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1779-1839）为清道光朝一代名臣，创下了不朽的事业；并留下大量诗篇，时人尊为“诗坛领袖”。但在其病故后，由于时局动荡，后人无能，著述散失，一直为学术界所忽视，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其实，陶澍一生倡导经世实学、除弊兴利，主张更法改革、强国富民，是一个有所作为的政治家、理财家、改革家、爱国者。特别是作为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先驱和其前期领袖，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都发生了较大的积极影响，我们不应忘记这一对社会有功的历史人物。

一、提倡实学

1779年11月30日，陶澍出生于湖南省安化县小淹镇的陶家湾村。其时，陶家已经破落，靠父亲陶必铨“舌耕”维持一家生计。陶必铨饱读诗书，曾入学岳麓书院。但终生未仕，心地善良，为人正直。认为“天下能苏万物者，莫如雨”，故为长子取名“曰澍，而字以子露，盖期有以泽苍生也”。可见，其对陶澍期望颇大。

陶澍自幼在父亲身边读书，并要参加一些劳动。陶澍后来回忆说：“陶子少贱，牧于斯，樵于斯、渔于斯，且耕且读”。因此，比较了解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疾苦。陶澍从小就有为国为民的远大志向，13岁时，曾以其父的口气拟联：“红薯、包谷、蔸根火，这点福老夫所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小子为之”。18岁，参加县试，得补邑诸生。23岁，参加湖南乡试，中举人。嘉庆七年（1802），陶澍25岁，参加壬戌科会试，中进士，从此进入官场。先后任编修、主考、御史、道员、给事中等京官。嘉庆二十四年（1819）出任川东兵备道。道光帝继位后，陶澍受到信任，在官场上青云直上。先后为山西、福建按察使，安徽布政使、巡抚，江苏巡抚；道光十年（1830）任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为道光时权重一时的方面大员。

清朝残酷的文化专制主义，严重地窒息了思想，摧残了人才。广大知识分子被迫脱离实际，逃避现实，埋头在故纸堆里，校勘辩伪，皓首穷经，从事繁琐的训话考据工作。到嘉道年间，清朝统治由盛而衰，内优外患交相危机，严重地动摇了清朝统治的基础。在这种背景下，清朝的专制统治有所松弛，梁启超说：“嘉道以还，积威日驰，人心已渐获解放”，可“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计”。许多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由纯学术走向致用之学。为了匡时救世，他们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举起了“经世致用”的旗帜。认为真正的学问，不在于时文、八股，而是要解决社会的现实间题。主张通经以致用，察古以治今，要求上利于国计，下利于民生。他们把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问题，皆列为“经世”之学，一一加以探讨和改革。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形成了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陶澍、林则徐、魏源、龚自珍、包世臣、姚莹、贺长龄、黄爵滋、俞德渊、汤鹏等人，都是这个集团的重要人物。

陶澍“少负经世志，尤遽史志舆地之学”。非常关心社会问题，提倡“研经究史为致用之具”。主张“通经学古而致诸用”，强调“要惟以实，而不以华为能”，“有实学、斯有实行，期有实用”。带头掀起了以经时济世，匡时救弊为宗旨的经世致用思潮。史家孟森指出：“嘉道以后，留心时事之士大夫，所谓首倡《经世文编》之贺长龄，亦善化人。而陶澍以学问为实行，尤为当时湖南政治家之巨擎”。可见，嘉道年间兴起的经世思潮，陶澍有首倡之功。在实际行动上，陶澍鄙视厚古薄今，空谈义理，逃避现实，迂腐不堪，扼杀人的聪明才智的宋学、汉学；也反对摘取章句，死记呆背，把读经通典当做猎取功名的手段。强调治学要博古，读经要有得，读经的目的是为了经世济时，为现实所用。因此，陶澍特别重视实践，重视实地考察。他自己曾说：41年中，“于五岳之九州，则足迹皆已及之，不止于身行万里半天下矣”。因此，“得以耳目所遇，盪滌其心胸”。每到一地，总是对当地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生产民情、农商各业以及山川河谷、地理形势、名胜古迹等详加考察，深入调查。在调查了解社会各方面情况的基础上，陶澍一方面针贬时弊，对社会的黑暗，吏治的腐败、风气的腐化，都能进行揭露和批判。另一方面，则积极研讨各项大政，倡导兴利除弊、更法改革。

