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箴1859年9月12日（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散原《行状》记为八月，疑指接到谕旨的时间或举约数）被任命为湖南巡抚。这一年他六十四岁，经验与学问与历练早已超出这一职务所需要的种种条件。实际上他得到这一职务的时间未免太迟。陈三立这一年也已经四十二岁了。当时正是甲午战败之际，朝野沸腾，要求变革现状的呼声不可遏止。陈宝箴抚湘的第一要务当然是改革。他在湖南为官已久，人脉厚、情况熟。他喜欢湖南这块土地，也喜欢湖南人的性格。他说：“廉颇思用赵人，吾于湘人犹是也。”因此右铭为得湖南而“窃喜自慰”，决心扫除敝政、与天下更始，“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根基，足备非常之变”。湘人也为得先生而庆幸心安。唐才常致弟书云：“我湘省得陈右老力加振刷，厚植人才，则将来挽回大局之人，又未必不出湖南，拭目俟之可耳。”右铭受命后没有到朝廷请训，便取海路直接从天津抵达长沙任所。
一、陈宝箴的改革思路及其成效
当时湖南大旱，二十几个州县受灾，百万饥民，亟待救援。尤其浏阳、醴陵、衡山的灾情最为严重。致使右铭抚湘，不得不从赈灾开始。他电告其它行省的同僚故旧，请求紧急援助。结果十多天后，便有五六十万支持货款得到落实。王文韶时为北洋大臣，与陈宝箴的关系特殊，陈赴巡抚任前曾多次与之畅怀交谈，因此接到右铭的告急电，商之同人，立即支持两万两。同时严禁贩米出境，值岳州有千余艘运米的船只聚集，企图哗变窜逃，陈宝箴派总兵持兵符阻挡，并且立斩聚众违禁的一名首犯，才平息了事态。从而使上百万受灾的民众得到了赈济，民心于是大定，为改革营造了一个安稳的环境。
他的改革措施，主要从四方面入手：一、董吏治；二、辟利源；三、变士习；四、兴民权。湖南吏治之紊乱、因循、窳败，陈宝箴早就了然于心。王文韶任湖南巡抚时，情况尚可。右铭的前任吴大澄则是一个无能之辈。新巡抚深知，各级官员的腐败风气如果不导之入正，什么改革也办不成。所以他抓住典型，首先罢免了劣迹多端的常德知府文杰和长沙府幕僚任麟，他们的后台婉转为之说情，宝箴就连后台一起疏告。府县以下的昏墨不称职的官吏，如永定知县素尔坦、信道知县单家荣、湘潭代理县丞黄茅和巡检谢发荣等，察劾了二十余人，换上正派有能力的官员接替其职务。右铭一定微感惬意，前述其五古《蝇》所期待的灭蝇、防蠹的愿望，现在他终于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法来加以实现了。经过一番雷厉风行的整顿，初步结果是“群吏凛然”，使得湖南的吏治状况有了改观。后来改革走向深入，为提高各级官员的整体质素，以“开官智”，还曾设立课吏馆，讲授学校、农工、工程、刑名、缉捕、交涉六方面的课程。陈宝箴要求湘省各级官员要“讲求居官事理，研习吏治刑名诸书”，以期适应改革的需要。
辟利源——发展矿业
“辟利源”主要是发展农业和工、商、矿业。湖南山多、荒地多，宝箴奖励垦荒，鼓励富户把未开垦的荒山交给山民立约承包；已开垦的土地，要求多种经营，水果杂粮都可以种植。矿业方面，陈宝箴尤其重视。当时朝廷正在承受巨额的战败赔款，国库空虚，地方财政也极为紧张。开矿、卖矿砂，是获得资金的直接有效手段。湖南的金、铜、煤、锑、铅、锌、磷、汞等矿藏比较丰富。陈宝箴刚到任不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冬天，就奏请成立湖南矿物总局，这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官矿局。右铭在奏疏中写道：“当此时局艰难，度支日绌，凡有可以稍裨国计民生者，分应殚竭愚忱，尽其力之所能及；况值湘省旱灾，截漕备赈，仰烦圣廑。矿产为自然之利，正宜设法经理，少佐赈需。且行之目前，既可以工代赈，如渐办有成效，尤可次第推广，以为练兵制械之资，冀辅库藏之所不逮。”光绪皇帝支持湖南新巡抚的请求，在原折上加了朱批：“所奏甚是，该抚其悉心妥办，以观厥成。”分管矿业的官员经右铭悉心挑选，聘请精通舆地之学的邹代钧和原江南水师学堂提调张通典担任矿物总局提调。
而所制定的《湖南矿务简明章程》，总局章程十一条、官办章程八条、管商合办章程十四条、官督商办章程七条、商民已开各矿分别办理章程四条，叙列分明，极富操作性。包括人员的配置、经费的筹集、机器的使用、矿质的堪定、矿砂的转运销售，以及利税、股金、提红、赏罚等，规定得清清楚楚。例如“抽税”一条规定：“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各矿，均应抽税。惟创办之初，未能畅旺，应暂免其抽收，一俟稍有成效，即行酌定税则。将来各矿业经抽税者，所有厘金概行豁免。其商民于未设矿局以前所开之矿，向归各州县抽税者，则改由总局照章抽税，向归完厘者（如寻常煤铁之类），仍准其照旧完厘，不再抽税，以免纷更，而清界限。”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右铭的管理一方的特殊经验与特殊才干。
开矿之外，机器制造、发电、通讯、铁路、内河轮船运输等项目，也都一一上马。连国学大师王先谦也参与创办“和丰火柴公司”。顺便说一句，王在湖南新政的初起阶段是赞成变革的，对陈宝箴也不无好感，曾说：“陈右铭中丞莅任湖南，余素识也。向以志节自负，于地方政务亦思有所振兴。”湖南的近代民族工业，是在陈宝箴一手扶植之下发展起来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不赞成湖南开办内河轮船公司，说：“中国十八省，惟湖南无外国人之足迹，今一行小轮船，则外人将接踵而至矣。”陈宝箴说：“我虽不行小轮船，宁能禁外国人之不来乎？”张、陈为小轮船事着实争论了一番。张的意思，主要担心湘人强悍，一旦引外国人入于湖南，如果生出事端，就会惹出国际麻烦，他作为湖广总督，需要担当责任。陈的意思，“时局至此，与其防患而科于无益，不如兴事而小或有功。人不胜防，己当自立。”可见陈宝改革决心之大。当时这场争论把许多重要人物都卷了进去，熊希龄尝致函张之洞，侃切陈明湘省行抡之必要，随即又和王先谦、蒋德钧具衔向张之洞递交《上湖广总督请办湖南内河轮船公呈》，湖北方面则请陈三立的朋友黄小鲁观察从中斡旋，张之洞终于被说服，同意湖南湖北协同办理此案，至1898年春天内河小轮船正式开航，为两湖带来好的经济效益。
