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初年，太平天国刚刚兴起的时候，湘乡县反动当局奉命举办团练，动员地主阶级势力起来对付农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其成效称首于湖南，对曾国藩组建反革命湘军，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一）
咸丰初年的湘乡团练，是在镇压湘乡农民群众反抗斗争、准备对抗太平天国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
太平军进入湖南前夕，湘乡团练处于酝酿和发动阶段。
湘乡知县朱孙诒是举办团练的主持人。朱孙诒，字石樵，江西清江人，曾由廪贡生捐纳得刑部主事，1848年5月任湖南宁乡知县，旋署长沙县事，卸任后补酃县知县未赴，于1850年11月，调暑湘乡知县。时值乡民在县城“闹漕”，他一到任，就以欺骗和恐吓的手段，驱散围攻县署的群众。同时，竭力笼络书生和地主绅士。1851年（咸丰元年）春，“举罗泽南孝廉方正，县试拔刘蓉冠其曹，于康景晖、李续宾、续宜，皆奖勖之，”随后，集诸绅议改钱漕法，将“包征包解”变为“民自投纳，官给以券，不复假手书吏”。由此，朱孙诒博得了湘乡地主士绅的好感，朱并将一批要求改变现状，渴望向上爬的书生拉拢到自己周围，成为他在湘乡谋画推行团练之法的骨干力量。
朱孙诒到任之初，“即令举行保甲，并令练族练团”，但着手办理是稍后的事。1851年1月洪秀全领导拜上帝会在广西金田村宣布太平天国正式起义以后，农民革命形势迅速发展，9月，攻占永安州城。朝廷先在4月间派赛尚阿为钦差大臣督兵前往镇压，后在7、8月间又一再号召各地举办团练。在此期间，朱孙诒召集绅士，进行策划，以保湘乡。他说：“防患未然，古之善教。今粤贼洪秀全等势张甚，未易遽殄。若北窜……计程不数日，贼可及吾境。人以为患在隔省，吾视之犹肘腋耳。官军布守冲要不能遍，团练乡兵差足卫闾阎。及今不理端绪，恐仓卒措置难也，”朱孙诒的谋画，立即得到绅士们的响应，而王錱表现得尤其狂热，被朱孙诒赏识邀入幕府“襄公务”，成为办理湘乡团练的最为得力的打手。随后，“创具规约”，在城乡推行团练。
1851年8月间，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下，湘乡县内各种名目的会党分别在几个地方“同时骤起”，形势紧张，朱孙诒遣刘蓉、康景晖号召团练。9月间，朱孙诒在亲自督团丁镇压了絪柴会起事后，“以内匪不靖，则外匪无自防”，就与王錱、康景晖等人，讲求团练缉捕法。但是，此时办团还只是局部的。当时驻防湖南衡州的湖广总督程矞采把朱孙诒的团练之策斥为“劳民伤财，无益至计”，也不予支持。所以，在太平军进入湖南之前，湘乡办团练并没有什么起色，“久已出示城乡，但各里认真举行者，尚属寥寥”。
1852年（咸丰二年）春夏间，太平军在永安冲破清军的包围，北攻桂林，克兴安、全州，进逼湖南。此时，楚边情形万分危急，长沙、衡州、湘潭等地戒严，巡抚骆秉“迭檄团练”。朱孙诒也加紧了团练的组织。
2、3月间，朱孙诒唯恐太平军打到湘乡来，即与王錱、康景晖谋划团丁的训练，提出“欲选劲卒分布要隘当前锋，以团丁缀其后助声势”。王、康认为这是“万全之策”。
6月上旬，朱孙诒与湘乡绅士议出团练《条规》，绅士们又议定了《合邑绅耆酌议条约》。接着，朱孙诒又向全县发布了《谕速行团练》。对于湘乡团练的宗旨、组织办法、经费筹措、练勇训练、奖惩措施等等都作了相应的规定。
关于宗旨方面，规定“所练壮丁专为保守本邑城乡而设，并无调遣出征之事”。
关于组织办法，规定先由各都保正传会各族，在族内议定族长（首）、房长；每户出一人或数人，或者一族合出若干名，为练勇。城内不能出人者可以雇工，不能雇工者亦不强派；十人或十余人设一练长，合一族或数族为一团，按团之远近及练勇的多少设团练总若干人，各长需报县衙派充，均需编册存乡备查。
关于经费方面，规定“团内并无公费”，练勇需自备旗帜、号褂、器械、食用，操演经费，自行筹划。
关于训练办法，规定“先练族，后练团”，练勇各自早晚在家操演，筹有经费者“尽可随时随地令族众团团设局操演技艺”。
此外，还规定团练与保甲兼行，“团练不资御侮，兼可弥盗，练总约束练长，练长约束散勇，平日五家一连、十家一连，取具互结，不许停留匪类。互相稽察，则内匪无自而藏，外匪又何从而至。此团练之法与保甲之法相辅而行者也。”
从上述可以看出，湘乡团练是在官府号召下，官绅结合建立起来的，同时利用了政权、族权和家长制权力。这样，便于严密的控制和驱使。但是，这样的团练是临时性的，遇警往援，平日无事，各事本业，并且不能出境远征。
