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制瓷历史悠久，曾出现三次制瓷高峰。早在东汉时期，湘阴窑便已烧出成熟青瓷，并在窑址发现东汉中期“汉安二年”纪年青瓷残片。可以说湖南青瓷的出现，基本上与浙江同步。唐长沙窑是湖南瓷业生产的第二高峰，它在承袭湘阴窑、岳州窑风格的同时，创烧了釉下彩瓷，从此打破了瓷器装饰釉彩单一的局面，产品畅销海内外。清末民国初年，醴陵窑把湖南瓷业推向了第三高峰，其产品质量曾一度超出景德镇，并在“宣统元年至民国四年”（1909¬—1915）先后赴赛武汉劝业会、南洋劝业会（在南京）、意大利都朗博览会、巴拿马国际博览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分别获得一等奖、最优奖和金奖，这是湖南瓷业发展史上又一里程碑。兹就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几件醴陵窑较有代表性藏品，来探讨该窑在清末民国初年期间的烧造盛况：

1.墨彩花卉水鸭瓶  高40.4、口径14.8、足径13.7厘米。敞口，粗颈，无肩，深腹，腹部较丰满，圈足，通体施白釉，釉色较白，饰以釉下墨彩。外口沿一圈飞蝶纹装饰带，正面腹部绘以桃树竹叶水鸭图案，底部青花书写“大清宣统元年湖南瓷业公司”十二字款。

2.镂空葡萄纹瓷瓶  高41.5、口径11、底径12.8厘米。侈口，细颈，腹椭圆，腹部分内外双层，外层为透雕的绿叶紫葡萄图案，透过镂空处可见内层瓶腹为白釉墨彩装饰，所绘内容为竹林仕女图。瓶底青花楷书“大清宣统二年湖南瓷业公司”十二字款。

3.山水人物桶腹瓶  高33.5、口径3.5、足径9.5厘米。小喇叭口，束颈，宽肩，桶形腹，平底内圈足，肩部墨彩绘以蝙蝠四只，腹部用蓝绿两色绘制山水画面，两个主山头各有一楼台亭阁遥相呼应，山下树林丛中有民舍两处，民舍前的湖泊之中有一木舟，舟上男子在静心垂钓。底部满釉，底心青花书写：“大清宣统二年湖南瓷业公司”十二字款。

4.枣红釉地向日葵纹瓶  高58.1、口径19.1、足径15厘米。撇口，直颈较长，溜肩，深腹，下腹渐收，圈足，器内及底部施白釉，器表通体施枣红釉，釉上绘以绿叶黄色向日葵花朵，器底红彩楷书“宣统二年湖南瓷业学堂学生周治锺成绩品”十八字款。

5.釉下五彩凤尾瓶  高55.8、口径27.5、腹径23.5厘米。敞口，粗长颈，腹部圆鼓，圈足，该瓶形体高大，通体施白釉，釉下用浓淡不一的多色彩绘以玉兰，牡丹、月季、秋菊、绣球、冬梅等四季花卉。颈部书写有“浭阳尚书钧鉴，属吏晏光枢监制”。底部青花书写“大清宣统二年湖南瓷业公司”十二字款。

6.釉下彩绘葫芦形瓶  高32.2、口径5.3、足径9.9厘米。喇叭口，束颈无肩，器身成上小下大的葫芦形，圈足。通体施白釉，釉色白中闪青，腹部正面釉下彩绘有绿叶红花的菊花及牡丹纹饰，作为陪衬的小花朵为蓝叶绿心，画面色调清雅高贵。底部绿彩双圈内书“大清宣统三年湖南瓷业公司”十二字款。

7.釉下五彩花卉瓶  高49.2、口径15.2、足径16.7厘米。敞口，粗颈，无肩，深腹，腹部较丰满，圈足。通体施白釉，釉色白中微泛青，正面腹部用蓝色，深、浅绿色，还有紫、粉、黄等色绘以菊花、牡丹、梅花、绣球花四季花卉，底部绿彩双圈内书“大清宣统三年湖南瓷业公司”十二字款。

