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翊武，字保勷，1884年12月出生在湖南澧县的一个城市贫民家庭。1903年考入常德西路师范学堂就读，次年因参加“华兴会”起义而被校方开除，从此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1909年11月，蒋翊武参加湖北新军，并加入了军中秘密组织群治学社。1911年1月，受革命党人的重托，秘密组建“文学社”，被推为社长，与共进会联合以后，被推举为革命军总指挥。1913年7月，蒋翊武策动湖南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在避走广西途中为军阀所获，9月9日，就义于桂林，年仅29岁。

近年来，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不少文章涉及到文学社，也涉及到蒋翊武。然而对于蒋翊武这位“元勋”人物的评价在总体上却有失公允。查其源头，则有曾经参加过阳夏光复、担任过汉口军分府处长的文学社成员温楚珩在其回忆录中直言：“盖文学社组织，詹（大悲）虽未居社长之名，但多年惨淡经营，实具有领导地位。”另外文学社骨干章裕昆、共进会骨干李作栋等人在其回忆录中盛赞刘复基在文学社中的重要作用，于是在学术上就出现了抬高共进会、贬低文学社，抬高其他人物、贬低蒋翊武的现象；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刘复基不仅是“文学社的实际领导人”，而且是“筹划武昌起义的实际负责人”。而笔者认为蒋翊武在文学社的领袖地位从未有过动摇。

　　一、成立文学社，蒋翊武的领袖地位得到明确

1909年10-11月间，蒋翊武、刘复基这两位志同道合的革命青年再次来到武汉。当他们听说湖北新军中的“群治学社”是革命团体，希望能够参加。但一时没有门路。这次来湖北，是经刘复基的兄长刘星　引荐而来的。因刘复基曾在汉口《商务报》担任发行人兼会计，蒋翊武曾担任编辑，为了深入军队组织，他们就与当时任《商务报》总主笔的詹大悲（湖北蕲春人）一道，以报馆记者的名义前往新军21混成协41标驻防的天门、潜江一带采访。在潜江，通过蔡大辅了解到群治学社的情况，并通过他介绍到武汉见担任庶务的李抱良。蒋翊武立志投军，化名为伯夔，在天门投入41标3营左队充士兵。41标是军队同盟会的发源地，也是群治学社的发源地。参军以后的蒋翊武很快就与该标的杨王鹏、唐牺支、章裕昆等群治学社的发起人取得了联系，并欣然加入了该组织。

蒋翊武、刘复基、詹大悲的此次“探营”行动，既是这三位青年革命生涯中的重大转折点，也是湖北新军革命组织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他们三人日后均成为文学社的中坚力量。

1910年春，四川、湖北、湖南争路风潮起。恰好主张借款筑路的杨度由湘入京，路过汉口。李抱良、刘复基等聚众殴打了杨度，被英国捕房拘留。于是“群治学社”的名称被清方侦知，《商务报》亦被迫停刊。8月，41标全部回防武昌。李抱良召集会议，报告上述事变发生后社务渐趋停顿的情况。大家认为，为避免暴露目标，不能再用“群治学社”的名义，决定改名为“振武学社”，并推举杨王鹏起草《简章》。9月18日，“振武学社”在黄土坡的开一酒馆举行成立大会。杨王鹏被推举为社长，李抱良任庶务并兼文书。11月，因新军混成21协协统黎元洪的亲信施化龙侦探到“振武学社”的情况，杨王鹏被撤职，李抱良被开除。杨、李离开军营后，在营外滞居了一个多月，最后将社务交给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蒋翊武。

1910年底，蒋翊武肩负杨王鹏等人的重托，决心重组振武学社，便邀请詹大悲、刘复基、章裕昆等在阅马厂集贤酒馆集会，商讨对策。詹大悲认为振武学社已经被清廷察觉，建议将秘密组织名称改为“文学社”，大家都表赞成。1911年1月30日（农历正月初一），文学社在黄鹤楼的风度楼（又称奥格楼）召开成立大会。到会的除蒋翊武、詹大悲、刘复基、邹毓林、章裕昆、孙长福外，还有原振武学社的各标代表。各标代表仍是原振武学社的各标代表，不再改选。而蒋翊武被推举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复基任评议部部长，蔡大辅为书记，王守愚为会计。笔者认为蒋翊武担当社长至少有以下三点优势。

