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时期，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也是中国思想界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随着西方坚船利炮的轰击，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纷纷探讨救亡图存的思想，产生了诸如“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为代表的救亡图存的思想。这些方面，研究者多有论及，成果颇丰。但对当时思想界一个重要方面即民营思想的研究，却不是十分系统和深入，本文就此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

一、民营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第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营思想产生的经济条件。在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那时虽有商品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马克思也曾指出：“在……中国，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是由于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统一形成。”但在封建社会并非完全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明中后期，中国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而在此之前，中国很早就有商品交换了，到了清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清代，作为商品生产或出卖的主要是棉、丝织业的产品。经营棉纺织业的农民，多半是把自用的剩余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卖。福建邵武、光泽等许多地方，妇女“事纺绩以衣其夫，故有夜浣纱而早成布者，谓之机布。其余贸易以为利。”有的地方，如松江、上海一带，农民家庭手工业品的商品性就很高。“乡村纺织，尤尚精敏。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纺织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里媪晨抱纱如市，易木棉以归，明日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闲。”“日以万计”的精致布匹，虽然是在“农暇”生产的，还未脱离农业，这样大的数量，可以看出商品性已经很高了。丝织业中商品生产就更发达。嘉兴王径镇的居民“……多织绸收丝缟之利……不务耕，绩多。”濮院镇“本镇人以机为田，以梭为耒”，“杼机之利，日生万金。”吴江的镇泽镇及附近居民“尽逐绫绸之利”。这些都说明丝织业中商品生产的发达。

从当时社会分工的发展上也可以看出商品经济的发达。“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清代，手工业各部门产量提高，专业化分工更细致，有冶铁、炼铜、采煤、制瓷、榨油、碾米、造纸、印刷、造船、纺织等专门行业。松江地方有一句谚语，“金泽锭子谢家车”，描述的是金泽产的铁制纺锭以及同县的谢家所制的纺车很有名。纺织生产工具制造上的专业化由此可以看出。农业中商品作物的种植也扩大了。经济作物棉花、桑树的种植比较普遍，烟草、茶叶、甘蔗的种植也很发达。商品粮流通也有发展，“浙江及江南苏松等府地窄人稠，即在丰收之年，亦皆仰食于湖广、江西等处。”

商品交换的发达也扩大了各级市场。一些以手工业和商业为中心的新市镇发展起来。汉口和佛山是清代新兴的工商业市镇，其他的如北京、苏州、江宁、杭州、扬州、广州、厦门等都是商业很发达的城市。“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来买者，摩眉连袂。”为方便商人交换活动，以办理汇兑为业务的票号和钱庄应运而生。“南至两广云贵，北至伊犁新疆，凡各通商大埠，无不有票号之招牌。”这些票号最初只经办商业汇兑，后来发展为替封建官僚汇兑公款，更进一步办理对官僚的放款，并承受官僚的存款。

鸦片战争前，清对外贸易有所发展。北方以恰克图为中心，中俄之间贸易，出口以烟、茶、绸缎为主，进口品则为羽纱、兽皮等。南方，对外贸易限于广州一处，在那里设立粤海关。当时出口的商品主要是生丝、茶叶、土布丝织品、陶瓷等。进口品主要是棉花、毛织品和金属品等。

第二，鸦片战争前已经存在的带有民营色彩的生产和交换的实业——民营思想产生的社会条件。清代资本主义萌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江南地区的丝织也中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康熙（1662-1722）以前，官府限制“机户不得逾百张，张纳税当五十金，织造批准注册给文凭，然后敢织。”到了康熙末年限制取消，“有力者畅所欲为，至道光年间（1821-1850）遂有开五六百张机者。”一些大“账房”，除了雇工生产外，还把原料散放给分散的机户去做手工，做好后，给予工资，收取成品。苏州城有五十九家大的“账房”，“除自行设机督织外，大部以经纬交与职工，各就职工居处，雇匠织造。”这种“账房”，是资本主义家庭工业的包买主，为他生产的这些机户——家庭手工业者，除了还占有自己的生产工具以外，实际上已经变为包买主的雇佣工人，包买主就是实际上支配家庭手工业者的资本家。“在商业资本的最高形式下包买主把材料直接分配给‘手工业者’使其为一定的报酬而生产。手工业者成了在自己家中为资本家工作的雇佣工人，包买主的商业资本在这里就变成了工业资本。于是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形成了。”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商业资本并未从总体上发展到这样高的形式（即包买主），它主要还是从事商品贩卖的活动，或者投资土地进行封建剥削。棉纺织业资本主义萌芽也有了一定的发展。1833年，广东佛山“从事织造各种布匹的工人共约五万人，产品需求紧迫的时候工人就大量增加。工人们分别在大约二千五百家织布工场作工，平时每一工场平均有二十个工人。”所产土布供出口。棉纺织业中，整染业出现了明确分上。上海的染坊有蓝坊、红坊、漂坊、杂色坊、踹布坊等，“坊”中都有雇佣工人的记录。制瓷业中，民窑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窑中的工人是雇佣工人。一方面是“锱铢计较”的窑主，另一方面，是“挟其技能以食力”的雇工。他们之间表现了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剥削关系。

