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国图志·序》中，魏源明确提出，是书“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可以看出，“师夷”思想的提出表明魏源的经世致用思想在新的形势下注入了全新的内容——学习西方，强国富民，从而更加富有启蒙意蕴和时代色彩了。历史事实也证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提出，在近代中国确实起到了开榛辟莽、启蒙发轫的作用，因此，我们往往都特别注重其积极意义，而往往忽略其局限性。殊不知，在特定历史背景、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而表现出了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一、“师夷长技以制夷”并未突破传统夷夏观的藩篱

“夷夏”（华夷）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早在上古时代，“夏”和“夷”只是两个表示地域和民族的观念，约至春秋时期，“夷夏”开始被赋予文化的意义，“夏”代表正宗、高贵、文明，“夷”则代表偏庶、卑下、野蛮。由此可见，“夷夏”观念是基于华夏文化优越而产生的一种华尊夷卑的思想体系。因此，历代统治者以及儒家学者都遵循“严夷夏大防”的原则。这种观念一直贯穿于传统文化，成为封建社会儒家文化的自我评价标准和处理对外关系的准则。自明朝开始，随着日本和西方列强的入侵，“夷”的含义由专指少数民族逐渐变成了蔑称西方侵略者的一个概念。也正由于这种夷夏观的影响，封建统治者往往盲目地固守中国中心论思想，朝野上下怀抱“四海之内，天朝为大”的观点，执行闭关主义政策，数千年来，“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也正由于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对世界几乎一无所知，夜郎自大，惟我独尊，而把西方国家视为“蛮夷小邦”，乃“大清子民”。即使林则徐这样的开明人士，初到广州禁烟时也是认为凭“天朝声威”，足可“慑服夷人”。即使是在鸦片战事紧急之时，有的人还打肿脸充胖子，讲些“抚之以恩”、“暂事羁縻”一类骗人的鬼话。不顾中国贫弱的事实，吹嘘清朝“国运方隆”，认为延请外国人教造船炮技术是“丧失国体”，“反求胜夷之道于夷”“古今无是理”。由此观之，夷夏观念害国害民至此，可谓至极矣！

很明显，“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新思想并未能挣脱传统夷夏观的束缚，这一点，鄙称西方列强为“夷”就是明证，更别说到处体现“天朝声威”的骄妄的口气。因此，其思想并未能冲破“中国中心论”的网罗，并未能突破传统夷夏观的藩篱，说得过激一点，只不过在有限程度上冲破禁区而变顽固势力的“拒夷”、“斥夷”、“非夷”为“师夷”而已。（尽管这一突破、这一转变之意义非同小可）因此，尽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提出，打破了传统夷夏之辩的文化价值观，摒弃了千年来“用夏变夷”、“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以夷为师，但是，魏源并没有真正走出祖先为他划定的圈子，传统夷夏观的烙印在他身上清晰可见，在他文章中显露无遗，如同在酱缸浸染过要洗净一样，自然非一朝一夕之事，何况其“师夷”的根本目的就是“保皇”“保君”呢？

二、“师夷”表面上为了“制夷”，而根本目的则是“保君”“保皇”

魏源毕竟是一个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这导致他不可能从根本上认识到国运衰败的症结在于封建腐朽没落的制度，更不可能认识到要挽救中国命运必须进行社会制度的彻底革命。因此，魏源“强国”的思想只是单纯强调国家与外来侵略者的矛盾，也没有把“师夷”、“制夷”作为与国内的腐朽封建统治相联系的政治问题处理，而只是作为纯粹的“边事”来看待。

因此，“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提出，尽管在当时中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确实乃抵御外侮的上上之策，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反抗侵略的作用，但它毕竟过于单纯地强调国家与侵略者的矛盾，把它定位于纯粹的“边事”看待，从而导致简单的“师夷”即为“制夷”，加上骨髓里不变之“道”，从而完全可以肯定，“师夷长技”不可能真正达到“制夷”的目的，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当时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局面而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有些文章夸大其辞把其说成是近代第一个现代化方案，其实，它的提出，主要是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他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主要是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造船造炮，装备水师，以便抵抗侵略。

上面是从表层上看其目的，很明显，“师夷之长技”就是为了“制夷”，但是，更深层次地看，其根本目的乃是为了“保君”、“保皇”，“其不变者道而已”。当然，二者并不矛盾，“师夷”是为了“制夷”，“制夷”是为了“保君”。鸦片战争爆发后，道光帝最大的心患是担心洋人侵华后有无取代皇帝的异谋，而非外敌的入侵。同样，面对外敌的入侵，统治阶级，无论是妥协派还是主战派，都有一条共同的纲纪，即保皇保君。作为主战派的魏源同样不出其外，其爱国御侮思想，也只能是与忠君怀主观念紧密相连。因此，“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结果也只会与闭关锁国殊途同归而已，稍不同的是，闭关锁国是关上国门“夜郎自大”，而“以夷制夷”顶多是闭关锁国之后在清王朝的国门外增设“师夷”得来的几艘洋船洋舰、几门洋枪洋炮以镇守国门、安享太平而已。至此，我们不难明白，“师夷”几艘洋船洋舰、几门洋枪洋炮，“塞其害，师其长”，是不能达到“彼且为我富强”的目的的，难怪有人说这无异于“东施效颦”，看来不无道理。