变士习——改革书院
陈宝箴湖南新政的最大举措在改变士习方面。
他从改革教育入手，重新厘定书院原来的章程，增加算学、物理、化学、方言（外国语言）、商务等新的教学科目，考试内容也提出不以八股时文为能事，而要“博之以经济，约之以道德”。湖南学政江标是个很坚决的改革派，在陈宝箴抚湘的前一年到任，已先行对省城的几所书院实施了一些改革举措。当年的岁试，已经不再强调时文，而改为重视时务，“搜取试卷中之言时务者，拔为前列，以为之招”。谭嗣同拟将浏阳南台书院永远改为算学馆的动议，也是他顶着压力批准的。陈宝箴履任湖南，看到谭嗣同的《兴算学议》大为赞赏，写信给谭嗣同的老师欧阳中鸪说：“谭复生书粗阅一过，其识度、才气、性情，得未曾有。侍居节府数年，暗然无闻，尤为可敬。惜某失之交臂，为内疚耳。”指示印一千册，发给湘省各书院。右铭在湖北任职多年，与谭嗣同的尊人、湖北巡抚谭继洵甚为稔熟，却完全不知道这位有个性有才能的谭公子的抱负，说明复生修节有度、不张致，因而右铭感到尤为可敬。
总之“右帅”（湘省改革派人士喜欢称陈宝箴为“右帅”）的到来，使学政江建霞（江标字建霞）有了更大并且是可靠的支持，湘省的文教改革随之升上新的台级。长沙的四所主要书院，岳麓书院、城南书院和求忠书院是传统型的书院，学风偏于保守；特别是岳麓书院是宋初的“四大书院”之一，学术根底深厚，迨至明清，仍名声远播，山长向由名宿担当。校经书院的前身为湘水校经堂，成立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后于光绪初年正式定名，课业和培养目标比传统书院有很大改进，倡导实学成为自己的传统。培养了许多高才生，左宗棠、郭嵩焘等封疆大吏，以及熊希龄，都是校经书院出身。右铭为推行新政，协同江标重点扶植和整顿校经书院，帮助筹措经费、建造图书楼、添置教学仪器、改革授课内容，除经学、史学、掌故、词章等传统科目，另添设舆地、算学、方言、学绘等课程，“俾诸生于考古之外，兼可知今”。也就是江标所说的要“讲求新学”。并在校经书院设立校经学会、算学会、方言学会和舆地学会，开辟多种聚集专业人才的信道。
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受改革潮流的影响，也发表手谕，提出：“方今时事多艰，培才为急，将欲讲求实用，不能专制艺试帖以为造就之资。圣祖贤臣，属望于各省书院者，至殷且切，若至今尚复自封固步，专侈游谈，启不轻朝廷而羞当世之士耶？”又发为感慨说：“院长老矣，于时务并无通晓，惟以己身不学之故，而并窒人向学之路，则断断不敢出此。诸生务当博览兼精，累进益上，庶几周知当世之要，成为有用之材，以毋负抚部院嘉惠盛心，及院长掖劝微意。”终于把算学和译学列入岳麓书院的课程。当然祭酒（王先谦为国子监祭酒）之表态，在山西巡抚胡聘之、刑部侍郎李端棻奏请变通书院章程及推广学校，并经礼部审核认定之后，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因其特殊的地位，对湘省文教改革仍有推动。皮锡瑞颇为之鼓舞，当即在日记中写道：“岳麓师课已改，不用时文，课经史兼数学。此风既动，当有闻之而兴起者。”果不其然，由于抚部倡导、学政主持、校经书院带头、岳麓跟随，不仅省城长沙，各州县的书院改革也相继行动起来。不仅改革课程，而且主张改书院为学堂。
岳州的文教改革步伐太慢，落在湘乡、浏阳、宝庆、沅州的后面，引起当地士子的不满，于是直接上书给抚部，要求札饬岳州知府与士绅共商改革大计。陈宝箴看到此禀文之后，立即积极回应，予以批复：
现当群雄角立之时，苟不亟图变计，培育人才，力求使用，岂能量力比权、巍然并峙。湖南省城创设学堂学会后，各府州县亦多渐次举行，浏阳一邑并将城乡七书院同时更改章程，讲求实学，尤征卓识。岳州涵汇洞庭钟毓灵秀，该生等拟请照改岳阳书院为经史、时务、舆算、词章各门，以课生童之成材者，改慎修书院为学会，以教童年之堪资造就者，可谓郭崇本实，通晓时变，将来人才辈出，实推是举为开风气之先。候行札岳州府，率同巴陵等县迅即联集绅士，公同筹商办法，酌增款项，将变通书院设立学堂学会章程克日妥议，由议府县核明禀呈本院部。
等于向岳州府发出最后通牒，命令其立即照办，还要把包括增拨款项在内的改革措施及进行情况报告给抚部。变革决心之大、态度之坚决、行动之快，令人惊异。虽然，此时已是戊戍维新的前夕，清政府的改革决心也变得大了起来。
《湘学报》和《湘报》
《湘学报》和《湘报》的创办，更是湖南文教改革的大事。
光绪二十三年三月（1897年4月）《湘学报》（开始叫《湘学新报》创刊，江标为之序，唐才常主持报务，栏目分史学、掌故、舆地、算学、商学、交涉等六门，每十天出版一期，成为旬刊，可读性相当之高。其《开办章程》写道：“海内建议变法之文如时务报、万国公报，俱粲然可观。本报专从讲求实学起见，不谈朝政，不议官常。盖学术为政治之本，学术明，斯人才出。”话虽说得平稳，细详各期所刊之内容和作者，可知是一本大力推进改革的刊物。黄遵宪、徐仁铸、梁启超、唐才常、易鼐、何来保等湘省改革精英，都在《湘学报》上发表过文章。唐才常的《论各国变通政教之有无公理》长文，连载于第五册至第九册，其中介绍西方的议会制度，至有“忠其民者不必忠其君，公其国者不必公其天”的议论，余者可知。陈宝箴发表文告称赞《湘学报》“洵足开拓心胸，为学者明体达用之助”，敦令各州县订购，城乡学子赠送阅读，富绅则望其自行购买。所以然者，右铭说：“俾乡僻寒峻皆得通晓当世之务，以为他日建树之资。所赏无多，为益甚大，较之加课诗赋奖赏功用迥殊。良有司造就人才，共惟时局，知必留意于此也。”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发表手札，肯定《湘学报》“大率皆教人讲求经济时务之法”、“议论宏通，于读书讲艺之方次第秩然”，尽管第一册“开办章程”里有“素王改制”字样，南皮不以为然，经质询知是讹误，因此决定湖北“除省城两湖书院发给五本，经心书院发给一本，本部堂衙门暨抚、学院司道、荆州将军衙门各一本”，各道、府、州、县也应购阅，还应该发给各书院的生员阅读。《湘学报》共出版四十五册，至1898年秋天随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停刊。