陶澍对经世实学的倡导，促进了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黄彭年说：道光年间，面对国内外的严峻形势，“陶文毅公起而治其内”，即首倡经世实学，推行改革。“文毅既没，林文忠公继之，既治其内，复思治其外”，即将经世实学和西方文化结合，以对抗西方国家的侵略。又说：“文毅举其易者为之倡，文忠举其难者为之继。其用心诚而致力果，殆死生以之，至于一身之荣辱毁誉，固有所不计也”。一个“倡”字，一个“继”字，准确地表明了陶澍对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所起的巨大作用。至于所谓“易、难”之说，黄彭年认为陶澍首倡经世之学，改革弊政，易于成功，林则徐继以经世思想，禁鸦片，办夷务，则难以成功。这多少有些偏见。其实，万事开头难，陶澍改革要冲破重重阻力，谈何容易。更何况在对外问题上，陶澍和林则徐一样：主张严禁鸦片，在两江开展了大规模禁烟活动；反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驱逐英国间谍船阿美士德号，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支持平定新疆张格尔叛乱。如果天假以年，陶澍能活到鸦片战争期间，也一定能和林则徐一道，不计“一身之荣辱毁誉”，站在反侵略战争的最前线，反抗侵略者。同时，也会和林则徐、魏源一起将经世思想发展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作出杰出的贡献。

二、主持改革

鸦片战争前夕形成的中国地主阶级改革派，是在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时期的一个承先启后的派别。他们一方面保存了封建主义的一些传统观念，继承了中国历史上改革家的积极思想因素；另一方面，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一些新思想、新观点，反映了某些民主色彩的思想火花。这个派别以鸦片战争为界，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在鸦片战争之前，他们从巩固封建统治的根本目的出发，积极探讨农民起义发生的原因，揭露贫富不均、吏治积弊等社会现象，倡导对河工、漕运、盐政、币制、兵防等国家大政的改革，以图强国富民，社会安定。这些改革主张虽然没有超出封建主义的范畴，但具有积极的意义，对广大老百姓也是有利的。陶澍就是这个阶段里，改革派的核心和领袖人物。

鸦片战争之前的20年，陶澍一直在两江地区为官。当时的两江，地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是清朝的财赋之区，漕粮、盐课均居全国之首。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一些部门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农村自然经济也开始呈现某些瓦解的趋势，商人和市民阶层的力量也相应地比较强大。这种客观环境，为近代地主改革派主张的实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陶澍利用职权，团结改革派，在两江大力推行改革，取得许多成就。

清代漕运任务艰巨，官吏借此浚民脂膏，流弊甚多。江苏漕粮，居全国大半。到道光初年，河、淮交相为患，高堰溃决，运河水浅，漕运被迫处于停滞状态，危及京师粮食供应。道光五年（1825）陶澍任江苏巡抚，在改革派贺长龄、魏源、包世臣等人支持下，实行改革。提出苏、松、常、镇、太仓之漕改归海运，江广之漕仍由河运。第二年，陶澍征集沙船1500多只，连续组织两次海运。航程四千余里，共运米粮163万余石，米质优于河运，运费节省一半，国家、船商、百姓均受益。因此，得到朝野一致赞许，魏源称其为“利国、利民、利官、利商，为东南拯弊第一策”。海运的倡行，不仅是漕粮运输途径的改革，而且标志着清代财政制度的重要变革。“海代河”、“商代官”、“因商用商”，“因商道为运道，因商舟为运舟，因商估为运丁、因漕费为运费”，充分发挥了商人的作用。这些财政制度的改革，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到道光后期，海运成为漕粮转输的主要途径。至光绪年间，河运完全废止。可见，陶澍首倡海运之功，应予充分肯定。同时，海运的倡行，是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所着手推行、并取得完全成功的第一项改革活动，其意义更为深远。

盐课在清政府财政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约占每年财赋收入的四分之一。其中，两淮盐场又占全国盐课的一半左右。但自嘉庆朝以来，由于官场腐败，积弊丛生，终于形成了两淮盐政“商疲、丁困、引积、课悬”的困危局面。道光初期的10年间，两淮盐课拖欠已达2180余万两。道光十一年（1831），陶澍以两江总督兼理两淮盐政，即提出裁浮费、削窝价、轻成本、慎出纳、选总商、浚河道等15条改革措施气大力整顿、革除积弊。当年，淮盐大销，道光帝表彰陶澍“裕国而安民，通商而除害，汝为干国良臣”。第二年，陶澍在魏源、包世臣、王凤生、俞德渊等改革派的协助下，在淮北创行票盐制度。从此，两淮盐政大为改观。陶澍在两淮八年，共“完正杂银二千六百四十余万两，而在岸缓纳之课尚不在其内，从无铳借努之事、库貯常实存三百余万两。几于年清年款；平均每年比前任增加27.5%。做到了盐销、课裕、民便、商利。陶澍所创行的票盐，实质上就是废除封建纲商集团对盐业的垄断，变盐业官营为官督商营，允许自由竞争。盐业规定，无论何人，只要照章纳税，均可领票行盐，为广大商人经营盐业创造了条件。姚莹说：“票法之善，以去商贩之束缚而民便之也”。随后、淮南、河东、两浙、福建等盐场相继仿效淮北，改行票盐。可见，陶澍首创票盐，不仅改革了清代盐业制度，增加了清王朝财政收入；而且对中国的进步也有一定的影响。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在盐业领域的迅速生长和发展。

