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鸦片战争以前，虽然西方传教士在向中国传播西学的过程中曾经在其各种著述中提及过西方的图书馆，但是由于其有关图书馆的记述比较简略，同时，18世纪初的西方近代公共图书馆尚处在初期发展阶段，相对于明清时的官私藏书来说并非十分先进，尤其是由于当时中国处在闭关锁国的时期，西方传教士的著述常被认为“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所以其在中国的影响甚微。

近代中国对西方图书馆的了解和认识实际上起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则徐受命赴广东查禁鸦片之时。作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和近代中国维新运动的重要先驱，林则徐是晚清时期中国翻译介绍西方图书馆的第一人。

为了捍卫中国的国家主权，林则徐在湖广总督任内曾上疏痛陈鸦片之害，力主查禁鸦片，成为严禁派的领袖，并因此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受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当时清朝文武“不谙夷事，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林则徐自不例外。然而，为了抵抗西方列强的鸦片入侵，林则徐从遍访鸦片来由着手，以极大的勇气，冲破天朝的囹圄，睁眼看世界，向西方国家寻找制夷的知识，从而由无知逐渐走向了有知。

为了解敌情和夷情，林则徐一面派人“侦探夷情，查访汉奸”，一面招集通晓英文的译员，搜集外国书报，“凡以海洋事进者，无不纳之；所得夷书，就地翻译”，大量地翻译外文书报，其内容涉及到以下五个方面：（1）为了解军事、政治、经济情报而翻译的《澳门新闻纸》，以及编辑的《澳门月报》、《东印度公司卡片》；（2）为了解外国人对华评论而摘译的《华夷事言》等；（3）为了解世界各国基本知识而翻译的《四洲志》；（4）为展开外交斗争摘译滑达尔所著《各国律例》；（5）为改进军事技术而翻译的大炮瞄准法等武器制造应用书籍。

林则徐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而组织翻译外国书报，开创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先声，其组织翻译的《四洲志》不仅“实为新地志的嚆矢”，而且亦为近代中国人翻译介绍西方图书馆之嚆矢。

   《四洲志》主要译自1836年伦敦出版的慕瑞著《世界地理大全》，叙述五大洲各国历史、疆域、政治等概况，因梵典分大地为四洲，林则徐乃沿用旧称而采用此名。据言《四洲志》有1841年刊本，但是究竟是否有单行刊本尚不能确定。现在可见的大概有两种：一种是丛书本，即《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二帙所收的《四洲志》，另一种是“重辑本”，即经魏源重辑而编入《海国图志》的《四洲志》，其内容散见于《海国图志》有关篇卷。

从南清河王氏铸版、上海著易堂印行的《四洲志》（《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二帙）来看，《四洲志》的篇幅仅有49个印页（每印页36行，每行40字，注释双行小字，每行40字），总字数约为10万左右，比较简短。虽然《四洲志》只是以约10万言的短小篇幅记述五大洲的概况，但是林则徐对世界各国的文化、教育和科技等方面的夷情相当重视，大凡记述一国概况均有所涉及。其中对欧美各国藏书和图书馆的记述不少，即便是藏书和图书馆事业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林则徐亦有所涉及，例如：在记述“缅甸”时提到：“书籍皆贝编，国王则以象牙为篇页，以金饰边，贮以描金盒，并有雕刻成字而金饰之者。藏书虽富，专以讲论神明为主，而史记、音乐、医学、画谱，谓之杂说小书。”

一、林则徐对欧洲图书馆的译介

据笔者初步统计，林则徐在记述欧罗巴（欧洲）的历史、疆域、政治等概况中至少提到了下述6个国家的图书馆情况：

（1）“耶马尼”（德国）：“耶马尼旧辖大小部落三十有奇，为欧罗巴洲巨国。”林则徐注曰：“（耶马尼分国十一）塞西俄达……富而好文学，有书馆藏书六万卷。”又注曰“（耶马尼分国二十四）佛朗弗……安分尚文，多藏书籍及精巧器物”。

（2）“领墨国”（丹麦？）：“国都设立书馆一所，贮书四十万部。此外，尚有大书馆二千五百所。”