《湘报》创刊于1898年3月（光绪二十四年二月），正当全国变法维新的高潮时期。其宗旨不同于《湘学报》，不是以介绍知识、探讨学术为职责，而是以本省和各省新政为中心，发表切实论议，报导新闻时事，“专以开风气、拓见闻为主”。也就是特别重视言论与信息。所以“开办章程”第三条规定：“本馆首载论说、奏疏，次录电旨，次录公牍，次录本省新政，次录各省新政，次录各国时事，次录杂事，次录商务。如尚有余幅即选刊政学新书于后，如所录系选自他报者，仍将报名注出。”第七条规定：“本报重在记实摘要，所有浮泛之词、鄙琐之事，及谤议官绅、伤坏风俗之文，概不登录。”余者采访、排字、校对、广告、捐资、帐目、送报、会客、奖惩等一应报馆管理事宜，都有明确规则。如第十九条：“每日采访新闻应于6点前截止，8点钟开印，其6点钟以后所访之事归放次日排印。”第二十七条规定：“馆中缮校排印诸人不能时常会客，如有至亲或因要事应会者，先至门房言明，由管门人通报引至客晤谈片刻，概不得引入住房及工作之处。”此“开办章程”总共三十二条，极具专业性，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具有现代报纸的特征。
我们从谭嗣同的《湘报馆章程跋》里，知道“开办章程”系刘淞芙执笔所写，邹沅帆、谭嗣同参与改润。淞芙为复生（谭嗣同字复生）好友、浏阳兴算同事。而具体主持创办事务之人则为熊希龄，所以向汪康年催购印刷机器等事，都由熊希龄出面。还有戴德诚，也是参与创办《湘报》的重要角色。还有皮锡瑞的日记为证。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四（1898年2月14日）皮氏日记写道：“观秉三（熊希龄字秉三）所办湘报馆，活字机器皆备，请戴宣乔主政，二月初即出报，属人撰文，每日一纸，不易也。”明言《湘报》馆系熊希龄所办。戴宣乔即戴德诚，负责总体工作。但皮氏同年二月初六（2月26日）日记又载：“戴宣乔至，云《湘报》已付唐黻丞（唐才常字黻丞）主持，彼主持学会事。”可见后来《湘报》又改由唐才常主持了。
我言及此点，是因为历来研究者对《湘报》创办人尚无一致的看法，故特辨明之。至于后来组成董事会，参与的人就更多了。《湘报》第22号上载有详尽的报馆办事人员名单，不妨抄录如下：
董事张德钧（字少穆，湘乡县人）
王铭忠（字萃田，江夏县人）
梁启超（字桌如，新会县人）
李维格（字峄琴，吴县人）
谭嗣同（字复生，浏阳县人）
邹代钧（字沅帆，新化县人）
唐才常（字黻丞，浏阳县人）
熊希龄（字秉三，凤凰厅人）
撰述戴德成（字宣翘，武陵县人）
梁启超
樊锥（字春徐，武陵县人）
何来保（字铁笛，武陵县人）
谭嗣同
唐才常
西文翻译李维格
总理兼总校刘善（字湘渠，浏阳县人）
王兆元（字兰汀，善化县人）
收支蒋绍曾（字克庵，凤凰厅人）
管报刘祝三（字耀堂，温县人）
排字教习史嘉济（字稷臣，浙江省人）
印机教习杨锦秀（上海县人）
可以看出，《湘报》馆的组成人员许多都是推动湖南新政的重要角色，说明抚院和学政对《湘报》的重视。尽管《湘报》与《湘学报》不同，它带有非官方、同人办报的性质。也就是梁启超所说的“民史”。但陈宝箴对《湘报》的创办给予了大力支持。晚清维新人士推动变法的基本策略，一是上书说服皇帝；二是改革书院，变士习；三是成立学地，发动群众；四是办报纸，动员舆论，开民智。湖南新政就是循此方向展开。
唐才常为《湘报》的出版撰写序言，他满怀激情地写道：“迩者海内诸君子，曲体朝廷育才之至意，广开报馆，用代遒人，大声疾呼，海天同应。于是秦汉以来之愚障，始云开雾豁，重睹光明。于是四民之困于小儒腐说、辗转桎梏者，始脑筋震荡，人人有权衡国是之心，而谋变通，而生动力。夫由今日以前之志士仁人，其欲摩挲故府，钻研政典，求断烂朝报不可得，而◇恨终者，何可胜道？今乃海宇大通，朝野一气，政学格致，万象森罗，俱于报章见之。是一举而破二千余年之结习，一人而兼百人千人之智力，不出户庭，而得五洲大地之规模；不程时日，而收延年惜阴之大效。凡官焉者，士焉者，商焉者，农工焉者，但能读书识字，即可触类旁通，不啻购千万秘籍，萃十百良师益友于其案侧也。其使中国为极聪强极文明之国，吾于是决其必然矣。”谭嗣同在《湘报》后叙中说：“报纸出，则不得观者观，不得听者听。学堂之所教可以传于一省，是使一省之人游于学堂矣。书院之所课可以传于一省，是使一省之人聚于书院矣。学会之所陈可以传于一省，是使一省之人晤言于学会矣。”又发为感慨说：“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湘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对《湘报》创刊给予高度评价。
《湘报》的内容，也正如唐、梁所预期，湘省改革精英们的热血情怀和深思宏论许多都发表在《湘报》上。梁启超的《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事》发表于《湘报》第五号、《论湖南应办之事》连载于二十六至二十八号；谭嗣同的《治事篇》和《延年会序》等二十篇文章刊于四至五十三号；唐才常的文章包括《恭拟密筹大计策吁恳代奏折》及《辨惑》等，共有十六篇刊于一至六十九号。此外还有熊希龄、皮锡瑞、黄遵宪、戴德诚等宿望，以及樊锥、何来保、易鼐等激进新锐之士，也都在《湘报》上刊有文章。第十六号上还刊有康有为的《条陈胶事折》。虽然《湘报》总共出版一百七十七号，所刊载之论说性文章竟达一百五十五篇以上。而这些文章所论述的内容，一无例外都是关于变法维新和批评时政。《湘报》真正成了湖南改革派人士推动变法维新运动的有力言论园地，它和《湘学报》互相颉颃，而与《时务报》、《知新报》鼎足并立，成为清季改革派的强有力的喉舌。
只是我想特别指出，湖南巡抚陈宝箴是《湘报》的坚决支持者和有力的靠山，证明之一是他特批每月给湘报馆二百两银子的津贴，直到戊戌政变时才停止。其实，这本来是一个无须论证的问题，如果不是得到陈宝箴的抚院的支持，《湘报》根本就无从诞生。何况《湘报》的骨干台柱，哪一个不是右铭先生的左膀右臂。
创办时务学堂
湖南新政最具震动性的举措，是设立地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
时务学堂成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八月，是晚清改革浪潮中传统书院制度向现代学堂制度改革的一个典范，是湖南新政的最精彩的篇章。陈宝箴具名发表《招考示》，规定学员培养目标是：“诸生入学三四年后，中学既明，西文习熟，即由本部院考选数十名，支发川资，或资送京师大学堂练习专门学问，考取文凭，或资送外洋各国，分住水师、武备、化学、农学、矿学、商学、制造等学堂肄业。俟确有专长，即分别擢用。其上者，宣力国家。进身不止一途，次者亦得称使馆翻译随员，及南北洋海军、陆军、船政、制造各局帮办。”这样一所新型的学校自然是有吸引力的。第一期招生，报名者就有四千多人，而录取名额只有四十人，余下的八十个名额，第二、三期两行招考，以副总共一百二十名之数。年龄限制在十二岁至十六岁之间。所录取者势必都是洞庭衡岳之区的少年精英。蔡锷为时务学堂第一期学员，而章士钊居然落榜，余可类推想象。“右帅”的“招考示”充满了鼓舞与期待的话语：