三、“师夷长技”难避“东施效颦”之嫌，表现出急功近利思想

“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老话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在当时应是很有创意、很有积极意义的，典型的现学现用、现炒现卖，不失为一种临时的应急之计、权谊之策，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不顾当时清王朝“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倒，内囊却已尽上来了”（《红楼梦》语）“如外强中干之人，躯干庞然，一朝瘘木”的具体情况，在一付积贫积弱，“但有死气无生气”的烂摊子上“尽学西方之长技”，自然无异于“东施效颦”，就像那“麻袋绣花，底子太差”，是“绣”不出什么好东西的。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世界意识尚处于萌发期。这种对世界的认识是在战争的剧痛过程中，从“制夷”的需要去关注时势、寻求新知、“师夷长技”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急功近利性。“师夷长技”虽不失为当时一种应急权宜之计，但明显地它表明了当时国人的急于求成心理，“我有铸造之局，人习其技巧，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这很符合当时国人之急功近利之心理。魏源仅仅是一位开明的思想家，由于自身的局限而导致他只关注到对手的表象，只在器物层面上趑趄不前，妄想一口吃成胖子，以为造几艘船舰，造几把火器，便能击退洋人的侵略，便能强国富民，诚如梁启超言：“鸦片战役后，则有魏默深《海国图志》百卷，……中多自述其对外政策，所谓‘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之三大主义，由今观之，诚幼稚可笑。”从一定的角度看，也正是由于急功近利，仅仅学习所谓“长技”，使它并没有收到预期的“制夷”效果。如果要说其直接的现实效果的话，倒有两个值得注意：一是为清王朝的垂死挣扎拖延了时间，可算是起了苟延残喘之功效；二是“师夷长技以制民”，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后来的仁人志士中，倒是发挥了“制夷”不曾发挥的作用，成批的国人倒在所谓“长技”的洋枪洋炮之下，这不能不说是对“师夷长技”结果的一种绝妙讽刺。

不可否认，“师夷长技”确实“师”了些“长技”，诸如制造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等。但除此之外，且看还“师”了些什么？“广东互市二百年，始则奇技淫巧受之，继则邪教烟毒受之；独于行军利器则不一师其长技”。一些官僚士大夫将西洋精工艺器，如钟、表等视为“奇技淫巧”，但又暗中以之为宝。就是杨芳这样的武将也不免俗，趁赴广东参赞军务之便，也欲收购之。真可谓国门未开，苍蝇蚊子早已飞将进来。更值得一提的是，李鸿章将“师夷长技以制夷”付诸实践，大办洋务运动，结果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灭。这个事实足可说明“东施效颦”在当时千疮百孔的中国是不可能成功救国于危难，解民于倒悬的。谭嗣同言，轮船、火车、枪炮等，都不过是“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他讥笑洋务派对西方的“法度政令之美备，曾未梦见”，其言一针见血，一语道出了其“东施效颦”的弊病之所在。因此，不进行根本的改革、不推翻腐朽的旧制度，而进行所谓“旧瓶装新酒”的救国方案，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近代“中国向何处去”的现实问题的。

四、“师夷长技以制夷”带有一些不切实际的空想特征

鸦片战争的失败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但条约的签订并未惊醒这东方睡狮，相反，统治阶级以为“夷贪我之利”，“外夷惟利是图”，列强达到目的后就会相安无事，遂雨过忘雷，安于“万年和约”之后的清闲去了。据佚名的《软尘私议》记载：“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房酒肆之中，亦大书‘免提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朝廷上下固守“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观念，安享暂时清闲与安宁，只有极少的知识分子发出抗敌御侮的微弱的呼声，可他们毕竟是知识分子，也受到当时种种条件的限制，从而导致其抗敌御侮的主张难免囿于空想。

作为一个开明的地主阶级思想家，魏源并非职业军人，也非军事家，因此，这局限性自然决定了他只能以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身份提出他自己一厢情愿的设想，从而难免有闭门造车之嫌，难免带上略显粗糙的空想特征。比如说，在虎门外的沙角造火器局，“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之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这就很明显，没有从军事常规的知识角度去考虑其安全性、隐蔽性等问题，而犯了兵家之大忌，这就是他缺乏军事常识而凭空设想的体现。另外，魏源还满怀自信地憧憬未来：“尽收外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不在一举乎？” “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如西海之民”，这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不顾历史现实，难道不是一种善意的值得称道的主观空想吗？更为甚者，魏源的“师夷”基本上不依赖外国。他说引进外国先进技术，重在学习自造，“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中国智慧，无所不有”，“一二年后，不必仰赖于夷”，真是闭门造车，夜郎自大得有点离谱了。当然，魏源是那个特殊时代之人，对他求全责备，是不符合历史现实的，如王韬言，“当默深先生时，与洋人交际未深，未能洞见其肺腑，然师长一说，实倡先声”，但是，要想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师夷长技以制夷”，要想变“东海之民”为“西海之民”，其想法虽好，无乃空想乎？

综上所述，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有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也由此给了我们一些启示：我们不能简单地在这片有着几千年传统思想和文化积淀的特殊土壤中，简单地“师夷长技以制夷”，简单地移栽资本主义之花是结不出好果实的。事实上，“师夷长技以制夷”一直被认为是一条可行的历史主线，但令人可笑的是，国人总带着“夷夏”的有色眼镜来看待西方，总以为“儿子”打“老子”，而事实上是我们一直在“师夷”所谓“长技”，也一贯是“先生”打“学生”，正如余杰所言，我们想“以夷制夷”，却总是“为夷所制”，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深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