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曾作州县官和地方督抚的幕僚，筹议过漕运、水利、盐政等。魏源生活的时代，所谓“康乾盛世”已烟消云散，中国封建社会日薄西山，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临亡国灭种之险。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比较开明的官僚知识分子，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深为忧虑，发出了要求改革弊端的强烈呼声，一时改革思想蔚然成风。魏源、龚自珍等人正是他们的杰出代表，改革思想之所以能蓬勃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国内外危机加深，是改革思想迅速发展的社会根源。

清朝中后期，国内土地兼并严重，天灾频繁，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农民不断起义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清王朝受到极大威胁；国外，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列强以鸦片贸易的方式，疯狂掠夺中国的财富，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出现“银荒”的现象，人民深受毒害。国家的危机，社会问题的严重，统治阶级的最高层仍懵然无知，仍做着“天朝大国”的美梦，“以养痈贻患为守章”，“以缄默固宠为保明哲”，而地主阶级的一批有志之士，则认识到局势的严重，魏源曾经说过：“黄河无事，岁修数百万，有事塞决千万，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此前代所无也。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漕卤差以此日敝，官民以此日困，此前代所无也”。因此，他们深感必须进行改革，才能挽救国家危亡的命运。

第二，儒家《六经》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历史变易思想，以及今文经学中的变易思想，为要求改革的思想家提供了理论基础。

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考察，最早可溯源于孔子及《春秋》等儒家经典，后人对其思想的理解各持一端。汉代以后，逐渐演化为相对立的两大学派：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今文学派以孔子为政治家，以《春秋公羊传》为主专讲“微言大义”，《春秋公羊传》中先后三次出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文字，这其中包含了对待历史很宝贵的观点，即把春秋242年的历史看作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不同的三个阶段。在汉代，这种变易思想经董仲舒、何休的发挥日具规模。何休在《春秋公羊解诂》中把《公羊传》的张三世与“据乱——升平——太平”的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划分历史的发展阶段。这些对待历史的变易思想，由于道咸时期今文学的盛行得以光大，魏源便以此为基础，并注入变法的新内容，构筑了自己的改革思想。

第三，改革思想的兴起，也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需要。

明万历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已明显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在鸦片战争前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激化下，资本主义有所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要求削弱乃至推翻封建政权的统治，初期的民族资本主义要求在经济上取消封建关卡，便利商品流通。但是，各地阻碍商品流通的封建关卡不会自然消失，一批带有资本主义思想倾向的思想家像魏源等，针对这种情况，为了便利资本主义的发展，提出了种种改革之道。

　　　　　　　　　　　　　　　　　　　　　　　　　二

魏源是具有近代史观的进步思想家和史学家。其“变古”思想是他改革思想的核心。他在重申公羊“据乱——升平——太平”三世相乘的同时，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而且愈变愈进步，他说：“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是天下不同后世之天下也。”后世所以胜于今世，就是由于不断变革，才能不断进步。魏源认为历史同样在不断变化，而且越变越进步。谁也不能阻挡历史潮流。他说：“租、庸、调变而两税，两税变而条编，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号圣王复作，必不舍条编而复两税，舍两税而复租、庸、调也。”在魏源看来，变革是历史的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即使祖宗、“圣人”都不能阻挡这种变化。他列举历史上“圣人”废肉刑、改选举等事例指出“圣人”只是顺从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他认为变法是“天下大势所趋，圣人即不变，封建亦必当自变”。

既然变易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历史的大趋势，那么作为统治阶级意志反映的各种制度和统治方法也必然有所变化。魏源指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亦无穷极不变之法，亦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亦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法律制度不可能沿用数百年而不出现弊病，也不可能等到没有出路时还不变易改革。所以变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任何人，不论是祖宗、是“圣人”，抑或是“天地”都不可能阻挡它，据此，他提出了“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的主张，将变法改革与社会治乱兴衰联系起来，要求改革弊政，实行变法。那么，怎样变革才能扶持清王朝这座即将倾倒的大厦呢?魏源的思想有些是进步的，但他不可能提出一个有效的方案。他主张变革，但他的大变革理论并不是要变革那些根本性的内容.而只是去除法律之外的一些弊病，即去“法外之弊”。在他看来法律本身是正确的，只是它染上一些弊病，所以“君子”只要除去“法外之弊”，在某些方面进行变革就可以了。

在变革中，魏源很重视人的作用。他认为要实行变法，立法固然重要，更重要的则是重视人的作用。在《治篇》中，魏源详细阐述了他的人才观。他说：“人君治天下，法也；害天下，亦法也。不难于得方。而难于用方之医；不难于立法，而难得行法之人”。“得其人则能行，不得其人则不能行。”魏源看到清朝的统治已经十分腐败，变革主张一旦经由那些“仰食于弊”的贪官污吏去做，那是收不到预期的效果，所以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人才。他有时甚至夸大人才的作用，认为国家的兴亡取决于某一个人的力量。“得一后夔，天下无难正之五音；得一伯乐，天下无难御之良马；得一颇、牧，天下无难御之外侮。……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这种典型的英雄史观，自然是错误的，但重视人才的思想，却是难能可贵的。

有见于人才对于改革的重要作用，魏源重视对人才的培养。他对当时的培养和使用人才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说：“后世之养人用人也不然，其选之、试之也，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也，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举孔门四科所不兼，唐、虞九官所不摄者，而望之科举兔册之人。”魏源认为，这种人只能是“蝼陋之臣”或“腐儒鄙夫”，在他们心目中，“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才为何物。”魏源主张通过实际工作培养人才。他说：“天下非多难，豪杰不豪杰。九死之病，可以试医；万变之乘，可以试智。”环境越是艰苦，人才越易脱颖而出，故而他主张将人才放在艰苦的地方锻炼使用。

魏源的“变古”思想及人才观点是非常值得称道的思想，但又有局限性。魏源承认：“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但又认为这种变化只是一种表像，作为事物内在本质的“道”是不会变化的，即认为“其不交者道而已。”这表明他对于改革必然性有所认识，但并不主张变革封建社会的根本内容，仍希望在不变“道”的基础上，对封建制度作若干修补或改良，以挽救其危亡的颓势，充分反映了他还未完全摆脱“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的影响和束缚，同时也反映了魏源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局限性。

在人才方面，魏源对人民的作用有所认识，强调“天地之性人为贵。天子者，众人所积而成。……故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斯视天下人为天下之天下。”在这里，魏源并不把帝王看成“真命天子”，比天下人都高明，可以为所欲为，反而提出天子是由众人所积而成，属众人中之一人，强调君主必须了解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但其仍未摆脱封建社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思想。变革也好，政治上出现“治世”，国家走向富强的道路，他都寄希望于“圣君明主”和“君子”。

总之，魏源的社会改革思想，有阶级的历史局限性，但他企望改革，具有历史进化的观点，在当时“万马齐喑”的时代，无疑如一阵春雷，震醒了国人，突破了“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陈腐思想，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此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变法改革做了思想上的准备。这正如梁启超所说：“新思想之萌蘖，其因不得不远溯龚、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