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清王朝被迫推行新政，想以此度过危机。但是，愤怒的人民有鉴于前清王朝对于义和团出卖和对外国侵略者“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百般谄媚的一幕，认定清廷已成了“洋人的朝廷”，只有将它推翻，中国才能得救。于是，一批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利用这种有利形势，开展了反清革命，一时风起云涌。这一时期，三湘志士和广大民众更是一马当先，谱写了壮怀激烈的史诗。

　　一、革命思想传播与华兴会的建立

湖南的反清革命是湖南的留日学生促动的。那时，日本东京是中国留学生的大本营，也是反清革命的策源地。湖南的留日学生，从那里给故乡的亲朋戚友传递进步书刊，革命思想，鼓动人民的反清情绪，从而点燃起革命的火焰。

最早传入湖南的是1901年6月湖南留日学生秦力山等人创办的《国民报》，该报宣传“革命”、“排满”两大主义。稍后传入的是1902年由湖南留日学生黄兴、杨毓麟等人创办的《游学译编》，该刊所载的译介西方民主革命思想学说以及各种近代化科学知识的文章，令湖南人大开眼界。但对湖南人影响最大的还是1902年底和1903年初由湖南留学生中著名的革命宣传家杨毓麟与陈天华所写的《新湖南》、《猛回头》和《警世钟》三本书。《新湖南》以湖南人道湖南事，处处结合湖南的实际立论，要求湖南脱离清廷而独立，给湖南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故在湖南流传甚广；《猛回头》和《警世钟》则主要是以其通俗的文字，明快的节奏，沉痛的呼号激发人们的反帝爱国之心，人们称之“一字一泪，沁人心脾，谈复仇而色变，歌爱国而声欲。”这些书当时都被湖南的青年学士争相传诵，造成了民主革命思潮在湖南的高涨。

1903年5月，日本的留学生开展“拒俄”运动，组织“军国民教育会”，推举或自认“运动员”回国活动。这时以黄兴为首的一批湖南留学生，觉得在湖南开展革命活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便陆续地从东京返回长沙。

黄兴回到长沙后，公开的职业是明德学堂教员，暗中则广交各方进步人士。1903年11月4日，他以过30岁生日为名，与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等人在彭渊询家里会筵，商议建立革命团体“华兴会”。经过筹备，1904年2月15日旧历除夕，在明德学堂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百余人，推黄兴任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为避清方注意，华兴会对外采用“华兴公司”名义，开办矿业，总机关设在长沙南门外，招股100万元，凡属重要同志，都给予股东名义，以便参与机密。

华兴会制定了“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的战略计划，打算先夺取长沙，促各省响应，再直捣幽燕。鉴于会党是民间一支现成的反清力量，华兴会决定以其作为主要依靠，专门设立了一个联络会党的机关—同仇会。当时，遍布湖南、湖北、江西一带的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很有威名，黄兴决定与他联络。1904年初春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在湘潭矿山的一个僻静的岩洞里，黄兴、刘揆一与马福益会晤，商定了一个在长沙发动起义的计划：1、在当年11月间西太后七十寿辰的那一天，预置炸弹，将到皇殿行寿礼的省城文武官吏一举炸毙，发动起义；2、起义时，由马福益率领五路会党大军攻打长沙；3、公举黄兴为起义各军主帅，马福益、刘揆一担任正副总指挥。

计划制定后，华兴会即加紧各项筹备。一方面派会员分赴湖北、江西、广西、四川、南京、上海等地去联络那里的革命者和会党，相约响应；另一方面筹款购买枪支弹药。当时筹款艰难，为此黄兴卖掉了自家祖遗田产近三百石，刘揆一、柳聘农、彭渊恂也各自变卖了部分家产，又各方借贷，得近五万金，用它从上海向国外订购长枪500杆，手枪200支。除购买外，也自造一些，如明德学堂的理化实验室，承担了制造炸弹的任务。

