斗三升三合油麻籽撒在烧过的山坡上，张五郎不到半天时间，便把三斗三升三合油麻籽撒在了烧过的山上；可太上老君还是不肯收他为徒，叫他把撒在后山上的三斗三升三合油麻籽一粒不少地捡回来，可撒出去了的油麻籽看都看不见，怎么能“一粒不少”地捡回来呢？急急如律令告诉他呼唤百鸟的方法，让“满山满坡的鸟”来帮忙啄捡油麻籽……张五郎学到法，回家时，急急如律令躲在伞中，帮助他躲过大上老君放来追杀的飞刀，回家后结成恩爱夫妻，可张五郎后来变起“大丈夫”来，急急如律令用定身法把他变成只会“走倒路”的“倒路梅山”了。不难看出，故事的原型会意为学到了刀耕火种的农作技术。

魏源的“睁眼看世界”和“师夷之技”思想：魏源（1794年—1857年），字默深，湖南隆回金潭人。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说：“平生寡言笑，鲜嗜欲。虽严寒酷署，手不释卷。”魏源生活在清王朝由盛到衰和新旧交替、中西冲突的时代，他既洞悉社会生活中的诸多弊政，又认识到中国之外世界之宏阔，这是魏源“变古愈尽，便民愈甚”（《魏源集》第48页）和“师夷长技”的思想基础。

《南京条约》的签订，犹如晴天霹雳，震撼中国大地。当时的英国，本土不及中国的五十分之一，人口不到中国的二十五分之一，派到中国作战的军队，最多时亦不过二万人，只相当于清军的四十分之一。为什么一个长期雄居东亚的老大帝国，竟然惨败于一个远涉重阳的海岛小国？！这不能不引起全国的极大震惊，也是对魏源心灵深处的一次最大震撼！形成了魏源改革思想的内在动力和主要核心，即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即“师夷长技”）。他认为这是“根本之图”，是其改革开放的核心内容。他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提出，要“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首开了近代师法西方的先河。

魏源提出师法西方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只能学西方之长，要尽量避免西方之害。他强调是否坚持这条原则，直接影响学习成败。“塞其害，师其长，彼且为我富强；舍其长，甘其害，我乌制彼胜败！”（《海国图制》卷三十七）。这确是一条重要指导原则，继魏源之后，近代的先进人物几乎都赞同这一原则。孙中山把它称为：“取那善果，避那恶果”（《孙中山选集》第84页）。黄兴形象地将其比喻为“学醇避醨”（《黄兴集》第196页）。说法虽然不同，其实质完全一致。唯有如此，才能臻国家于富强，不致于东施西颦，而适得其反。

魏源认为在“师夷长技”，以发展军火工业的同时，也提倡师法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发展民用工业。他说：“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奇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筹海篇•议政》）。他赞扬西方轮船火车，其速如飞，“昼夜千里”；用机器纺纱织布，“巧夺天工”。这些有用之物，都可大力仿造。他主张军火工厂可以生产民用产品；沿海商民允许自办工厂，象量天尺，千里镜，自车碓，千斤秤及火车轮船，凡属有益于民用的，皆可在工厂制造，产品由工厂自由出售。在近代的中国，这是发展新形式工业的最早设想，是近代工业发展的先导。

魏源既重视师法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亦注重思想建设。他认为师法西方长技只是“兵机”，要抵制西方侵略，还须“治本”。他借用明人的话说：“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海国图制序》）。人心积患包括愚昧无知，奸诈虚伪，姑息养奸，畏难苟妄，结党营私等。他认为只有祛除人们思想上这些积患，注重人的实际表现，提倡实事求是，提倡实干苦干，不讲空话，并且长期坚持，才能强国兴家，是极有见地的。

所以，英国学者赫弗思认为，魏源的师夷长技思想，“形成了以后20年间中国人民对于西方科学机械观念的最佳部分，甚至影响了那一整个世纪。”（[英]赫费思《西方世界对中国之入侵》）