8.釉下五彩双龙香炉  高25、口径27.7、足径22.7厘米。直口，卷唇边，直腹较深，圈足，通体施白釉，器内光素无纹，外口边装饰带由上下两条金线纹组成，其中绘以花叶纹四组，外壁主纹为相向的双龙图案，双龙首之间有一花环组成的开光，其上有“寿佛宫”三字，花环内为“阖属弟子薰沐敬献寿佛菩萨座前，民国元年吉日置”二十一字题记款。双龙尾之间也有双行十字款“黄鉴得识于渌江总瓷场”。底部青花书写“大清宣统三年湖南瓷业公司”十二字款。

9.山雉花草纹瓶  高40、口径14.5、足径15.2厘米。口沿外卷，短颈丰肩，下腹渐收，二层台圈足外撇，通体施白釉，肩部为一圈黄地缠枝青花装饰带，腹部主纹为蓝、黄、绿、粉红等色绘以山雉花草纹饰，下腹由黄地青花回纹和蓝地白线图案纹组成上、下两组装饰带，其中饰以白地青花花卉一圈，底部青花书写“湖南瓷业公司”六字款。

10.釉下五草萱草纹瓶  高39.5、口径16.2、足径16.8厘米。侈口，短颈，溜肩，肩部有对称的双铺首含环，腹较长并较为丰满，圈足。通体施白釉，釉下五彩装饰，釉面有小的缩釉点，瓶身纹饰共分三层，口边一圈宽3.2厘米的青花菱形纹，腹部主纹为萱草花卉，下腹有高7.8厘米的一圈淡黄色竹席纹，底部满釉，底心书写“湘造”二字款。款色深绿，底部有窑裂纹。

11.青花车马人物纹碗  高8、口径17.3、足径7.8厘米。直口微侈，腹较深，碗心平坦，圈足外浅内深。釉色白中泛青，釉面缩釉点较多，内口边由青花双线及套圈纹组成重叠的一圈装饰带，每个套圈内有一χ形纹，碗心绘有身体蜷曲的正面龙纹，外口边亦有一圈由斜线纹和圆点纹组成的装饰带，腹部主纹为车马人物图案，底部满釉，青花双圈内有图记式款。

上述藏品从其器形来说，当时精品多琢器，这与聘请景德镇瓷工教授和制作琢器有关，据醴陵乡土志记载：“……招集景德镇瓷工教授镇瓷琢器。瓶壶之类谓之琢器，镇工制之，碗盏之类谓之圆器，醴人制之。”琢器中以陈设瓷为主，圆器以日用瓷为主。该窑当时的重点就放在琢器上，因此琢器中精品层出不穷，而琢器中又以瓶类为最。瓷瓶大小兼有，形制变化多样，造型或线条柔和优美，如葫芦形瓶，凤尾尊等；或轮廓转折分明，如小喇叭口桶腹瓶之类。其中又以透雕双层胎体的葡萄瓶为最佳，双层胎体的结合不仅天衣无缝，且内层还绘有画工精细的纹饰图案，做工之精细不能不使人叫绝。

醴陵瓷能一度超越景德镇瓷，除其胎、釉、器形之外，它的独特的、具有创造性的釉下五彩功不可没，五彩瓷自明代出现以来，以其色彩艳丽深受人们喜爱，但彩始终浮于釉上，且低温烧成，时间一长，其色彩就会逐渐脱落或被磨擦掉，没有青花瓷经久耐用，而釉下五彩具有五彩和青花的双重优点。

