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和魏源，是中古与近代的界标式人物，近代思想史上的双璧，“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启蒙思想家。他们既有学术思想史上的声望，也有长久不息的争论。他们被称誉，同时也曾被诋毁。龚自珍的“狂”，魏源的“傲”，反映了先行者不为时人理解的孤独和新思想在萌芽成长过程中遭遇的来自传统和落后势力的抵拒，同时也从反面印证他们开一代风气的历史功绩。“龚、魏”齐名，渊源有自，学术界对其思想和学术上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不少。本文拟在此基础上通过考察两人关系的发展、学术品格的树立与社会现实之间的某些联系，从一个侧面揭示近代开端时期守旧与革新激烈交锋的时代特点。
一
道光六年（1826）三月，又到了会试之期，礼部主事、著名今文学家刘逢禄分校春闱，发现“邻房有浙江、湖南二卷”，经义精深，见解不俗，引证浩博，断定是他非常欣赏的两位后学龚自珍、魏源的考卷，“亟劝力荐，不售，于是有《伤湖南、浙江二遗卷》之诗”。诗中写道：“翩然双凤冥空碧，会见应运翔丹宸”。这便是众所周知的“龚、魏”齐名的由来。
刘逢禄对魏源和龚自珍之所以如此赏识和品题，是有渊源的。如所周知，刘逢禄（1776-1829）是清代公羊学“张大其军”的关键人物，他本人以继往开来自任，同时希望有闻风而起者共同担负起张大公羊学的重任，以造成群体的力量。这时，刘逢禄在京师遇到了两个青年学者龚自珍和魏源，立即在学术思想上产生了共鸣，二人先后从其学习公羊家法。在他的培养和引导下，龚、魏成为公羊绝学的继承者，晚清今文经学的健将。而且，他们的相识相知，刘逢禄在其中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关于龚、魏相识的时间，据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二人初识于嘉庆十九年（1814）魏源初次进京时。但是据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记载，嘉庆十八年（1813）龚自珍入都参加乡试，七月，夫人段美贞病逝于徽州，他出闱后旋即南返。次年三月携夫人灵柩归杭州。按《清史稿•选举志》，清代的乡试一般在八月举行。龚自珍可能于嘉庆十八年八月底九月初就已经离京，而魏源人都的时间则在十九年春，二人见面的可能性很小。对照龚魏的年谱，只有嘉庆二十四年（1819），他们才有互相认识的机会。是年，龚自珍进京会试，并从刘逢禄学公羊。而魏源也于此时人都参加顺天乡试，且早在五年前就已经是刘逢禄的得意门生了。据此，龚、魏约在嘉庆二十四年相识于京师，而刘逢禄和今文经学则是他们之间友谊的媒介，共同的学术旨趣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同为刘逢禄的高足，同是今文经学的翘楚，建立在共同学术思想基础之上的龚、魏友谊，很快由相知而成莫逆。现存的龚、魏之间仅有的三封来往书信：魏源的一通《致龚定庵书》和龚自珍给魏源的两通《与人笺一》与《致默公》，均作于他们相识后不久的道光二、三年间。道光六年（1826）二人同时参加会试，结果双双落第。其时，刘逢禄的《题浙江、湖南二遗卷》，使身处逆境的龚自珍、魏源顿时产生一种强烈的知遇感，令其终生难以忘怀。这无疑是对龚、魏精神上的理解和支持，由此进一步加深了他们之间的相互砥砺和信任。在此后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二人保持着深厚的友谊。魏源“以君衣上月，照我花前饮”、“与君百年内，托足无斯须”、“故人隔重城，使我心悁悁”的真情流露，是龚、魏之间诚挚友爱的明证。