二、“五州拜法”与“师夷长技”之比较

从张五郎“五州拜法”到魏源“师夷长技”的基本情况中不难看出，一脉相承的迹象多处可寻。

从构成这一现象的标的地域来看。《张五郎五州拜法》的传说故事产生于梅山地区，是梅山人们精心孕育，认真创作，不断完善的伟大成果。所以说，这一故事所产生的土壤是梅山地区，是古时梅山地区经济事象和精神事象的艺术反映。“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依据我的意见，总是同它的经济有着最密切的因果关系。”（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

中国近代史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其家乡隆回金潭亦属古梅山的上梅山地域。他生于梅山，长于梅山，可见其为梅山文化所孕育的一代巨人，从这一意义来说，“师夷长技”的思想家魏源，与《张五郎五州拜法》的广大作者一样，都是生长在梅山地域，所以说，二者的出生地域相同。

从二者产生的背景来看。张五郎艺术成形最早见于《海游记》，说他生于唐宪宗元和年间九月九日，距今一千二百年历史；然而，毫无疑问，口头传说的原本却要早得多，只是无文字记录而已。然而，在中原地区生产力已具繁荣，科学文化已相当发达的时代，而“旧不与中国通”（据《宋史•梅山蛮传》）的梅山地区却还是“上峒梅山上山打猎，中峒梅山掮棚看鸭，下峒梅山打鱼摸虾”的鱼猎时代，相对于中原地域的经济水平来说，梅山地区还处于生产力极端落后的水平。

魏源生长于清朝政府由盛到衰的转型期。当时封建制度腐败，闭关自守，导致科学技术不发达，生产力水平极端落后，国人饥不饱腹，衣不遮体，面对西方列强汹汹而来，却束手无策。因而，这样的历史背景，相对于张五郎去五州拜法时的背景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生产力水平极端地落后。

从二者的目的来看。张五郎是去五州向太上老君学法，张五郎是梅山教的始祖神，太上老君是道教的始祖神。作为梅山地区的始祖神还处于原始的鱼猎时代，外边道教信仰地区的经济环境却已是稻作文化的兴盛阶段。所以，张五郎去拜法，即学习先进的农耕技术，来改变梅山地区落后的鱼猎经济时代，以富强梅山人们，是张五郎五州拜法的功利目的。

而魏源“师夷长技”，也正是由于清王朝的极度腐朽没落，民穷国弱的时代。当时，中国正抱着祖辈所代传的原始农耕技术维生时，西方国家已是火车，轮船，战舰，飞炮，水雷等先进工艺尤其是军火工业。故英军侵略中国，有势如破竹之势。因而，“师夷长技”的核心是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以提高中国的生产力科技水平，来强民富国，抵抗强国的侵略，其功利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所以，二者的目的是相同的。

从二者学习的内容来看。张五郎五州拜法与魏源师夷长技，从师法的内容看，前者为学习中原地区的先进农作技术，后者为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只是张五郎所师法的内容，在“巫风漫延”的楚地，经过上千年的传承演变，已披上了神秘的宗教外衣，而增添了神秘莫测的宗教色彩，但丝毫也没有遮挡其实质内容，其师法先进的农作技术，仍明显可监。故事中急急如律令告诉张五郎的“五雷掌”砍树，“五雷火”烧树及呼唤百鸟收检油麻籽的方法，就艺术地反映了刀耕火种的农作过程。“在着手研究原始民族艺术的时候，我应当首先指出原始经济的最主要的特点”（《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351页）。

而魏源的“师夷长技”则开门见山地指明需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他认为是“根本之图”，是其师法西方长技的核心内容。具体包括先进军火工业，民用工业，历法知识以及西方的民主制度，他力主破格选拔真才实学的人才。他还提出师法西方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只能学西方之长，要尽量避免西方之害。“塞其害，师其长，彼且为我富强；舍其长，甘其害，我乌制彼胜败”（据《康南海自编年谱》）。

