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湖南省安化县人。嘉庆七年（1802）进士，官至安徽、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陶澍“少负经世志，尤邃史志舆地之学，所至山川，必登览形势，访察利病。”提倡“研经究史为致用之具”，强调“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主张通经致用，面对现实，以实学观察和解决社会问题。在当时的经世派人物中，陶澍地位最高、威望最隆、影响最广、改革的成果也最大、最多。他不仅是“湘系经世派的柱石”；而且是“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先驱和前期（鸦片战争之前）领袖。”
一
陶澍经世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社会根源。
第一，家学的熏陶为陶澍经世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
陶澍先祖，是当地富户，后渐衰落。其祖父“习种植外，时或市茶汉镇。旅邸无事，辄结网以习劳，人莫知其为商来也。”即务农又经商，对社会有了更多的了解机会。到陶澍父亲时，家境更加困难，因天旱，“连岁歉收”，“益贫乏，或数日断炊”，须“采藜霍以佐食”。陶澍读书也只能半耕半读，要适当参加一些劳动。贫困的家境，是陶澍经世思想产生的客观环境。
陶澍的父亲陶必铨（1755-1805）对陶澍经世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有极其重要的直接作用。陶必铨是一个知识专深的经世学者，长期以设馆授徒为业。他“幼颖异，闻先祖谈古文及星象，辄向家人述之无遗。六岁，从堂叔学海公受经，旁及子史，多所留览”。主张“通经致用”，强调学习经学，必“以通经为本”；又非常重视史志舆地等致用之学，每“往各乡，辄访问其人物，综览其形胜，古迹残碑，摩挲殆遍，有所闻见，随手扎记，久而成帙”。非常重视地方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编辑。陶必铨学习刻苦，主张“多读书”，“厚植根底”，力求“会通求实”，“务贯通，不为章句之学”，所述“多前人所未发”；且涉猎极广，“熟于掌故，穷源究委”，有多种经世著作传世；“平生不营财产，视阿堵物若土苴也，偶有赢余，专置古藉，插架甚富”。陶澍自述，“七岁随府君受书，朝夕在侧”，“跬步弗离”，先后在小淹、江南、长沙、梅城、桃江等地随父读书，长达17年，直到嘉庆五年（1800），陶澍23岁中举，才离开父亲。陶澍说：“府君教人，不拘一格，谈经课艺，终日无倦容。于天文、律吕、礼制、开方诸法，尤（尔见）缕详明，或离席划地作图，或于中堂揖让进退以演之。其立课，仿先儒之分年日程，而以通经为本。尝谓经熟则义理熟，而言之有物。以故及门之士，咸知趋向实学，取青紫者甚多。”对陶澍，更“每语以古贤可敬可畏之事，以感发其志气，虽途间食顷，谆谆然随事指点。夜则蹴以足，而诘日间所学诗、古文辞，旁及俶诡之文，皆听以意为之，未尝限以绳尺。惟偷懒必戒，夏楚不少贷……教诱尤极殷恳焉”。陶必铨对陶澍期望极高，他在《二子名字说》一文中谈到了为儿子取名陶澍的因由：“天下之能苏万物者，莫于雨。戊戌之年大旱，冬，谷骤贵，而长子适生，因名之曰澍，而字以云汀，盖其而以泽苍生也。”因此一直将陶澍带在身边培育，陶澍也终于成为他所希望的“有体有用之才”。
陶澍经世思想的形成，还受到陶姓先祖陶侃、陶潜经世实学的深刻影响。
陶侃（259-334），字士行，晋时曾任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军事，封长沙郡，谥曰“桓”，世称陶桓公。陶侃“性宏毅，孤根特立，有网维四方之志”。“勤于吏职，阃外事千头万绪，综理细密，笔翰如飞，门无停客。”崇尚实学，强凋“以实不以华”，反对虚华，认为“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无益实用”。主张“通经致用”，“好学，善谈论，尤明《诗》、《易》、《御览》，复引别传，言公厘明《诗》、《书》、《春秋》。足证公志在圣览，严斯道之防，且有功经字，不徒勋高百代，为有晋第一纯臣也。”以上，也是对陶澍的写照。陶澍同样志向远大，以天下为己任，勤于政事，崇尚经世实学，主张“通经以致用”。可见，陶澍是以陶侃为榜样的。