（一）思想先进，革命立场坚定

早在1900年秋，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蒋翊武忧愤交加，曾对人说：“中国欲图自强，首当倾覆清廷，建设新政府。”1904年秋，在常德西路师范学堂就读期间，由于参与黄兴、宋教仁等发动的华兴会起义事泄，他被校方嫌疑而开除，从此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1906年春，蒋翊武就读于同盟会会员姚宏业等在上海吴淞口创办的中国公学，参加了同盟会的外围组织竞业学会。不久，与同盟会会员杨卓霖创办《竞业旬报》，以白话文宣传革命。在上海期间，蒋翊武加入了同盟会。据查，当时文学社中参加过同盟会的仅有蒋翊武、刘复基两人。

（二）为人朴实敦厚，工作勤奋务实

许多辛亥首义的当事人对蒋翊武的描绘都是忠厚、大智若愚，甚至犹如“田舍翁”。由于他的勤奋务实态度，很快得到秘密组织的同仁、特别是负责人杨王鹏等人的信任。狱中日知会成员胡瑛在谭人凤面前推介蒋翊武时说：“湖北党人自成风气，类皆埋头苦干，不以外观相夸耀者也。”如果没有务实的作风，即使是前任社长的委托，在时隔2个多月的文学社成立会上，同仁们完全可以对他投不信任票，社长亦可另择其人。因为就资历而言，在蒋翊武之前参军并从事秘密革命组织建设的还有唐牺支、章裕昆等人。

（三）办事稳重，不轻易抛头露面

武昌首义前在军队中开展秘密组织工作，如果没有沉稳的性格是难以取得成功的。在施化龙的侦探中，蒋翊武没有暴露身份；在殴打杨度的行为中，蒋翊武也没有冒然行事。但这并不表明他对革命事业的信念动摇，也不能说明他不具备献身革命的勇气。

此外，从军队同盟会到群治学社、到振武学社都是军中秘密组织，成员以士兵为主。蒋翊武在潜江“探营”时即投身到军队，并参加了群治学社。而刘复基参军是在殴打杨度事件之后，“知革命非由军界发动不为功，乃决投入41标3营左队，并参加振武学社活动”。至于詹大悲，其主要身份是报社编辑和记者，没有任何资料显示他曾在军中呆过。因此，在杨王鹏、李抱良被迫离开军队时，将秘密组织的社务工作托付给蒋翊武就不足为奇了。

　　二、发展文学社，蒋翊武的领袖地位得到巩固

文学社的前身是振武学社，振武学社的前身是群治学社。其章程基本上一脉相承。

文学社成立之后，蒋翊武遵循前社章程，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在社务拓展方面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入社的重要人物有：29标的排长蔡济民以及张哲夫等，30标的排长张廷辅以及王宪章、张鹏程等，31标的万鸿阶等，41标的阙龙等，第八镇工程8营的马荣等，21协炮队11营的晏柏青等，辎重11营的余凤斋等，宪兵营的彭楚藩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军中原有不少自发的革命小团体；如王宪章、张廷辅、蔡济民等的将校研究团；张廷辅、罗良骏、王文锦等的武学研究社；张融、黄维汉等的义谱社，胡玉珍、邱文彬、王缵承、赵承武等的益智社等，均先后并入文学社，壮大了文学社的力量。

至于领导机构，群治学社成立时，由于社务尚未发展，虽有社长之职，却无社长之人，仅设庶务一人。振武学社成立时，组织机构基本不变，设社长一人、庶务一人。

文学社在成立之初设立的机构较它的前身要齐全：社长一人、副社长一人、文书部长一人、评议部长一人；文书部下设文书、会计、庶务；评议部下设评议员和纠察员。随着文学社的发展壮大，3月15日，文学社在武昌小东门蔡大辅、王守愚寓所召开第一次代表会议。根据蒋翊武的提议，选举王宪章为副社长。这种人事安排在文学社组织扩大后是必要的。因为第41、42标原来都是属于第21协的。这时第八镇士兵参加文学社的也已经不少，而王宪章是30标的正目（班长），同第八镇的士兵联系比较密切。会上还推举章裕昆前往在文学社社员仍是空白的马队8标中发展组织；詹大悲同原第41标前队助理书记何海鸣在汉口创办了《大江报》。会议提议社员采访的新闻和言论务必在《大江报》尽量登载，各营队义务送报一份，以供同志阅览。从这以后，《大江报》经常登载新军中的消息，对不法军官攻击尤力，声誉与日俱增，销路大畅。该报也成为湖北革命党人宣传革命的前沿阵地。

