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湖南就为灾荒的频发区。辛亥鼎革迄20世纪20年代中期，湖南灾荒较前更为严重。据统计，民国纪元以降，几乎连年有灾，且多灾并发。在短短的十几年中，水灾年7次：1912年、1914年、1915年、1918年、1919年、1921年、1924年；早灾年4次：1914年、1920年、1921年、1922年；地震年l次：1917年。局部灾害更是无年不有。面对灾荒，湖南各界都曾做了一些努力，但收效有限。在这方面，湖南辛酉春荒赈济具有典型意义，本文仅以此为中心，从一个侧面揭示民国前期湖南救灾赈务措施及其衍变，剖析赈灾成效及不足的原因，以期对当今的灾荒赈济提供些许的历史借鉴。
一、严重的春荒
民国前期，正值北洋军阀统治之时（1912-1927），湖南灾荒不断。辛酉春荒前，湖南遭遇了连续三年水灾、早灾、虫灾的交替侵袭，收成歉薄，荒象初现。早在1920年7月，安化县城区及附近常归两镇，“居民十常七八无米为炊”。自1921年初春起，长沙东部的醴陵县“即已发生荒象，请照逃荒者日必数起，”官绅无力阻止。湘西处境更加凄惨，1921年2月即开始闹荒，永顺、保靖、龙山、桑植、绥宁、古丈六县“乡间采蕨充饥，城乡恒无米上市，荒象已成。”因饥饿而倒毙或以无可谋食而自戕者时有所闻。
5月以后，全湘进入青黄不接的最为关键时期，因此时距离夏收尚有近3个月的时间，距秋收则有4月之久，结果春荒以更猛烈的程度在全湘蔓延。湘中27个县，报荒县22个；湘西24个县，23县均在受灾之列；湘南24个县，也有9县受灾。可以说，受灾区域覆盖了湖南的大部分地区，幸免者仅占少数，这样大范围的春荒在湖南近代灾荒史上尚未见先例。不仅如此，春荒带来的危害程度也空前严重。
（一）哀鸿遍野，流亡惨烈
春荒的发生使湘民的生存条件急剧恶化，灾民的生命安全受到极大威胁。醴陵饥民不下数十万，他们多数卖儿鬻女，苟全生命，穷僻之乡则食菜根树叶以及观音土等物。沅江、乾城两县“不仅米谷无有，杂粮绝迹，即青草菜根，亦几等于黄金白银。”安县饥民40余万，相率逃荒，道路相望，如同黑蚁，“五日之间，人民饿死胀死（因以神仙土、稻草为食）及因饿而自尽者至八十余口之多。辰溪饥民树草亦求之不得，只得以鲜苔泥土为食料，诚如媒体所揭示，“所食之品，为古今世界人类中所未闻者。”结果湘省饥民动辄数十万逃荒乞讨，饿殍载道，成批死亡，并非最重的晃县在春荒中就饿死千余人。
大量灾民的流亡，使得灾区人口锐减，大片田地荒芜，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临澧自春荒以来，逃荒而无人耕种之田达3400余亩，慈利有6000余亩。麻阳常年收成488273石，1921年只收146744石，收获三成；临湘常年收成1537500余石，1921年仅收160000余石，收获仅一成。湘省农村经济的崩溃，可以概见。
（二）粮价飞涨，道德失范
春荒发生后，随着饥馑范围的扩大与程度的加深，粮食危机日甚一日，米价飞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按照20年代的消费水准，湘省米价，“如每升过百文，即为荒年”。安化米价到五月份，竟然涨到1400文一升的地步。醴陵谷价在光绪极荒之年不过每石1000多文，此后从未超过2000文。而此时该县谷价层层攀高，每石竟需5000-6000文，实为该县历史上“亘古未有之苛价。”沅陵极糙之米，每升亦需400文（平常每升40余文），“此种荒象，实为沅陵六十年所未有。”酃县米价“每斗已涨至一千二百文上下，各乡报荒者日必数起，即城市地方亦几有无米为炊之势”，大山之中，已发生“因饥甚而自戕”之事。
米荒的严重还导致一定程度上的道德失范。安化女子论斤出卖，每斤仅售铜子八枚，竟无受主。晃县“粮米均无，小孩一名售洋一元，女孩一名售洋四元，弃之河间者触目皆是”。辰溪竟发生饥民杀子充饥事件。至于“幼年男子，多被卖做优伶……女子则尽入娼寮，其幸者亦降为奴婢”的情况，司空见惯。
