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国图志》是我国近代第一部关于世界史地和早期改良主义思想的先驱名著。它不同一般的学术著作，而是魏源御侮图强、挽救中国开始沉沦、振兴祖国的发奋之作。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的提出，揭橥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旗帜，也被以后各进步阶层奉为学习西方、变法自强的圭臬。对魏源尤其是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研究也一时成为理论界、史学界的热点。然而略为遗憾的是，对该书写作目的之一、也是魏源“夷务”思想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以夷款夷”主张，史学界却鲜有注目。或在文章中有意无意地回避，或仅停留在字面理解之争，迄今尚无系统、全面的论述。笔者认为，“以夷款夷”作为魏源重要军事外交主张，是他在特定时代背景下救亡图存的经世致用思想之高度升华。对其深入认识可以有助于全面把握魏源的爱国主义思想。

一、“以夷款夷”军事外交思想的内涵剖析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蒙受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者的侵略。面对外来危机，士大夫阶层相当多的人感到惶恐震惊，失败主义情绪占据着很大的市场，投降论调一时甚嚣尘上。魏源在搜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对中外情况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他认为中国“船坚炮利不如夷”，此外尤其是“英夷”军队训练有素，而且富于冒险精神。因此，与之贸然地作拼斗是不足取的，由此他提出“以夷款夷”的军事外交主张。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对“以夷款夷”的内涵尤其是“款”字的理解存在争论。如有的将“款”解释为“招待”，“以夷款夷”解释为“用外国的礼仪接待外国”；或把“款”字解释为“叩”或“敲”，既打击之意，这样就使“以夷攻夷”中的“攻”、“以夷款夷”中的“款”、“以夷制夷”中的“制”前后保持一致；或把“款”字理解为“诚信”等等。对“以夷款夷”的理解更是见仁见智，有人甚至把它和当时投降派散布的“和夷”投降论调划等号。这些认识上的分歧极易导致对魏源爱国主义思想的误读。

《海国图志》《圣武记》等著作中提及“款”字的地方有数十处之多，其用法、蕴意极其接近。略举几例如下：（1）“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故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2）“及佛兰西易舟入江，则款议已成数日，……”（3）“镇海……诸将方严饬我军，不许携火器、火箭，恐延烧民舍，但约城中汉奸内应，擒缚英酋英兵以献，……得城后即执所获英酋，与之议款，谓万全无失。”（4）“夷寇之役，首尾二载，糜帑七千万。中外朋议，非战即款，非款即战，……其款也，不款于可款之时，而专款于必不可款之时。……粤东不议守而专款，是浪款也。”（5）“……英人自去夏困于三元里，不敢入市广州，及讲款后，奉旨许广州贸易。”（6）“去年靖逆出师以后，弥利坚夷目即出调停，……乃款议未定，而我兵突攻夷馆，……而佛兰西于英夷再次败盟之后，……自言愿代赴江、浙与英夷议款……”我们从中不看出，魏源以上所用的“款”字都近义于今天意义之上的和议之“和”，以上诸观点未免失之偏颇。至于“以夷款夷”之内蕴，通览魏源的相关著述，要全面、准确地理解“以夷款夷”，应从以下几个关键问题着手。

第一，利用各国在鸦片走私、对华贸易等问题上的抵牾，接受和英国掣肘的其他“诸夷”的调解，以达成有利于中国的和议，这是“以夷款夷”策略的立足点。“听互市各国以款夷”，“听各国不得贸易之夷居间调停，皆将曲彼而直我，怒彼而呢我”。长期以来，中国在对外贸易和交往中养痈为患，形成外夷“以鸦片耗中国”，以至于“鸦片之外禁不可行矣”之恶局。魏源认为，随着列强侵华程度的步步加深，他们在政治经济利益上的分歧也日益明显。外夷“惟利是图，惟威是畏”，因此“必使有可畏怀，而后俯首从命”，主张在严修武备的前提下“合诸国以制一国”。因此，不仅应该在战备上“以夷攻夷”，而且在外交上应当“以夷款夷”。“即变以后（指鸦片战争爆发后），则不独以夷攻夷，并当以夷款夷。故款夷之事，能致其死命使俯首求哀者上；否则联其所忌之国，居间折服者次之。上年靖逆将军末至粤时，弥利坚夷目即出调停讲款，于是义律来文有‘不讨别情，只求照例通商，倘带违禁货物，船货充公’之语，并许‘退出虎门’之说。……非弥利坚居间，岂能有是？”