（3）“都鲁机”（土耳其）：“荷占王颇好文学于普鲁萨部落大书馆，文人谓之马特勒西图。”

（4）“英吉利”（英国）：①兰顿（伦敦）建大书馆一所，博物馆一所。握斯贺（？）建大书馆一所，内贮古书十二万五千卷。在感弥利赤（剑桥）建书馆一所，有莎士比阿、弥尔顿、士达萨、特弥顿四人工诗文，富著述。②“司葛兰”（苏格兰）……千六百有三年（明万历三十三年），英吉利道乘间灭之，以伊邻麻社为首部落。伊邻麻社首部落设色孙衙门一所，……大书馆一所，贮书十万卷。③“爱伦”（爱尔兰）……建书馆贮书十万卷。

（5）“俄罗斯”（俄国）：“有四千士人俱崇额利教馆、天文馆、算法馆、乐器馆、技艺馆、文学馆。又书院一所，内藏中国与俄罗斯国之书二千有八百册。于是文教亦盛。”

（6）“悉毕厘阿国”（西班牙人）“千七百九十年（乾隆五十五年），创书馆贮史书。”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上述记述比较简略，但是其历史意义不可忽视。其一、林则徐以简练的文字记述了欧洲图书馆的“盛况”，如：“领墨国”“国都设立书馆一所，贮书四十万部。此外，尚有大书馆二千五百所”；英国“兰顿建大书馆一所”、“握斯贺建大书馆一所，内贮古书十二万五千卷”、“司葛兰”“大书馆一所，贮书十万卷”、“爱伦”“建书馆贮书十万卷”等等。在清朝文武“不谙夷事，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的时候，这些记述的确令人大开眼界，使国人始知欧洲除了坚船利炮外其图书馆甚为发达，其文教之盛并不在清朝之下。其二、由此可见图书馆之设在欧洲乃普遍事物。其三、林则徐将西文的“图书馆”一词均译为中文的“书馆”，与中国现在通用的“图书馆”一词几乎没有差别，这不仅比与林则徐同时代及其更早的西方传教士将西文的“图书馆”一词多译为中文的“书院”要更加准确，更加容易被中国人理解和接受，而且还可能对近代日本和中国普遍采用“图书馆”这个专用名词具有相当的影响（见下述魏源《海国图志》部分）。

二、林则徐对美国图书馆的译介

在《四洲志》中，林则徐用大量的篇幅（共10个印页，约2万言，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一）介绍美国（“育奈士迭国”）的情况，其中有关美国图书馆的介绍十分全面广泛。

在记述美国概况的正文中，林则徐首先对美国图书馆的总体情况做了介绍：“育奈士迭国”（美国）：“千八百三十四年（道光十四年），在纽育（纽约）所属各小部义馆读书者共五十四万，有千余人岁支修脯七十三万二千圆。……近计非腊特尔非阿（费城）藏书四万二千卷，甘默力治（波士顿之剑桥）藏书四万卷，摩士顿（波士顿）藏书三万卷，纽育（纽约）藏书二万二千卷，衮额里士（？）署内藏书二万卷。迩来又增学习知识考察地理之馆，重刊欧罗巴书籍，人材辈出，往往奇异。”

在以注释的方式分述美国各州概况时，鉴于美国各州均“有大书馆、大书院、及技艺等馆”，林则徐在十分简短的各州概况（每个州的概况仅数百字）记述中逐一列举了各州的图书馆情形。据笔者统计，林则徐共计提及到下列18个州的图书馆情况：

（1）“戈揽弥阿部（哥伦比亚特区）”“查治当（乔治顿城）在洼申顿（华盛顿）之西，……屋多砖砌，故有加特力（天主教）书馆一所，公众书馆一所。”

（2）“缅都（缅因州）……岁按户收先士四十枚为书馆修脯膏火之费。”

（3）“纽含社部（新罕布什尔州）……设书馆千六百所。”

（4）“洼门部（怀俄明州）……设书馆千六百一十二所，并有技艺馆、医馆，一切费用定例每一小部供给三月，周而复始。”

