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鼓吹》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唐代七言律诗选本，在明及清初流传甚广，影响较大，出现了不少注释本、解评本，并吸引了许多著名学者为之批点作序，如钱谦益、何焯、纪晓岚等。此书共选录了96位作者的596首诗，分10卷。作者排列不依年代先后，各人所选诗歌数量亦不定，多则30余首，少则1首，其中以中晚唐诗人占绝大多数，盛唐仅6人，比例甚小，由此可见选者在去取方面应有一定的标准。

关于《唐诗鼓吹》的选者，至今无定论。赞成是元好问所选者，认为此书“风雅毕陈，正变咸备”，“非遗山不能尽取其工”；反对者则认为是“抡择不精，去取无据，其人乖乱，其世混淆”，“魔诗俗调，十居其七”，所选“皆晚唐最下者”。这种意见反差之大，在历代唐诗选本中比较少见。

笔者就现有材料进行归纳，发现共有四种说法：一，认为确系元好问所选，以《鼓吹》诸序及曹之谦《读唐诗鼓吹》诗为代表。二，认为不是元好问所选，以明杨慎《升庵诗话》为代表，认为所选诗“皆晚唐最下者，或疑非遗山之选，观此益知其伪也”。沈德潜、罗汝怀等同此说。三，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不著编辑者姓名，据赵孟頫序称为金元好问所编，其门人中书左丞郝天挺所注”，而且就所见几个版本中，都未著录选者姓名，而直接写“元中书左丞郝天挺注”字样。四，认为是元好问之师郝天挺所选，持此说者以清施国祁为代表。以下就此四说加以辨析。（按：金元之际有两个郝天挺，一为元好问之师，一为元好问的弟子。）

就选者而言，以同意第一种看法者为多，即认为是元好问所选。如《唐诗鼓吹》的初刊本——元至大江浙儒司刊本，有赵孟頫、武乙昌、姚燧序、卢挚跋（以下简称赵序、武序、姚序、卢跋），都说明是元好问所选。

首先，赵序云“中书左丞郝公，当遗山先生无恙时，尝学于其门，其亲得于指授者，盖非止于诗而已。……唐人之于诗美矣，非遗山不能尽取其工，遗山之意深矣，非公不能发比兴之韵”，又云“公命为序，不敢辞，谨序其大略如此”。武序与赵序作于同一年（至大元年，1308年），《武序》云：“鼓吹，军乐也，大驾前后设之……取以名书则由高宗退居德寿，尝纂唐宋遗事为《幽闲鼓吹》，故遗山本之。选唐近体六百余篇，亦以是名，岂永歌之，其声亦可匹是宏壮震厉者乎……至大戍申省属儒司以是编锓之梓，仆实董其事。工将讫，庸公适以使事南来，命仆序，仆以诸阁老雄文在前，谢不敢，公命至再，用拜手书于编末，是年六月十又八日”。姚序云：“国初遗山元先生为中州文物冠冕，慨然当精选之笔，自太白、子美外，柳子厚而下，凡九十六家，取其七言律之依于理而有益于陛情者五百八十余首，名日《唐诗鼓吹》……今中书左丞新斋郝公以旧德为时名臣，早尝讲学遗山之门……自童子时尝亲几杖，得其去取之指归。……公由陕西宪长以宣抚奉使河淮之南，欲序，故燧书此。”卢跋言：“新斋郝公继先注唐诗鼓吹集成，既命江东肃政内翰姚公端父为之序，而嘱挚跋于篇末。《唐诗鼓吹》集者，遗山先生元公裕之之所集。公以勋阀英胄，幼受学遗山公，尝以是集教之诗律，公慨师承之有自，故为之注。”