湖南地据上游，人文极盛，海疆互市，内地之讲求西学者，湘人士实导其先。曾文正督两江，创议资遣学生出洋；左文襄建福建船厂，招子弟习西国语言文字及新奇工艺，以时出洋，宏识远谟，早收明效；曾惠敏崛然继起，遂能力争俄廷，不辱君命；而魏默深《海国图志》之书，郭侍郎使西以还之著作，皆能洞见隐微，先事而发，创开风气，尤为海内所推。盖知彼知己，乃谋国者之急务，然必具朴诚忠勇之质，方备折冲樽俎之用，庶不至沾染洋风，舍己从人，艳彼教而忘根本也。
又说：
洞庭衡岳之间，蕴积日深，必有英奇魁杰，继轨前修，出而任匡救之重，以图报国家者。本部院仕湘有年，习与此邦人士相处，重其各怀忠款，动识先机，当用嘉慰。前年奉命抚湘，披寻文物，篇爱弥新，缕缕之怀，其与二三豪杰相期待者，愈有加无已。惟念大雅之士无待转移，后起之贤有资造就。从前各书院均为成材而设，其于学业始基之士，无由别辟径途。若于龆龀之年，预储远大之器，必使兼通中外，勿坏厥基，方足以期振兴而求精进。事繁费重，创造为艰。
当然陈宝箴也非常强调：“查泰西之学，均有精微，而取彼之长，辅我之短，必以中学为根本，惟所贵者不在务博贪多，而在修身致用。”这里，“中学为体”（中学为根本）的思想已初露端倪。右铭固是兴教办学的老手，已如前述。而于甲午丧师、国家处于危亡时刻来办学，其肩负自然格外沉重。
显然这是一所全新的具有现代学校旨趣的学府。《学堂大概章程》规定：“学生所学，中西并重。西文由浅及深，按格而习；中文则照总教习所定课程，读专精之书及涉猎之书，一年后再分门教授。各随其性之所近，令治专门学问。”学制是五年，但录取后有三个月的甄别期，一旦发现“资质鲁钝、性情执拗、举动浮薄者”即行屏退。对学员质素的要求相当严格。还制定了“功课详细章程”，规定所学课程分为“博通学”和“专门学”两类，前者包括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后者有公法学、掌故学和格算学。公法学则包括宪法、民律、刑律之类的内公法和交涉、公法、约章之类的外公法。学员所读之书，也分为两类，即专精之书和涉猎之书。对专精之书，要求从头读到尾，每日读多少，有明确规定。涉猎之书可以随便翻阅。但无论专精之书还是涉猎之书，都须轮流在专门的两本札记册上记下阅读心得，五日一缴，由院长批答。笔者对时务学堂的札记、批答、记分、考试、奖励制度甚感兴味，现特将“功课详细章程”中这方面的有关规定抄录在下面：
第九节——堂上设一待问匦，学生读书所有疑义，用待问格纸，书而纳入匦中；由院长当堂批答榜示。凡所问必须按古人切问、审问二义，凡其琐屑不经及夸大无当者，皆不许问。
第十节——札记册由院长评定后，按日填注分数，共分6等，最高者3分，次者2分半，次者2分，次者分半，平常者1分，劣下者半分。凡每生每日最少必须有札记或疑问共2条。苟满2条之数，既记半分；不满者不记分。其善问者于札记册外别记分数。
第十一节——每月通计分数，以30分为及格（有重病告假者别计）。溢分者给以奖赏，统计溢分之数共若干，照溢出分数摊算银数，求得每溢1分，应得奖银若干，即依其所溢之数摊给。其不及格在3分以外者，应记出，归下月溢分数内扣补。
第十二节——每月设月课一次，每次命两题，以作一艺为完卷。由院长阅定，分列等第，批给奖赏，仍记列分数，备大考时统计之用。
第十三节——每季大考一次，请学堂督办官与绅董公同到堂汇考。将3个月内之札记册、待问格及课卷3项通同核阅，汇算分数多寡。其有功课精进，能自创新理，或发条例自著新书者为异常高等。除原有分数外，仍可特加。合1季内功课之高下列为一表，榜诸学堂大门，并登《湘学报》及《湘报》中以示鼓励。（其每月分数榜诸讲堂，登诸日报）
第十四节——学生札记、问格、课卷，皆择其优者抄存刊刻。每季刻一次，公诸天下。
第十五节——院长每5日讲学一次，所讲学当日、榜示讲何学之日，择高才生2人为书记，坐讲席侧，携笔砚记所讲。讲毕，二人参合所记，写出清本，交抄写人抄两份，一榜堂、一存院长处。
看了这些规定，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时务学堂采用的是现代学校的教学制度，而且是灵活的充分调动生员积极性的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即使移诸今天的学校教育，也不失其先进性和科学性。
陈宝箴对时务学堂所寄寓的希望非常之大，“时务学堂”的名字就是右铭所命定。他署名发出《招考示》的同时，直接帮助解决临时校舍和建设新校区的用地。特别是以巡抚的身份出面，为时务学堂筹措大量资金，这是兴办此项事业的前提条件。按光绪二十二年朝廷规定，办新型学堂之经费，可以从各省的正款中拨给。右铭以餐拿出一万二千两，供时务学堂和武备学堂之用（主要用于时务学堂）。另征得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同意，又从每年盐厘加价银总共一万四千两中，以七千两之数划拨给时务学堂。此外还有本省绅商的捐助。所需之巨额用款总算有了着落。时务学堂的总理为熊希龄。中文总教习梁启超、西文总教习李峄琴。聘请梁任公为总教习的种种曲折经过，下面讲陈三立在湖南新政所扮演之角色时再详述。这里只需指明，任公是当时思想界一面闪光的旗帜，任公之应聘湖南，时务学堂未及开讲习，已经闻名中外了。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梁启超由上海来到湖南省城长沙。同来的还有两位分教习韩文举和叶觉迈，这两位都是任公万木草堂的同窗。任公是有准备而来。他预拟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一曰立志、二曰养心、三曰治身、四曰读书、五曰穷理、六曰学文、七曰乐群、八曰摄生、九曰经世、十曰传教。长七千多字，一篇具有鲜明时代国情特点的办学设教纲领。其曰立志：“今二三子，俨然服儒者之服，诵先王之言，当思国何以蹙、种何以弱、教何以微，谁之咎欤？四万万人，莫或自任，是以及此。我徒责人之不任，我则盍任之矣。”要大家、每一个学子都承担起救国保种的责任。有了这样的志向，关键在坚韧不拔。因此要“养心”。