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人，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清史稿》本传写道：“国藩，道光十八年进士。二十三年，以检讨典试四川。再转待读，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部。时太常寺卿唐鉴讲学京师，田藩与倭仁、吴廷栋、何桂珍严事之，治义理之学”。
唐鉴（1777——1861），字镜海，湖南善化人。嘉庆进士。历任检讨、监察御史、广西干乐知府、安徽徽宁池太广道、江安粮道、山西按察使、贵州按察使、浙江布政使、江宁布政使、太常寺卿。著有《读易小识》、《朱子年谱考异》《省身日课》、《畿辅水利备览》《易反身录》、《读礼小事记》等。比曾国藩大34岁。
倭仕（1804——1871），字艮峰，号艮斋，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河南开封驻防”。道光进士。历任编修、中允、侍讲、侍读、庶子、侍讲学士、侍读学士、詹事、大理寺卿。著有《倭文端公遗书》。比曾国藩大7岁。
吴廷栋（1793——1873），字彦甫，又字竹如，晚号拙修老人。安徽霍山人。道光拔贡。历任刑部七品小京官、郎中。著有《拙修集》。比曾国藩大18岁。
何桂珍（？——1855），字丹畦，云南师宗人。道光进士。历任编修、贵州学政。入值上书房，授孚郡王读。乡试出倭仁门。
除此以外，该宗派还应该包括李棠阶、窦垿、邵懿辰、吕贤基、罗遵殿、陈源充、罗泽南、刘蓉、方宗诚、涂宗瀛等：
李棠阶（1798——1865），字树南，号文园，又号强斋，河南河内（今沁阳）人。道光进士。历任编修、侍读、广东学政、太常寺少卿。著有《李文清公日记》。比曾国藩大13岁。
窦垿，字兰泉，云南罗干人。道光进士。曾任贵州知府。著有《铢寸录》。
邵懿辰（？——1861），字位西，道光举人。浙江仁和人。曾任刑部员外郎、内阁中书，入值军机处。著有《尚书通义》、《礼经通论》、《孝经通论》等。
吕贤基（1803——1853），字羲音，号鹤田，安徽旌德人。道光进士。历任编修、监察街史、给事中，鸿胪寺卿。比曾国藩大8岁。
罗泽南（1808——1856），字仲岳，号罗山，湖南湘乡人。举孝廉。著有《西铭讲义》、《人极衍义》、《小学韵语》、《姚江学辨》、《读孟子剳记》、《诗文集》、《周易本义衍言》、《皇舆要览》等。深为唐鉴所推重。比曾国藩大4岁。
罗遵殿（？——1860），字淡村，安徽宿松人。道光进士，历任直隶南乐、唐山、清苑知县，冀州知州，皆有声绩。
陈源兖（？——1854），字岱云，湖南茶陵州人。道光进士，历任编修、江西吉安知府。
刘蓉（1816——1873），字召容，号霞仙，湖南湘乡人。出身生员，尝从罗泽南讲究学问，罗泽南称赞他“研心经史，步趋程朱，而于当世之务，无不穷究”。他比曾国藩小5岁。
方宗诚（1818——1888），字存之，号柏堂，安徽桐城人。吴廷栋聘为子师，倭仁、曾国藩从而识之。著有《俟命录》、《经说》、《笔记》、《文集》。他比曾国藩小7岁。
涂宗瀛（1812——1894），字閬仙，号朗轩。安徽六安人。道光举人。从吴廷栋讲学，曾为吴廷栋刊遗集。著有《涂朗轩尚书政书》、《涂朗轩尚书年谱》。他比曾国藩小1岁。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至唐镜海先生处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先生言当以《朱子全书》为宗，……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又言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据；曰文章。