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化思想发展的历史，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中华民族不断探求“师夷”及“长技”史，就是一部希冀民富国强以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这是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历程的重要内容。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之前，我国现代化思想由产生到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了解和学习西方新思想的启蒙运动阶段；二是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的洋务运动阶段；三是进行社会体制全面改革的戊戌变法阶段；四是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以资产阶级共和取代封建专制阶段。林则徐和魏源在早期了解和学习西方新思想的启蒙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中国现代化思想萌芽的“播种者和培育者”。

现代化思想的核心——师夷长技

中华民族历史上长久的强大在带给本民族荣耀的同时，客观上也造成了这样一种恶果，那就是始终不能把周边的国家和民族作为一个平等的主体来看待，认为四周“皆为夷”，“唯我独尊”，这样的情绪在今天那些狂妄的民族自大主义者中仍然很有市场。1792年马格尔尼来华以求通商，被清王朝拒绝，48年后，英国用武力打开了清王朝的国门。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在东方的扩张和侵略客观上起着两方面的作用，执行着“双重的使命：一是破坏性的革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社会，另一方面是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林则徐、魏源作为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后的先进中国人，面对西方殖民者对清王朝摧枯拉朽般的攻势，开始认真地思考如何挽救这场全民族的危机，应对这种千古未有之大变局。林则徐作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既主张坚决抵御西方侵略，又注意研究、学习西方，特别是收集“夷情”，开始了中国认识西方、学习西方的进程，开始了现代化的理论认识及初步实践进程。当然，林则徐向西方学习最主要的动机还是为了“防夷”。在林则徐看来，中国必须借用西方科学与工业所取得的文明成果来巩固自己的国家，而且要刻不容缓地借用，……后来被称为“熟谙夷务”学说的理论基本原理，在《四洲志》《华事夷言》《澳门月报》《俄国重要情报》及其他著作中随处可见，其中的每一篇都有林则徐的参与。

作为林则徐挚友的魏源，深受林则徐“师夷”思想的影响。他吸收了林则徐的许多思想，并把它们作为了《海国图志》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进一步发展了林则徐带有浓烈“御夷”色彩的现代化思想，在《海国图志》的前言中明确提出，该书是“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可以说，自从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开始，“师夷”与“制夷”的矛盾长时间来就成为中国现代化思想要解决的主要矛盾。这种重在“制夷”思想一直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综合实力与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和民族自信心增强之后，才与“和夷”、“融夷”一起构成民族复兴思想的完整内容之一。

在中国承认有“四洲”、有“海国”，是从发生了“夷变”，产生了要了解“夷情”，要办理“夷务”的需要开始的。“夷”的先进成了现代化的目标，成了“师”的榜样。另外，“师夷”是作为“夷变”的后果出现的，是被迫的外在强制下的不得已的选择。千年的强大，造成了中国人对“夷”认识的错觉和固步自封，不到“夷”打“夷”迫，不到先进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没人去“师夷”。所以，“师夷”是“夷变”的结果，又成了“制夷”的手段。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师夷”师得好不好，要以能否“制夷”来评价；若不为“制夷”，也就没有“师夷”的必要了。面对“夷”的逼迫，遍寻国内己无“制夷”之策，所以只有“师夷”；谁来“师夷”，师“夷”何技，如何“制夷”。历史的发展也正是对此的印证。洋务派捧出地主改良派的“洋务运动”来“师夷”，却被“东夷”葬于海战；戊戌君子发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来“师夷”，未能“制夷”；孙中山师“夷”革命的“三民主义”，终被“夷制”；直至中国共产党师俄的马克思主义，方成功“制夷”，赶走了帝国主义。一部中国现代化思想史相当程度上是一部谁有能力“师夷”的历史，一部“师夷”何技的历史，一部“制夷”的历史，一部解决“师夷”“制夷”矛盾的历史。