任公说，“非有入地狱手段、非有治国若烹小鲜气象”不足以成事。其曰“读书”；“非读万国之书，则不能通一国之书。”但中外典籍浩繁，必须求其精要。因此：“今与诸君子共发大愿，将取中国应读之书，第其诵课之先后，或读全书，或书择其篇焉，或读全篇，或篇择其句焉，专求其有关于圣教、有切于时局者，而杂引外事，旁搜新义以发明之。量中材所能肄习者，定为课分，每日一课，经学、子学、史学与译出西书，四者间日为课焉。”规定：“凡学者每人设杂记一册，分专精、涉猎两门，每日必就所读之书，发新义数则，其有疑义，则书而纳之待问匣以待条答焉。”后来引起麻烦的课批、日记批、答问，就缘于此种授课方式。其曰“穷理”，是指掌握科学知识，所以任公称“宋儒之所谓理者，去实用尚隔一层”；又说“神州人士之聪明非弱于彼也，而未闻有所创获者”。第九条“经世”，更提出：“今中国所患者无政才”，因此学习内容的安排：“中学以经义掌故为主，西学以宪法管制为归；远法安定经义治事之规，近采西人政治学院之意。”第十条“传教”，是传“圣人之教”，即孔教，此条最能见出梁启超所受康有为思想的影响。时务学堂的教学内容、授课方式基本上体现了梁之所拟《学约》的旨趣。
梁启超在时务学堂主持总教习的时间并不长。光绪二十三年十月抵长沙，第二年二月就离开了。前后仅四个月的时间。离开的原因是患病，需要到上海治疗。同时北京的康有为成立保国会，等待他参与筹划。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任公的父亲要他赶光绪戊戌的甲科，需要到京城会试。陈宝箴显然不愿意任公离开，所以决定保举任公入于特科，即光绪二十三年新设立的经济特科，可以不作八股文而用策论参加考试。任公在湖南的时间虽短，所形成的梁启超冲击波却很大。他工作的态度极为认真：“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多至千言，往往彻夜不眠。”时务学堂的学生也以任公作他们的老师为荣耀，出了许多高才生，如蔡锷、李炳寰、林圭等。任公事后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丁酉秋，秉三与陈右铭、江建霞、黄公度、徐研甫诸公，设时务学堂于长沙，而启超与唐君绂丞等同承乏讲习，国中学校之嚆失此其一也。学科视今日殊简陋，除上堂教授外，最主要者为诸生作札记，师长则批答而指导之，发还札记时，师生相与坐论。”又说：“我们的教学法有两面旗帜，一是陆王派的修养论，一是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的政治论。从今日看起来，教法虽很幼稚，但是给同学们的‘烟土披里纯’（灵感）却不小。开学几个月后，同学们的思想不知不觉就起剧烈的变化，他们象得了一种新信仰，不独自己受用，而且努力向外宣传。”我们从任公的回忆中，可以想象时务学堂给予湖南青少年的思想影响以及对外界的冲击有多大。
时务学堂给予学员和外界造成冲击的主要是总教习及分教习所作的课批、日记批和答问。这方面的完整材料我们已无法看到了，苏舆编的《翼教丛编》收录了一部分，但囿于相反的观点，颇多断章取义。1941年刊本徐涤珊编《湖南时务学堂日记类抄》比较完整，兹特依此编所辑录之学生札记和教习的批语梢作评析。
例一为蔡艮银（蔡锷）提出的问题，他说当今的第一流人物都愿意到各督抚州县去发挥自己的才干，这和圣人的大一统思想不是有矛盾吗？对此，总教习梁启超在批语中写道：“古今万国所以强盛之由，莫不由众小国而合为一大国；见之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奥斯马加、日本、瑞士皆是也。前此互争是以弱，今合为一是以强。孔子大一统之义，正为此也。见日美诸国所办各事，皆有数种大政，提归政府办理，如海军、陆军、刑律、交涉之类。其余地方各公事，则归各地方自理，政府不干预之，此是最善之法。今中国则反是，如海军之类，应归于一者也，而南北洋各自为政，不相顾焉。一盗案之微，州县治之足矣，而上劳朝审，皆极可笑。然至今日，方且并此之法而不能整顿，于是中国不徒变为十八国，并且变为四万万国矣。国权之失，莫过于是。政府现无可望，则不得不改望于督抚州县，若能有一省一府一县之整顿，则余省府县亦不无万一之望。”这是说当国权丧失的情况下，不妨寄希望于地方，改革可以从“一省一府一县”开始。湖南新政就是这一理念的产物。陈宝箴和陈三立父子也秉持同样的主张。此条批语后来成为叶德辉等湘省守旧人士攻讦湖南新政的口实。
蔡艮银的另一条札记认为，《春秋》是用制度之书，而不是改制度之书。所以他说：“如果视其书为该制度之书，视其人为改制度之人，则孔子不能逃僭越之罪矣。”梁启超针对此条所作之批语洋洋大观，几有千言。因直接涉及梁的改革思想和清季的思想论争，我宁愿不避文长，全录任公的批语如下：
此论犹属似是而非。大约孔子《春秋》之制，可分屡四种：一周之旧制；二、三代旧制；三、当时列国沿用之旧制；四、孔子自创之制。即以讥世卿一条考之，内有伊尹、尹陟是三代，乃世卿也；周有尹氏、刘氏等，是周世卿也；晋有六卿，鲁有三桓，郑有七穆，是当时列国世卿也。若讥世卿则主选举者，乃孔子所改之制也。以此类细推之，不一而足，何得谓孔子非改制度乎。夫改制度，料何足奇，即如黄梨洲之作《明夷待访录》，冯林一之作《校庐抗议》，自有所见，则著之于篇中，以待后人，其中固不乏变今从古之处，然必谓黄氏、冯氏之所言，皆古人所有者，则黄、冯固不服也。即如（鄙人）之无恃，亦尝引吭发噫，为《变法通议》之篇。若必谓（鄙人）之《变法通议》，为皆因仍古人，（鄙人）固不敢服也。而乃谓孔子之所知所能，乃出黄氏、冯氏及（鄙人）之下，抑何悖欤。