第二，为了争取时间，壮大自己的力量，应着重防守外夷，这是“以夷款夷”策略的基石。“既款”之后，不能沉湎于所谓的“万年和约”换来的苟安中，要抓紧时机，与“守”、“战”紧密配合，尽快达到“我能攻之”的主动地位。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指出，鸦片战争以来，朝廷内外要么不是主战，要么便是主和，从未有过“专主守者”。然而，“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只有守得好，才能“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克；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在他看来，无论是“攻夷”还是“款夷”，都要建立在积极防守这一战略的前提之上，那些把魏源“以夷款夷”的主张和当时一些主降派散布的“和夷”投降论调划等号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以夷款夷”与“以夷攻夷”、“师夷长技以制夷”并非各自独立行之，而是策略上的同一性和运用上的灵活性的统一。同一性表现在它们都是魏源所主张的抵御外侮、“制夷”的策略，都以着重防守为指导思想；灵活性则是指它们具体内涵不同，应实施运用于不同时期：“既变（指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则不独以夷攻夷，并当以夷款夷”，“未款之前，则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后，则宜师夷长技以制夷”。正是按照他这种策略安排，魏源才依次将“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列为《海国图志》一书写作的三个目的，也是其海防和“夷务”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可以看出，“以夷款夷”这种军事外交策略，是在中方力量尚未达到可以“攻夷”时，尽一切必要的外交努力，利用“诸夷”之间的利益摩擦，借助“诸夷”的牵制，力求和“英夷”达成有利于中方的和议，争取到可贵的战略和平，最终达到“制夷”（先是英国进而所有的西方列强）的目的。魏源“夷务”思想是一个和谐整体，“以夷攻夷”、“以夷款夷”是魏源对以往的“羁縻”思想的批判继承，“师夷长技以制夷”则是他在新的转型时期对传统“夷务”思想的创新和发展。前两者是他“夷务”思想的现实应对，后者是他“夷务”思想的最终归宿。

二、“以夷款夷”军事外交思想的依据基点

1.经世致用是“以夷款夷”军事外交思想的理论根基。魏源思想的固有血脉是湖湘文化，而经世致用则是湖湘文化的精髓。经世致用是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是儒家经学服务于现实社会和政治的传统思想，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它的基本内核是面向现实、讲求功利、注重实际。但自嘉道以降，政治腐败，国势日弱，统治者出于维护其专制统治的需要，提倡考据之学，因而使大多数经学研究者卷进了空谈义理、逃避现实的逆流中。也有一些今文经学家“苏世独立”，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反对时尚风气，提倡经世之学；力主严禁鸦片，堵塞漏卮；呼吁加强军备，抵御外侮。在这批人士中，魏源是最突出的一个。清代今文经学复兴的出发点是《春秋公羊传》，以庄存与、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学派继承今文经学“微言大义”的传统，从通经的角度出发，议论时事，干预时政，推动了今文经学的发展。1814年，魏源在京城师从常州学派的刘逢禄，学公羊《春秋》，主治今文经学。《海国图志》和《皇朝经世文略》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他的经世思想，并由此奠定了他的今文经学大家地位。面对鸦片战争爆发、民族矛盾激化之际，他的经世致用和爱国主义思想的内涵便合乎逻辑地向前延伸，在忧患意识的驱使下，将注意力转向寻求抵御外侮和谋求强兵之策方面，以捍卫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这就是魏源“以夷款夷”等近代军事外交思想的主要理论渊源。

2.“变易观”是“以夷款夷”军事外交思想的哲学基石。“变易观”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也是儒家今文经学的合理内核。晚清时期时代剧变，民族的命运要求打破现状，革除积弊，认识亘古未有的变局，故重新需要阐释变易、变革的哲学，作为先进人们认识社会、规划行动的指导思想，于是“变易观”再度大盛于世。魏源师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进化观，糅合了今文经学的历史变易论，概括出自己对社会历史的思考，升华为历史“自变”的理论，“变易”成为魏源今文经学的主轴和主要特征。他从各方面阐述古今递变，泥古必败，人类应该不断进取，大力革除陈腐过时、妨害民众、阻碍社会前进的旧制度、旧办法的观点。他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如“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故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变古愈尽，变民愈甚”等。这一切都成为他学习西方和改革思想的哲学根基。鸦片战争后，魏源的经世、变易思想得到了升华，他非常自觉地倡导某些具有近代因素的思想观念，摒弃了“天朝中心”的地理观和“夷夏之辨”的文化观，代之以对外开放的观念；根据对鸦片战争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对西方文明的了解，提出关于中国和世界关系的新认识；及时调整对侵略者的策略，大胆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总对策以及具体办法。