1904年9月24日，浏阳普迹市按惯例开牛马交易大会。会党常利用这样的机会开堂集众。马福益选择了这一天实行拜盟，黄兴也决定利用这一天授予马福益少将。当天的仪式搞得十分隆重，观者如潮。黄兴当众交给了马福益大批枪械，又就地买了马匹相赠。可是华兴会的领导人一开始就将组织置于半公开状态，会中的各种活动亦少保密，起义的风声事先便在外面张扬，早就引起了官方注意。在普迹市会后，会党中偏偏又出了败类，竟将会中秘密告知了王先谦，王先谦于10月中旬再向湘抚告密，因此，不待黄兴等发动长沙起义，官方已先下手捕人。10月24日，官兵包围了黄兴的住宅。黄兴事先得到风声，先匿居开明绅士龙级瑞家密室，后迁至圣公会牧师黄吉亭处，26日夜间乔装成海关办事人员潜出省城，经上海潜往日本。华兴会及其长沙起义流产了。

　　二、公葬陈、姚与萍、浏、醴起义

华兴会失败后，会员纷纷逃往日本，湖南的反清革命形势一度低落。直到1905年8月同盟会总部在日本东京成立，黄兴函托原华兴会员禹之谟在湖南组织同盟会湖南分会之后，湖南的反清革命才又重新出现起势。

1905年12月下旬，从日本的湖南留学生中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同盟会中著名的革命家和宣传家新化人陈天华，为抗议日本政府颁布的《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于12月8日在日本东京的大森海湾投海自杀了。不久，同盟会的另一骨干益阳人姚宏业在上海办理中国公学处处受阻，深感东京之现象既如彼，内地之悲观复如此，忧愤万分，也和陈天华一样，于1906年5月6日，投黄埔江自尽了。陈、姚忧国而死，在国内引起强烈震动。湖南同盟会负责人禹之谟与陈家鼎、宁调元等人，提出要公葬陈、姚于岳麓山，以表彰义烈，唤醒人心。但此议遭到湖南当局的反对，他们说陈、姚造反，大逆不道，岂能公葬岳麓山？禹之漠愤愤不平，反驳说：“今台湾、胶州湾、广州湾、大连湾等地都被外国人占去了，你们不为可惜，不去抗争，独中国人葬中国一杯土，却不能相容，这是为什么？”官方无言以对。5月23日，陈、姚两烈士的灵枢运抵长沙，禹之漠等决定冲破阻挠，于29日强行举行公葬仪式。他事先深入到长沙的各个学堂做宣传发动工作。到了29日这天，长沙市所有学校的青年学生几乎都赶来送葬，他们手执白旗，身穿素服，送葬的队伍排列长达10余里，全城万人空巷，表现出一种极为悲愤的情绪，葬礼成为一次声势浩大的政治游行示威。当局不敢有任何阻拦，感到十分恐慌。但事后不久，湖南当局即借故逮捕了禹之谟，于次年2月将他杀害。

公葬陈、姚，是同盟会领导下的发生于湖南学界的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半年以后，在湘、赣边境，又有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发生，这就是同盟会员策动，而由秘密会社发起的“萍、浏、醴”起义。

原来1906年春，同盟会东京本部派刘揆一、蔡绍南到湖南来了解哥老会的情况，意在重整会党，策动起义。刘、蔡到长沙后，发现哥老会的首领马福益虽已遇害，但组织基础尚保存完好，不仅在浏阳、醴陵一带的农民中发展很快，而且还发展到了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于是就约集数十个革命党人在水陆洲附近的一条船上密议，决定联络萍、浏、醴三地的会党，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密议后，刘道一留驻长沙，负责与东京同盟会总部联系；蔡绍南则往萍乡一带活动。蔡到萍乡后，与禹之漠的学生魏宗铨合作，很快和萍、浏、醴三地的会党各派首领取得了联络。

当时萍、浏、醴一带会党大致有哥老会、洪福会、武教师会三派，各派不相从属。为了使各派能够联合，蔡绍南与魏宗铨做了大量工作，最终使得哥老会与武教师会两派以“洪江会”的名号统一起来，设总机关于萍、浏、醴三县交界的麻石，推哥老会首领龚春台做龙头大哥。洪江会成立后，势力大增。