广州“3•29”起义爆发后，清政府的防范更加严密，文学社的常会也难以召开。“刘复基虑失联络，决计出营，居阅马厂文昌阁，逐日轮流往各标营相间问讯，诸同志得以明了近日状况，精神愈奋，团结愈坚，力量日见充实”。5月10日，文学社又召开代表会议，决定在社员张廷辅的空屋（小朝街85号）设立机关，刘复基从军营中退出，常驻机关办公，王守愚、蔡大辅协助工作。

此时的文学社组织比振武学社更加严密。标代表之下还设副代表、书记、会计、交通、调查、联络、参谋、参议等组，社本部在小朝街又设了机关。42标分驻汉口、汉阳，北至河南信阳，驻地分散，联络不易，还设立了文学社阳夏支部，以标代表胡玉珍兼支部长。

到1911年5月，文学社社员遍布湖北新军第八镇及21混成协步、马、炮、工、辎重各营，以及卫生队、气球队、兵工厂、陆军学堂等单位，其他如两湖师范学堂、艺学学校等，亦有文学社社员渗入。社员人数由年初成立之时的800多人发展到3000多人，占湖北新军总数的1/5，较1910年10月11日振武学社代表会议统计的社员240多人，扩大了10多倍，形成了武汉革命的一支主要力量。

　　三、联合共进会，蒋翊武为举大义放弃领袖地位

在蒋翊武领导的文学社秘密发展社员、筹划起义的同时，另一革命团体的组织也渗透到了新军里面，即1907年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共进会”。到1911年5月间，共进会通过其骨干邓玉鳞设在黄土坡20号的“同兴酒楼”在新军中发展会员已达一千五六百人。两个革命团体的发展对象均是新军士兵，难免有些会员交叉，甚至发生过为争取会员而发生摩擦。于是，两个革命团体的联合就成为双方共同面对的问题。

在两会合并过程中，在领导权的问题上，文学社的蒋翊武依仗该组织在新军中苦心经营多年，并在人数上占上风，不甘屈让；共进会的实际领导人孙武凭借自己是海外成立的组织，并且是同盟会的分支机构，也不甘示弱。刘复基、邓玉鳞分别代表文学社和共进会从中斡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经过五六月份的多次接触，两个组织终于达成了合并意向。

9月14日，文学社、共进会在雄楚楼10号刘公（共进会会长）的寓所召开联合会议，刘公、蒋翊武均表示愿意放弃“湖北大都督”和“社长”的名义，两会携手，共谋大义。根据刘复基的建议，双方团体名义文学社、共进会暂时搁置不用，以武昌革命党人身份举行起义。至于联合以后的统一领导权，会上，在蒋翊武、刘公、孙武、居正等人中推选，他们都执意谦让，最后决定委派居正（共进会参谋）赴上海邀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来武汉主持，名义也等他们来后再定。

从这次会议还可以看出，在两个革命组织合并时期，蒋翊武在文学社的领袖地位是无人替代的；相反，在共进会内部，与会长刘公齐名的还有孙武和居正。

　　四、筹划起义，蒋翊武被举为总司令

1911年9月25日，居正、杨玉如受两个革命组织的派遣到达上海，先后找到主持同盟会中部总会工作的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但这时黄兴在香港，谭人凤因病住院，均不能及时赶赴武昌。宋教仁因接到武昌狱中胡瑛送来的信称“湖北之人不能发难”，对湖北的形势半信半疑，迟迟未能起程。

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迟迟其行，而湖北的革命形势发展却无法等待。清廷湖广总督瑞　为了防范各地的反清暴动，并有意分散新军中的革命力量，决定在9月中旬前将41标调防各地。文学社社长蒋翊武所在41标第3营也被调往湖南岳州。9月12日，蒋翊武在总机关主持文学社代表会议，布置与共进会合作的具体事宜。因他本人不可抗拒地随营开赴岳州驻防，社务工作委托副社长王宪章负责，刘复基予以协助。