……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又问经济宜何如审端致力？答曰：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照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时河南倭艮峰仁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皆记出。……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曾国藩在《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家书中写道：“吴竹如近日往来极密，……渠言有窦兰泉者、垿、云南人，见道极精当平实。……竹如必要予搬进城住，盖城内镜海先生可以师事，倭艮峰先生、窦兰泉可以友事。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镜海、艮峰两先生，亦劝我急搬。而城外朋友，予亦有思常见者数人，如邵蕙西、吴子序、何子贞、陈岱云是也。”
曾国藩的日记，往往为行书，甚至是大草，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起，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就改为一笔一划，工整小楷，以便送倭仁批评。倭仁在该日记上，也往往工工整整加以眉批，并署名“艮峰”。曾国藩也将倭仁的日记借回家去，不仅自己认真学习，还抄录一些寄给远在湖南湘乡的曾国荃，让其弟与他共同学习。十月初一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拜倭艮峰前辈，先生言研几功夫最要紧，……人心善恶之几与国家治乱之几相通，又教予写日课，当即写，不宜再因循。”初三日日记：“贷云来久谈，彼此相劝以善。……贷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此三言者，皆药石也。”初四日日记，“吴竹如来长谈，彼此考验身心，真畏友也。艮峰先生来。”
二十五日日记：“抄艮峰先生日课，将寄舍弟，共三页。”二十七日日记：“城内拜艮峰前辈，谒唐先生，拜竹如、窦兰泉”。十一月二十四日日记：“晤竹如，走艮峰前辈处送日课册，求其箴砭，见其整肃而和，知其日新不己也。而余内不甚愧愤，何麻木不仁至是。竟海先生处惜不久谈”。二十六日日记：“接到艮峰前辈见示日课册，并为我批此册，读之悚然汗下”。二十八日日记：“阅艮峰先生日课，见其孝弟之情恳至流溢，钦仰之至。因遣人送还，另纸称诵此节。”
道光二十三年四月初一日日记：“至吕鹤田处久谈，彼此倾想已久，故一见即投契良深”。六月初三日日记：“昨日接霞仙书，恳恳千馀言，识见博大而平实，其文气深稳多养到之言，一别四年，其所造遽己臻此，对之惭愧无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面目见故人耶？”
六月，曾国藩奉命出任四川乡试正考官。七月离京。因为日记不再请倭仁批评，也就不再写工整小楷，仍用行书、草书了。
道光二十五年，唐鉴告病离职，曾国藩为他刻印所著《国朝学案》一书。二十六年春，唐鉴返回南方。