3.“悉夷情”是“以夷款夷”军事外交思想的现实依据。由于华夏文明长时间雄居世界高位，单方向向周边“化外之地”辐射，从而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大脑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天朝上国”的世界价值观。这种自大的世界观和闭塞的视听，使得嘉道年间中国社会上顽固守旧、蒙昧无知的思想统治朝野内外，以至于统治者在同西方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由于不知“夷情”而始终陷于被动挨打局面。

魏源非常强调了解“夷情”的重要性，“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不悉敌势，不可以行军，不悉夷情，不可以筹远”。“故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古之驭外夷者，诹以敌形，形同几席，诹以敌情，情同寝馈。”他认为了解敌情必须像对自己的桌子床席和睡觉吃饭那样清楚，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制夷”的目的。他通过编撰《海国图志》，对世界各国尤其是英美等国情况的认识，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而以下两方面的认识，对于中国制定强兵御侮之策，尤为重要。其一，魏源认为西人早有与清朝通商订约的意图，只不过政府没把握住时机，现在失败后又陷入被动。魏源主张与列强订立合理条约，进行正常的贸易往来。据魏源的儿子魏耆回忆说：“丙午夏，以母忧去官，……以前年英夷抚议，当事者为窎远，不谙底蕴所致。遂于读礼止暇，搜览东西南北四洋海国诸记述，辑《海国图志》及轮船机器各图说，成六十卷，以资控制。”其二，他指出，英国“急功尚利，以海贾为生，凡有海口浦头有利之地，咸欲争之。于是精修船炮，所向加兵。”英国奉行“兵贾相资”的政策，以通商为名，行武力侵略之实，“凡商舶所至之国，视其守御之严者，辄以兵压其境，破其城，或降为属国，或夺踞为分国”。由于英国的四处扩张，导致它与其他西方国家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所以他提出利用英俄法之间的矛盾，借助第三国的调停和压力，迫使英国同中国签订有利于中方的和约。 “英人知朝廷震怒，恐贸易永绝，各国商船罢市久，亦皆咎英人，乃于二十六日托弥利坚国夷目，与洋商伍敦元投书，言不计别情，但求照旧通商，如有私夹鸦片烟，船货入官。”

三、“以夷款夷”军事外交思想的价值体认

魏源提出的“以夷款夷”战略思想，既有别于顽固派的盲目排外，也不同于投降派的的屈膝媚外。它对敌我斗争形势的分析论述全面细致而深刻，所阐述的斗争策略不拘一格，攻守兼备。它是对拥有坚船利炮的英国侵略者所作出的最积极有力的回应，为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提供了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它的军事价值是毋庸置疑的；魏源用：“款夷”一词表现出他对西洋的认识比同时代的人进步，因为那时清朝统治者把抵抗称为“剿”，把不抵抗称为“抚”。魏源用了一个介于二者之间的“款”字，反映了他对外国的看法开始同传统的“夷狄”观念多少有些变化。“以夷款夷”的战略思想突破了封建士大夫“夷夏之防”陈腐观念，代之以近代意义上的世界意识，是中国冲破中世纪的蒙昧进入近代化的先声，因此其启蒙作用可想而知；魏源主张一种独立自主和开放的外交政策，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同列强订立合理的条约，维护扩大正常的贸易。这在当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和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渗透，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化的进程。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富强都是有利的，“吾不停贸易以自强”；它宣告了先进的中国人已经认识到封闭百年的国门打开的必要性，预示着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将启动现代化进程作为了一种规避民族危机的选择，尽管这种选择是在外来威胁下不得不做出的对应；“以夷款夷”战略思想也赋予了中国古代传统的“远交近攻”军事战略、“羁縻”外交政策新的时代内涵，创造了一种在当时来讲全新的外交理念，开启了外交近代化的先河。魏源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上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而“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哲圣，他的“以夷款夷”战略思想即使在今日也焕发新的时代光彩，他为中国近代化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但是魏源作为19世纪初期向西方学习寻求真理的先驱者，其军事外交思想也难免受到时代和阶级的苑囿。由于时代使然，它对西方的认识是模糊肤浅的，对列强之间的关系及其本质也认识不清；它只是直觉地揭露了凶狠无耻的英国侵略者的强盗行径，并没有认识到美法俄也是一丘之貉；它虽然反对无区别地将外国人统称为“夷狄”，但还没有从根本上突破改变称西方人为“夷”的习惯用法，还保留中国古代传统的“羁縻”政策的幻想；它虽然抨击了投降派的卖国主义，却未能认识到导致清政府丧权辱国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社会制度，由此决定了在当时形势下魏源的军事外交思想难以结出应有的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