（5）“马沙朱硕士斯部（马萨诸塞州）……书馆二千三百九十七所，费用亦各小部轮给。”

（6）“纽育部（纽约州）……书馆万有一百三十一所。”

（7）“地那洼部（特拉华州）……书馆百有三十三所，所需费银十八万元。”

（8）“洼治尼阿部（弗吉尼亚州）……书馆百所。”

（9）“南戈罗里部（南卡罗来纳州）……书馆八百一十七所。”

（10）“北戈罗里阿部（北卡罗来纳州）……设总会公署一所，及书馆、技艺馆。”

（11）“若治阿部（佐治亚州）……各书馆岁用银两八千七百圆。”

（12）“阿希阿部（俄亥俄州？）……书馆二十四间，经费由公田拨出。”

（13）“根特机部（肯塔基州）……虽有书馆，尚未筹拨经费。”

（14）“弥斯栖比部（密西西比州）……书馆经费如前例。”

（15）“雷栖阿那部（路易斯安那州）……大书馆甚多，岁支银万五千圆。”

（16）“因第阿那部（印第安那州）……书馆经费由公田拨出。”

（17）“弥梭里部（密苏里州）……有书馆。”

（18）“威斯顿达多里部（？），即因底阿（印第安）土人所居。……乃弥利坚国给与因底阿（印第安）土人猎牧之所。立书馆，起庙宇，给工作器具，冀渐化导第种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上述介绍基本上都是三言两语，但是其在介绍美国图书馆事业和传播美国近代图书馆观念上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一、林则徐通过分述各州的图书馆情况，列举其图书馆的数量，尽管这些统计数字并不准确，例如：“纽育部（纽约州）……书馆万有一百三十二所”，显然是不可能的数字，充分地说明了美国各州普遍设立图书馆的情形。事实上，晚清时期，维新人士鼓吹向西方图书馆学习，在中国遍设图书馆，这种图书馆观念实肇于此。其二、尤其重要的是，林则徐在介绍美国的图书馆情形时刻意强调了美国图书馆与欧洲图书馆的不同之处，例如：“缅都（缅因州）……岁按户收先士四十枚为书馆修脯膏火之费”；“洼门部（怀俄明州）……设书馆千六百一十二所，……一切费用定例每一小部供给三月，周而复始”；“马沙朱硕士斯部（马萨诸塞州）……书馆二千三百九十七所，费用亦各小部轮给”；“阿希阿部（俄亥俄州？）……书馆二十四间，经费由公田拨出”；“因第阿那部（印第安那州）……书馆经费由公田拨出”等等。这些介绍不仅是说明了美国各州图书馆的经费来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说明了这些图书馆的“公共”性质，即公办共用的图书馆性质。这是迄今为止笔者所知的中国人有关外国公共图书馆的最早介绍。虽然美国是世界近现代公共图书馆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但是在19世纪初，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只是刚刚兴起。由此可见，林则徐所介绍的美国公共图书馆情况可谓是“最新进展”，这是十分了不起的记述。而尤其弥足称道的是，林则徐在介绍“戈揽弥阿部（哥伦比亚特区）”时特别提到“查治当（乔治顿城）”有“公众书馆一所”。在这里，林则徐将英文的“公共图书馆”（Public Library）一词译作“公众书馆”，其译文十分准确且与今天所用的“公共图书馆”一词几乎没有差别。可以肯定的说，林则徐是中国准确理解和正确翻译使用英文“公共图书馆”（Public Library）的第一人。林则徐并没有去过外国，但是他能够如此准确地翻译英文的“公共图书馆”一词，这比起后来许多“出洋”的人尚不能准确地翻译这个术语来说的确要高明很多。令人遗憾的是，虽然林则徐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己经准确地将英文的“公共图书馆”（Public Library）一词译作“公众书馆”，但是，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后的民国时期，中国人才开始普遍使用“公共图书馆”一词。这其中的原因颇值得我们深思。