此外，陶澍在其他方面也提出了许多改革、主张，并取得了实际成就。如陶澍非常重视兴修水利，认为是“覆育苍生”、“于国计民生大有关系”的头等大事。陶澍在安徽时治理了淮河、洪泽湖为中心的水利系统工程，使安徽出现了“嘉禾满大田”的丰收景象。接着，陶澍和林则徐一道，主持修建了江苏水利系统工程。在治理吴松江时，陶澍否定了历来“建闸防潮”的保守主张，提出了“去其闸，直其湾，阔其源、深其尾”的改革方案。在治理刘河、白茆河时，陶澍一反通海口的传统方案，将二河治理为不通海口的清水长河。史称陶澍兴江苏水利，“吴中称为数十年之利”，又说：“陶澍治水利、漕运、盐政、垂百年之利”。又如在救灾活动中，陶澍根据民间救荒经，提出了各乡各村设丰备义仓，以丰补歉的主张。并在总结历年救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倡捐。煮赈、资送、留养、收该、瘗棺、劝粜、养佃、典牛、借种、禁酒、捐衣等12条措施。陶澍还经常深入灾区、了解灾情，在放账官员的选择、放赈救济的原则和方式等上，均有所改进。齐彦槐称其“为东南兴水利，拯灾黎、化枭徒、恤慈孤幼，数千里帡幪荫庇，何殊菩萨心肠”。在币制问题上，陶澍认为“银钱贵在流通”，与林则徐一道，提出了“自铸银币”。的改革主张。实质上是要在中国实行近代银本位自由铸造制度，是中国最早出现的铸造银币的主张，不仅是解决当时货币危机的最好措施；而且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维护了我国民族经济利益与我国货币的独立自主。在鸦片问题上，陶澍深刻分析了鸦片的危害，认为鸦片“不仅耗天下之财，且伤天下之元气”，“吸食鸦片之人，酖毒晏安，久成废物”。他提出了禁烟的八项措施，并在辖区大力开展了禁烟活动。在边防问题上，陶澍力主加强海防，制订了《巡洋会哨章程》，《沿海港汊村庄设法稽查巡辑章程》，要求“远可威慑外夷”，即防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发动的侵略。总之，陶澍竭力推行各项改革措施，使两江地区成为改革派进行改革的实践园地和坚强阵地。

三、培育人才

陶澍是道光朝的名臣，在当时的名望，可谓如日中天。张佩伦与张之洞“论道光未人才，当以陶文毅为第一。其源约分三派：讲究吏治，考订掌故，得之者在上则贺藕耕，在下则魏默深诸子，而曾文正总其成。综核名实，坚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蒋励堂相国，而琦善窃其绪以自矜；以天下为自任，包罗万象，则胡、曾、左，直凑单微，而陶实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二张学问渊博，才识一流，自持甚高，品藻古今，藏否人物，既不轻许时人，也不厚待古人。但他们一致推崇陶澍，在所列九人中，名列首位。蒋攸铦曾是陶澍上司，十分赏识陶澍才干，曾竭力向道光帝荐举。左宗棠、曾国藩、胡林翼稍后于陶澍，却深受陶澍影响，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具体实践者，与陶澍有密切的关系。林则徐、贺长龄、魏源和陶澍一道，都是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中的核心人物。

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人物，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为清王朝的封疆大吏，如陶澍、林则徐、贺长龄等，他们都是进士出身，仕途顺利，为官清廉，有志改革，留下了良好的官声与政声。一类为下层官吏与知识分子，如魏源、龚自珍、包世臣、姚莹、汤鹏、俞德渊、王凤生等，他们或者科举受阻，或者仕途坎坷，甚至科场失意，终身布衣。他们怀抱经世之志，著书立说，实为开一代风气的改革家、思想家。在上述改革派人物中，陶澍年龄最大、资格最老、地位最高、威望最隆。他是嘉庆七年进士，道光三年任安徽巡抚，道光十年升两江总督，成为清王朝统率一方的重臣。这时，魏源、龚自珍、包世臣还是布衣举人；汤鹏、姚莹、黄爵滋则刚登进士第；就是较早进入官场的贺长龄、林则徐、也仅一介布政使。他们都和陶澍有较多的联系，团结在陶澍的周围；并多在陶澍统治的两江地区活动，得到陶澍的培养、支持和实际帮助。

