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年间，中国传统军事思想遭遇千古未遇的大变局，在近代战争面前日益暴露了它的不适应性，并受到欧洲近代军事思想的强烈冲击。在列强入侵频繁，祖国领土不断被蚕食瓜分的形势下，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和军事家力图冲破泥古不化的思想束缚，探寻新的御敌制胜之策。但是近代中国风云的剧烈变幻，军事斗争的迫切需要，使他们无法像前人一样有充实的时间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而只能从当时的认识水平出发，就军事变革中最突出的问题寻求答案，故其思想不免失之肤浅和零散。然而，正是这样一批又一批先进的中国人的艰苦求索，加速了中国军事思想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并使传统军事思想最终有了重大的改观。地主阶级革新派和洋务派的军事思想则是其中重要的环节。

在鸦片战争前，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日趋腐朽没落，而西方资本主义却正处于上升发展时期。在鸦片战争期间，面对清王朝的腐朽和西方列强的侵略给中国社会造成的深重灾难，站在反侵略斗争前线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军队中的爱国官兵，为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同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与此同时，一些爱国志士苦心焦虑，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议论时政，发出了外抗强敌，内求变革的呼声。地主阶级革新派的代表人物林则徐、魏源等，提出了一系列的军事主张，发出了变革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信号，是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端。他们在军事上的许多精辟见解，振聋发聩，有力的冲击了清朝前期停滞不前的落后的军事思想，为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变革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既主张反对外来侵略，捍卫国家主权，又注重认识和了解西方世界。面对西方列强入侵造成的严重的民族危机，他们主张严禁鸦片，积极备战，抵御侵略。魏源主张，对于犯我边疆，侵我国土、鱼肉我乡里，屠戮我人民的侵略者，绝不能讲“仁慈”，只能以“甲兵对甲兵”。林则徐作为鸦片战争时期主张禁烟和抗英斗争的实际领袖，他不仅坚决反对外来侵略，提出“人人可持刀痛杀”侵略者的“民心可用”的思想，领导了广东沿海军民抗英的斗争，而且在抗英斗争实践中，注意了解西方国家的动态，提出筹夷事必先“谙夷情”，“知其虚实，始可定控制之方”。为此，他搜集西方国家的大量报刊书籍，并将收集的外国历史、地理资料汇编成《四洲志》。同时，鸦片战争的硝烟战火和好友林则徐的殷殷嘱咐，使原来终日埋首书斋的魏源毅然投身到探索御敌良策的活动中。他也认为既要坚决反对外国侵略，又要注重了解西方世界。林、魏等人开创了近代中国了解西方和认识世界的先声，也为军事变革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第二，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林则徐首先认识到清王朝的“闭关锁国”政策是“因噎废食”，不可能“固疆强国”。他大胆冲破鄙视西方，视近代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的陈腐观念，组织出版了一批最早的涉外书籍，主张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为我所用。林则徐悉心研究西方各国的国情和军情，针对中国现实情况，提出了“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重要观点。魏源遵林则徐嘱托，编成《海国图志》一书，正式完整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他认为“师夷长技”是为了达到“制夷”的久远之谋，“只有善师四夷者，”才能“制四夷”；“不善师四夷者，外夷制之。”这就既说明了“师夷”的目的，又说明了“师夷”与“制夷”的关系。更为可贵的是，他不仅主张学习西方，引进技术，而且认为要重在吸收掌握，以便自行改造；不但主张要学习西方造炮制船的先进技术，而且要学习西方养兵、选兵、练兵的方法，以改革军队。“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对于中国历来重道轻器的传统观念，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震动了朝野上下，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军事领域，地主阶级革新派因而成为我国近代维新思想的奠基者。当然，他们把学习西方仅看成是一个技术和战术问题，也就是说，“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是一条技术路线，而丝毫不把它与西方政治制度联系起来，这是中国近代许多先进人物最大的局限所在。