且汝谓改制度为可罪者，是犹有极守旧之见存耳。制度者，无一时而不当改者也；西人惟时时改之，是以强；中国惟终古不改，是以弱。盖一时之天下，有一时之治法，欲以数千年蚩蚩之旧法，处数千年以后之天下，不能一日而少安也。然则道之不能徒用因也明矣。有因必有革，有损必有益，孔子对子张之言，谓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谓知其损益也。若徒因也，则又何待圣人哉。至汝之为此说也，必曰制度虽当改，然孔子布衣也，非所应行也，不知此又迂谬守旧之言也。虎哥也，果鲁士西亚也，皆布衣而创万国公法；天下韪之，未有以为不当者也。今西国每国报纸以数千万计，中国近亦颇知此义，有识者莫不曰，此开民智强国本之第一义也，而迂谬守旧之人，必曰此处士横义也。如汝所论，则究为开民智乎？为初士横议乎？夫以今日后生小子，而蒿目时弊，昌言更革，识者犹且许之。至于孔子则必不许其有此事，且不许其有此志，此何理也？夫天下之事理制度，亦问其当与不当而已，不问其出于何人也。苟其当也，虽樵夫牧竖之言，犹为有功而可采矣。况孔子虽布衣而实圣人者乎。如其不当也，虽一王之制，历朝相传之法，而樵夫牧竖亦可从而议之，而况于圣人乎？孔子言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此言天下有道时，则庶人不议。此言天下有道时，可以如是而已。惟周末极乱，孔子故托于庶人之议，思以易天下，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也。譬之今之豪杰，使生于康干无外患时，何必为此激昂慷慨之言哉。然则孔子之改制度，乃极不得已之苦心，而无一毫不可为训之处明矣。所谓罪我者，正恐后世迂谬守旧之儒，以改制为罪而已。汝试熟思之，如尚不谓然，下次可详辨。《中庸》曰，辨之弗明弗措也，博辨数次，必豁然矣。
因为晚清的变革维新，必不可免地要触及到制度的变革，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的要义就在这里，因此当看到时务学堂的高才生有孔子以改制度为罪的说法，不仅动了感情，痛而驳之，至有“汝谓改制度为可罪者，是犹有极守旧之见存耳”这样近乎戴帽子的话。并说制度是随时可以改的，西方因为随时改，所以强；中国由于终古不改，所以弱。而且对蔡艮银的论说加以推演，说按蔡的意思，必然是即便可以改革制度，像孔子那样的布衣也不应有所作为，而此点任公认为更是“迂谬守旧”之言。因为不仅时务学堂的总教习梁启超，就是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也都仅仅是举人而已，并没有什么正式官职，可他们正在豁出身家姓名在倡导改革。所以接下去的批语已抑制不住激愤：“夫天下之事理制度，亦问其当与不当而已，不问其出于何人也。苟其当也，虽樵夫牧竖之言，犹为有功而可采矣。况孔子虽布衣而实圣人者乎。如其不当也，虽一王之制，历朝相传之法，而樵夫牧竖亦可从而议之，而况于圣人乎？”任公几乎是带着伤痛与学生讨论问题的。也许意议到自己的言辞过于激烈，结尾缓和语气说：“汝试熟思之，如尚不谓然，下次可详辨。《中庸》曰，辨之弗明弗措也，博辨数次，必豁然矣。”终不失师长大家风度。
时务学堂总教习和分教习的批语中，有不少是关乎对时政和朝政的批评态度。梁启超在对学员杨树达的一条札记的批语里，激烈批评中国在诸多方面都不如西方，他说：“以今日之势，则将降中国而尊夷狄矣。何则？中国将变为夷狄、夷狄将变为中国故也。”又进而申论说：“人皆谓地居中则谓之中国，以愚论之，觉有不然者。夫中者正也，能执中则为中国，不能执中，则为夷狄。夫今日之中国，岂若泰西之得民乎？自宰相督抚至于府州县，无非贪利，残刻小民，惟利是视。若以泰西较之，公莫若，学莫若，艺莫若，是以富国也莫若，兵强也莫若。”态度极其严厉，不止是痛乎言之。而对另一学员黄瑞麒的札记所作之批，又阐述道：“夷狄绝不论地，只论其有教化与否耳。后人言夷夏之防者，何其陋也。”这使笔者想到，陈寅恪论种族与文化，强调文化高于种族，应是同一义谛。至于对朝政腐败的抨击，梁、韩等教习的批语中更其多多。梁说：“以一人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韩（文举）说：“三代而下，往往国人曰贤，左右诸大夫皆曰可去可杀，国人曰可去可杀，左右诸大夫皆曰贤。”梁又说：“中国现时，可谓上无权下无权之世。凡天下无论君权之国，民权之国，君民同权之国，皆可以强，惟无权之国不能强。”学员李洞时提出，如废科举，应对那些一辈子受帖括之学之害的人作适当安置，比如可以由府州县设立学究院，把这些人养起来。任公批语认为此议不失为一个办法，这就如同林则徐在广东禁烟，对形同废物的“老瘾者”，乃准其吸食。此可见时务学堂师生间切磋研讨时政何等热烈。
梁启超批语中，最激烈的莫过于说皇帝不过是杂货铺的总管。这是缘于学员杨树谷的札记，探讨孟子“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的原典寓意。杨的意思觉得亚圣此论似与为臣之道有矛盾。任公因此批论道：
记曰：非特君择臣也，即臣亦择君。又曰：君使臣以礼。夫臣也者，与君同办民事者也。如开一铺子，君则其铺之总管，臣则其铺之掌柜等也，有何不可以去国之义。六经之中，言此等道理者极多，绝不为怪异也。自秦以后，君权日尊，而臣之自视，以为我实君之奴隶。凡国事之应兴应革，民事之应损应益，君之所为应直谏应犯颜者，而皆缄默阿谀为能，奴彦婢膝以容悦于其君，而名节二字，扫地尽矣。至于今日，士气所以委靡不振，国势所以衰罔不由，是此实千古最大关键矣。
此处明言国家衰微不振的原因在国君，并说这是“千古最大关键”，其对当朝的批评可谓直言不讳。后来湘省守旧人士搜辑时务学堂的“罪状”，把这条批语作为重要证据，诋为“三尺童子习闻此类谬说，湘中风俗人心之坏，恐有不可问之日”，可反证时务学堂及其总教习梁任公的改革思想对当时的社会所形成的冲击和影响。
梁启超后来曾多次回忆起他在时务学堂的经历，说：“余平生所历，镂刻于神识中最深者，莫如丁酉戊戌间之在长沙，时义宁陈公为抚君，其子伯严随持，江建霞、徐研父先后督学，黄公度陈臬，谭壮飞、熊秉三、唐绂丞以乡党之秀左右其间，咸并力一致，以提倡当时所谓新学，余则实承乏讲习。”又说：“丁酉之冬，遂就湖南时务学堂之聘，脱离报馆关系者数月，《时务报》虽存在，已非复前此之精神矣。当时亦不知学堂当作何办法也，惟日令诸生作札记而自批答之，所批日恒万数千言，亦与作报馆论文无异。当时学生四十人，日日读吾所出体裁怪特之报章，精神几与之俱化。此四十人者，十余年来强半死于国事，今存五、六人而已。此四十份报章，在学堂中固习焉不怪，未几放年假，诸生携归乡里，此报章遂流布人间。于是全湘哗然，咸目鄙人为得外教眩人之术，以一丸药翻人心而转之，诸生亦皆以二毛子之嫌疑见摈于社会。其后戊戌政变，其最有力之弹章，则摭当时所批札记之言以为罪状。”此又可见时务学堂一事在任公风支变幻的生命历程中所占的位置。
湖南时务学堂培养的一些优秀生员，深得任公的嘉许，特别李炳寰、林圭、蔡锷等，被任公许为高才。唐才常的弟弟唐才质也是时务学堂的学生，曾著有《湖南时务学堂略志》一文，记学堂诸种情形甚详。1900年唐才常在湖北发动自立军起义，参与此役并殉难的林圭、李炳寰、田邦璇、蔡钟浩等，都是时务学堂的学生。1915年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的蔡锷蔡鬆坡，更是时务学堂的高才生。还有被陈寅恪看重的国学大师杨树达，如前所述也曾在时务学堂就读。尤其因身体瘦弱未被录取的章士钊，后来回忆起当初的情形，对时务学堂和当时湖南的士习学风，仍赞美有加。其诗云：