陶潜（365-427），即大诗人陶渊明，卒后友人私谥“靖节”。陶潜家境贫寒，生活困苦，自称“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在儒家经世思想指导下，陶潜想干一番事业，“猛志逸四海”，希望通过出仕的道路，“大济苍生”；但因鄙视权贵，“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挂印归农，“躬耕自资”。陶潜亲自参加生产劳动，较广泛地接触农民，认识社会，创造了许多描绘农民生活、农村风光和揭露社会黑暗的诗作。陶澍非常欣赏陶潜的人格和诗风，认为他“高于晋宋人物”，对陶诗更深有研究，著有《陶渊明集集注》十卷，《陶靖节年谱考异》二卷，是学术界公认的研究陶诗的权威。陶澍为官清廉，关心民众；在整顿盐漕诸政中，敢于与权贵势力作斗争，兴利除弊；陶澍关于农村生活的田园诗作；等等，都可以看到陶潜的深刻影响。
第二，中国传统的经世实学，为陶澍经世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经世致用之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优秀传统之一。经学是古代知识分子治国理政的理论基础，“经世”就是经邦治国、济世救民、建功立业。一般说来，在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荡的严重时期，经世思想则更为突出。明朝后期，吏治腐败，经济衰落，矛盾激化，一些有为的知识分子举起经世致用的武器，积极入世，以明道济世为己任。他们的思想主张，对处于晚清的陶澍有着直接的影响。如：
归有光（1506-1570），字照甫，号震川，江苏人，著名的学者、文学家。归有光主张“通经学古”，认为“天下学者，欲明道德性命之精微，亦未有舍六艺而可以空言讲论者”。陶澍对归有光十分敬仰，亦主张“通经以求致用”，在江苏为官时，曾在归有光读书的嘉定县建震川书院，培育学子；又到归有光祠“行释奠礼”，并访求归有光后人主持祠祭，置田亩养之，使其发扬归氏思想学术。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北人，官至大学士，曾为首辅，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改革家。张居正主张实学，反对空谈，要求学者“卓行实学”，“适于实用”；强调实践，解决实际问题，他说：“学问既知头脑，须窥实际，欲见实际，非至琐细、至猥俗、至纷纠处不得稳贴，如火力猛迫，舍体乃现。”“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若不经过实践，则只是“纱窗里看花”，不能得到真知。陶澍深受张居正影响，在学术和吏治上都效法张氏，提倡实学，强调实用；重视吏治，办事果决。他说：“明至嘉、隆时，上恬下嬉，气象芥然。江陵张文忠公起而振之，挚领提纲，综核名实，法肃于庙堂之上，而令行于万里之外。其时，海内殷阜，号为义安。迄今读其奏疏及手牍诸书，洞中窍要，言简而虑周，卓然见之施行，其精神气魄，实够斡旋造化，而学识又足以恢之。”称赞张居正为“旷古之奇才，不仅有明一代所罕见也”。
高攀龙（1562-1626），字云从，江苏人，明末实学的倡导者，东林党领袖人物。高氏官至左都御史，公正廉明，因揭发魏忠贤一伙，被迫害而死。曾主讲东林书院，鼓吹经世致用之学。故史称高攀龙“居庙堂之上，无事不为吾君；处江湖之远，随事必为吾民”。陶澍称其“持身则主敬存诚，立朝则直言正色，卒能取义成仁，不负所志。其立说著书，授徒讲学，皆宗经卫道，足以模楷儒林……高攀龙忠节既树人伦之鹄，道德尤为后学之宗”。因此，陶澍奏请将高氏入祀文庙。
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号亭林，江苏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经世实学的倡导者和力行者。顾炎武高举经世致用旗帜，抨击八股空谈，主张通经致用，重视实践，推行改革。顾氏认为学问的目的，在于“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君子之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因此，学术研究要探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顾炎武还强调经学是“本原之学”，是“后世用以治人之书”；注重人心风俗的改造，认为这是治乱的关键；重视实践，要求把学术研究和实地调查相结合。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肇域志》等，都是著名的经世之作。陶澍认为“亭林气节，足媲陶庵，其学问文章，与震川分行而并峙”。并承袭了顾炎武的经世思想，其治学、言行、吏治、著述都效法顾氏，以其为榜样。