陶澍和林则徐曾长期共事，建立了“志同道合、相得无间”的亲密友谊。他们都是宣南诗社成员，很早就有文字交往。陶澍任两江总督时，请调林则徐来江苏，任江宁布政使，主持灾赈等事物。林则徐在各方面得到陶澍的支持和帮助，第二年升任江苏巡抚。陶林二人在江苏整顿漕务、赈济灾荒，兴修水利、筹改币制、禁绝鸦片、建设海防等重大经济、政治、军事问题上，都有共同的主张和政策，并能采取一致行动。林则徐为常州灾情请旨缓赋，道光帝十分不满，密令陶澍追查。陶澍事先向林则徐透风，并在奏折中支持林则徐，迫使道光让步。陶澍创行票盐，朝廷不少官员反对；林则徐留心朝议，为陶澍传递消息。林则徐十分尊重陶澍，陶澍60寿辰时，林则徐远在武汉，“撰成七律三十首，邮稿致祝”，称陶为“重镇南天半壁雄”的“干国良臣”。陶澍十分器重林则徐，每一次离任，均由林署理总督事；陶因病开缺，推荐林继任，称其“才长心细，识力十倍于臣”。陶澍逝世后，林则徐被任为两江总督，接着为钦差大臣，出使广州禁烟，创下了不朽的业绩。应该说，陶澍不遗余力的荐举，为林则徐的成功创造了一定条件。

陶澍与魏源同乡，又系世交。陶澍未仕家贫，曾得魏源祖父资助；魏又长期在江苏任县官，亦与陶澍交厚。嘉庆十九年（1814），魏源入京，时陶澍为监察御使，曾多次举荐魏源，“为之游扬于朝”，使其名声大振。道光七年（1827），魏源正式进入陶澍幕，从此二人共事达14年。魏源深得陶澍的培养和信任，开创海运、改革票盐、整顿吏治、救济灾民，治理江河等大计，均由魏源参赞筹划，制定方略，陶澍的一些文件、奏折，亦由魏源起草代撰，或提供意见。魏源在陶幕十分自由，是其一生中经济最丰裕、心情最愉快，经世才干发挥得最好的时期。在陶澍的提携下，魏源学识大进，名声大起，经验大增，成为名重一时的改革家，“凡有漕河盐兵等政更张，皆延与之议决而后行”。魏源对陶澍十分器重，有不少诗文表达了愿意跟随陶澍干一番事业的心境。陶澍病逝后，魏源全力处理后事，并为陶澍写了行状、墓志铭、神道碑铭，予以极高评价。

其他改革派成员，如贺长龄与陶澍为同乡，好友，宣南诗社成员，同在翰林院国史馆任编修，同时分任四川、广西主考。道光五年（1825），陶贺分任江苏巡抚、布政使，通力合作，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开创漕粮海运的改革。包世臣是陶澍的主要幕僚之一，深得陶澍器重，所有“大兵大荒河漕盐诸政，无不屈节咨询，世臣亦慷慨言之”。因此，其改革才干得到充分发挥。俞德渊为陶澍所知，与之议盐政，深以为然，“荐德渊超摺两淮盐运使”，盐政稍有起色，“陶澍益贤之，荐其才可大用”。王凤生因黄玉林一事罢官，陶澍知其贤，“留凤生襄议”，“与盐事终始”，“淮北票盐大畅”，陶澍以凤生首功上闻，促之出。姚莹是陶澍下属，为陶澍重用，先后被提拔为知州、护盐运使。陈銮自道光十二年（1832）任江苏布政使，先任巡抚，几乎参加了陶澍所有兴革，对江苏情况，“周知利弊”，为陶澍重用，“倚如左右手”。黄冕以干济知名，“初行海运，巡抚陶澍使赴上海集沙船与议，尽得要领，授江都知县”。随后升任知府、两淮盐运使，协助陶澍处理盐政、灾赈、治水等大政。龚自珍、黄爵滋、汤鹏等与陶澍志趣相投、思想接近、多有交往。可以说，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主要人物，都受到陶澍的影响，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陶澍的提拔和培养。因此，鸦片战争之前，改革派云集两江地区，陶澍在事实上成为他们的领袖和核心，陶澍对改革派集团思想的产生、形成、发展；对改革派人士的成长、团结；对改革项目的提出、完成；都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要研究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首先就要研究陶澍的思想，了解陶澍的事业，肯定陶澍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