三十年正月，道光帝病死，咸丰帝即位。二月，下诏求直言。倭仁应诏陈言，请命老成之儒，讲论道义，择无下贤俊，陪侍法从。咸丰帝称其切直。三月，曾国藩举荐吴廷栋、李棠阶、江忠源等。何桂珍以所撰《大学衍义刍言》奏进，被优诏嘉纳。十二月，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义。信奉上帝，批判儒家。
咸丰元年，予倭仁副都统衔，充叶儿羌帮办大臣。大理寺少卿田雨公认为用违其才，咸丰帝指出：“边疆要任，非投间置散也。若以外任皆左迁，岂国家文武兼资、内外并重之意乎”？
五月，召唐鉴入京咨询，六月初一日，曾国藩在家信中写道：“唐镜海于十八日到京，二十三日召见，垂询一切。天颜有喜，极耆儒晚遇之荣。现已召见五次，将来尚可入对十馀次也。”又写道：“罗山前有信来，词气温纯，似有道者之言。余已回信一次。顷又有信来。”
二年六月，曾国藩奉命为江西乡试正考官。七月，行至安徽太湖县，接母丧讣闻，即回籍奔丧。
倭仁上《敬陈治本疏》，咸丰帝戒以留心边务，匆托空言。候补道何桂珍请任倭仁以艰巨。未许。
咸丰帝召见吴廷栋，询问他对倭仁、曾国藩的看法，吴廷栋认为曾国藩虽进言近激而心实无他，”倭仁“守道似近于迂而能知大体”。吴廷栋被任命为直隶河间知府。十一月，命曾国藩帮办湖南团练。
三年正月，命工部侍郎吕贤基会同安徽巡抚办理军务。
二月，太平军克南京，定为首都，改称天京。三月，太平军出师北伐。四月，又派兵西征。十月，克舒城，吕贤基败死。十一月，安徽巡抚江忠源抵庐州。
在这一年，倭仁因奏参爱玛特被降三级调用。李棠阶奉命办理河北团练。吴廷栋练民兵办守御，连升永定河道、直隶按察使。福建兴泉永道何桂珍留京随办城守事宜。
四年正月，太平军克庐州，安徽巡抚江忠源，候补知府陈源兖败死。
曾国藩组成湘军，发《讨粤匪檄》，捍卫孔孟之道，誓师东征。
五月，何桂珍出任皖南道。十月，捻首李昭寿向何桂珍投降。
在这一年，吴廷栋到直隶按察使任。侍郎王茂荫等请命倭仁会同筹办京师团练，咸丰帝以军务非其所长，未同意。不久，命以侍讲候补入值上书房，授惊郡王誴读。
五年四月，太平军北伐部队被清军消灭。李棠阶被赏加四品卿衔。
八月，罗泽南至江西见曾国藩，知其不足以图功，转往湖北。曾国藩虽私怨罗泽南弃己而他往，亦未尝不服其行军有伸有缩，有开有合。
何桂珍欲与曾国藩会合未果，至十一月，被李昭寿刺杀于安徽英山。
在这一年，倭仁升为侍讲学士。
六年三月，宁绍台道罗泽南因伤重死于武昌。
五月，太平军大破清军江南大营。七月，发生天京事变。
十月，英军进攻广州。
在这一年，吴廷栋任山东布政使。倭仁任盛京礼部侍郎。
七年二月，曾国藩自江西回籍奔父丧。
八年五月，清政府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
清廷命曾国藩赴浙江办理军务。
在这一年，吴廷栋坐奏销迟误，降补直隶按察使。
九年九月，以罗遵殿为浙江巡抚。十年二月，太平军克杭州，罗遵殿死之。闰三月，再破江南大营。四月，清廷以曾国藩署两江总督。八月，咸丰帝等走承德国。英、法联军进占北京。九月，签订《北京条约》。十月，恭亲王奕訢等再请回銮。在此之前，倭仁也曾上《吁恳回銮疏》，痛斥肃顺等人误国。
十一年七月，咸丰帝病笃，以肃顺等为赞襄政务大臣，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咸丰帝病死。尊皇后及皇太子生母为皇太后。八月，大学士周祖培等对肃顺等强烈不满，大力谋划由皇太后垂帘听政以倾肃顺等。倭仁与周祖培同为河南人，井有通家之谊，政见也完全一致。于是由周祖培门人董元醇出面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近支亲王辅政，同时建议于大臣中择其德望素优者充当帝师，扩充圣聪。董元醇的奏折，受到肃顺等人的激烈批判。九月，皇太后回到北京，发动政变，将肃顺等革职拿问。十月，以奕訢为议政王。授倭仁为都察院左都御史。