戊戌初变政，湖南首有功。
经始时务堂，厥在丁酉冬。
义宁为中丞，元和士所宗。
湘隽谁举首？岳岳凤凰熊。
榜书食蛤蜊，三君坐斋中。
诸生就厅事，管墨争◇聋。
吾年十六耳，伸纸走蛇龙。
时见绛袍者，凝意瞰诸童。
蔡生名艮寅，摄影肩相从。
与吾校一岁，弱亦将毋同。
炳寰文炳然，气度尤和雍。
陈公激相识，特假辞色隆。
时余方病瘾，细瘦如秋虫。
程令重躯干，乃蹈孙山空。
新会乍入湘，举邦争逢迎。
祠堂一夕宴，裘带殊从容。
明年开新庠，综持携巨公。
汝南一登呼，万籁若应钟。
吾不入梁门，势迫非由衷。
题名赫然在，再览神为恫。
全诗五十六句，前四十句写时务学堂，历历在目，意趣盎然。“时见绛袍者，凝意瞰诸童”，指的是巡抚陈宝箴。“元和”指学政江标。“凤凰熊”指熊希龄。陈宝箴欣赏蔡锷、激赏李炳寰，诗中有印证。梁启超抵湘受到热烈欢迎的情景，也有所描绘。作者且以未入梁门而感到情非所愿。但时务学堂在湖南新政推行中的位置以及义宁陈公的功绩，章士钊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成立南学会
南学会的建立，更使湖南新政往发展民权的路上迈出了一大步。时务学堂和南学会是互动的两个前沿变法维新机构，都是为了开民智。《湘报》实际上也是南不会所办。南学会拟议于1897年冬月，正式开讲在陈宝箴抚湘后的第三年，即1898年2月。筹备、讨论宗旨，梁启超参与了意见，因此他撰有《南学会叙》，其中写道：“岁十月，启超以湘中大夫君子之督责，辞不获命，乃讲学长沙。既至，而湘中大夫君子适有南学会之设，不以启超为不文也，而使为之叙。”另任公《上陈右铭中丞书》也说：“昨于初九日为学堂假期，即思造膝请见，嗣以诸公会商南学会，又不克矣。”均可作为证明。但南学会开讲的时候，任公已离开湖南去上海。江标也任满回辕，代替江的新学政是徐仁铸，一个其维新思想比他的前任还要鲜明的改革派人士。
谭嗣同得知仁铸督学湘省，欣喜若狂，写信给徐说：“顷阅邸钞，欣悉皇华使节，督学吾湘，天末馨闻，笑乐不能自禁。匪以为彼此交谊之私，乃所以庆吾湘人焉。”仁铸字砚父，光绪己丑（与江标同榜）进士，来湘前为翰林院编修，江苏宜兴人，乃父徐致靖官任侍读学士，父子同心致力于变法维新。康、梁及黄遵宪、谭嗣同，都经徐致靖的保荐。仁铸抵湘省后，发表《湘士条诫》及《輏轩今语》，提倡实学和自然科学，鼓吹维新思想。江标离任固是湖南新政之所失，但徐仁铸的到来同样有力地填补了这一空缺。谭嗣同写给徐仁铸的信里，亦曾详细介绍自陈宝箴抚湘以来湖南新政推展情形：
溯自三十年来，湘人以守旧闭化名天下，迄于前此三年犹弗瘳，此奠大之耻也。愚尝引为深痛，而思有以变之。则苦力莫能逮。会江建霞学政莅湘，遂以改本县书院请，欣然嘉许。而他州县亦即相继而起。未几义宁陈抚部持节来，一意振兴新学。两贤交资提携，煦翼湘人，果始丕变矣。至今日人思振奋，家议维新，绝无向者深闭固拒顽梗之谬俗，且风气之开，几为各行省冠。
两年间所兴创，若电线，若轮船，若矿物，若银圆，若铸钱，若银行，若官钱局，若旬报馆，若日报馆，若校经堂学舍，若舆地学会，若方言学会，若时务学堂，若备学堂，若化学堂，若藏书楼，若刊行西书，若机器烈造公司，若电灯公司，若火柴公司，若煤油公司，若种桑公社、农矿工商之业，不一而足。近又议论修铁路及马路。其诸书院亦多增裸算学、时务，乌睹所谓守旧闭化者耶！此其转移之机括，厥推学政一人操之。何则7以督抚之位尊权重，宜乎无不可为，及责以学校之事，何以教育，何以奖掖，何以涤瑕，何以增美，则其位其权，皆成渺不相涉。学校废则士无识，士无识则民皆失其耳目，虽有良法美意，谁与共之？此故非学政莫能为力矣。
方江学政之至也，谤者颇众。及命题喜牵涉洋务，所取之文，又专尚世俗所谓怪挺者拔为前茅，士论益华。至横造蜚捂，箝构震撼，而江学政持之愈力，非周知四国之士，屏斥弗录，苟周知四国，或能算学、方言一技矣，文即至不通，亦袖然首举之。土知终莫能恫喝，而已之得失切也，乃相率尽弃其俗学，虚其心以勉为精实，冀投学政之所好，不知不觉，轩然簇然，燮为一新。虽在僻乡，而愚瞽虚骄之论，亦殆几绝矣。班孟坚曰：“利禄之途使然，在上者其慎所以导之之具。”《传》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顾意诚否耳，何患民弗从哉。
诸新政中，又推《湘学报》之权力为最大。盖方今急务在兴民权，欲兴民权在开民智。《湘学报》实巨声宏，既足以智其民矣，而立论处处注射民权，尤觉难能而可贵。主笔者为同县唐绂丞拔贡才常，嗣同同学，刎颈交也。其品学才气，一时无两，使节抵湘，行自知之，要皆江学政主持风会之效也。
谭嗣同这里对湖南新政诸种情形作了极为热情的介绍，特别强调陈宝箴“一意振兴新学”所起的作用。前学政江标一往无前的改革精神，也予大力表彰，自是希望后来者能够效法。他自己说这样写是为了供新学政“观风”，也由于老友的到来，“笑乐不能自禁”。我们则不妨把这些看作是对湖南新政三年来成绩的总结和南学会成立的具体背景材料。
南学会的具体发起者是谭嗣同等湘省士绅，而受到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大力支持。参与策划者则有前任学政江标、后任徐仁铸和按察使黄遵宪等。谭嗣同是应陈宝箴之约，从南京回到长沙的，时间约在丁酉（1997）年的秋冬之际，与梁启超抵湘的时间相前后。皮锡瑞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十一月二十一（1897年12月14日）日记载：“谭复生等禀请开学会，黄公度即以为议院，中丞已牌示，以孝廉堂为公所，开化可谓勇矣。”则可知谭嗣同对南学会的发起所起的作用。这并不奇怪，因为其所著《壮飞楼治事十篇》，大都言学会事，如第三篇提出，学会称得上“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者”；第四篇又说学会是“无议院之名而有议院之实”；第五篇说学会有“变官制之实”；第六篇说学会有“变科举之实”；第七篇说学会有“变法律之实”；第八篇说学会有“变制度之实”等等。不妨认为南学会的建立是复生上述理念的一种实验。当然这也是当时变法维新人士的共议。所以陈宝箴才慨然“牌示”批准，并把地址设在传统色彩浓厚的孝廉堂。关于学会的宗旨和组织结构规则，我们且看南学会大概章程所条列的内容：