从四人序跋来看，他们的共同点为：1．都指出《唐诗鼓吹》为元好问所选，书名亦为元好问所订。如武序认为元好问本于《幽闲鼓吹》而定名为《唐诗鼓吹》，姚序及卢挚跋都直接指明是元好问所集。2．四人序跋都说明郝天挺只是注者而非选者，尤其卢跋言“新斋郝公继先注唐诗鼓吹集成”，而不是“选”。3．四人序跋都指明是郝天挺亲自托他们作序，如赵孟頫：“公命为序，不敢辞，谨序大略如此”。姚燧：“公由陕西宪长以宣抚奉使河淮之南，欲序，故燧书此”。卢挚言郝天挺已托姚燧作序而嘱其作跋。武乙昌甚至亲自参与《唐诗鼓吹》的刊行工作，也是郝天挺嘱其作序。因此，由此而认为《唐诗鼓吹》为元好问所选，应当是可以成立的。此外，从四人序跋所作时间看，赵序、武序作于至大元年（1308年），此年《注唐诗鼓吹》正式刊行。而卢跋作于大德七年（1303年），就卢跋言其作跋时已有姚燧序，可见姚燧应是第一个为《鼓吹》作序的人，时间应与卢跋大致同时即1303年。由此可见，《注唐诗鼓吹》从完书到刊行，中间竞隔五年之久。而且从卢跋来看此书名为《唐诗鼓吹》，但五年后刊行时却是《注唐诗鼓吹》，五年后易名，注者应自有其深意。

其次，曹之谦《读唐诗鼓吹》诗：“杰句雄篇萃若林，细看一一尽精深。才高不似人间语，吟苦定劳天外心。白璧连城无少玷，朱弦三叹有遗音，不经诗老遗山手，谁识披沙拣得金。”明言《鼓吹》出自元好问之手。曹之谦曾与元好问同官尚书省左司，二人“日以文、诗讲义”，甚至于“机务倥偬间，商订文字未尝少辍，（元）至以正脉与之。”现存二人诗集中亦有相互赠答之作。天兴元年（1232年），金哀宗逃离汴京时，二人同留城中，共同经历了癸巳之变等重大事件，志同道合，私交颇深，有可能见过此书底本，并且知道此书定名为《唐诗鼓吹》。因此曹之谦言为遗山所选应当是可信的，这也是历来研究者确认此书为元好问所选最有力的证据之一。如翁方纲《石洲诗话》言：“曹兑斋（之谦）《读唐诗鼓吹》云：‘不经诗老遗山手，谁识披沙拣得金。’兑斋从遗山游，而其言如此，则《鼓吹》之选，信是遗山用意处耶？”况且从曹之谦对入选诗的评价来看，与《鼓吹》所选诗作亦比较吻合，如“朱弦三叹有遗音”符合晚唐诗含蓄隽永的风格，而“披沙拣金”之说也很符合《鼓吹》选了许多中小作家之作的实际情况。

第三，《唐诗鼓吹》多选晚唐诗。晚唐战火不断、民不聊生，生活于此时的诗人用自己敏感的心灵捕捉了末代的阴影：举凡身世的感叹、命运的多艰、民生的疾苦、对封建统治的绝望，都化作忧郁而美丽的诗篇流传后世。末世的景象总是惊人地相似：一片荒凉、一片战火、一片衰亡，而诗人的所见所感也大抵是相通的，所以曾经经历过金蒙之际战乱的元好问更能深刻体会到晚唐诗所蕴含的凄凉与绝望。因此，《鼓吹》选诗尤多忧国伤乱之作，有其时代背景。元好问本人于金亡前后亦写大量纪乱诗，其风格或许较选诗更加悲壮，但苍凉和无奈是极其相似的。且其纪乱诗多七律，与《鼓吹》仅选七律，不能仅作为一种巧合来看。因而可以这样说，元好问晚年在经历国破家亡、山河易代后，辑选了一本唐诗选集以课弟子，由于亡臣的身份及对故国的怀念，他将心灵和眼光转向了晚唐。这也是《鼓吹》与其它唐诗选本最不同的地方。因为其它选本大多是为了提倡自己的诗学主张，如选于《鼓吹》之前的《众妙集》、《才调集》等提倡晚唐诗风，大约同时的《瀛奎律髓》提倡江西诗风，之后的李东阳《唐诗选》提倡“诗必盛唐”等，而《唐诗鼓吹》则不仅仅是提倡某种诗歌主张，更是反映了诗人自身的情感。选诗的过程即是作诗的过程，又是教诗的过程。作诗是要写出自己胸中的一股磊落不平之气，而教诗且不仅要教技巧，更要教遗民子弟对故国的怀念，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从这点上看来，将《鼓吹》推为元好问所选亦是合理的。