第三，解决财政危机、填补白银外流——民营思想产生的直接原因。鸦片战争结束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主权开始丧失，鸦片输入虽然未合法化，但清政府亦无力限制。白银外流加剧，国内鸦片吸食现象更为严重。林则徐曾对鸦片吸食和白银外流进行过一个统计估算：“吸食鸦片者，每日除衣食外，至少需另费银一钱，”一年一人即另费银36两。以当时人口“不止于四万万人，若一百分之中仅有一分之人吸食鸦片，则一年之漏卮不止万万两，……况目下吸食之人，又何止百分中之一分乎？”为应付白银外流，维持清政府的财政运转，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思想家，在传统的商品经济已有一定发展的前提下，从“富民”、“趋利”、“利国”等角度较明确地提出了允许并扩大民营的思想。主张从开矿银等方面入手，解决银荒问题，而林则徐、魏源主张开矿富民最宜为“商办”（民营），并主张允许民商对外贸易以“趋利”。

二、民营思想的内涵分析

1.林则徐的民营思想及分析

在民营对外贸易方面，林则徐提出，要鼓励商人与外国开展正当的通商活动，发展对外贸易。认为商人是愿意同外国通商的。“华民见夷商获利之厚，莫不歆羡垂涎，”所以，“不患无人经商。”只要国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组织引导，就可以把民营对外贸易办好。

在开采银矿的经营方式上，林则徐认为：商办优于官办，“有土有财，货源恶其弃于地”，“富使之藏于民”，“查办厂……，原非一人之力所能独开。官办呼应虽灵，而在任久暂无常，恐交代葛藤滋甚。倘或因之亏空，参办则有所借口，筹补则益启效尤。况地方官经营事多，安能亲驻厂中，骈胝手足，势必假手于幕丁胥吏，弊窦愈多。似仍招采商民，听其朋资伙办，成则加奖，歇亦不追。”开矿应任由百姓来经营，“果能经营得宜，自可推行无弊。”从其民营主张来看，林则徐主张开发资源，不仅只为国家利益，而且考虑到民间利益，同时考虑到了官营企业任人唯亲、贪污中饱的现象。“召集商民，……朋资伙办”，表露出了最为初始的股份制思想，这一点是相当可贵的，克服官营弊端，必以民营以对。林则徐还驳斥了民营开矿会聚众造反，因而不宜进行的谬论。“小民趋利若鹜，矿旺则不招自来，矿竭亦不驱自去。”称人民为“小民”、“趋利若鹜”，当然反映了林则徐的阶级局限性，是错误的。为了保证民营开矿的顺利进行，林则徐的这些建议无形中支持了新兴的民营阶层，为他们代言，保护他们的利益。

林则徐不但提倡民营开矿，而且为了商民有利可图，他甚至建议皇帝实行“宽铅禁”、“减浮费”、“严法令”、“杜伪诈”等一系列在当时有很大意义的措施。“宽铅禁”，就是放宽对私人买卖铅的禁令。铅是采银矿必出的副产品，在军火制造方面必不可少。私人买卖铅一向是被严禁的。主张铅买卖自由，可为私人开矿获取更多利润。“减浮费”就是减轻封建政权对开矿商民所征收的各种捐税。对各种捐税“虽不能尽裁，亦必须大减”。“严法令”，既加强对工人的管制，维护建政秩序，保护矿主的剥削和利益，以优厚的利益，有序的秩序保护和鼓励商人为国家增产白银。“杜伪诈”即采取一些措施惩治奸商诈骗行为，维护封建秩序，保护为封建国家生产白银的守法商民的利益。

为了方便民营交换以及杜绝外国商人用输出银币、输入白银的办法来掠夺中国，林则徐主张由国家统一铸造银币。与银币流通相联系，林则徐主张在民间使用银票。民营商品交换的发展，信用钱票渐渐卷入流通。针对顽固派的银价上涨系由民营商人所出钱票造成的观点，林则徐据理反驳。钱票的使用是大势所趋，便利了民营商人的交换，满足了经济发展的需要。“查近来纹银之绌，凡钱、粮、盐课、关税一切支解，皆已极费经营，犹借民间钱票通行，稍可济民用之不足。若不许其用票，恐捉襟见肘之状，更有立至者矣。”