陶澍经世思想还受到清代前期经世学者的巨大影响。如：阎若璩（1636-1704），山西人，清初考据家，主张以经学为致用之具，强调为学首在明理。陶澍很欣赏阎氏为学以实的精神，对其经世著作《潜邱札记》评价甚高。钱大昕（1728-1804），江苏人，著名史学家和考据学家，他强调史学要去伪存真，陶澍也强调修史志谱书，必须“传信”，“征信于古”。王鸣盛亦为清初史学家，他认为“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纪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纪昀（1724-1805），即纪晓岚，河北人，《四库全书》总纂，提倡实学，讲求实用，反对空谈，能广纳各派学问，无门户之见。陶澍以纪晓岚为师，有《祭协揆纪河间师文》，赞其“扶舆清气，以礴以磅。笃生贤哲，为国栋梁。”曾任湖南巡抚的赵中乔和曾任湖南学政的石韫玉，都是提倡经世之学的大吏，且都是陶澍的师辈，曾指点过陶澍的学问文章。
第三，湖湘文化的经世精神，为陶澍经世思想印上了鲜明的特色
湖湘文化是湖南本土文化，其源头可追溯到战国时屈、宋的楚辞歌赋，而最终形成却在两宋时期。讲求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其具体表现主要是：主张体用统一，为学首在明体，明体是为了达用；提倡实用之学，读经的目的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实践，知行一致，学用一致；积极入世，关心政治，倡言改革，除弊兴利；发奋图强，矢志不移，坚毅刻苦的奋斗精神。这些，在陶澍为学为政的一生中，都得到了明显的体现。
明末清初的王船山（1619-1692），直接继承和发展了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传统。陶澍对王船山非常敬仰，曾说：“衡阳王船山先生，国朝大儒也，经学而外，著述等身，不惟行谊介恃，足立顽儒。”他曾多次到衡阳，参观王船山旧居，并题“衡岳仰止”的匾额，又题联“天下士非一乡之士，人伦师亦百世之师。”陶澍还支持邓显鹤搜集、编辑、刊刻《船山遗书》，使船山著作第一次广为流行。王船山经世之学思想对陶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反对空谈，主张实学。王船山认为明亡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陆、王心学的空疏浮华学风，空谈误国。他主张面对现实，研究实际问题，“自小喜从人问四方事，至于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特别注意史地舆志之学，认为取古今得失，“以为来者师也”。陶澍同样反对空谈，重视关系国计民生诸大政；而潜心于研究明体达用之学，“尤邃史志、舆地之学”，他的《蜀輶日记》等著述，都是很好的经世致用之作。二是承认变化，赞成改革。王船山认为历史是发展的，社会是变化的，故治国理政之法也要因时因势而变。所谓“三代之法，不可以挟以为名，治后世之天下。”又说：“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懈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子不以垂法。”和王船山提出改革的思想相比，陶澍更重视倡行改革的实践活动，主持了漕、盐、水利等多项改革。三是重视践履，知行统一。王船山强调为学应当“征之以可闻之实”。在知行关系上，提出了知行统一说：“知行相资以为用，惟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相资以互用。”而且行是知的基础，“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陶澍同样重视实践，强调行重于知，认为“造化之妙，非身历其境者不知，仅从纸上谈兵，终隔一层”；“遥度之辞，与身历其境者，终隔一尘。”综上所述，王船山的经世实学，确为陶澍所继承和发展。