当太平军进入湖南以后，湘乡县的团练进入募勇训练的阶段。
1852年6月间，太平军进入湖南后，攻打永州，占领道州、江华、永明。8月，东克嘉禾、桂阳州、郴州，9月进围长沙。湖南各地会党纷纷起事，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湖南各郡旧有会匪蠢焉欲动，湘乡尤多匪迹”。此时，王錱上书朱孙诒，“请练‘民兵’御寇”。刘蓉也建议 “就城募勇，简练桀俊”，其人数至少二、三百人，而以捐输的办法来筹措经费。随后，朱孙诒令王錱、易良干等各集团丁数百人，到县城集中，以备调遣。这是湘乡县统一募集练勇的开端。练勇的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经过挑选的团丁。王錱说，“所募，就团丁充选，悉邻居农人。”一是被打散了的会党成员。据毛鸿宾说:“湘乡民俗强悍，会匪极多。……廉得会匪多人，置之法，余皆令首悔，简其精壮者著于册，以为练勇”。大约在9月间罗泽南到县以后，进行了正式的组编，“仿戚氏（戚继光）法，部署其众”。将这批练勇分为左、中、右三营，每营三百六十人，其中，以文童易良干领中营，罗泽南副之；王錱领左营，武生杨虎臣、团长王开化、张运兴隶之；康景晖领右营；以诸生罗信南综理这三营粮糈，谢帮翰储备兵械，县学两司教官并廪饩生魏万杰等分头劝捐，助以军食。
湘乡县练勇组织起来后，即着手对练卒进行训练。训练的内容主要有军技操练和思想教训。
在军技操练方面，主要由王錱行授，教练步伐击技，又“推古人阵法用意所在，制为起伏、分合、周怯、猎逐之式”。随后出防，又在各营依次训练，对于附城各坊、都的团丁也挨户进行选练。城内八团，每团二百人，由朱孙诒主持会操，教授“步伐止齐之法，刀矛枪炮之用”。
湘乡团练的主持者特别重视思想教训。王錱认为，“将兵者，练固不可废，而训尤不可缓”，训则以灌输“忠义”为最重要，“凡用兵之道，非崇忠义，无以激励人心”。因此，他们每次进行技艺训练结束之前，就“陈说忠孝大义”。朱孙诒在每次会操完毕时，也对团丁练勇“议以忠义之教，勋赏之荣，勇怯生死之理”
10月间，刘蓉办完家中丧事后到了团练局，为湘乡团练立了“连坐法”，规定“一人怯退，同伍罪均”，把被迫和被骗应募为练勇的人，严格地控制起来，使之去对抗太平军，保护地主阶级利益。
湘乡团练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
（二）
对咸丰初年的湘乡县团练，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说明：一是与曾国藩的关系；二是对湘军崛起的影响，
在湘乡团练与曾国藩的关系问题上，有的人把曾国藩当成主持人或幕后策划者。这是误解。
朱孙诒到湘乡任知县之前已在别的地方主持办理过保甲团练事宜。他到湘乡主办团练之初，曾国藩远在北京供职。从曾国藩给其家人及朱孙诒的书信中可以看到，曾国藩对朱在湘乡县办团练一事表示了赞赏和支持的态度。他吹棒朱是个 “好官”，“初政甚好”，“实可佩服”；同时也赞赏他的父亲曾麟书对朱的“竭力帮助”，还要他的几个老弟“尽心相扶”。至于他自己，给朱写信或托人呈书，则希望朱能久留湘乡，以便在湘乡各地“自为团练”，使湘乡能在太平天国革命风火之外，“如秦之桃花源”。这表明了曾国藩对于湘乡团练是很关心的，但并没有直接介入其事。1852年10月6日（咸丰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曾国藩因得知其母死，赶到湘乡家中守制。此时，太平军围攻长沙正紧，湘乡团练局正募集练勇进行训练。曾国藩认为白己是湘乡之士，居湘乡之土，自有保卫桑梓之责，在家期间曾作《保守平安歌》，功乡人“莫逃走”、“要齐心”、“操武艺”，以对抗太平军。但他不插手湘乡团练局的事情。当刘蓉进团练局后写信请他出主县局之事时，他却“再三踌躇”，迟迟未出。他在给刘蓉的复信中说了他未出的原因，主要是，守孝期间出家不合事体、自己不懂用兵行军之道、对登门劝捐尤感为难，他在信中虽然表示在“百日之后”要到局商榷，并提出壮勇贵精不贵多，设局宜分不宜合，多设探报等建议，但却始终未到局中。王闿运对于曾国藩此则事情写道:“湘乡先立县局，请主其事，辞母忧不出，且言行军用兵不素习。”这则记述与曾国藩自己所说是一致的，反映了实际情况。
由上所述可以看到，曾国藩对湘乡办团练是很关心的，但不是主持人；从他关心的程度来看，也说不上是幕后策划者。