（三）灾民越轨犯禁，社会动荡不安
持续严重的春荒，产生了大量的难民、饥民，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不可遏止地出现。为饥荒所迫的灾民，越轨犯禁，铤而走险，社会愈加动荡不安。早在1920年11月，觅食无着的安化蓝田镇饥民开始乘船涌向省城乞食。春荒发生后，醴陵饥民数十万，如潮水般涌向邻县及长沙等地。长沙贫民因米价飞涨，难以为生，乃群聚围困確户。武冈愤怒的饥民挨户搜抢，官厅无可奈何。安仁饥民忍无可忍，围困县公署。类似事件，不胜枚举。
春荒产生如此多的社会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统治者更深以为惧。1921年5月，省长赵恒惕在军政要员的大会上坦言：“设不救济，势必牵动地方秩序。”湘省大老熊希龄在复赵恒惕的电文中亦曾忧心忡忡：“春荒如此，可为隐忧，若不速筹平粜，地方秩序将恐不保。”执舆论界牛耳的《申报》更是放言：湘省米荒，“将来危险情形，恐将有不堪设想者矣。”所以，为了减轻饥荒造成的危害，消除引发的社会动荡，当局和绅商各界纷纷走向赈济春荒的前台。
二、春荒赈济
对于此次空前春荒的赈济，官方、民间、绅商进行一定程度的介入，湖南省内外均做了一些努力。
（一）官方赈举
1.对少数荒县予以一定程度的接济
如前所述，湘省春荒的危急情形迫在眉睫。为了救急，更多的是为了表示一点姿态，省当局对湘中的醴陵及湘西各县予以为数不多的救济。作为本次春荒的重灾之区，醴陵请赈力度最大。早在4月上旬，省政府决定拨给醴陵急粜款10000元，旋因周转乏术，致未能兑现，后又决定该款在醴陵应交田赋下支拨。4月中旬，省署拨给醴陵赈款2000元，赈谷2000石，交付醴陵知事领去救赈。5月初，省政府又在省仓仅存的4万余石谷中调拨1万石，加上第一师军用余谷1500石运醴陵散放，醴境荒民平均可得一、二升。五月中旬，省公署又拨给湘西各县仓积谷1万石，各县所得600至1500石不等。
2.停止湘粮外输
1921年4月前后，湘省出现了看似十分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各县粮食匮乏，米价飞涨，纷纷报荒；另一方面，大批粮食源源不断输向外省。识者早已深以为忧。3月底，省议会根据议员提案，致函省政府，要求停发准许粮食外输的米护照。随着春荒日亟，各界要求停止湘粮外输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省政府不得不逐步限制湘粮外输。4月12日，省当道下令，“除各米商领有护照准其暂由轮船装运出外，所有民船火车装运谷米业经领有护照者，自布告日起均限于五日以内运出，逾期无论有无护照概不准续行起运”。5月初，又下令禁止军米出口，同时决定未经发出之米捐护照六十万四千石由政府封存。该月中旬，省当道下令5月21日为彻底封关之最后期限，所有湘粮不得以任何名目出口，并加大稽查力度，杜绝偷运，对外省在湘所购军米强行扣留，不予通融。
3.禁止各县阻粜
春荒发生后，人们对粮食短缺的恐慌日渐加剧，各县纷纷起而阻粜。不仅本县境内粮食不许运往外县，甚至外县自他处购粮道经本县亦不能通行。此种状况后来愈加严重，竟至于一县之内，邻封阻粜，结果因阻粜而引发的运粮纠纷层出不穷。粮荒县份来源断绝，显然不利于救荒，为此省当道对放行救荒谷米竭力维护，又迭次下令严禁遏粜。
4.向外省求赈
湘省灾区广大，饥民众多，需款甚殷，而湘省自身凋敝已极，筹款不易，挹注为难，故省当道亟盼省外强有力者提供援助。1921年4月初，江西省长陈克运接到醴陵灾情报告后，即汇寄该县赈款2000元，开了此次春荒省外捐款的先河。同月，赵恒惕又致电蛰居北京之熊希龄，通告湘中荒情可虑，请其垂注桑梓之地。熊希龄久已为慈善界之领军人物，又兼任旅京湖南筹赈会会长，现家乡遭难，谋划救济更属义不容辞，他利用其社会声望，当即与各银行接洽借款，并很快有了眉目。旅京湖南筹赈会先汇湘1万元，在湘西永保龙桑绥古凤乾八县办理平粜。5月上旬，省当道觉察自身对醴陵的救济无济于事，又致电东南各省当局救援。