长沙岳麓书院是学习和宣传湖湘文化的重要据点，王船山亦曾在岳麓学习。自康熙末年至嘉庆年间，李文照、王文清、罗典等著名的经世学者先后任岳麓书院山长，长达六七十年。“以扶植世教为己任”的李文照，恒于治学，笃于人伦，认为“学者欲通世务，必须看史”，强调“力行”，认为“学问思辨，必以力行为归也。”王文清著述丰富，达55种之多，讲求经世致用，鼓励学生研究礼、乐、兵、农等各方面的学问。罗典注意在教学中向学生传授真正有价值的内容，使学生能“坚定德性，明习时务”，人称罗典“主讲岳麓，唯以治经论文启诱后进，覃思幽微。”在这些经世学者的主持下，湖湘文化的经世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陶澍幼年曾在岳麓书院学习。陶澍自称自幼随父陶必铨读书，“朝夕在侧”，“跬步弗席”。陶必铨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在岳麓书院读书，“闭门（醰）精，所识愈邃，掌教少鸿胪罗慎斋先生极爱重之。”即是山长罗典所器识的学生。这时，陶澍则跟在陶必铨身边读书，可以说是罗典的再传弟子。此事陶澍曾多次提到，如他对朝鲜友人说：“岳麓书院为海内四大书院之一……不佞幼随先君子萸江翁读书其中，一自砺碌软红尘中，此境殆犹鸿雪矣。”陶澍对幼年在岳麓书院读书的经历矢志不忘，说明岳麓的经世实学传统已深深地印在其思想中。
二
陶澍经世思想在当时和以后都发挥了巨大的影响。
第一，陶澍是湘系经世派柱石
嘉道年间，湖南形成了以陶澍为首的“湘系经世派”，其主要成员有魏源、贺长龄兄弟、严如煜父子、汤鹏、唐鉴、李星沅、黄冕、邓显鹤等人。他们都有强烈的经世意识，主张积极入世，通经致用，“治国、济民、治天下”；大力推行改革，对漕运、盐政、水利、河工、币制、兵防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大政，都提出了改革主张，并取得了显著成果。他们的活动，都以陶澍为核心，正如左宗棠所说：“大江流日夜，八州子矛，翘首公归”。
魏源（1793-1857），比陶澍小十四岁。魏源初到北京，“陶文毅深器之，为之游扬于朝，又欲其投贽穆彰阿以取巍科。”贺长龄（1785-1848），比陶澍小六岁，同为进士出身任京官。陶、魏、贺都是消寒诗社成员，交往颇多，交谊很深。道光五年（1825），陶澍任江苏巡抚，贺长龄为江苏布政使，魏源在贺长龄幕府。三人通力合作，大力提倡经世致用之学，首行漕粮海运，取得了震惊朝野的巨大成果。在陶澍的积极支持下，贺长龄委托魏源编辑《皇朝经世文编》。该书的刊刻发行，标志着嘉道年间经世思潮的形成。孟森说：“嘉道以还，留心时事之士大夫，以湖南为最盛，政治学说亦倡导于湖南，所谓首倡《经世文编》之贺长龄，亦善化人。而陶澍以学问为实行，尤为当时湖南政治家之巨擘。”道光七年（1727），魏源转入陶澍幕，成为陶澍的主要助手，共事长达 12 年。他们倡行海运、改行票盐、刷新吏治、整理财政、赈济灾荒、治理江河，都取得显著成果。在陶澍的培育下，魏源成长为名震一时的经世学者与改革理论家，各省大吏“凡有漕河盐兵等政更张，皆延与（魏源）议定而后行”。魏源一生，以陶澍为师，陶病逝后，全力为其处理后事，称“源自弱冠入京师，及来江左，受公（陶澍）知数十载”，因而挽联说“知遇感殊深”。贺长龄在陶澍之后，亦成为封疆大吏，并在所辖之地实施经世改革。贺氏之弟贺熙龄亦信奉经世致用之学，早年就和陶澍多有交往，“寓居京师，与文毅篝火旅馆”；加以又同陶澍有亲戚关系，对陶澍十分敬仰。
严如煜（1759-1826），长陶澍二十岁，是陶必铨在岳麓书院的同学，好“研究舆地、兵法、星卜之书，尤留心兵事”。陶澍自小与严如煜交，称严氏“性豪迈，去边幅，泊荣利，晚更冲粹，视之田夫野老人也。及其驰骋古今理乱，贯穿天文、河渠、兵法、星卜，以逮舆地险要，形格势禁，若聚米画沙，烛照而龟灼，所规划常在数十百年外”。严氏留有多种经世著作，“后之有志经世者必将取镜焉”。严氏之子严正基，与魏源同学，亦为著名的经世学者，曾得到陶澍的帮助。
当时，湖南一些经世官员和经世学者和陶澍多有交往，或曾得到陶澍的提携和帮助。如李星沅“少好学，体弱家贫，勤读不缀。安化陶文毅公澍，故父执，方任川东道，招入幕，语曰‘子经世才也，但当多读书耳’，星沅感谢自力”。李跟随陶澍多年，后位至封疆，仍对陶澍执弟子礼。黄冕罢官后闲居，陶澍知其有经世才，特起用其处理盐漕诸务，终成经世能吏。汤鹏负经世才，但不得志，著有《浮丘子》等书，倡言改革。陶澍称其有“凌轹百代之才”。邓显鹤以搜集整理湖南地方文献为己任，曾得到陶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陶澍还为邓氏的《资江耆旧集》等著作作序。邓显鹤在一首诗中说：“江南佳话久喧传，使节重临亦夙缘。尚有松榆夸里社（陶公寓金凌），况兼中甫作藩宣（贺耦耕方伯）。海滨郡拔庞参薤（罗麓西郡伯方守镇江），幕府才推瘐杲连（魏默深孝廉）。未便分阴坊逸兴，南楼秋月恰娟娟。”反映了湖南经世人才多团结在陶澍周围，并在陶澍管辖的两江地区活动，两江也是当时改革最突出的地区。
第二，陶澍是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核心
