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钞风潮”是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期发生的货币金融风波。这次风波的发生，是由于袁世凯抽提中、交两银行的现金筹备复辟，使中、交两行的准备空虚，从而发生了商民挤兑，北洋政府在此紧急形势下强令停止兑现，由此引起金融市场的巨大恐慌和整个社会的动乱。这次风波不仅使袁世凯政府的财政破产，再无力量镇压各地的反袁运动，使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很快覆灭，而且造成我国货币金融更加紊乱，影响尤为深远。

一、坚持数年的币制改革
　　
袁世凯上台后，出于解决财政困难等目的，曾经进行了几年的币制改革，并且不无成绩。

民国初年，虽经过辛亥革命，而中国的货币依旧非常混乱。当时社会上流通的货币有银两、银元（又有墨西哥银元、龙洋旧币、大清银元十余种）、铜元、纸币等。这些货币的品种繁多、市价各异、计量标准凌乱，给商品交换带来极大困难，直接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袁世凯上台不久即着手统一货币，几经研究于1914年规定新币1元重7钱2分，成色为89，即以库平纯银6钱4分零8毫加铜铸成1元，币面铸袁世凯头像，故称为“袁头币”。按照规格铸造的银币，形式、重量、成色都严格划一，发行之后全国通行无阻，很快就取代了其它银币的地位。随后，北洋政府通过中国、交通两银行同钱币公会协商，自1915年8月1日起，以新币行市代替以前的龙洋行市，其它银币或按新币行市通用，或向中、交两行兑换新币。于是，我国自铸银元的行市第一次达到统一，我国货币专门家都公认“袁头币”是近代中国铸币史上唯一成功的银币。

在统一银币的同时，袁世凯政府还对纸币进行了整顿。清末民初纸币的发行流通情况也非常混乱。官办和私办的银行大都有发行纸币的权力，各省地方旧式金融机构如银钱号、钱庄、银号也都发行纸币，外国在华银行更是滥发纸币。武昌起义前，清政府曾有过整顿纸币的计划，但未曾实行，民国初年纸币的滥发情况更加严重。熊希龄内阁曾指出：“各省滥发纸币，价格低落，市面恐慌，人民恣怨。其直接影响及于财政。”特别是广东、四川和东北三省，以发行纸币垫支地方财政，这些地方发行的纸币均无兑换准备，因而失去信用。

1913年秋，熊希龄内阁作出整顿纸币的决定，计划以中央银行的兑换券易兑滥发的纸币。年底，向各省派出监理，监督地方财政和银行，禁止各省再发滥币。不久，熊希龄倒阁，袁世凯亲理财政，进一步对滥币进行了整理。袁世凯政府先对发行滥币最为严重的广东下手，1914年6月从善后借款的盐务税中拨出100万镑的闲置资金作为准备，在广东开设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发行保值银元券，以此回收广东省滥发的纸币。经过一个月的回兑，基本收回了滥币并进行了销毁。贵州、江西等省与中国银行签订合同，以中行兑换券或币制公债回收地方纸币，也都取得了一定效果。即使是被日本和沙俄控制的东北三省，袁世凯政府也作了一定努力。例如在黑龙江设立中国银行分行，在东三省发行银元汇兑券，回换日、俄及东北地方滥发的纸币，只是由于袁世凯政府的财力有限，才终于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的。袁世凯政府还在全国各地设立银元兑换所，让商民随时以滥币兑换中、交银行的兑换券。由于中、交两行有充分的现金准备，发行的兑换券信用坚挺，商民都乐于兑换，使这一时期的纸币整理有了一定的进展。

货币本位制问题自19世纪末年已在中国发议，清末十几年因镑亏数字巨大，更迫使清政府关注本位制问题，然而，虽制订了几次方案，但直至灭亡也未解决。袁世凯上台后，在统一银币、整理纸币的同时，对货币本位制也进行了一定意义的改革。1912年10月8日成立了币制委员会，讨论币制方案，经过十次例会讨论，终于1914年2月7日公布了《国币条例》及实施《细则》，决定仍取银本位制。币制委员会认为，银本位制是不得已实行的“恶本位”，但“恶本位犹胜于无本位”，故此发取银本位作为向金本位的过渡。1914年2月19日，梁启超出任币制局总裁，不断向袁世凯胪陈币制改革建议，领导币制改革。尽管袁世凯没有全部采纳他的建议，币改方案也未认真实行，但毕竟是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这期间，袁世凯政府整理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以这两大银行为基础，建立起了中央金融体系。当时的中央金融，发行纸币谨慎、信用可靠。然而，正当币制改革稳步进行之际，袁世凯在政治上走向反动，复辟帝制，从而引发了“京钞风潮”，不仅打断了币制改革的进程，反而造成了货币金融的巨大风波，成为他覆灭的重要原因。

二、“京钞风潮”的发生及其影响
　　
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准备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复辟帝制。为筹备登基大典花去的经费超过2000万元。不久，云南爆发了护国讨袁战争，袁世凯为对滇用兵，急于筹措军费，使国库开支陡然困迫起来。支出方面，仅军队每月加饷需要560余万元；收入方面，各省或宣布独立，或以维持地方秩序为名强行截款，使袁世凯失去了各省的财路。各帝国主义国家看到袁世凯失势，也纷纷撕毁进行中的各项经济合同，断绝了对袁世凯的一切援助。

袁世凯在内外财源断绝的情况下，为镇压反抗，只好向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伸手。此时，袁世凯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下，岌岌可危。中、交两行准备日渐空虚，于是便出现挤兑问题。首先是京城官宦大贾至中、交两行提取存款转存外国银行，随之商民人等也纷纷争相兑现持票。至1916年5月上旬，北京、天津、济南、上海、广州等地都出现挤兑，致使中、交两行无法招架。北洋政府召开紧急国务会议，在梁士诒、周自齐的主张下，决定中、交两行自5月12日起停止兑现。

停兑令发布后，现银立刻绝迹，市场上持货者不收纸币，持票者无从购货，社会顿时骚乱起来。停兑不久，铁路首先无法维持现状，因为中国铁路的修筑和维持业务，多是借洋债进行的，要不断地以现金偿还债息。所以交通部在停兑令发出不久，即自行其是，命令铁路搭收现银。同时，为了维护所属交通银行的局面，在搭收纸币时，也只收交通银行的钞票，而拒收中国银行的钞票。交通部有此举措，邮政方面也颁布了搭收现银的命令。随之，海关、盐务、直隶省和商界也都相率拒收纸币。同是一个政府，各部门的政令不一，这就造成国家更加混乱。

银行可以拒绝一般商民兑现，而军人和外国人则结伙持械强兑，甚至哄抢，使银行职员纷纷告退，金融局面愈加凶险。这次金融风潮引起了中国全社会的动荡，尤以京津一带为甚，故称之为“京钞风潮”。这次风潮，使全国反袁情绪更加高涨，袁世凯失去民心，于停兑令发出二十余日后忧惧而死。

袁世凯死后，“京钞风潮”却并未停息，由此引起的财政金融的问题，又延续了数年之久，直至1920年以后才逐渐平息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