其装饰图案以花卉为主，也有山水，人物、飞虫鸟兽等。花卉图案大多色彩艳丽，写实性强。如所绘四季花卉品种虽多，但多而不繁，色彩搭配华而不俗，宛如生气勃勃的鲜花，给人以百花盛开，分外宜人的景色。所绘鲜花或图案除鲜艳夺目者外，也不乏淡雅之作。有的使用色彩不多，通过颜色深浅的不同使其具有层次感。下腹的席纹好似花盆，腹部的萱草花叶恰似从盆中伸出，两组纹饰组成盆景花卉，这种装饰新颖别致。萱草叶为黄绿色和蓝绿色，花卉则是粉红和淡蓝两色，色彩搭配显示出它的清雅高贵。有的主色调由深浅不同的绿色组成，而房屋、远山及人物的衣服用蓝色点缀，整个画面特别的清凉幽静，绘出了当时文人们所向往的那种田园生活之佳境。除此之外，墨彩也很具特色，如墨彩花卉水鸟纹，因色彩单一，画面黑白分明，也非常清雅简洁。

釉下五彩作为领头产品，它的出现给醴陵瓷带来了广大市场，也带动了其它品种的生产，特别是青花瓷。青花瓷到瓷业公司时期产品仍局限于圆器类，其主要产品还是日用瓷，以碗为多，底部亦有注“瓷业公司”四字款的。这时的青花颜色发灰，绘画粗犷草率，其造型仿清早期的敦式碗，胎体较厚重，碗底很厚，故出现了圈足外浅内深的现象，其质量比该窑早期产品进步很多。民国之前的青花瓷所用钴料称之为“土墨”，产自本县境内。民国元年瓷校学生潘万珠从日本人那儿学到了用“洋墨”之法，用这种洋墨所绘青花呈色鲜艳，受人喜爱。于是他自己购料秘密制作销售而获得高额利润。这种原料虽因购自日本而价格昂贵，但因有利可图，很快就在各瓷厂推广开来。这就是我们常见的民国年间醴陵青花瓷中的“洋蓝”。

这时期每件醴陵瓷必有款，款式内容丰富，不拘一格是它的又一特色。从字数上说，光底款就有两字、四字、六字、十二字、十八字款不等。除底款外，也见于器物肩部、颈部、腹部或外壁，间或有长篇题记。款色以青花为主，墨书也较常见。字体以楷书为多。款的内容非常广泛，但几乎每件器物都非常注意宣传醴陵窑自身，象“湘造”款是属于比较含蓄的，大多都是“大清宣统×年湖南瓷业公司”或“湖南瓷业公司”、“瓷业公司”，最长的底款要数“宣统二年湖南瓷业学堂学生周治锺成绩品”这类款。同时题记款也很丰富。五彩双龙香炉的底款和题记款共三处计46字，通过这些款可对其制作年代、购买和使用时间、使用目的和生产厂家了解得一清二楚。在醴陵窑瓷器中凡是底款为“大清宣统×年湖南瓷业公司”的大多胎质细腻，釉面光亮，施釉均匀，制作规整，画工精细，色彩亮丽或淡雅，都属于该窑档次较高的佳品，其它底款的产品明显稍逊一等。如枣红釉地向日葵纹瓶器形高大，纹饰也很大气，黄色向日葵鲜嫩欲滴，绿色枝叶深浅分明，底色的衬托也很协调，这件器物的设计是很成功的，但是它的做工不精细，施釉不均匀，还有不少的缩釉点，是其欠缺之处。

清末民初，由于内忧外患，瓷业加速嘉道以来的衰颓之势。醴陵窑的崛起可谓中国瓷业发展史上的最后余波，它能在短暂的时间内迅速崛起，并一度超过景德镇，从而奠定了醴陵发展成“瓷城”的基石，实乃经济史上的奇迹。这里有内外诸多因素。

醴陵位于湖南株州与江西萍乡之间，瓷土丰富，燃料充足，其制瓷约始于雍正年间。据《醴陵瓷业考》云：时广东兴宁人廖仲威在醴陵沩山发现制瓷原料，便邀来同乡陶工，向沩山寺租赁山地采泥制瓷，成为醴陵制瓷之初始。嘉庆以后，醴陵发展成以沩山为中心，纵横数十里的瓷业产区。可见至清中期醴陵制瓷已具相当规模，这便是其崛起的基础。