十一月，太平军克杭州，邵懿辰死之。
该年冬，吴廷栋一方面要方宗诚请曾国藩推荐倭仁，一方面直接致函曾国藩，请他特上一疏专保倭仁出任帝师。方宗诚至河南巡抚严树森幕，亦为严起草了《应诏陈言疏》，力荐倭仁。曾国藩为了避嫌，未出奏，回信给吴廷栋，说严树森已疏举倭仁，谅必俞允，“弟自治军以来，不复妄议朝政，亦因虚名太重，稍存敛退，非有所怯而嘿尔也。”
同治元年正月，清廷以两江总督曾国藩为协办大学士。倭仁升工部尚书。二月，同治帝入学，命倭仁等授读。三月十九日，曾国藩在复吴廷栋的信中写道：“都中治象日益清明，艮峰先生及祁、翁两相国同膺师傅之任，正本清源，与尊意适相吻合”。
五月，李棠阶应召至京，被任为大理寺卿。七月，倭仁以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闰八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在复倭仁的信中写道：“阁下内召后，宠眷日隆，膺师傅之荣，跻参政之席，大贤秉钧，海内称庆，素承教益，与有荣施”。二十三日，又在复吴廷栋的信中写道：“方存之谓敝幕人才颇盛，此乃过情之誉。珂乡贤达如杨璞庵、陈虎臣昆季、洪琴西、沈介夫皆处以清要之职，知其久游德门，兼正耐劳、渐染有素，故敝处礼而用之，百不失一。存之，朗仙计不久亦来此间”。当时，倭仁拜文渊阁大学士，分管户部。
在这一年，李棠阶也连擢礼部侍郎、左都御史、署户部尚书、军机大臣。
同治二年，曾国藩与江西巡抚沈葆桢争饷，认为倭仁、吴廷栋偏袒沈葆桢，很不愉快！八月二十四日，复信给倭仁，称所部八万馀人，积欠已多至十五六个月不等。还答复了倭仁询查之黎庶昌、汪瀚、汪铎、万斛泉、甘绍盘、方士超、方宗诚等人的情况。十一月初一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睡不甚寐，因阅倭艮峰相国，吴竹如侍郎各信，肝气颇为怫郁！”初八日，曾国藩在复倭仁的信中写道：“久香（案即朱兰，与倭仁为同年）前辈来此，询悉起居多福，进德不倦，常至翰林院与群士讲明正学，诱掖人才，日新月异，钦幕何穷？……来示又引廉、蔺、李、郭相勖，幼丹中丞引疾之举，侍前并无所闻，……沈帅未待假满，于十月初三接篆复位，似可化去嫌疑”。初九日，又复吴廷栋一函，解释与沈葆桢纠葛原委，表示“不敢稍涉于亢”。
在这一年，李棠阶授工部尚书。吴廷栋入为大理寺卿，再升刑部郎。刘蓉以四川布政使督办陕南军务。
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户部奏折似有意与此间为难，……以用事太久，恐中外疑我擅权专利，……反复筹思，惟告病引退……不复出而与闻政事，则公私之幸也。”次日在复吴廷栋的信中又写道：“不知户部何故疑我得此巨款？……以艮翁管理户部，尚疑我广揽利权，则他人之怀疑可知。用是竟日惴惴，……叱得肝风之疾，未知能否痊愈”。同一天，在复倭仁的信中也写道：“使人以广揽利权疑我，实觉无地自容”。
六月，湘军攻降天京，清廷给曾国藩加太子太保衔，封一等侯爵。给李棠阶加太子少保衔，不久，又调任礼部尚书。
曾国藩为何桂珍伸冤，清廷予谥“文贞”。
太平天国失败之后，慈禧太后，醇王奕譞与恭王奕訢的矛盾迅速白热化，慈禧太后为了打击奕訢，物色到了一个“醇邸之党”蔡寿祺。同治四年二月二十四日，蔡寿祺指名道姓地奏参曾国藩、曾国荃、刘蓉、蒋益澧、李鸿章、万启琛、杨昌浚、江忠浚等。此折留中未发。三月初四日，又直接奏参奕沂贪墨、骄盈、揽权、徇私，言外之意，湘系将帅及意理衙门都是奕訢的私党，请奕訢归政朝廷，别择懿亲议政（宽。次日，慈禧太后召见大学士周祖培，户部侍郎吴廷栋等，垂泪谓诸臣曰：“王植党擅政，渐不能堪，欲重治王罪。”诸臣莫敢对。慈禧太后又反复说：“诸臣当念先帝，无畏王。王罪不可遣，宜速议！”周祖培顿首曰：“此惟两宫乾断，非臣等所敢知。”慈禧太后曰：“若然，何用汝曹为？异日皇帝长成，汝等独无咎乎？”周祖培请与倭仁共治之，始命退下。