第三，提出了“器良、技熟、胆壮、心齐”、“心灵胆壮，技精械利”的建军思想。地主阶级革新派面对外敌入侵，深感军队建设的重要性。林则徐提出了“器良技熟，胆壮心齐”，魏源则提出军队应做到“心灵胆壮，技精械利”。这共同反映了他们对军队建设的初步设想。林、魏都十分重视武器的改进，研究和介绍当时较为先进的武器装备。同时，他们还认为，要通过严格的训练，提高掌握武器的人的作战技能。如果不重视训练，即使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最终却只能资敌而不能制敌。他们注意到部队士气对战争的重大影响。林则徐提出了“破敌首重胆气、胆大气盛者必胜。”魏源则认为只有赏罚分明才能振奋士气。他们认为军队的战斗力源于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心齐”。魏源以“器利不如人和”强调人心齐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另外，整顿军风，精兵强将，也是他们建军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这些建军思想还只是治标不治本，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第四，提出了“以守为战”、“以纵为擒”以及水陆配合，积极主动的海岸防御思想。地主阶级革新派在反侵略战争中提出了战争防御方面的主张。他们主张在近海、内河或陆地歼敌和组建一支能在海上制敌的海军。林则徐在广州时，通过对中英情况的分析，提出“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不与敌在远洋作战，而在近海陆地消灭敌人的战略方针。这是林则徐最初提出的海防战略总方针，标志着近代中国第一个海防战略的产生。魏源认为，守、战、款三策中，守为根本，守是战和款的前提条件。“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他进一步提出“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的“以纵为擒”的方针，主张将敌军诱入内河来打，发挥我水陆协同作战的优势，以己之长，攻彼之短。这是魏源的独到见解，也是对林则徐“以守为战”思想的发展。他们这种积极创造条件，诱敌深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设想是可贵的，但是低估敌人的陆战实力，主张放弃重要岛屿或要塞不守则是不可取的，甚至是无知的。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认识的加深，他们对战争的认识也在逐步提高。1842年，在研究敌人、面对现实的基础上，林则徐产生了改进船炮技术，“全出大洋”，与敌“海上交锋”海岸防御思想，这是一种水陆配合，积极主动的战略思想。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朝统治阶级中一部分被称为洋务派的官僚如奕訢、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出于镇压农民起义和抵御外敌入侵的双重目的，开展了一场以学习西方“长技”为主要内容的“自强”运动，实际上也是一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洋务运动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当时清朝已遭受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惨重失败，国势更为颓败，特别是受到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沉重打击，封建统治更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面对这种严重局面，洋务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以“自强”为号召，试图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装备与先进技术，以强化军队，巩固清朝的封建统治，抵御外敌的侵略。洋务派因此提出了许多促使中国军事近代化的思想主张，在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上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任何一场真正的军事变革，都必然有某种指导思想或理论存在。中国近代军事变革前后经历了一个世纪。洋务派在地主阶级革新派军事主张的基础上，把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们用于军事思想变革的指导思想就是“中体西用”。“中体西用”作为一种宏观的社会变革理论，是因严峻的军事问题而提出，并以一种文明应对文化交融的哲学模式为其归宿，既作用于军事领域又远远超越于军事变革。它曾在一定的时期内对中国军事近代化起到了观念牵引作用，同时也长期制约着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和军事变革运动。

   “中体西用”理论最早发端于19世纪60年代初。冯桂芬在他的《校邠庐抗议》中第一个提出了有关这个理论的基本思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在这里，他表明了两个基本的想法：首先，治理国家需要兼采中国与西方两方面之长，中国的“伦常名教”和西方的“富强之术”都不可少，而且二者是可以协调的，相互间并不矛盾。其次，他认为，中国的“伦常名教”和西方的“富强之术”两者间的作用和地位并不是平列的，而前者应该是“原本”，而后者只能是辅助性的。这样，他就从根本上揭示了“中体西用”的最本质的内涵，当之无愧地成为“中体西用”理论的创始人。冯桂芬提出的这一思想，很快得到了响应。一时间，“中体西用”成为一种颇具声势的思潮，并受到奕訢、文祥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和封疆大吏们的重视。“中体西用”成为了洋务派进行军事变革的指导思想。奕訢说：“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又说：“若能添习火器（洋枪洋炮），操演技艺，训练纯熟，则器利兵精，临阵自不虞溃散”。李鸿章对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兴趣最浓，他在这方面的想法也最具代表性。他说：洋兵“枪炮齐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在他看来，“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中体西用”由奕訢、李鸿章等人再进而影响到清朝最高决策层。1862年，清朝谕令各省督抚“饬令中国员弁学习洋人制造各项火器之法，务得其密传，能利攻剿，以为自强之计”。这样，一个以追求“自强”为出发点，以学习西方近代军事技术为核心，以维护中国固有的根本制度和观念为基本原则的军事变革运动开始在中国出现，并成为洋务运动的主题。

总体来说，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军事思想开始近代化了，中国的军事变革取得了重大成就。