从现有的龚、魏诗文集中来看，反映他们交往情况的文字并不多。而且自道光十二年（1832）京师聚会后，魏源南还江苏。龚自珍则常住京师，因此从这时到十九年（1839）龚自珍出都的七年间，二人劳燕分飞，南北相隔。但这并不意味着二人关系的疏离或中断。从道光十九年（1839）龚自珍辞职到辞世的两年间，他“自都中归”，路经扬州魏源的絜园，“必过园留信宿”。当时魏源正着手撰写《圣武记》，龚自珍书写一幅楹联相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总一代典，成一家言”。这既是对老友的称赞和肯定，也是对至交同志的鼓励和期许。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十二日，龚自珍在丹阳暴卒。就在此前几天，他还在扬州挈园写下《跋王百榖诗文稿》、《跋傅征君书册》等文字。他去世后，魏源在挽联中写道：“天下谓奇人，骂座每闻惊世论；文坛摧异帜，剪窗犹忆切磋时”，表达出绵绵的思念和无尽的怀想。早在龚自珍生前，二人就曾生死相托：“孰后死孰为定集”。龚自珍遗著经魏源整理成《定庵文录》十二卷、《定庵外录》十二卷。而魏源也曾请龚自珍校订其史学巨著《元史新编》，以至于在他去世后“稿落仁和龚氏”。身后事，相托付。由此看来，魏源自称是龚自珍的“执友”，实在是贴切之至。
二
“自珍于经学主今文家言，于史则好究本朝掌故，边疆史地。于文则熔铸诸子，取法先秦，蹊径独辟，不肯落人窠臼。又好言时政得失，天下利病，以微秩末僚，而昌论天下大事，皆与魏源同，此所以相交二十余年，最称莫逆也”。的确，共同的学术旨趣，共同的经世志向，是龚、魏终生友谊的牢固思想基础。但是，如果将其放到当时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去解读，考察其同时代人对他们的评价，就会比较清晰地发现促成龚、魏终生友谊的社会原因。换言之，是当时似“千年暗室”的社会对他们的种种曲解和毁谤，乃至压制和打击，锤炼了龚、魏患难知交。他们是同志，也是战友。
嘉庆十九年（1814），魏源进京，结识著名文学家陈沆。有人劝说陈沆，魏源“鳞甲难近。沆不听，交源益笃”。“鳞甲难近”的指责，固然没有妨碍魏源与陈沆的交往，但字里行间所透露出的消息，足以说明当时京师的士大夫群体中确有一批人对“兀傲有大略”的魏源颇有微词，甚至心怀怨恨。朋友圈里，张维屏也认为“其性情兀傲，几如目中无人”；冯桂芬则称“其生平学术，喜自居于纵横家者流”。面对人们的种种评说，魏源曾做过深刻的反省，他始终不明白自己“默好深思还自守”，为何却“动皆得咎”。
与龚自珍所受的压力和诬谤相比，时人对于魏源的误解和指责就显得微不足道了。龚自珍“不弢于言，言满北南”。且不说那些官僚政客们对他怎样痛心疾首，就连其外祖父段玉裁的好友王芑孙也看他不顺眼：“伤时之语，骂座之言，涉目皆是，此大不可也”；“甚至上关朝廷，下及冠盖，口不择言，动与世迁，足下将持是安归乎?”老朋友姚莹也认为他“言多奇僻”。龚自珍自己当然也意识到了舆论的压力，“姑将谲言之，未言声又吞”，最后不得不“东云露一鳞，西云露一爪”。
在那样一个以旧的道德观念为最高标准的社会，对个人品格的这种指摘和攻击往往比刀剑更厉害。龚自珍和魏源都感受到了迎面而来的讥议排挤，同时也体验了不被世人理解的心灵孤寂。他们渴望心心相印的知己一吐积郁，也需要铮铮不屈的战友互相砥砺。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结果显示，高压力的情境会直接促进人们形成群体。来自朋友和异己的双重夹击，把这两个的“狂”生“傲”士推到一起。而他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也在共同应对社会压力的过程中日益加深。
现存道光三年（1823）魏源写给龚自珍的信，讨论的就是时人对龚自珍狂放的指责：
近闻兄酒席谈论，尚有未能择言者，有未能择人者。夫促膝之言，与广庭异；密友之争，与酬酢异。苟不择而施，则于明哲保身之谊深恐有悖，不但德性之疵而已。承吾兄教爱，不啻手足，故率尔诤之。然此事要须痛自惩创，不然结习非一旦可改，酒狂非醒后所及悔也。
魏源何尝不知龚自珍的放言无忌并非“德性之疵”，但是他更清楚由此会招致怎样的打击和迫害。他并非劝龚自珍向保守势力屈服，只是曲折地表达对挚友的担忧。龚自珍在写给邓守之的信中表示对魏源良苦用心的理解和接受：“足下及默深去后，更可缄舌裹脚，杜绝诸缘。……兄前所云，能清不能浊，能宝而不能市者，危之道也。心所谓危，不得不以告也”。同样，龚自珍对魏源效仿桐城古文的做法也曾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恳切地劝戒他不要屈从于时流，被烦琐考据所牵累，要做个能综合众说，掌握关键，为我所用的“通人”。
