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孙中山誉为“开国元勋”的蒋翊武，近年来已为学术界所注重，陆续出现了一些研究和评介的文章，诚为可喜。但有的文章，将蒋翊武说成是湖南时务学堂的学生，如《辛亥革命史丛刊》1986年第六辑所刊漫征《蒋翊武烈士传稿》一文即谓：“维新思潮在湖南蓬勃发展时，蒋翊武深感振奋，于1898年春游学长沙，就读于谭嗣同协助陈宝箴、黄遵宪、江标主办的时务学堂……”。还有一些已刊和未刊的文章亦持同样说法。探究这种说法的依据，多源于《湖南文史资料选辑》1978年第十辑所刊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万武所撰《记蒋翊武之死》一文后面的口述补充材料。在该口述材料中，万武自称：“我认识蒋翊武，是在湖南时务学堂，当时我是校外生，蒋是正式学生”。所述如此逼真，很难不让人相信并当作新的资料发现去加以引用和论证。其实，万武所述是不实的。质诸史料，爱作订正如下：

其一，查时务学堂的全部学生名册，未有蒋翊武之名。时务学堂开办于1897年10月(当时蒋翊武年已十二岁)，11月20日(十一月初六日)正式开学，前后共招考三批学生。第一批于1897年9月24日(八月二十八日)开考，报考者凡四千人，取录学生四十名。《湖南时务学堂题名》一书记录了全部学生的姓名、年龄、籍贯和等次。第二批招考原定1898年2月中旬(正月下旬)，而实际考试则在3月22日(三月初一日)，取内课生三十名，外课生十八名，附课生七名，名单刊载于《湘报》1898年4月18日第37号，《湖南时务学堂题名》仅共收录内课生三十人名次。第三次报考原定了3月中句，结果顺延到5月(闰三月)，《湘报》1898年5月21日第66号刊载取录名单，计取录内课生四十六名，外课生五十二名，备送北洋学生十名(《湖南时务学堂五十二名，备送洋学生十名(《湖南时务学堂题名》未录此次招考名单)。时务学堂总共只招考了这三批学生，合计内、外、附课诸生共计二百零三名。而查遍所有这三批学生名单，未见有蒋翊武之名。再查时务学堂后来演变为求实书院，复改为高等学堂，而这三校于1913年刊布的《湖南时务、求实、高等学校校友录》，亦未见蒋翊武列名。是蒋翊武非时务学堂学生，此为一证。

其二，查有关当事人的记载，亦多未有蒋翊武为时务学堂学生之说。如时务学堂原第一批学生中的唐才质，在他后来所写的回忆有关时务学堂的文章中，就未提及，而收录在《湖北革命知之录》中的王建中所写《蒋翊武事略》、收录在《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的杨载雄所撰《陆军上将蒋公翊武事略》，以及贺觉非据有关档案和查访所得所作《蒋翊武传》等等，均未有此说法。倘若蒋翊武果真入了时务学堂，以时务学堂之影响，以蒋翊武本人之影响，所有这些重要资料是不能不记的。此为二证。

其三，其实，杨载雄所撰《陆军上将蒋公翊武事略》已对此事作了明显的注脚。其文云：“蒋翊武……惟年幼应世，学养惟恐不济，尚希深造，欲考时务学堂。不意戊戌政变，保皇党失败，德宗破囚，六君子流血，康、梁出走，封闭时务学堂，毁禁革新书报，复八股，试经义，凡论政冶学术革新者搜索逮捕，网罗殆尽。公因言论维新，恐遭世忌；又为师友规劝，避世幽居，年余未出门户，诗酒为乐，意效金人三缄其口矣。会常德西路师范招考，于是考入该校深造。”这就清楚地表明，蒋翊武欲考时务学堂，而因形势逆转，学堂封闭未遂，故在家居数年之后，乃考入常德西路师范学堂就读，此记足资征信，其为三证。

有此三证，蒋翊武是否时务学堂学生，万武所述是否可信，答案当明。还要指出的是，万武也并非是时务学堂的“校外生”。因为时务学堂当时并没有“校外生”名目，只有内课生、外课生、附课生之称谓。而查遍所有内课、外课、附课诸生名单，也没有万武的名字，甚至连姓万的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