9月23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再次在楚雄楼10号刘公寓所共同集会。此时，蒋翊武已经随41标驻防岳州，文学社由刘复基代表蒋翊武出席，共进会由孙武、邓玉麟、杨玉如、李作栋等出席。刘复基和邓玉麟两人提出公推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专事军事；孙武为军政部长，专管军事行政；刘公任总理，专管民政；“关于全体重大事件，由三人集合大家共同商决处理。”

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胭脂巷11号召开各部队代表会议，讨论军政府组成和动员计划问题。这次会议，两会的重要人员都参加了，陆续来到的有近100人。会议由孙武主持，由刘复基提出草案进行讨论。会议推举的军政府组成人员有：总理刘公、军事总指挥蒋翊武、参谋长孙武。会议讨论通过了刘复基代表文学社提出的起义总计划，决定在10月6日（农历中秋）举事。设军事总指挥部于武昌小朝街85号原文学社总机关，设政治筹备处于汉口长清里98号（后改在宝善里14号）共进会总机关。

由于南湖炮队的事件，革命党人的行踪引起清廷的注意。孙武、刘公、刘复基等认为如按原定日期举义势必失败，于是开会决定改期在10月9日，但按原计划进行。他们派李擎甫赴岳州，催促蒋翊武立刻回到武昌，主持军事。

10月9日清晨，为了准备在当夜发动的起义，军事总指挥蒋翊武从岳州去宜昌后赶回武昌，先到后山马家巷蔡大辅家，然后在蔡大辅的陪同下来到小朝街85号军事总指挥部。指挥部的刘复基等人甚是欢喜。蒋翊武通过询问各方面的情况，对目前的局势难以把握，特别是杨玉如从上海回武昌，带来了黄兴相约延至11月与11省同时举事的建议，对他的决策产生了很大影响。于是，蒋翊武在当日召开的各标营代表会上进行了耐心的解释，各代表勉强接受了推迟起义的建议。散会时，蒋翊武一再强调，准备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

就在当天下午3时许，长江对岸的汉口宝善里机关发生了意外。孙武在装配炸弹的时候引起大火，孙武面部烧成重伤住进医院，俄国巡捕将机关里的旗帜、名册一应收去，并逮捕了刘公的妻子和弟弟，其弟刘同经不住审讯，将起义各机关尽数供出。这一重大情况受当时交通等客观条件的制约，不能及时传递到武昌的军事指挥部。当政治筹备处的邢伯谦气喘吁吁地从汉口报告出事消息时，代表会议已经散了。

经过紧急磋商，蒋翊武断然地说：“刚才我已吩咐各标营准备，就下令今晚起义吧！”这个命令在当天下午5时发出。命令规定：本军于今夜12时举义；各军听到南湖炮声后立即从原地拔队，按命令规定的目标发动进攻；第二天上午7时，除留少数军队防守已占领的地点外，其余都到谘议局前集合。命令中所规定的各部队的具体目标，大体上和刘复基9月24日宣布的总动员计划相同。当晚10点左右，由于蒋翊武等人不知刘同已经招供的情节，为了便于指挥联络而没有采取防范措施，致使小朝街军事总指挥部被清廷破获，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三烈士就义于武昌首义的前夜；还由于交通员邓玉麟没能及时将首发起义的命令送达南湖炮队，10月9日深夜举义大计再次落空。第二天（10月10日）晚8时，发难的枪声首先在工程8营打响。随后，其他各标营纷纷响应举事，武昌起义终于取得成功。

在武昌首义的关键两天，蒋翊武没能亲自参加。他在9日晚与刘复基等人同为清廷捕获，在羁押警察局花园期间趁隙逃脱，并于当夜逃离了武昌。当他于12日返回武昌时，城头已换革命大旗。因此，有人便称他是“没有指挥战斗的起义军总指挥”。虽然这是符合事实的，但却不能抹杀蒋翊武的指挥作用。起义虽然迟于原定时间一天进行，但在第二天起义中，各部队的行动目标都是按照前天的起义命令执行的。也就是说，蒋翊武间接地指挥了中国历史上这次翻天覆地的武装起义。正如蒋翊武为其好友龚霞初的《武昌两日记》作的序中写道：“幸而命令夙宣，指挥先定，再接再厉，继续有人。”这个“夙宣”的“命令”就是他在10月9日以起义总指挥发出的那个命令。