在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向半殖地半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由于封建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社会危机日益深化。地主阶级中少数开明人士逐步认识到封建社会中的各种弊病，若不加以改变，将会导致封建王朝的衰亡。他们纷纷以匡时救世自任，倡导经世致用，力图除弊兴利，在嘉道年间形成了一个地主阶级改革派。这个改革派集团基本上由两部分人组成：一类是清王朝的封疆大吏，如陶澍、林则徐(1785-1850)、黄爵滋(1793-1853)、阮元(1764-1849)、贺长龄、秦瀛、李星沅、徐继畲（1795-1873）等；另一类是经世学者和下层官吏，如魏源、龚自珍(1792-1841)、包世臣（1775-1855）、汤鹏、卿祖培、姚莹（1785-1852）、吴挺（1800-1832）、董桂敷、王凤生、俞德渊（1778-1836）、徐松（1781-1848）等。
陶澍是这一改革派集团的核心人物，可以从两方面理解：
其一，陶澍是这个改革派集团前期（鸦片战争之前）的领袖人物，改革派成员大多团结在陶澍的周围。其中贺长龄、魏源、李星沅、汤鹏、黄冕等湖南人已如前述。林则徐曾是消寒诗社成员，和陶澍早有来往，道光十年（1830），陶澍点名请调林则徐来两江任江宁布政使。从此，在长达七年的时间中，二人共同治水、救灾、行盐、禁烟、整饬吏治、发展生产、整顿兵防、改革币制，“志同道合、相得无间”。在陶澍的支持和帮助下，林则徐先后擢江苏巡抚、湖广总督。陶澍认为林则徐“才长心细”，向道光推荐其接任两江总督。林则徐十分尊敬陶澍，曾以弟子礼吟七律 30 首，祝陶澍六十寿辰，盛赞陶澍“重镇东南半壁雄”。包世臣加入陶幕后，陶澍“延为上宾”，使其经世才干得到了充分发挥，包自称：“海运、海淤、票盐三事，发之收之，皆由鄙人。”王凤生罢官丢职之后，陶澍知其有经世才，特招入幕府，“留凤生襄义”，“与盐事终始……寻淮北票盐大畅，陶澍以首议功上闻，促之出”，重返官场，成为经世能吏。陶澍了解俞德渊有经管盐政的经世才干，“越级保荐”任盐运使，对整顿两淮盐务发挥了重大作用。姚莹为陶澍下属，陶澍知其贤，向朝廷“荐可大用”，先后擢为知州、护盐运使。陶澍和秦瀛、汤鹏、卿祖培、黄爵滋、龚自珍、董桂敷等都是知交好友，相互砥砺，通信往来，共同倡导经世致用之学。
其二，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所取得的主要成果，都是由陶澍主持和领导的。目前学术界所肯定的改革派的主要改革成果，基本上有海运、票盐、治水、禁烟四项。“海运”是指东南各省漕粮由河运改为海运，这是道光六年（1826）陶澍任江苏巡抚时组织完成的。陶澍在贺长龄、魏源、包世臣、俞德渊等人协助下，组织了一千多只沙船，将两百多万石漕粮由上海运往天津、北京。这一成功，受到朝野称颂，认为是“国便、民便、商便、官便、河便、漕便”的大好事；“利国、利民、利官、利商，为东南拯弊第一策。” “票盐”是指陶澍将淮北盐场由纲盐制改为票盐制，是在林则徐、魏源、包世臣、俞德渊、黄冕等人协助下完成的。这一改革也是依靠商人的力量，由官营改商营，从而使盐课拖欠变为了盐课“年清年结”的新局面。史称票盐是“百世之利，后之筹国者必将取法焉。”[38]“治水”是地方官吏都要遇到的大政，从道光六年（1826）开始，陶澍与林则徐通力合作，组织了江苏河、湖水利工程，在治理中多有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果。“禁烟”是全国性的大事，陶澍不仅是支持禁烟的八督抚之一，而且首倡禁烟章程八条，在两江地区大力禁烟，在全国第一次收缴销毁大批鸦片。当时，陶澍主持的两江地区，可以说是改革派的实验园地，一些改革派官员和许多经世学者也集中于两江地区，团结在陶澍的周围。因此，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改革成果，也集中在两江地区。
第三，陶澍经世思想抚育了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一代湖南人才
陶澍经世思想不仅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后世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其中最突出的是对经世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对湖南经世人才的培养。近代著名史家萧一山说：“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皆标榜经世，受陶澍、贺长龄之熏陶也。”又说：“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人才不能蔚起；是国藩之所以成就，亦赖陶澍之惶引尔。”