初六日，倭仁等会于内阁，召蔡寿祺查讯，蔡但称风闻。次日，倭仁等奏称：“应如何将恭亲王裁减事权以示保全懿亲之处，恭候宸断”。此时，慈禧太后立即拿出亲笔书写的朱谕，将奕訢革去一切差使。初八日，惇亲王奕誴为奕訢早辩。十三日，奕譞由东陵还京，看风转舵，也为奕訢说起情来。于是，十六日又发谕旨，仍然录用奕訢。
三月二十八日，消息传到了曾国藩处，他在日记中写道：“是日早间阅京报，见三月八日革恭亲王差使谕旨，育‘目无君上，诸多挟制，暗使离间，不可细问’等语，读之寒心惴栗之至，竟日忡忡，如不自克”。四月初三日，又与彭玉麟言之国事与渠家事，欷久之”。数日后，彭玉麟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议政王为九江蔡寿祺以莫须有污蔑，致出军机，中外骇闻。伏思今上当极，两宫垂帘，实赖贤王公忠体国，上下一心，华夷钦服，始有今日中兴气象。何物蔡寿祺，丧心狂吠，以珰人之授意，竟敢害于忠良。倭公不侃侃而言，亦竟阿于取好。……天下有心人能不愤恨欲死！不才欲以首领进词，而爵相极力劝阻，须俟城内动静，再和道理”。
曾国藩虽然劝阻了彭玉麟的上奏谏诤，但是，对于倭仁、吴廷栋的表现，自然也难免耿耿于怀，因此，五月十二日，他在致郭嵩焘的信中仍然写道：“竹如不但贬霞，亦颇讥议下走。顷下蔡弹刻（劾）恭邸，艮、竹两公乃上手蔡而下手恭，此又何说也？是非无定，爱憎翻覆，自古以然”。
八月，陕西巡抚刘蓉降调。
曾国藩为邵懿辰作墓铭。
十一月，李棠阶病死，李棠阶与倭仁、吴廷栋被时人称为辅政大贤。
十二月十二日，曾国藩又在给吴廷栋的信中写道：“本年三月之事，外间纷纷非议艮相，并及阁下。比拟作书询问，而大波旋即平复。……兰泉久无来信，有传其业已作古者，京中有确耗否？”
五年，吴廷栋以衰病退休，归寓江宁。
十一月初五日，奕訢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往返函商之后，奏请在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六年正月二十九日，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上奏，反对科甲正途官员学习天文算学。二月十五日，倭仁从立国之道立论，反对师事夷人，担心变夏于夷，亡国灭种。三月初二日，奕訢等上奏，指责倭仁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三月初八，倭仁再奏，认为天下之大，不思无才，不必师事夷人。十九日，奕訢等要倭仁“酌保数员”。二十一日，倭仁承认他“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清廷命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倭仁感到受辱，一再疏辞。“倭相请面对，即日召见，恭邸带起，以语挤之，倭相无辞，遂受命而出，倭相授书时有感于中，潜焉出涕。”五月十二日，“倭相请开缺，旨赏假一月。”六月十二日，倭仁奏称病未痊愈，请开缺调理。从而失去了翰林院掌院学士兵和管理户部事务等职权，仅以大学士充当帝师了。
十二月，东捻军失败，清廷赏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云骑尉世职。
七年六月，西捻军失败。七月，调曾国藩为直隶总督。十二月，曾国藩抵京。十五日，在日记中写道：“拜倭艮峰相国久谈。”