清末明初湖南大兴实业之风，为醴陵窑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湖南是近代救亡图存最为突出的省份。十九世纪60至90年代，湖南在对抗外来侵略势力时表现了顽强的抵抗力，被视为中国“大陆腹地中一座紧闭的城堡，因而也是一个无与匹敌的、特别引人注意的省份”。在戊戌运动中，湖南被称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戊戌维新失败后，一些爱国志士认为在中国直接走政治改良之路难以实现目的，转而提倡实业救国之道，湖南也掀起了大兴实业的运动，1906年醴陵瓷业制造公司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办成立的。其创办人为湖南湘西凤凰人氏熊希龄。熊希龄出身于军人家庭，自小聪慧过人，被誉为“湖南神童”，是湖南维新运动的健将，后为清朝五大臣考察欧美政治的参赞。通过对欧美列强的考察，熊希龄深感中国落后挨打之苦，认为中国欲富强，必须实业救国。瓷器是中国国粹，但清中期以来萎缩不振，与此同时，日本制瓷采用先进技术生产，其生产效率和质量超过中国，产品返销中国市场。日本瓷“近年专运北方奉天、直隶等省，销畅极大，故景德镇瓷利奇减。”这是令每个爱国志士痛心疾首的。因此熊希龄从日本考察回国后决心重振中国瓷业。

醴陵窑之兴盛，也有其内部原因。其一是瞄准市场调整产品结构。醴陵开窑以来一直生产民用粗瓷，至清末市场萧条，窑业难以生存。“近年以来，土货滞销，窑户赔累，几至歇业，皆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鉴于这种状况，熊希龄上书湖南巡抚端方，认为仅生产粗瓷难以为继，必须调整产品结构，采用新法生产细瓷，产品才能打开销路。“此种瓷若能发达，不独太湖以南销场甚广，而西通云贵，南入粤西，皆将为我市场，比购之数千里之景德镇为廉。”且能抵制日本瓷对中国市场的占领。“我若有成本最省，运本最轻之货，必能抵制输入，可无疑矣。”在熊希龄的倡导和组织下，醴陵窑开始生产细瓷，“醴瓷特色，有釉下花，先画后釉，明洁无瑕，画手甚精，写生为主，其次图案或画山水。镇瓷虽精，无釉下画，赛会南京，居醴之下。”之后打开市场且多次在国际上获奖均赖于此。

采用先进技术生产和近代企业管理模式是醴陵窑兴盛的又一内因。为提高陶工素质和产品质量。光绪三十一年，巡抚端方拨库银一万八千两，在醴陵江湾开办湖南瓷业学堂，以文俊铎为监督，聘请日本教师授课，内设辘轳、模型、陶画诸料，有速成、永久、艺徒等班，先后毕业学生达千数百人，他们成为醴陵制瓷的技术骨干，“醴陵改良之机遂启于是”。同时仿效西法，按近代企业的生产、管理模式，筹银五万两组建醴陵瓷业制造公司，以袁伯葵为公司总理，内设圆器厂、琢器厂、机械室、电灯室、化学室等，装置先进机械，所用原料均经化学分析，坯釉配方按百分比控制，按科学方法指导生产。醴陵瓷业公司是湖南瓷业中较大也是唯一的近代企业，由于采用先进设备、技术和管理模式，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产品供不应求，在长沙、湘潭、衡州、益阳、常德、醴陵设六处承销点，仅醴陵沩山等处经营瓷器者就达480余家。后来由于窑场管理经营不善，加之水患天灾，政局动乱，使公司无法发展。不久因资金耗尽，许多窑场逐渐倒闭，风光了十余年的醴陵瓷业公司已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瓷业学堂改为湖南模范窑业工场。至此之后，醴陵虽瓷窑不断，但无法超越清末至民国初期，也就无法再创新的高峰。醴陵窑短暂的兴盛，只不过是中国古代瓷业盛况回光返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