（二）民间义赈
湘省政府对春荒的赈济，面临种种困难。库帑空虚，财政破产，向外求赈多半石沉大海。诸多情况表明，官赈已是相当微弱，在赈务的多个环节之中已是穷于应付，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很显然，依赖政府办理救荒极不现实，成立一个机构严密、制度合理、筹款有术、办事公允的民间救济组织已成为摆在全体湘人面前的头等大事。1921年5月26日，熊希龄自京津南下，到达长沙。他目睹春荒之重与官赈之窘后，深知如果不联合各公团的力量，特别是不借重洋人的力量，湘省将难以筹措巨款，所以他提议成立湖南华洋筹赈会，得到赵恒惕的赞同。6月2日，该组织正式成立，推赵恒惕及熊希龄为会长，旅沪乡绅聂云台与英、美、日驻湘领事为名誉会长，中西干事各六人。它的成立，为湘省春荒赈济注人了新的活力。
华洋筹赈会成立后，积极投人到救灾赈济活动中去。
1.筹赈
在湖南华洋筹赈会的倡导与发动下，自1921年5月下旬起，省内外湘人掀起一场捐款与筹赈的热潮。5月27日，在军政界筹赈大会上，各要员纷纷认捐，少则数十，多者千元，随后报界、教育界、女界、议会等领域知名人士亦均踊跃于认捐薄上签名认捐。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救荒团，于省城挨户募捐。伶界亦多次举行义演，所得济助灾民。除了这些自发的个人捐款外，筹赈会又发起团体认捐，其中长沙总商会认捐5.4万元，省政府认捐1万元。省外方面，旅沪湘生组织急赈团，在上海进行宜传，在沪2.4万湘人多节用捐献。旅沪名流聂云台等在上海成立了湖南急赈会，他个人一次认捐了5000元。旅津湘绅刘揆一则在天津开展募捐，甚至留日湘生亦演剧助赈。
2.施赈
华洋筹赈会筹到有限款物后，迅即对灾区展开救济。其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对灾区直接发放赈款，比较集中的前后有两次。第一次发放是在1921年6月下旬，筹赈会将灾情最重各县划分等次，分摊发放现存赈款2.6万元，其中永顺、保靖、龙山、桑植、绥宁、古丈、安化七县为一等灾区，各给赈款2000元，汉寿、大庸、乾城等十三县为二等灾区，各分洋800元。7月中旬，筹赈会又对各县分发第二批赈款近10万元，其中永顺、安化、宝庆等十二县为一等灾区，各得赈款5000元，慈利、乾城等十三县为二等灾区各得赈款2000元，汝城、茶陵等十四县为三等灾区，各得赈款600元至1800不等。二是运送赈粮。1921年6月初，头批汉米2000石到省后，即运赴醴陵、安化各300石，大庸等七县各200石，汉寿、沅江各100石。7月中旬，又对新购汉米4000石、芜米1500石及汉购蚕豆1500石进行分配发放，重灾各县各分得二三百石。7月下旬，自汉口购运面粉5000石运赴湘西散放。三是在各地开办粥场。早在六月中旬，筹赈会即在醴陵境内板杉铺、姚家坝两地各开设粥场一所，对灾民广施粥食。7月初，鉴于安化饥民外逃众多，筹赈会又于益阳、湘潭开办粥场，救助安化外逃饥民。
在省城长沙，1921年6月底，筹赈会开办零粜局，自外地购粮运省，对广大无粮、少粮户实行减价平集，不足部分，由筹赈会补贴。至于来省数万饥民，筹赈会也进行了较为妥善的安置。除安排住处外，又由慈善会所每日给饥民送饭，饭费由筹赈会拨给。
（三）绅商私赈
在辛酉春荒中，作为地方精英的绅商也站在了赈济的前沿。绅商多居住于乡镇，作为春荒最早目击者及知情者，对春荒的危害最能感同身受，对灾民的悲惨境地也能表以一定的同情。