从以上思想来看，林则徐无论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资产阶级文化还是对西方的机器大工业，都是陌生的。其民营思想实质上而言尚不能算是经济观点，仅仅为防止“漏卮”便于取利，更好地在“技术”上学习西方。但其民营思想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包括其同期的从价值交换角度对外贸问题的探讨，让商人在趋利思想指导下，有所盈利。虽说不上自觉，但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符合某些发展资本主义的方向，对其后的思想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一时期主张民营的另一位思想家当推为魏源。

2.魏源的民营思想及分析

就银矿开发问题，魏源认为，官营的效率低，贪污现象屡屡发生，主张由民商开采。官府征收收入的十分之一、二，最终可达到“将见银之出不可思议，税收之入不可胜用”的结果。在漕运和盐政问题上，魏源认为借助海商和票商的商业活动来革除漕运和盐政中的弊端。认为由民间商人运输比官府运输优越，并公开表示维护民间商人的利益，培育民间资本的因素。“海运之事其所利者三：国计也，民生也，海商也。”“其优于海运者有四利：利民、利国、利官、利商。”魏源同时认识到海商运送漕粮，从天时、地力、人和而言是必然的，依靠官运漕粮已无法进行下去。此时的形势在他看来是“官告竭，非商不为功也”，力主民商经营漕运。在票盐问题上，魏源指其优点主要在于“尽革中饱累弊之利归于纳课请运之商。”盐政历来为中国之大政，清承明制，采盐纲制。国家授权少数大商人垄断经营盐运。封建国家，盐吏、盐商、盐官层层勒索，人民苦不堪言。魏源主张采用票盐制，民营盐商纳税领“票”后，自由贩卖，继承了顾炎武提出的“一税之后，不问其所之”的思想主张。魏源指明票盐的益处在于：“大票盐售价不及纲盐之半，而纲商岸悬课绌，票商云趋鹜赴者何哉？纲利尽分于中饱蛊弊之人”，“票盐特尽革中饱蛊弊之利，以归于纳课请运之商，故价减其半而利尚权其赢也。”票盐制行后，盐价可降一半以下，但国之盐税会增加，商人的利益也会增加。

魏源的货币改革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强调民营理念，认为应用的货币应“一意便民而不在罔利”。所谓便民，指任何货币改革主张都应以便于民间交易为主要出发点。为达到“利民用”和“抑番饼”的目的，魏源提出了“仿铸西洋之银钱”的观点。当时中国的货币是银与铜钱并存，白银处于称量货币时期，不便于交易。铸银币，实质是建立本位货币和辅助货币并用的货币体系。因此魏源的货币改革的目的之一是为了促进工商业的活动便利。而此前的货币改铸，主要是为了强化剥削，目的在“罔利”。

对外贸易方面，魏源不但主张以贸易换取西方的武器和工业品，而且主张自己办厂制造。不但政府设厂制造，而且凡“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提倡民营兴办实业。

魏源之开矿主张只提到民营开矿来解决币材来源之难题，并不是为解决新式工业的原料而主张开矿，亦不是一种在民营开矿中进而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以民营代官营，也不是魏源第一个提出来的，但其思想主张中毕竟有重视民营商人力量、照顾商人利益的因素。魏源的货币改革主张，对于抵抗外敌入侵，根本起不到实质作用。仿铸西洋之银钱无助于解决银荒。在鸦片走私猖獗、白银外流无限的情况下，开采银矿不管采取官营还是民营的办法，都难填这无底之渊。魏源自己也认识到他的主张只是“权宜救弊”，但其货币改革思想在当时的封建社会，毕竟考虑到商人交换活动的便利问题，对民营的各个独立经济实体的交换活动无疑有推动作用。魏源的票盐制思想，在当时虽然无法实行，但其要求废除封建特权，更多地带有注重一般商人利益的因素，其观点与社会发展方向是一致的。

三、民营思想的影响

林则徐、魏源的民营思想对其后的中国社会经济和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它在实业兴办和经济思想发展方面的影响愈发凸显出来。