1906年7月，蔡绍南与龚春台召集洪江会的各路首领在萍乡的惠历寺开会，商决起义的几项准备工作：1、派人联系尚未加入洪江会的哥老会大头目冯乃古与洪福会首领姜守旦，邀其率众加入；2、派人筹集资金，购买和制造军火枪械；3、由蔡绍南、魏宗铨往沪、港、粤联络各地革命机关，并往东京竭见孙中山，要求接济军械，请示起义日期。

不料，起义的准备工作不久就被官方侦知，官方采取了防范措施并先发制人。10月7日，萍、浏、醴三县的官厅，派防营突袭麻石，洪江会的码头官李金奇殉难。此事发生时，蔡绍南与魏宗铨正在上海，他们原计划从上海东渡日本去与同盟会本部联络，闻变便立即赶回。鉴于官方已经下手，蔡、魏与龚春台商议，决定在旧历年底清吏封印时分三路发动起义：一路在萍乡发动，据安源为根据地；一路在浏阳发动，占领浏阳、醴陵，攻略长沙；一路在万载发动，占宜春，东出瑞昌、南昌，进军江南。

蔡、魏之所以要旧历年底才发动起义，是因为还没有与同盟会本部联系上，军械无从接济，准备工作没有作好。可是日益恶化的形势已不容许拖到那时。因为清军接连又捕杀了几个会党头目，洪江会的各路码头官几乎都有人自危的感觉，纷纷要求提前举兵。12月3日晚上，蔡绍南、龚春台、魏宗铨在萍乡的上栗市召集各路码头官开会，劝说了一个晚上，大家还是不听。第二天早晨，激进分子廖叔保竟独自跑到麻石，邀集二三千人，举起了义旗。事已至此，蔡与龚也只好改变原议，下令各路码头官立即率部响应，并约浏阳洪福会首领姜守旦与普迹哥老会首领冯乃古举兵配合。

12月6日，龚春台率部攻克了萍乡的上栗市。萍乡各地的矿工都纷纷赶来参加起义军，附近各州县的贫苦农民大举响应，不到10天，起义的队伍迅速增至3万多人，其声势震动了长江中游各省。清廷于手忙脚乱中，急调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四省的军队5万多人赶来围剿。由于起义军缺乏足够的准备，武器、弹药、粮饷都供应不上，仅凭从地方团局夺来的二三千支枪和清军作战，加之各地会党散漫，呼应不灵，因此，虽然奋战了一个来月，与清军交锋20余次，终因寡不敌众，溃散失败。起义领导人龚春台出逃，刘道一、蔡绍南、魏宗锉等都被捕遇害。

　　三、“抢米”风潮与“拒债”保路

萍、浏、醴起义失败后，清朝派兵清乡，革命力量大受摧残。此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革命党人在湖南一时难有大的举措。但湖南人民对清王朝的反抗与斗争并没有停止。这些斗争虽是自发的，但规模浩大，影响深远。其中最突出的是1910年的“抢米”风潮与1911年的保路运动。

1909年湖南水灾，粮食歉收，造成严重饥荒。往年，湖南米价每石在二三千文之间，到1910年，由于官绅地主、投机商人囤积居奇，运粮出境，哄抬米价，3月间，一石米竟涨至七千文。4月中旬，又涨到了八千文。长沙南门外有个叫黄贵荪的贫民，一日所得竟买不到一升米，悲愤之下举家4口投河自尽。这一惨闻，传遍了长沙城，激起了广大市民的义愤。