　　五、并入同盟会，蒋翊武完成使命

武昌首义的成功，很快带动了汉口、汉阳的光复，也带动了其他11省的先后独立。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摇摇欲坠。

在武昌首义之后的日子里，蒋翊武先后担任过湖北军政府的顾问、军务部副部长；在汉口保卫战中任防御使，协助黄兴抵御清军；在汉阳保卫战中，担任黄兴总指挥的经理部长，负责战时后勤；汉口失守后，任战时总司令，负责武昌防御。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宣告诞生。

2月12日，清帝傅仪宣告退位。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28日，武汉爆发反对黎元洪、孙武的“二次革命”，孙武被赶下台，但黎元洪借此机会对革命力量尤其是文学社进行严重打击。

蒋翊武鉴于南北议和以来，革命党人心涣散，寻求振奋的办法，便于2月15日创办了《民心报》。蒋翊武自任社长，夏锡圭为主任，杨王鹏任经理，晏寄村任会计兼发行，李擎甫任主编，王道、赵光弼、方觉惠任编辑，蔡寄欧等人为撰述，均系报界知名之士。《民心报》拥护同盟会和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揭露民社和湖北军政界各种黑幕，与孙武控制的《中华民国公报》展开笔战。因此，《民心报》不仅是文学社的机关报，也是同盟会在湖北地区的重要舆论阵地。

4月9日，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应黎元洪的邀请来到武汉。蒋翊武在这次活动中第一次接触了孙先生，并陪同他巡视了首义发难地楚望台，凭吊了彭、刘、杨三烈士就义处，参加了社会各界的欢迎大会，并和同盟会湖北支部的同志一道与孙先生合影留念。

黎元洪为了巩固自己在湖北的地位和势力，不断排挤革命党人，尤其是蒋翊武、张振武等革命元勋。黎元洪暗通袁世凯，袁世凯多次电邀蒋翊武等人到北京共商国事，并授予蒋翊武陆军中将加上将衔，蒋翊武固辞不受。为了尽快逼走蒋翊武，黎元洪设宴“欢送”蒋翊武到北京就职。蒋翊武离汉之前的最大心病就是文学社的归宿问题。

6月，武昌首义的主要革命组织文学社在汉口笃安里2号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到会者有蒋翊武、王宪章、詹大悲、杨王鹏、李六如、章裕昆等数十人，蒋翊武任主席。蒋翊武提议文学社今后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加入一个更大的革命团体，才能有更大的作为。当前政党林立，惟有孙中山所创立的同盟会尚保持固有的革命精神，文学社的宗旨与之相合，因而加入同盟会最为合适。对此大家均表赞同。于是，当即决定将文学社并入同盟会，直接接受孙中山先生的领导。至此，蒋翊武以文学社社长的身份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并将这一具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广泛的群众基础、善于战斗、勇于牺牲的革命团体，融入到中国资产阶级的最大政党——同盟会中，为文学社的归宿设计了一个完满的结局。

由于在武昌首义和随后的政治风云中，文学社的成员牺牲较大，幸存者较少，因而关于文学社的回忆录也是凤毛麟角。在有限的历史资料中，章裕昆的《文学社武昌起义纪实》相比之下显得客观、公正、权威。在这本仅有数万言的专著中，这位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和文学社的重要创建人，尽管盛赞了刘复基等人的重大贡献，但也客观地描述了文学社的主要领导人蒋翊武的历史事实。在该书总计87个专题中，有37个是以历史当事人为题目的，而以“蒋翊武”命名的专题就有7处之多，为众多革命党人之首。尤其是在该书的最后还辟专题为世人对蒋翊武的异议进行辟谣。

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在没有任何政治偏见和个人喜好的前提下，拂去历史的尘埃，从杂乱的史料中，不难得出一个公正而客观的历史定论：蒋翊武始终都是文学社的实际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