第四，国亡后，元好问致力于搜集编撰史料，在家乡构筑“野史亭”，欲以史笔自任。所以晚年致力于《中州集》、《金源君臣言行录》之类史料文献的编撰，有心存一国之史，以寄托故国之思。郝经《遗山先生墓铭》说：“每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兴，己所当为。……及为《中州集》百余卷，又为《金源君臣言行录》，往来四方，采摭遗逸，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于是杂录近世事者至百万言，捆束委积，塞屋数楹，名之曰‘野史亭’，书未就而卒。呜呼！先生可谓忠矣！”元好问自己也在《自题中州集后五首》言：“百年遗稿天留在，抱向空山掩泪看”。从中亦可看出其对《中州集》及其它文献资料的重视。他编辑《鼓吹》或有同样的用意。况此书又是作为教材，付予弟子研读传承。《中州集》全名为《翰苑英华中州鼓吹集》，用“中州鼓吹”为金诗选本定名，那么唐诗选本用“唐诗鼓吹”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唐诗鼓吹》第一版的刊行，书名为《注唐诗鼓吹》，而不用《唐诗鼓吹》，应是郝天挺在编整加注后，对《唐诗鼓吹》原书原名的一种尊重，可谓“不掠师之美”。而且书中将曹唐的11首游仙诗，列于宋邕名下，郝天挺标明“今先生题作宋邕，必有据矣”，此“先生”应指元好问无疑。综上所述，笔者以为《鼓吹》一书当为元好问晚年所选。

第二种说法认为不是元好问所选，明杨慎最先对此提出怀疑。他在《升庵诗话》中说“鼓吹之选，皆晚唐最下者，或疑非遗山，观此益知其伪也”。此说法并不符合《唐诗鼓吹》选诗的实际情况。晚唐七律李商隐首屈一指，《唐诗鼓吹》选34首，数量并不少，其他大家如杜牧、许浑、温庭筠、韦庄等人选诗都不少，且所选大多为深于比兴、富于感怀的好诗，杨氏以为是“晚唐最下”恐为囿于时风之见。因为有明一代以“诗必盛唐”为主，对晚唐诗颇有微词。《升庵诗话》就以许浑诗为“晚唐之尤下者”，而《鼓吹》选许诗31首，或因此不满。况且他曾因《唐诗品汇》、《唐音》选许浑诗多而认为选者“无目也”。可见其持论之偏，不足以为据。沈德潜《说诗晬语》贬之尤甚，云“《鼓吹》一书，嫁名元遗山者，尤为下劣。学者以此等为始基，汩没灵台，后难洗涤”。李重华《贞一斋诗说》亦云：“《鼓吹》集不似遗山选本，……就中名作固多，统类谛观，不免作家习气，开后人酬应法门。”沈德潜论诗承明七子，颇尊崇李、杜高华宏朗之作，不喜晚唐诗。《鼓吹》所选大多为晚唐七律，沈德潜斥为“下劣”，不过是见解喜好不同罢了。李重华承认其名作固多，只是不满其“作家习气”，认为“开后人酬应法门”。此说倒是符合《鼓吹》选诗状况，因为其中确实人选了大量寄赠唱和之作。但并不能仅以此而认为不是元好问所选，所以李重华本人持论亦颇谨慎，只说“不似遗山选本”。从这三人意见来看，他们都否定《鼓吹》，认为入选诗不好，却不否定元好问。也即认为《鼓吹》人选诗水平与元好问本人的诗学成就不符，但因持论偏颇，又拿不出得力证据，所以难以服人。