辰溪初呈荒象后，“城乡团绅，协办平粜，分途发卖”，4月中旬，平粜不支，饥民万余人涌入县城乞食，多为烟户雇佣为生，荒象扩大后，“城绅发起粥食救济会，分设数所，每日一餐”。芷江绅商“减衣节食”开办粥厂，“综记食粥饥民，每日不下万余人”。安化绅商成立救荒公会，凑资在下游购米运安接济，安化旅省同仁以在省之财产筹措万余元，在长沙等地购谷运安办理急赈。新化旅省同乡组织救荒会，集资在省城购谷千余石赴家乡办理平粜，武冈绅商亦集资自广西购米运回接济。
各地绅商自发的赈济活动，对于缓解本地的荒情起了一定的补充作用。
三、成效分析
应当承认，以湖南华洋筹赈会为主体的募赈救灾活动，对缓解春荒荒情，帮助灾民度过难关起到相当程度的积极作用。正是得此救济，饥民“所全活亦数十万人”。此一结果，是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取得的，因而十分难能可贵。试想倘无此春赈，湘局必将糜烂，社会危机必将更加危迫，湘省饿死人数必不会止于万人。广大湘人必将承受更大的灾难。当然，也要注意到，湘省饥民前后达五六百万人，即使按最低标准每人平均5角计算，亦需赈款300万元上下。而湘省政府唯一的财政拨款仅2000元，向外省求赈也仅获12000元。华洋筹赈会至1921年8月7日宣布结束春赈时止，“收人赈款，省内约八万元，熊凤凰在上海募回十万元，北京筹汇约二、三万元，及其他谷面共约二十三万余元”。至于绅商个人的捐贩，力量微乎其微。累计此间省内外所筹借的赈款不超过30万元，这对于全体荒民而言，他们所得到的救助是杯水车薪而已。总体来看，省内外各界虽然对春荒救济作了一些努力，但终不免疲软乏力，收效有限。
从形式上看，此次春荒赈济已现民国前期湖南赈务近代化的迹象。在人事层面上，出现了专司赈济的近代化机构湖南义赈会；外国慈善机构和慈善家也曾介入，如湖南华洋筹赈会；由具有新知识、新观念的“近代化人”熊希龄主持赈务。在救灾的器物层面上，灾荒的信息传播快捷简便，如电话、电报及报纸、杂志都能及时反映报道灾况，缩短了处置灾荒的时间。这些情况表明，民国前期的湖南赈务已具近代化、社会化的理念，也形成了具体的政策措施，按理说，赈灾的效果应该较为明显。但究竟是什么因素使灾荒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赈灾成效有限呢？个中原因值得思考。
（一）持续多年的兵灾匪祸与沉重的捐税负担，弄得民穷财尽，是制约赈灾成效的主因
1921年前后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南北军阀混战不休，而湖南地当要冲，因而成为四战要地。尤其是属于北洋系的湖南督军傅良佐，为消灭企图独立的湘南零陵镇守使刘建藩部，在1917年9月至1918年6月，展开了一场长达9个月的厮杀，焚杀惨烈，搜刮净尽。至1920年7月，湘军奄有全湘时，湖南早已是满目疮痍，无一片净土了。这样经过多年的战事摧残及庞大的驻军骚扰后，湘省阡陌沦为战场，田园荒芜，长期积累的物质菁华毁于一旦。特别是各县用以备荒的仓谷被军队或挪用一空（如宝庆、澧县等县），或消耗无余（如攸县、醴陵等县），对以后各县应对春荒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百业凋残、兵荒马乱的岁月，民风强悍的湖南土匪蜂起。饱受兵灾之苦的百姓又要忍受匪祸之痛。这些土匪横行乡里，杀人越货，弄得“田园荒废，民鲜盖藏”，“商不可市，农不可耕”。而湘军占领全湘后，搜刮民财，花样翻新，竭泽而渔，更为严厉，几乎到了无物不税，无事不捐的地步，使本已疲惫的湖南城乡雪上加霜，更加萧杀凄凉。
总而言之，连绵多年的兵灾匪祸与当局变本加厉的盘剥，使得湖南城乡财力消耗殆尽，广大百姓处在凄风苦雨的社会环境下，只求生命苟延残喘，遑能顾及其他？连湘军总司令赵恒惕亦称“湘民之困，已同涸鲋之鱼”。仓谷已被军队挪借吃尽，私谷又被变卖一空，湘民一穷至此，承受灾荒能力十分脆弱，即便有官赈、义赈，也只能是隔靴搔痒。
（二）省县财政濒于破产与金融枯竭，遭遇春荒，挽救乏术，也是限制赈灾成效的重要原因