因而，“五州拜法”和“师夷长技”的内容也是一致的，同样是学习先进技术来巩固自己，发展自己，使自己的民族、国家强盛起来。

三、梅山文化对魏源改革开放思想的影响

在我国近代史上与龚自珍相提并论“经世致用”的今文学派魏源，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睁眼看世界，力主改革，图谋发展的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其“师夷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筹海篇》）概括了他师法西方先进技术的中心思想，学习外国之长技，以防止和抵御外国的侵略，最终目的是让自己的国家强盛起来。魏源的伟大思想和伟大成就，与梅山文化一脉相承地息息相关；梅山文化对造就近代倡导改革开放的魏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

直接影响。魏源所出生和成长的隆回金潭，地处梅山文化的腹地，浓浓的梅山文化氛围，迎来了他的出生，哺育着他的成长，梅山文化是善于汲取外来文化精华的文化，梅山地区家家户户都供奉的神龛上的神像，除张五郎等师公教系列之外，也供道教神祗和佛教神祗。这种文化精神，在魏源儿时潜意识的心灵，其影响是刻骨铭心的。这里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等，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他，古朴的民情风貌，无时无刻都在锻炼着他的意志。上面介绍的梅山文化中极具影响的《张五郎五州拜法》，梅山文化区无人不知，也无人不晓；每当茶余饭后或劳作空闲，人们无不津津乐道地叙述着……可见，这一切的一切，对成长中的魏源影响是多么地深刻。他的“师夷长技”改革开放思想，与《张五郎五州拜法》的师法先进农作技术一脉相承，就为梅山文化影响的明显见证。

间接影响。魏源成人后，求学期间和社会活动中，与一批梅山地区的才子结识，主张相同，情深意厚；这些人都深受梅山文化的熏陶，因而对魏源的影响也极大，极深。故李伯荣先生在《魏源师友记•自序》中说：“学问之成，不仅由一已之勤，凡宗师之授予，友朋之切磋，羁族之访问，皆有所资。舍是，离群索居，孤陋寡闻，不能得也。因此义，则负笈担簦，千里访求结为金石；左右采获，便作通儒。默深是此道中之最有宏就者。”

至今，梅山地区谈及魏源与陶澍的关系，无不手舞足蹈地津津乐道，民间流传着“陶澍对魏源有知遇之恩，魏源对陶澍有建树之功”的美谈。陶澍（1778年—1839年），为古梅山安化人，清嘉庆七年（1802年）中进士，任两江总督。在任期间，力主改革，功绩卓有成效。近代李伯荣在《魏源师友记》中说：“默深官内阁中书后，侨寓江苏时，澍正督两江，延与论磋务，默深谓‘救弊必先汰甚。请裁浮费为减官价地，减官价为杜私贩也’，于是淮北始有改票之举。作《淮北票盐记》二千余言。故澍之盐务政策，多默深之力也。澍观察川东，默深送诗五章；其死也，默深为之《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陶文毅公神道碑铭》”。可见二人关系之不一般。

魏源交谊极深的梅山朋友，还有舆地学家邹汉勋（新化罗洪人）；“博学多通，书过目不忘”（据《魏源师友记》37-38页）的才子新化欧阳格；交往频繁，感情极深的新化文献学家邓显鹤。邓显鹤是近代研究梅山文化的第一人。他的著作辑录了当时梅山腹地盛行的《哭嫁歌》片断并加以论述。可见，魏源的这些梅山朋友，对魏源的影响，也就是说梅山文化对魏源的间接影响便成自然。

纵上看来，魏源生长于浓浓的梅山文化氛围中，成人后的社会交往阶段，又广吸众多梅山朋友之精华，足见梅山文化对他的影响；尤其是《张五郎五州拜法》与“师夷长技”之间渊原关系的烙印，更加说明了博大精深的梅山文化哺育了近代思想家、改革家魏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