有的研究者在纠正“湘军就是湖南团练”这一误解时，却忽视了曾国藩在长沙办团练的事实，从而否认湘军与团练特别是与湘乡团练的关系。其实呢，朝廷要曾国藩办的事是“帮同办理湖南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曾国藩确实认为绿营兵简直不能用了，传统的团练办法也应付不了当前的局面，于是，他一到长沙以后便与巡抚张亮基等人面商，在团练的名义下另筹对策。他对传统的“团练”含义作了新的解释，将团和练加以区别，谓团“即古来保甲之法”，练“即今日宫勇之法”。他认为，就全省各州县来说，团要普遍兴办，“练则不行创办或择人而举”。实际上，他既推广办团，也在办练。推广办团的办法是“访求各州县公正绅耆，以书信劝谕，使之董其事”。他自己着重在长沙办练，即官勇，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湘军。区别团与练是他组建湘军的一个关键步骤，但这种区别却不是他的首创。早在朱孙诒主持办理湘乡团练时就作了明文规定：“团练之法与保甲之法相辅而行”，在具体办理过程中又区别了团丁与练勇。曾国藩区别团与练的做法，就其形式来说，显然是脱胎于湘乡团练之法，诚然朱孙诒在县办的练与曾国藩在省办的练并不是一回事。
朱孙诒当湘乡知县，奉命举办团练，把当地地主阶级势力特别是中小地主发动起来，麈集在反对太平天国革命的旗帜之下，把以秘密会党为核心的反抗势力打下去，使动荡不安的地主阶级统治秩序暂时稳定下来。1853年曾国藩在长沙时洋洋得意地称：“自去岁以来，抢劫人案各县多有，惟吾邑无之，亦无他冤抑持片来控诉者。”这说明湘乡团练的建立确是起到稳定该县地主阶级统治秩序的作用。这就为稍后湘乡练勇奉巡抚调出防长沙及湘军奉廷命出省镇压太平军，创造了一个较为“安全”的环境和后方基地。
湘乡团练的兴办也为曾国藩组建湘军提供了主要将领和基干队伍。1858年曾国藩在《湘乡昭忠祠记》中，叙述到“湘勇”一词的由来时说，“咸丰二年十月，粤贼围攻湖南省城。既解严，巡抚张公亮基檄调湘乡团丁千人至长沙备防守，罗忠节公泽南、王壮武公鑫等以诸生率千人者以往。维时国藩方以母忧归里，奉命治团练于长沙，因奏言团练保卫乡里，法当由本团醵金养之，不食于官，缓急终不可恃，不若募团丁为官勇。粮饷取诸公家，请就现调之千人略仿戚元敬成法，束伍练技，以备不时之卫。由是吾邑团卒号曰“湘勇”，此湘勇之名自此始。这里所说的“吾邑”即湘乡，“湘勇”即是湘乡勇之意，是后来称之为湘军的最早的一部分，而王錱、罗泽南等都成为独当一面的湘军大将。还有好些湘军将领，如李续宾、续宜兄弟、刘蓉等等，也起自湘乡团练。
曾国藩在组建湘军之时，对湘乡团练所建立的一些规制和经验，也有所承袭。如前所述，在选将招勇方面，湘乡举办团练时组织的练勇，其头目“皆由童生”担任，练勇主要由团丁中选拔，“悉皆邻里农人”，并须注存查。至于曾国藩组建湘军采取招募制，选营官亲自招募，以书生领农夫，招募的范围扩大了，“就各县曾经之训练乡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被招募者也“多来自田间”，在“募之日，取保结”，送册备查。
曾国藩组建湘军时在编制方面，“略仿戚元敬成法，束伍练技”，并非他的首创，如前所述，朱孙诒举办湘乡团练在县城募练团丁之时，罗泽南就已“仿戚氏法部署其众”。湘军营制中，起初每营人数与湘乡练勇的编制相同，都是三百六十人，直到1853年秋移驻衡州后，才以五百人为一营，作为定制。
在训练方面，如前所述，湘乡团练的谋划者通过其反革命实践，认识到对练勇加强训练的重要性，不仅重视技艺，而且特别重视对练勇进行以忠义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教训。曾国藩读过兵书，但并无实践，对行军用兵之道不素习。他在训练湘军过程中，一开始就把“训”放在首位，很难说不是吸收了湘乡举办团练的经验。
可见，湘乡团练对于湘军崛起的影响是很大的。湖南当局也给了充分的肯定。骆秉章在1856年就说，“湘勇之朴勇敢战，实由该团而起”。1859年又说：“湘勇军律之精实基于此”。一些重要的湘军将领说得更为清楚。彭玉麟说，在朱孙诒的主持之下，“王錱以诸生首练湘军”。刘典也说“湘勇之功半天下，……而追朔其源，首事之功，非公（朱孙诒）莫属焉”。
由此可见，湘乡县地主阶级团练对于湘军崛起的影响是直接的多方面的，确为曾国藩组建湘军打下了重要的基础。这正是决定湘军的地主阶级性质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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