有关走向现代化的重要观点

在这个时期，林则徐、魏源已经先知先觉地认识到了要学习西方的先进事物，但出于“制夷”——抵御外来侵略的目的，出于对西方现代化的初步了解，他们看到的仅仅是西方“器物”的繁荣，尤其是坚船利炮（这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了），所以，其现代化思想主要着眼于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装备技术、海军和兴办民用工业，即“器物”的现代化，魏源为此还提出了一系列系统化的学习主张。在《海国图志•筹海篇》中，他就“师夷长技”提出了自己的四项主张。

其一，实行适度的对外开放，引进外智，同时启动本国人才的培养。“请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演炮之法……而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

其二，利用科举制度遴选人才的功能，增设水师科目，进行格致方面的考核，并授予功名。“今宜于闽粤二省武试，增设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大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

其三，借鉴西方工业革命成果，创办民用工业，以促进国家工业力量的发展。“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龙舟、自来水、自转雄、千金称之属，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

其四，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在官办事业的基础上，开放禁锢，允许私人设立工厂。“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

林则徐、魏源的早期现代化思想对后世现代化实践及理论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与启蒙作用，不但影响了十几年后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奕䜣等为首的开明地主官僚阶层的“洋务运动”，而且对其后进行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戊戌变法也有深刻影响。作为“制度”现代化探索者之一的康有为就在其自编的年谱中记载，他正是在《海国图志》的影响下放弃了学习和宣扬旧学，转向了救国的西学，并进一步做了试图摒弃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立宪制度的努力。同时在国外，东邻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深受他们所阐述“师夷”理论的影响，从固步自封中走出来，成为一个善于向先进学习的“学生”，并在短短的几十年内成为列强之一，对日本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影响至今。

对林则徐、魏源现代化思想评说

林则徐和魏源的向外界探求中国“御辱”之道思想的产生，宣告了先进的中国人已经认识到封闭百年的国门打开的必要性，预示着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将启动现代化进程作为了一种避免民族危机的选择，尽管这种选择是在外来威胁下不得不做出的反应。“师夷长技以制夷”用一句古老的中国话来说，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种由国家防御性问题引发的初始的现代化思想由此可见一斑，但这正是中国现代化思想萌芽的产生。中国的现代化由于是在与西方现代文明的较量失败后启动的，从一开始就抹上了浓厚的雪耻图强的色彩。整个的现代化过程，实际上成为学习西方、赶超西方、发愤图强、重振民族雄威的历史过程，其实质是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以后的时间里，直到1949年，谁来充当“师夷”的主角，“师夷”的什么“长技”，一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孜孜以求的一个重要内容。

林则徐、魏源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的启蒙者，他们所注重的学习西方和“长技”的目的，主要是争取并维护民族的强盛与独立，在这其中“制夷”—民族的独立显然是其首先考虑的。作为其实践的洋务运动虽然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毫无疑问，正是在师“长技”的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后来的先进仁人志士开始了“制度”方面学习的探索，资产阶级立宪君主制改良、资产阶级共和制革命、社会主义制度的最终确立莫不如此。在今天的中国，制度现代化作为“长技”现代化的前提已尽显其伟大作用。

总之，“师夷长技”的现代化思想一定意义上讲，可以作为1840年后百年来危机不断的中华民族现代化史的主线。从思想启蒙的角度来看，林则徐、魏源现代化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认识到了中华民族有向“洋人”学习的必要。开始动摇了千年来深深植根于中国人头脑中的“蛮夷”只能从属于“华夏”的观念，承认了“夷”有可“师”之处，指出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师夷”的目的在于“制夷”。当然，这种“制”是出于自卫的目的，是维护本民族生存及独立的需要，并不含有对外挑衅、侵略的意思。中国现代化思想的萌发，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向西方学习如何实现国家的强大，并唤醒沉睡百年的帝国，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林则徐、魏源的思想在中国现代化史上起着重要的启蒙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