三、魏源对西方图书馆的译介

继林则徐之后，进一步了解和介绍西方图书馆的，当推魏源。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魏源在林则徐获遣后曾与林则徐在扬州相见，获得林则徐所译《四洲志》、《澳门月报》以及各家图说等文献，随即依照林则徐嘱托，“更取平日考证诸书，繁引而辨证之”，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增广其事，开始编撰《海国图志》。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编成五十卷本《海国图志》；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增广为六十卷；咸丰二年（1852年），再扩编为一百卷。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撰《海国图志》时不断采用了明末清初的大量西人著述，而且还广泛地采用了诸如美国人高理文撰《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葡萄牙人玛吉士撰《地理备考》等外国人新书，几乎收录了当时中国人所能了解到的一切海外知识。作为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一部介绍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各方面情况的巨著，《海国图志》不仅对中国人了解西方和向西方学习起了很大的作用，其影响甚至远播海外。

魏源在《海国图志》六十卷本序言中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在林则徐“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思想基础上，魏源提出了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完整思想。

魏源在《海国图志》六十卷本序言中又说：《海国图志》“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曰：彼皆以中土人谈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谈西洋也。”正因为如此，《海国图志》也是“以西洋人谈西洋”图书馆的“集大成”之作，因为它辑录了艾儒略《职方外纪》、马礼逊《外国史略》、高理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以及《万国地理全图集》等诸多西人著作中有关西方图书馆的介绍。也正因为如此，《海国图志》一方面承传了《四洲志》中有关西方图书馆，尤其是美国公共图书馆的介绍；另一方面又进一步丰富和加强了对西方图书馆的译介。例如：《海国图志》在记述“佛兰西国”（法国）的图书馆时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增补了《万国地理全图集》的记述：“佛兰西国”“国家重儒，有才能者即官之。其藏书院内印本三十六万册，写本七万册。准备人随便往来勤读。”再如：在记述美国“马沙朱硕士斯部”（马萨诸塞州）的图书馆时增补了《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记述：“城中文学最盛，书楼数所，内一楼藏书二万五千本。各楼共藏公书约七八万本。官吏士子皆可就观，惟不能携归而已。”毫无疑问，这些增补的内容加强了林则徐《四洲志》对西方公共图书馆的宣传介绍，有利于中国人更进一步地认识和了解西方的公共图书馆。

值得注意的是，《海国图志》在外国也颇有影响。19世纪50年代，《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后，对开通日本的风气起了不小的作用。根据日本关西大学大庭对长崎图书馆所藏江户时代《书籍元帐》的研究，《海国图志》于1851年传入日本，起初因涉及到基督教内容属禁书，故此次带入日本的3部《海国图志》被截留在长崎会所。至1854年始有8部《海国图志》通过拍卖流入民间，随即出现了若干种翻刻本、训点本和解本。据王晓秋的研究，仅仅在1854年至1856年的三年间，日本刊印的《海国图志》的各种选本就达20余种之多，而且日本人士是把《海国图志》作为一部对日本了解世界形势和加强海防极其有用之书，急于加以翻刻训点的。梁启超认为魏源的《圣武记》和《海国图志》对日本之平象山（佐久间向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等人影响甚大，并由此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

如果上述诸说成立的话，笔者可以做一个大胆的猜测：或许中文的“图书馆”一词并非现在通常所说的完全来自日文的“图书馆”一词；其产生的过程或许是这样的：西文的“Library”一词首先由林则徐在19世纪40年代初译为中文的“书馆”，然后通过魏源的《海国图志》在19世纪50年代传入了日本，其后日本在19世纪70年代初（明治维新初期）学习西方图书馆的过程中沿用中文的“书馆”一词将西文的“Library”一词译为“书籍馆”，到19世纪80年代初时再改为“书馆”（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书籍馆”均称做“文库”），最后“书馆”又通过“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反过来从日本流入中国，并以中文“图书馆”的形式一直沿用至今。虽然这种猜测目前尚缺乏可靠的史料支持和佐证，但是，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林则徐乃是第一个将西文的“Library”一词译为中文“书馆”的人，而中文“书馆”一词则随着《海国图志》在19世纪50年代就已经流入了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