第一，洋务派主张购买和制造近代武装装备，将近代枪炮舰船技术引入中国，使中国军队进入火器时代。这既是近代军事变革运动最基本的内容，也是它最重要的成就。19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的火器技术还停留在冷兵器与火器并用的时代，舰船技术则停留在帆船时代。60年代以后，洋务派先后设立了包括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福建船政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等在内的数十家近代兵工厂。这些兵工厂局通过进行大规律的技术引进与仿制，使中国的火器技术和蒸汽舰船技术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连续实现技术上的重大突破。

第二，洋务派主张“外送内引”，发展近代军事教育，培育近代军事人材，逐步改善官兵的技术素质。随着清军武器装备的改良，19世纪60年代以后清政府开始认识到培养近代军事人材的重要性，在奕訢、文祥等朝内大臣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的共同努力下，福建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北洋武备学堂等中国第一批近代军事学堂得以建立起来。这一时期，清政府还先后派出数批近百人到西方国家学习军事。这些经过近代军事学堂培训或国外留学的新式人材，对晚清军队建设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第三，洋务派主张适应新的装备情况，对陆军兵种制度进行改革，并确立近代海军军种制度。陆军军制的变革首先发生在李鸿章的淮军中。1863年初，李鸿章在淮军中组建专门的炮兵营，装备从国外进口的开花炮。这是中国近代炮兵制度的发端。左宗棠部湘军在出关收复新疆的作战中，也组建了专门的炮兵部队。其间，淮军和湘军的步兵和骑兵也因完全使用近代火器，成为新的近代步兵和骑兵。19世纪70年代中期起，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的逐步加深，发生了阿古柏侵占新疆和日军入侵台湾的事件。面对严重的边疆危机，在统治阶级内部爆发了一场以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代表关于“海防”和“塞防”的争论，其实质是一场如何从国防战略高度确定国防主要方向的大讨论，直接关系到中国国防建设近代化。在海防与塞防的争论中，清政府最终否定了李鸿章等人提出的舍弃新疆、专务海防的错误方针，采纳了左宗棠等人提出的“海防”与“塞防”并重的方针，出兵收复新疆。与此同时，出于抵御外敌入侵、掌握制海权的需要，决定加紧筹办海防，其设防思想也由以往的以岸防为主，发展到海陆并举，以建设海军为主。清政府采纳丁汝昌等洋务派建立近代海军的主张，确立了关于创建一支具有北洋、东洋和南洋水师的近代化海军的“三洋”方针。1888年，清政府颁布了《北洋海军章程》，标志着中国近代海军制度的确立。可以说，它代表了甲午战争前中国军事制度思想变革的最高成就。这些，既反映了西方军事思想的所产生的影响，也反映了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重要变化。这无疑也是对林则徐、魏源战略防御思想的重大发展。

近代中国的军事变革主张，最早是由林则徐、魏源等人在鸦片战争时期提出来的，但这种主张由观念变为大规模的行动，中间却经历了20多年的时间。究其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认识到进行军事变革的重要性，同时也是因为这一时期还没有形成一种比较系统的变革理论。正因为“中体西用”为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国军事变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它收到了一定的成效。的确，“中体西用”为洋务派的中国军事变革提供了一个特有的空间，解决了军事变革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减轻了来自顽固派的阻力，推进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历史进程。然而，它所提供的这个空间是极其有限的，缺乏应有的宽松度，因而它对中国军事变革所起的作用也就是相当有限的。我们看到，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军事所发生的各方面的变化中，引进西方近代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是核心内容，其他方面则远为逊色。显然，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军事思想还停留在学习西方科技这一层面上，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器物变革”的层面上，还是一条技术路线。这种情况的出现，无疑是与“中体西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是受“中体西用”理论严重制约的结果。

正由于洋务运动时期的“中体西用”理论将军事变革基本上限定在军事技术这一个层面上，这一时期中国军事自强运动自始至终都明显地缺乏力度，缺乏活力，也缺乏真正有助于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军事思想成果。一方面，这一时期中国的军事制度和军事观念两方面仍然没有多少新的建树，与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积极接受西方的军事文化观念，积极推行军制改革形成了鲜明对照。另一方面，在离开了新制度、新观念支撑的情况下，到一定时候，技术变革便失去了动力，而且已经引进的新技术新装备效能也不能得到应有的发挥。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在“中体西用”原则下所进行的军事变革，曾受到过三次大规模对外战争的考验。如果说清军在收复新疆之战和中法战争中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政府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的成效的话，那么，甲午战争则更多地暴露了中国军事在深层次上仍然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缺乏积极变革所带来的严重问题。清军在甲午战争中海陆同归于失败，而且败得很惨，尽管有技术上的原因，但中日在军事制度和军事观念上的差异则是更为重要的症结所在。这是我们在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中值得认真吸取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