按照龚自珍的交友原则，他反对“士之相为友”以年齿若、家世若、科第若为标准，认为这种标准会使朋友之间“谑浪诡随”而失去自己的独立性。他主张“性情之是友”，“气谊之是友”。因此，以上述往来信件中反映出的龚、魏思想认识的差异作为质疑二人友谊的根据显然是不充分的。相反，彼此开诚布公地切磋意见本身恰恰印证了他们之间的深厚友情，而他们讨论的主题也始终是如何面对压力和如何摆脱当时盛行的思想观念的束缚。在一片诽谤声中，这种思想交流对于消除误解、增进感情是极其重要的。
曲解和毁谤固然可以置之不理，而压制和迫害则无法躲避。龚、魏的才学广为人知，经刘逢禄的肯定和传扬更加声名大振。可是在仕途上却屡屡受挫。道光九年（1829），龚自珍中礼部试，“殿上三试，三不及格，不入翰林，考军机处不入直，考差未尝乘轺车”，其原因是“楷法不中程”。无独有偶，十五年后，51岁的魏源中礼部试，也“以试文稿草率，罚停殿试”。诚然，封建时代科举考试的确重视书法，但是，科举铨衡文章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标准，书法好坏仅仅是一个次要因素。事实上，龚、魏在科举和仕途上的不如意，主要是当时社会对这两个眼光敏锐的思想家压制和迫害的结果，书法只不过是打击的一个借口而已。道光十九年（1839），龚自珍被迫辞官；而魏源晚年遭罢官无疑也不仅仅是历史的巧合。社会的仇视和迫害反而更加深了彼此的信赖和依托。从龚自珍出都南返直至辞世的两年间，龚、魏二人往来频繁，彼此激励，互相宽慰，以手足之情排解心头的百结忧悒。这是社会压力最沉重之时，也是龚、魏友谊最密切之日。
三
著名爱国主义诗人张维屏初识龚自珍后发出至深的感慨：“屏始闻人言，足下狂不可近，及见足下，乃温厚纯笃，人言固未可信也”。另一位岭南学者陈沣曾向魏源就《海国图志》中几则记载提出商榷，为此他深深感到魏源对学术的至诚和胸怀的谦和宽厚：“魏君来粤，余以此书所说质之，魏君大悦，遂定交焉，并屡改《海国图志》之书。其虚心受言，殊不可及也”。那么，温厚纯笃的龚自珍和虚心受言的魏源的“狂”、“傲”之名又作何解释？为什么当时的权势者对他们一再打击迫害？对于这个问题，龚自珍是非常清楚的，他深知“身名坐枯槁”、“默默入冷署”的个人遭遇，是因为自己“苦不合时宜”。
龚、魏生活的十九世纪前后，是清朝统治由盛转衰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大转折时期。但是，整个社会仍然自欺欺人地粉饰太平，制造无数假象，把“衰世”装成“治世”，“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官场盛行的是贪赃枉法、投机钻营、结党营私、阿谀逢迎，士林居于统治地位的是粉饰太平、脱离实际、无视民众疾苦的麻木状态和迂腐僵化的习气。虽然自“嘉道以还，积威日弛，人心已渐获解放”。但是，由于清初以来封建统治者长期利用“文字狱”等高压政策和八股取士等笼络手腕禁锢思想，因此，空谈义理性命、耻言经济事功的理学，埋头故纸堆中、闭口不谈现实问题的考据学，仍在思想界居于统治地位。而科举制度又引诱读书人汲汲于功名利禄，使之对迫在眉睫的社会危机视而不见。
但是，这样的社会现实，必然会在具有政治敏感的思想家的头脑中反应出来。“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成为那个时代赋予思想家的使命。然而，适应时代的需要，却触动了世俗社会的忌讳，这是龚、魏“不合时宜”之所在。在暮霭沉沉的世风和学风里，龚自珍和魏源勇敢面向现实，大胆揭露黑暗窒息的社会，预言现实社会的尖锐矛盾已经到了“鬼神思变置”的程度。这在“举国方沈酣太平”的社会必然被认为是危言耸听，是不祥之音，不仅为一般士大夫群体排斥，更遭到权贵的忌恨和迫害。迫害的手段“非刀、非锯、非水火”，而是“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对龚、魏所加的无端指责和对其才学的压制，恰恰是黑暗社会和专制统治对进步思想家精神上的扼杀。