张之洞曾同张佩纶讨论评价道光以来的国内人才，认为“当以陶文毅（澍）为第一。其源约分三派：讲求吏事，考订掌故，得之者在上则贺耦耕（长龄），在下则魏默深（源）诸子，而曾文正（国藩）集其成；综核名实，坚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则徐）、蒋砺堂（攸钻）相国，而琦善窃其绪以自矜；以天下为己任，包罗万象，则胡（林翼）、曾、左（宗棠）直凑单微，而陶实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明确提出陶澍是全国经世人才之“源”，曾、左、胡等洋务派人才只是其“流”。
曾国藩（1811-1872），小陶澍三十二岁。根据现有资料，曾国藩未能与陶澍见面，道光十六年（1836），曾国藩特意到金陵拜见陶澍，却为幕僚李子本所阻而未果。后胡林翼送《陶文毅公全集》给曾国藩，曾氏置于案头，日记中多有阅读陶集的记载。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采用陶澍票法治盐，认为“淮北盐务，自前督臣陶澍改为票盐，意美法良，商民称便，果能率由旧章，行之百年而不弊”。曾国藩的理学经世理论，广纳各派学说；他重视经学和史地等实用之学；整顿吏治、士风、学风；重视实践，坚毅卓行等诸多方面，都受到了陶澍经世之学的影响。
左宗棠（1812-1885），自幼学习经世之学，以“今亮”自许，闻名朝野。道光十七年（1837），陶澍在醴陵会见左宗棠，“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订总督布衣之交，后又结为儿女亲家。左宗棠非常敬仰陶澍，称其“督部勋望近日疆臣第一，虚心下士如此，尤有古大臣之风度”。陶澍逝世后，左宗棠感其知遇之恩，在安化小淹为陶理家课子达八年之久。左宗棠说：“吾在此最快意者，以第中藏书至富，因得饱览国朝掌故有用之书。”他因此而学问大进。胡林翼说：“左孝廉品高博学，性至廉洁”，“在陶文毅第中读本朝宪章最多，其识议亦绝异。其体察人情，通晓治体，当为近日楚才第一。”左宗棠以理学为宗，主张“以程朱为准”；崇尚实学，重视舆地、兵、农之学；反对空谈，重履实践；重视吏治，廉政爱民；发展生产，推行改革；重视边防，反抗侵略等各方面的学术思想和施政方略，都以陶澍为榜样。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时，曾在南京为陶澍、林则徐建祠，并题联：“三吴颂遗爱，鲸浪初平，治水行盐，如公诚不朽；川｜载接音尘，鸿泥偶踏，湘间邗上，今我复重来。”以陶澍第二自诩。
胡林翼（1812-1861）八岁时，随祖父会见陶澍，陶澍“惊为伟器，曰‘吾得一快婿也’，遂以贺夫人所生女字之”。后胡林翼年少气盛，恃才傲物，目中无人。为此，陶澍“大治宴，延林翼上坐，纵谈古今豪杰，微讽之，林翼如是折节读书”。而后，陶澍对其耳提面命，一日一课，又先后请著名经世学者贺熙龄、蔡用锡教授。胡林翼在陶澍培育下，学识大进，“一生谨守文毅规戒，而不负期许。”在理学经世、吏治察民、重农用商等方面，都继承和发展了陶澍的思想主张。特别是发展了陶澍重视人才的思想，强调“国之需才，犹鱼之需水，人之需气，草木之需土。得之则生，不得则死”。 “属吏一技之长，一行之善，随登荐录，手书褒美，以宠异之。”在胡林翼的周围，也集合了大批经世官员、将才、学者。
综上所述，陶澍在经世思潮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不仅集经世实学和经世事功于一身，将经世实学和改革有机地结合，在湖南历史上，是将经世之学运用于实践并取得较大成功的第一人。而且他将湖湘文化发扬光大，增加了新的内容，扩大了湖湘文化的影响，提高了湖湘文化在全国的地位。陶澍经世思想在承继中国古代和湖湘文化经世致用传统的基础上，将经世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成为改革的理论依据。从而使这一改革具备新的特点，高于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所有改革，产生了某些新的东西，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先导。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陶澍经世思想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陶澍是中国古代向近代转换的重要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