清周容《春酒堂诗话》言“家旧有《唐诗鼓吹》一册，俱七言近体，意主绮靡，而魔诗俗调，十居其七，不知定之谁氏。首幅有‘元资善大夫郝天挺注’一行，余笑谓固应是此时之书，……见牧斋先生《有学集》中有《鼓吹》一序，证为元遗山选次，以比之王荆公《百家选》。夫荆公《百家选》必可观，惜未见也。若《鼓吹》之猥鄙，何以当先生意如是，恐不足以服严氏、高氏之心”。言《唐诗鼓吹》选诗“意主绮靡，而魔诗俗调，十居其七”，这是不公平的。“意主绮靡”意思是诗风委靡、诗格卑弱，用此来评价柳宗元、刘禹锡、杜牧、李商隐之作显然不妥。其次“不知定之谁氏，首幅有‘元资善大夫郝天挺注’一行”，正说明此书未著明编选者，而仅著录了注者为郝天挺，为周氏的怀疑提供了前提。第三，“余笑谓固应是此时之书”，说明周容对蒙元政权及其时的文化持蔑视态度。第四，钱谦益为《唐诗鼓吹》作序，证为元遗山选次而比之王荆公《百家诗选》。周容认为以《唐诗鼓吹》之猥鄙，不应当和《百家诗选》相提并论，“恐不足以服严氏、高氏之心”。这些事实表明，周容所见版本未著录编者姓名，而他既不相信如钱谦益推断是元好问所选，也未拿出有力证据，持论亦有偏颇。

还有因《鼓吹》中“胡宿”以宋人诗人选而否认为元好问所选（杨慎《丹铅总录》），此亦片面之论。因为《三体唐诗》、《万首唐人绝句》皆有误选宋诗之例。宋人选唐诗尚有误人本朝诗的情况，况金元距唐年代较远，资料芜杂，《鼓吹》一时错选也属难免，不能作为否定元好问编《鼓吹》的证据。以上可见，否认为元好问所选者，或是囿于时风与个人好恶，认为选诗不好，或是从细枝末节发论，皆未能提出有力的证据，难以服人。

第三种，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认为“不著编辑者姓名”，但又根据种种迹象推测为元好问所选，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钱谦益《唐诗鼓吹•序》（以下简称钱序）为代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不著编辑者姓名，据赵孟頫序称为金元好问所编，其门人中书左丞郝天挺所注”，并认为此书“去取谨严，轨辄归一，大抵道健宏敞，无宋末江湖四灵琐碎寒俭之习。”根据序言和对诗的评价推为元好问，采取了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钱序认为此集“探珠搜玉，定出良工哲匠之手”，又认为“遗山之称诗，主于高华鸿朗，激昂痛快”，其旨意与此集合，应为元选。但仅出于“巾箱箧衍吟赏记录”，未尝精心琢磨。是“好事者重公之名，缮写流传，名从主人，遂以遗山传也。”首先，钱氏承认此集反映了元好问的选诗态度，是欲作为论证自己诗歌主张的证据，如“荆公、遗山之选，未必足以尽唐诗，然是二公者，生于五、六百年之前，其神识种子皆未受今人之熏变也。由二公之选推而明之，唐人之神髓、气候历历具在，眼界廓如也，心灵豁如也，使唐人得洗发其面目，而后人得刮其障翳，三百年之痼疾几其霍然良已也。则以二公为先医可矣”。其次，遗山“巾箱箧衍吟赏记录”而由“好事者缮写”，可作为误人宋人诗或错编曹唐诗的借口。即承认为元好问所选，却是由好事者缮写以传，若有不足之处，也可以由“好事者”承担，这确是一种比较中庸的态度。而且钱序中对郝天挺作注一事只字未提，似乎有否定郝天挺作注以传之意，恐怕不足以服人。

第四种，认为是元好问之师郝天挺所选，持此说者为清施国祁。他认为“是诗原本于金之郝天挺。遗山撰墓铭云‘先生教之作诗’，即此本也。遗山复精选之，以授元之郝天挺，天挺因加注焉。为遗山不敢掠师之美，而复嫌门弟子之名，故集中无一语及之，无可疑者”，这个说法并不合理。