高压的政治空气不仅没有顿挫批判的锋芒，反而淬砺了思想的火花。社会的打击迫害造成龚自珍、魏源个人生活的坎坷，但同时也使他们更深刻地切身体会到清王朝的统治已经到了不变革便灭亡的程度。因此，他们在批判和揭露的同时，进一步提出社会改革的要求。龚自珍从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论证改革的必然性：“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魏源则从利民便民的角度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他们要求改革的呼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代表着时代前进的方向。
批判现实，锐意改革的新思想，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守旧势力的围剿。此时此刻，坚忍不拔的独立人格就成了站在时代高度的思想家的第一生命。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一种品质置于不同的情境中往往会发生意义转移。被保守势力以及顽固人物指斥为“狂”、“傲”的品质，换个角度来看，正是时代所需要的叛逆和敢为天下先的胆识，是时代的代表思想家必须具备的可贵学术品格。这种品格，在龚自珍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从不避讳自己的“猖狂”。当他还是一个23岁的青年时，就写了讥切时政的《明良论》，这篇檄文与《乙丙之际著议》、《尊隐》均属于对社会和政治弊病大胆揭露的“狂言”。今文经学家庄绶甲担心他因此遭封建顽固势力的打击迫害，劝他删去文中的锋芒毕露处。如龚氏曾在诗中追忆的：“常州庄四能怜我，劝我狂删乙丙书”，他一笑置之。针对某位“上相”禁止他议论时政的无理干预，则不卑不亢地拒绝：“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劳上相损宵眠”。可见，勇敢，坚强，不畏险恶，才是龚自珍“狂”的本质。
与龚自珍挟学理以为政论的“狂言”相呼应，魏源在“中国无人留心海外事者”，而“举世讳言之”的情况下，不怕“犯诸公之忌”，呕心沥血，著《海国图志》，“详求其说”，发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呼唤。这种敢于“犯忌”的行动与龚自珍的激烈言辞相辅相成，异曲同工，体现了思想家不随波逐流、自树一帜、独立思考的傲岸品格。魏源“性兀傲，高自标树”的真实内涵正在于此。魏源在总结龚自珍的学术思想时指出：
夫忽然得之者，地不能囿，天不能嬗，父兄师友不能佑。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所逆愈甚，则所复愈大。大则复于古，古则复于本。若君之学，谓能复于本乎？所不敢知，要其复于古也决矣。……虽锢之深渊，缄以铁石，土花绣蚀，千百载后发硎出之，相对犹如坐三代上。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魏源对龚自珍思想中“逆”之学术风格的褒扬，也是对他们共同具有的冲破束缚、开创新风气的时代精神的概括。
马克思指出：“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由此而论，龚、魏在腐朽的专制制度下锻造的非常品格，反过来又成为揭露社会黑暗、倡言变法改革的利器。他们投身于时代运动中，用舌和笔作武器同专制和保守势力进行斗争，因此就有了使之成为开一代风气的思想家的卓尔不群和勇猛坚强的学术品格。龚、魏在这一方面表现出的异乎寻常的契合和相近，构成了他们之间友谊的牢固精神纽带，成就了他们经世的热情、变革的探索以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思想和新观念。“时流不沮狂生议”，他们以“逆”的姿态发出的充满激情的改革呼唤，虽然在当时连遭谤议，应者寥寥，但却打动和震撼了以后几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心灵，并终于汇成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时代交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