4月12日起，长沙的市民发动了打碓房米店，要求平价购米的斗争。但连连遭到巡警和府、县官兵的镇压。到4月14日，愤怒的长沙市民一万余人齐聚巡抚部院的大门外，要求抚台立即在长沙出售平价米，释放因闹碓坊所捕去的人，许多人放声大骂。恰好这时有人搬来了煤油，几个人提起就往衙门里面冲，其余的人都一拥而上，眼看就要拥入抚署大堂，突然，从大堂的后面冲出一队卫兵，一阵猛烈的枪声，冲在最前面的二十几个市民倒在了血泊中。人们潮水般地直往后退，但很快便都立住了脚，眼里射出复仇的怒火，一个个挥动着拳头，呼声震天，再向衙门冲了过去。一些人拆墙毁屋，一些人浇油纵火，顿时，抚署内的大堂、二堂、号房、文武巡厅，一齐浓烟翻滚，烈火燎天。巡抚岑春箕和文武官员都逃得无影无踪。愤怒的人们烧了巡抚衙门后，又把目标对准了外国侵略者的驻长侵略机构，举凡外国的领事署、洋行、教堂、夏船、堆栈，都一一加以焚烧或捣毁。反抗的风暴席卷了整个长沙城。

这时，清政府急忙从湖北调军赶往长沙，饬令湖南官吏会同地方绅士加以镇压，英、日、美、德等帝国主义也纷纷从上海、厦门、汉口等地调来军舰10多艘，在湘江河中耀武扬威，要求清政府立即惩治长沙乱民，赔偿他们的损失。于是，从15日开始，长沙城里的文官武将，督率军警，举着“杀无赦”的高脚牌，提着血淋淋的人头，穿梭于各大街小巷。一场浩大的群众反抗风潮，就这样地被镇压下去了。

1911年的湖南保路运动，是继1910年的长沙“抢米”风潮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群众反抗风潮。保路，即保粤汉铁路。早在1904年，湖南人民发觉清廷把粤汉铁路的修筑权出卖给了美国合兴公司(美又将其半转售比利时)，就掀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废约自办”运动。到1909年，湖南绅民获知清廷再度出卖路权，便立即再次抗议。当时他们出版了许多刊物，湖南留日学生出了《湘路警钟》(后改名《湘路危言》)，湖南各界人士共组“湘路集股会”，出版了《湘路新志》、《湘路周报》，提出“拒债”保路、省行集股修筑的主张。为了有效地抵制清廷向外国银行团借款，湖南人民以“累进租股”的方式，动员全省人民自动集股达535万多银两，然后用这笔款赶修了湘路的部分工程，如长株段于1910年9月修通，南段株郴、北段长岳线，亦于1911年1月破土动工，使得清廷出卖路权的阴谋一时难以得逞。

然而，反动的清政府丝毫不顾及人民的利益及其反抗，1911年5月9日，颁布了所谓的“铁道国有”政策，旋即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了“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将这两大干线的修筑权拍卖给了帝国主义，这种卑劣的卖国行径，激起了与这两条铁路利益相关的湘、鄂、川、粤四省人民的强烈反对。

1911年5月13日，湖南绅、商、学各界普遍散发传单，号召争路。14日，各团体一万多人在教育总会集会，决议“拒债”保路。16日，长株段的铁路工人1万多人全部停工进城，他们沿途高呼口号，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一般人民抗交租税，以此抵制政府，挽回路权。随后，湖北、四川、广东都召开了保路的群众大会，成立保路机构。短时期内，湘、鄂、粤、川四省保路风潮连成一片，有力地冲击着清王朝。清王朝企图扑灭这场反抗的怒火，从湖北调集大批的军队入川镇压这一运动。湖北新军营中的革命党人利用湖北清军兵力空虚的时机与条件，发动了武昌起义，从而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四、“三湘二杰，十日千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湖南率先响应，成为全国第二个光复的省份。

湖南的光复与两个人的名字分不开，一个是焦达峰；一个是陈作新。

焦达峰，浏阳人，在日本东京参加同盟会，因不满同盟会组织涣散和只在华南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1907年乃与四川人张百祥、湖北人刘公、孙武另组一共进会，与东京同盟会本部分道扬镳。1908年焦达峰回到国内，在两湖地区策动武装起义。陈作新，原籍安徽，从小随伯父到湖南，在浏阳、长沙两地生活长大。他在湖南读书时参加同盟会，后在湖南新军充下级军官，在新军中策动反清革命。