首先在此先辨析一下这段话中出现的两个郝天挺。王士祯《池北偶谈》中载：“金元间有两个郝天挺，一为遗山之师，一为遗山弟子。予考《元史•郝经传》云：其先潞州人，徙泽州之陵川，祖天挺，字晋卿，元裕之尝从之学，裕之谓经日：‘汝貌类祖，才器非常’者是也。其一字继先，出于朵鲁别族，父和上拔都鲁，元太宗世多著武功。天挺英爽刚直有志略，受业于遗山元好问，累拜河南省平章政事，追封冀国公，谥文定。为皇庆名臣，尝修《云南实录》五卷，又注《唐人鼓吹集》十卷。”大致已说明了这个问题。作为元好问之师的郝天挺（116l—1217）字晋卿，泽州陵川人。家世素儒，为人正直博学，不事举业。《金史》卷一百二十七有传，《中州集》卷九有小传。元好问作《郝先生墓铭》言：“先人乃就陵川令之选，时先生郝君方聚子弟秀民教授县痒……某既从之学，先生尝教之曰：‘学者贵其有受学之器。器何？慈与孝也。今汝有志矣，器如之何？……’先生工于诗，尝命某属和，或言令之子欲就举，诗非所急，得无徒费日力乎？先生曰：‘君自不知。所以教之作诗，正欲渠不为举子耳。’盖先生惠后学者类如此，不特于某然也。”郝经《遗山先生墓铭》：“（遗山先生）年十有四，其叔父为陵川令，遂从先大父学，先大父即与唱和。或者讥其不事举业，先大公言，吾正不欲渠为举子尔，区区一第，不足道也。遂令肆意经传，贯串百家，六年而业成。”和元好问所言大致吻合。由此可见元好问受业于郝天挺期间，基本上以淹贯六经百家和学诗文为主，奠定了其日后以儒家思想寓于诗教的基础。

作为遗山弟子的郝天挺（1247—1313），字继先，出于蒙古朵鲁别族。其父亲即郝和尚拔都，元初以善战名，战功显赫被升为万户府，为河东北路行省，有子十二人，其一为郝天挺。《元史》卷一百七十四有传。元好问有《赠郝万户》诗称其功业，又《资善大夫武宁军节度使夹谷公神道碑铭》云：“五路万户郝丑和尚（即郝和尚）以行状来清……予素善郝侯，义不可辞。”由此可见，元好问与郝天挺之父交谊深厚。以元好问一代宗师的身份，郝和尚请其指授子弟，亦符合情理。《元史》卷一百七十四《郝天挺传》亦言：“天挺英爽刚直，有志略，受业于遗山元好问。”并明言其曾注《唐诗鼓吹》，再加上前文赵孟頫等人序言为证，所记应该不差。

施国祁仅凭元好问所撰墓铭上有“先生教之作诗”，便断言《鼓吹》为其师郝天挺所选，推论很难成立。第一，若为其师所选，元好问如果“不掠师之美”，在墓铭上应会说清楚。正如郝经在《遗山先生墓铭》中记元好问曾以《锦机》、《杜诗学》、《诗文自警》、《东坡诗雅》等教之作诗一样。另郝经未记《唐诗鼓吹》或者因为其当时并未见此书，又或者不喜此书而不录。因为郝经论诗喜杜甫、白居易、韩愈等诗人的古体诗，曾编选《一王雅》一书，选录其诗。而且在《墓铭》中评论元好问诸体裁作品的风格，唯不提其七律，而元好问的七律创作在现在看来几乎被认为是成就最高的一部分，除非是郝经不经意于此，否则很难解释。第二，就《鼓吹》所选诗来看，多感时伤乱之作，并不符合郝天挺所处的社会现实。元好问14岁师从郝天挺时，金国正从全盛期逐渐走向衰落，虽衰世迹象渐露端倪，毕竟末世乱象尚未出现。贞祐南渡是1214年，金亡国迹象毕露时，元好问已离开郝天挺，所以郝天挺不可能在金尚未显示亡国迹象时，预先大量选取感时伤乱、去国怀乡之类的诗来教授子弟。第三，元好问从底本加以精选，再以之授弟子，此说亦难成立。若果为郝天挺所选，当属郝经家学，而郝经《陵川集》中无一语及此。第四，“惟遗山不敢掠师之美，故集中无一语及之”。“集中无一语及之”，应是元好问晚年着力于《壬辰杂编》和《中州集》等，于《鼓吹》并未放在心上。且《鼓吹》应是元氏作为教授郝天挺、徐琰等的教材。徐琰所说“日课一诗”可能用的就是《唐诗鼓吹》的底本。

综上所述，可见关于《鼓吹》的选者，“金元好问所选，元郝天挺为之注”的说法应当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