春荒之来，本不足俱。如果省、县财政充裕，尽可以向省外乃至于向海外购粮，运回接济，将荒情尽早消弥于无形。然而，1921年湖南空前春荒前夕，省、县财政俱濒于破产，加以金融枯竭，官府方面对春荒基本上无能为力，只能任其肆虐了。
在省财政方面，1920年7月，湘军占有全湘后，湘省财政人不敷出的情况就已经非常严重。该年夏，财政厅开列本年度（1920年7月至1921年6月）预算，岁入金额只有1700万元，岁出金额却达到2670万元，不敷达970万元。此外，湘军历年积欠的军饷至1920年6月止，已达一千数百万元。翌年春，湘军每月军费达到100余万元，政费40余万元，而财厅月人不过70万元。至1921年6月，积欠军政费用达500余万元（不包括巨领军队存饷），各军事、政治、教育机关积欠军饷或工资少则三个月，多则十个月。省财政在1921年春荒前后实际已处于“扫地无灰之境界”。
地方财政也在日趋恶化。湖南各县早在1920年6月前即已卖尽官产及地方公产。本年度财政预算，地方经费亏空达140余万元。各县行政经费无着，只得不顾百姓死活，在原征杂税下实行加重，或干脆提前征收下一年赋税。不难看出，各县连基本运转都无法维持，焉有余力对付春荒？
与此同时，湘省金融枯竭，各地钱荒严重。1919年，各工厂摇摇欲坠，各矿山因矿砂出口锐减而生存维艰，湘省金融面临空前危机，一方面，市面现金奇缺，银粮窘迫，另一方面，纸币充斥，但因其信用早失而被拒用，结果很多地方闹起了钱荒，各级机构筹钱至为不易。
（三）灾荒频仍，连续多年收成歉薄与1920年的谷米驰禁，直接影响赈灾效果
民元以后，湖南省、县均设立了农会机关，省中设有水利局，但“皆有名无实”。所以湖南水利水平低下，难以对付天灾。而湖南自然灾害不断发生，结果1921年前的若干年，湘省粮产连年收成歉薄。1918年夏，湘中、湘西大水灾，受灾的县达到18个。1919年夏，滨湖一带华容、安乡、澧县等处，湘西永顺、龙山、保靖、古丈等县又遇大水。1920年，醴陵、衡阳、华容、安化、宝庆等十几县遭遇水灾，湘西桑植、大庸等地则大早，且多并发虫灾。
湘省连年粮食歉收，本应实行自1917年以来的禁粮出省政策。然而，在1918年、1919年、1920年连续几年灾害不断的情况下，省当道为了收税敛财，以期弥补巨大的财产亏空，却于1920年春决定谷米开禁，结果湘省自该年春起至1921年5月止，谷米源源不断运出省外。据粗略统计，此一时期，以省政府名义出口的粮食达320万石，他省来湘采办的军米及赈米至少200万石，奸商与不法军人互相勾结偷运出境的粮食亦有数百万石，年余之间，装运出省者，最保守的估计，亦有近千万石，而湘省即使在丰年，外输粮食多以300万石为率，至多500万石。由此可见湘省粮食漏巵之严重。朝野均只计眼前，谷米为之一空，春荒之来，纵有赈济之心，也无赈济之源，赈灾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从以上以辛酉春荒赈济为中心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民国前期湖南的赈灾救灾，一方面继承了古代社会的传统方式，另一方面又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打上时代的烙印，赈务近代化已开始启动。但同时又不难发现，这种赈务的近代化蕴含着大量的制约因素。这便是政局动荡，政府腐败，军阀混战，经济凋敝，缺乏良好的赈灾运行机制。这些因素极大地制约了赈灾救灾的实际效果，将大量的赈力消弭于无形。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民国前期湖南的灾荒赈济不可能取得它应有的成效。这些都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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