1911年广州“三•二九”起义失败之后，同盟会武装起义的重点由华南转入长江。湖北的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新军中加速了发展。面对这一革命形势，焦达峰与湖北革命党人约定两湖同时发动起义，互相声援，无论谁先起义，另一方在十天内立即响应。焦达峰系会党首领，对会党能够一呼百诺，对新军则无号召力。他获悉陈作新在新军中较有影响，又已作了许多策反工作，便与陈合作，一在会党中联络，一在新军中活动，为湖南的光复创造着条件。

武昌起义爆发后，为了立即响应，焦、陈加紧策划。初定10月20日举事，因会党响应不及，遂改为23日。不意21日计划外泄，便提前于22日发动，是日清晨，起义队伍分二路攻城，一路以新军49标二营前队、右队、左队，会同轴重、工程两营，联合炮队，由东面进攻小吴门，占领谘议局，径往军装局取枪械；另一路以49标二营后队会同50标及马队，由北门攻城，占领荷花池军装局。其时巡防统领黄忠浩防范不及，攻北面的一路进兵神速，守城的士兵开城门接应，很快就占领了军装局。攻小吴门的一路开始因防营长官督率士兵闭城抗拒，干是摆出架炮攻城的阵势，守城士兵乃将城门打开。随即二路会合，攻入抚台衙门。巡抚余诚格逃遁，统领黄忠浩被栽。“鸡犬不惊，兵不血刃。”长沙全城光复。

长沙光复的当天晚上，各界在谘议局推举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毛遂自荐，作了副都督。

焦、陈就职后，对革命事业竭心尽力，他们用人行政，一秉大公；博采民意，广纳人才；且下令废除苛捐杂税(包括厘金)，实具为民众谋幸福之心。他们在仓卒之中建立的这个政权，充分表现出一种平民革命的精神。因此，人民对于这个政权是拥护的。

但是立宪派则对这个政权充满了敌意。他们从焦、陈任职的第一天起，就在酝酿着一场篡权阴谋。当时湖南立宪派拥有很大的势力，谘议局是其活动的总机关。都督府成立的当天晚上，谭延闿就向焦、陈提出要设临时参议院，实际上是想分割军政府的权力。陈作新觉察到了，提出要建参议院议长，被立宪派以军人不能当议员加以否定，这个参议院成立后，军政府也就形同虚设了。为了推倒焦、陈，立宪派四处散布谣言，或云焦、陈任用私人；或云焦、陈滥用公款。并进行人身攻击，骂焦是“土匪”，骂陈是“酒疯”。

对于立宪派的进攻，焦、陈是软弱的。他们自知自己年轻，资望不足，难以服众，因此打算辞退，辞退后，焦去援鄂，陈去伐赣。10月25日和26日，他们都分别给参议院递交了辞职书。然而他们何曾想到，立宪派竟要置他们于死地。

1911年10月31日，就在焦、陈开会讨论援鄂、伐赣的时候，长沙北门外发生了一场“挤兑”风潮。湘省市而向来流通纸币。本来和丰公司发行纸币最多，也最著信用。忽一日浮言四起，以致诸多人皆持纸券来兑现金。公司一时周转困难，仅只许兑换一半，这样更造成紧张空气，于是挤兑的人越来越多，转瞬围聚了数千人，乱成一片。这时，立宪派收买新军管带梅馨，在和丰公司附近设下伏兵，派人到都督府投言，谓“挤兑”风潮，非焦、陈二督出面不能平急，焦恰有事不能抽身，陈作新即跨马赶到现场，民众素来服陈，挤兑之事片言立解。不料陈在返回的路上，被伏兵枪击落马，然后乱刀砍死。紧接着，这帮歹徒又冲入都督府，将焦达峰杀害。

焦、陈死后，革命党人十分沉痛惋惜。湖南各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追念二人的生平业绩，誉为“三湘二杰，十日千秋”，并将二人的遗体归葬岳麓山，铸像立碑，供后人凭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