八年正月，醇郡王奕譞奏筹修约，提出驱逐洋人之法，包括鼓励群众制造教案，清廷交倭仁、曾国藩等议复，由曾国藩起草，基本赞成。十八日，曾国藩又在日记中写道：“至恭亲王邸久谈，约六刻许，系为请令倭相仍管部务遂泛论他事也。”可见两人政见相同，曾国藩对倭仁是很友好、很关心的。
二月，曾国藩到保定直隶总督任。十月初五日，为罗泽南作碑文。
九年五月，发生天津教案。清廷命曾国藩赴天津处理。六月，曾国藩到达天津。在处理教案期间，与倭仁频繁通信，通报情况，商量办法。以奕訢为首的“论势者”一派与以奕譞为首的“论理者”一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论势者”一派之总理衙门大臣宝无效以倭相曾致书湘乡论津事，以为阴扰大计”。“枢廷见起时又力诋艮老，意在排击清流。”倭仁虽不以曾国藩将天津府县治罪为然，还是对曾国藩表示理解和同情，先说：“张、刘两员既是好官，不宜加罪。”后又说：“曾国藩为我朝重臣，始参守令系误听崇厚之言，后蒙举世清议，中心自疚不可为人，屡次函商总署，深自引咎，竟不推过于人，惟乞恩免解。我皇上之待大臣有礼，岂有因其一时误听人言而忍其终身之大耻，而使天下称冤，令曾国藩不可为人．即国家亦将耻不可为国也”。
八月，清廷调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以李鸿章继任直隶总督。九月，曾国藩白天津抵北京。二十八日，在日记中写道：“出门拜客，至文博川、倭中堂处一谈，归已更馀。”
十月，曾国藩抵南京，就两江总督任。
倭仁患生瘰病。十年二月十七，倭仁奏请开缺，赏假两月。三月，晋升文华殿大学士。四月十七，再请开缺，再赏假两月。四月二十一日，倭仁去世。曾国藩在唁函中写道：“惟念太保中堂名德硕望，讲求正学四十馀年，存养省察未尝一息少懈。即历载日记，已为海内士大夫所同钦守之正轨，戒宗旨之稍偏。凡有志学道者，皆仰为山斗而奉为依归。至夫黼座论思，讲筵启沃，皆本致君尧舜之心，以成中兴缉熙之业，洵属功在社稷，泽及方来”。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曾国藩也病死于南京两江总督任所，年62岁。
对于曾国藩所在的理学宗派，我们罗列了十五个人的事迹。其中，何桂珍、邵懿辰、吕贤基、罗遵殿、罗泽南、陈源兖都死于与太平军作战的战场。曾国藩、倭仁官至大学士，李棠阶官至军机大臣，吴廷栋官至侍郎，刘蓉官至巡抚，在同治中兴期间，起了重要作用。
在曾国藩与沈葆桢争饷期间，倭仁、吴廷栋认为他们是持平处理的，曾国藩认为他们偏袒沈葆桢，应该说曾国藩已流于偏激。
慈禧太后要治奕訢植党擅政之罪，蔡寿祺参劾曾国藩等为奕訢私党。奕訢为洋务派领袖，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倭仁为清流派的精神领袖，认为采西学，制洋器就是变夏为夷，将亡国灭种。两人政见相反，当然不能和衷共济，而且格格不入，难以容忍。慈禧太后要治奕訢之罪，倭仁当然赞同，决不可能再顶撞慈禧太后来支持奕訢，也顾不得曾国藩了。曾国藩对倭仁，吴廷栋的表现深为不满，但是，不久，慈禧太后又改变了主意，仍然录用奕訢，大波亦随之平复。曾国藩与倭仁、吴廷栋曾经有不同意见，甚至怨恨，但是，从总体上看，他们还是团结的、友好的，曾国藩为了给倭仁谋求管理部务的实权，还曾亲自拜访奕訢进行疏通。在倭仁死后，也给予极高的评价。曾国藩与吴廷栋的关系也早已和好如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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