1.民营思想对兴办实业的影响

在“自强”、“求富”思想指导下，中国的洋务派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发起洋务运动。其创办的企业有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三种形式，三种形式皆有民营色彩，官督商办基本上就是民营形式。其“求富”的思想与林则徐、魏源民营思想的“趋利”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从1861年起，洋务派开办了一些近代化实业，当年的安庆内军械所是其发端。为解决军工企业所需的煤、铁、铜等物资，洋务派从19世纪70年代始，又开办了一系列民营实业。认识到单纯办军工，不足以强也不足以富，“必先富而后强”，即“趋利”。洋务派总共开办了轮船招商局、基隆煤矿、开平煤矿、漠河金矿、汉阳铁厂、兰州织呢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湖北织布官局等二十多家民营实业。从总的方面来看，这些实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亦即民营、私营的企业。以汉阳铁厂（张之洞创办）为例，可以说明这一问题。铁厂到1893年基本建成，雇佣外国技师约40人，工人约3000人。工厂讲求成本、营销、效益。张之洞自己曾承认铁厂“成本太重”、“销场未广”、“经营数载，糜帑已多，未见明效”。采取雇佣制，考虑成本、营销、效益，是民营企业的主要特征。

民族资本家机器工业是纯粹的民营实业。从1872年陈启沅创办继昌隆缫丝厂始，到1894年，共创办了一百多家民营资本主义企业。这些民营企业带有早期维新思想家所主张的“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分洋人之利”的思想，实际上是林则徐、魏源“趋利”思想的发展。继昌隆缫丝厂“女工六七百人，出丝精美，行销于欧美两洲，价值之高，倍于从前，遂获厚利。”到“今（1910年）则全省（南海）缫丝均用机器，多至百数家，妇女之佣是营生者十数万人。……土丝出口现已达四千余万（两）”。其后的机器轧花业、棉纺织业、面粉业、火柴业、造纸与印刷业、船舶修造业和机器制造业、采矿业、公用事业等，从经营方式和目的来看，实质上与继昌隆缫丝厂异曲同工。

2.民营思想对近代经济思想的影响

最明显的是对19世纪70年代早期维新思想家的影响。此期的思想家继承和发展了林则徐、魏源的民营思想。1862年，王韬提出“兴利”的主张，并把用西法开采五金、用机器纺织耕播、发展轮船货运、铸造金银铜币等列为“兴利”的内容。还提出了“借商力以佐国计”的观点。1864年，王韬借用“富藏于民”的观点来论证扶助和保护新式工业的必要性，批评清政府的“抑商”政策。认为“富强即治之本”，“富”是“强”的基础。抨击“闭言利之门”的“迂拘之士”，主张“先富而后强。”王韬的“求富”、“兴利”思想，同林则徐、魏源的民营思想相比较，有两个新内容：一是他正式、彻底地推翻了“重本抑末”的封建经济思想的教条，用“恃商为本”加以代替，明确发展资本主义民营经济是其经济主张的中心；二是主张发展资本主义民营经济要采用西方国家的资本剥削雇佣劳动制度。王韬还主张兴办工矿交通事业，要“许民间自立公司”、“令富民出其赀，贫民殚其力”，明确反对官办，认为“官办不如商办”，民营思想更加明显。马建忠主张由“商人纠股设立公司”来兴办新式工商企业，他甚至指名批评他的上司李鸿章“十年之内不许他人再设织局”的作法，要求“再立新局”以利民营。他还继承了林则徐的“藏富于民”和发展“正经贸易”的思想，提出“通商致富”，“仿造外洋之货敌其销路”，允许民营开矿，取自然之利。“求强以致富为先”，最后则“民富而国自强。”薛福成主张准许和鼓励私人投资兴办新式的工商企业，抵制外国经济侵略，“彼此可共获利，则从而分之；……外洋所独擅之利，则从而夺之。”主张“工商为先”，抛弃传统的“崇本抑末”的政策。不能因为“从前九州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而拒绝实行新政策。针对洋务派的垄断，主张让私人集商股成立公司，并由国家加以保护。自负盈亏，“公家不过而问”。只要国家允许私人开办工商企业，使其有利可图，就会“相率而竞趋”，中国的工商业就能迅速发展起来。

综上所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林则徐、魏源的民营思想对其后的中国社会经济和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他们的思想探索客观上是籅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然而由于时代和阶级的限制，使这种探索带有很大局限性，是难以实现的。林则徐、魏源并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高度去认识这一问题，也不可能认清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仅为阻塞“卮漏”，“民营”也仅是在封建政体下的“民营”，不可能有太大的发展空间，其思想影响也注定是有限的。综观近代中国，不改变当时的社会现状，中国就没有出路，中国的民营实业也不可能有较快发展，民营思想的实际意义也就大打折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