一、本学会专以开睿知识，恢张能力，拓充公益为主义，凡旧日所有拘墟之习，骑墙之见，入此会者务宜屏除。
二、本学会会友不拘何乡之人，皆可充当，其别有三：一曰议事会友，皆以品学兼著、名望孚洽者充之。凡会中事务各章程，均由议事会友议定，交会中坐办人承办。一曰讲论会友，定期集讲，随时问难。一曰通信会友，远道寄函，随时酬答。
三、议事会友现以创议诸人为之，俟规模大定，再于诸会友中随时公举。
四、讲论会友拟公举学问深邃，长于辩说者，请其讲论。讲期每月四次，遇房虚昴星之日，即为讲论之期。其余诸友，可于开会之日，齐集会讲，其有疑义新理。可以纸笔互相问难。
五、本学会无论官绅士庶，既登会籍，俱作为会友，一切平等，略贵贱之分，即分通上下之气，去壅阂之习。凡入会者，务知此意。
六、入本学会者，可任意捐资若干，为会中广购图籍，扩充经费之用，或愿捐新旧各种书籍亦可。
七、本学会学术不立专门，如有融贯中西、睿明心力、著为论说，或创造图器、有益民生者，其论说则由本学会选刊行世，其图器则仿西国文凭之例，给予专凭，俾相授受。
八、通信会友凡居址远者，来否会讲，听其自便，至外府外省，尤可彼此函商，或自将所学演论成帙，邮寄会中，互相考验，亦择其佳者选刊行世。
九、会中现设坐办人二员，每月酌给薪水。
十、会外人遇开讲之日，亦可前来听讲，但须先期躬至坐办处挂号，领取凭单，方准入座听讲（凭单分为两种，一为常年听讲之凭单，一为一次听讲之凭单）。
十一、本学会设藏书楼一区，广庋图书，会友平时欲观图籍，可携笔砚亲赴书楼抄写，其所阅图籍不得携去，以防遗失。
十二、中国举事，素患议论多而成功少，故会中章程，以极少为主，宁俟不足而弥补之，毋使徒滋议论。其余讲学阅书章程，另有专条。
可以看出南学会确实已具有一省议会的雏形。其组织形式，先由巡抚挑选十位有省内有影响力的人物作总会长，然后再由总会长延聘主持学会的学长及引荐会员。会员则分为“议事会友”、“讲论会友”和“通讯会友”几种。特别“议事会友”，章程中规定：“凡会中事务各章程，均由议事会友议定，交会中坐办人承办。”这颇有点议员的味道了，故要求其必须“品学兼着、名望孚洽”。南学会另外还制定了总会章程，共二十八条，其第二十二条规定：“各会友于地方风俗利病、兵马、钱粮、厘金、矿物、法律、刑狱等事，如有考察确凿，有裨治理者，许达本会，转咨课吏馆长衡定，禀请抚宪核夺施行。”目的则是“通民隐、兴民业、卫民生”，也就是要反映民意。行使的大体上是议会的职能。
南学会的主要活动方式为讲论会，每月四次，“遇房、虚、昴、星之日，即为讲论之期”。讲论范围约分为四科，皮锡瑞主讲学术，黄遵宪主讲政教，谭嗣同主讲天文，邹代钧主讲舆地。演讲时，听者可以发问、辩难，和今天的学术研讨会非常相似。南学会举行成立庆典那一天（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二月初一、公历1898年2月21日），陈宝箴亲临会场，以“论为学必先立志”为题发表讲词。皮锡瑞讲“论立学会讲学宗旨”；黄遵宪讲“论政体公私人必自任其事”；谭嗣同讲“论中国情形危急”；乔树楠讲“论公利私利之分”。都是关于变法维新的内容。皮锡瑞当天的日记写道：“一点钟，右帅方到。即登堂宣讲——诸公必推予开台，只得先跳加官，将前日所拟之语，略述一遍。观者二百余人，幸不为人多吓倒，亦有称予说得好者。说完后，公度、茂萱、复生各说一段。中丞殿其末，说极切实。公度更透彻，人以为似天主传教者，彼在外国习见过，以后可仿效之。说既容易，且易动人。”皮记为二百余人，不确，实为三百余人。《湘报》第一号就记载：“陈大中丞（陈宝箴）、徐学使（徐仁铸）、黄廉访（黄遵宪）咸会，官绅士民集者，三百余人。”请看《湘报》对当时演讲盛况所作的报道：
本年湘士大夫创设南学会，假孝廉堂为会所，每月以房、虚、星、昂之日为讲期。二月初一日，为南学会开讲第一期，陈大中丞、徐学使、黄廉访，咸会官绅士民，集者三百余人。堂上设讲座，下排横桌，听讲者环坐焉。初会时，履交错，士大夫周旋问答，言笑晏晏，在所不免。钟十二下，主讲诸公就坐，会者毕坐。堂上铃声作，执事者唱毋哗，咸屏息敬听。首皮鹿门学长开讲，继之者黄廉访、乔茂萱比部、谭复生观察，最后陈大中丞宣讲。讲毕，堂上钤声作，众皆起，鱼贯趋出。于是士大夫啧啧称羡，以为贤长官用平等之仪，讲会学之旨，情比于家人，义笃于师友。此事为生平所未见，不图今日见三代盛仪也。闻湘省之风者，可以与起矣。
真可以说是盛况空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这种热烈、自由，充分体现民主精神的聚会讲论，只有现代政治机制方有可能使其实现。《国闻报》也作了类似的报导，影响远播，可想而知。
南学会的讲论会，据《湘报》记载，总共举行了十三次，演讲人除皮锡、黄遵宪、谭嗣同、乔树楠外，另有邹代钧、李维格、曾广钧、欧阳中鹄等。陈宝箴讲两次，第一次题目是《论为学必先立志》，第二次在四月三日，题为《论不必攻耶教兼及周汉事》。由于陈宝箴的遗著遗文收集甚难，也由于内容本身的重要，现将其第一次演讲全录如下：
今日官绅倡设学会，诸君子来与斯会者，必皆有志于学者也。古三代时，自士农工商至于妇人女子，莫不有学。逮至春秋战国，古制渐湮，民愚而世乱。故孟子曰：上无礼，下无学，贼民与丧无日矣。孔孟以救世之心，行教学之事，弟子三千人，后车数十乘，聚于一堂之上，相与讲习、讨论，以补学校之阙。论语首先言学，继之以有朋自远方来，盖不学则无以开智能，明义理。独学无友，则孤陋寡闻。今日学会之设，意盖本此。
顾为学必先立志，天下事，有有志而不成，未有无志而能成者。志何以立？必先有耻。孟子曰：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就一身论耻，为小人，则必志在君子，耻为庸人，则必志在圣贤豪杰；就天下国家论耻，其君不如尧舜汤文，其国不如唐虞商周，则必志在禹皋伊旦。知耻近乎勇，即立志之谓。
然非仅空言有志而已，非学不足以副其志。志有大小邪正之辨，公私义利之分，而学即因之。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程子曰：古之仕者为人，今之仕者为己。故为学真为己，而后仕能为人。否则自其为学时，即存一务外欺人苟窃禄位之心，出而仕宦，亦无非自私自利，安望其济人利物忧国忘家乎？
学问之道，无穷其始，必先辨志。志在一家，则躬耕服贾，以养其父母，庇其妻拏，为一家不可少之人。志在天下，世治则致君泽民，立制与化世，乱则削平寇难，抚定四海，为天下不可少之人。若夫言行，可永为师法，制作，可垂为楷模，立德、立功、立言，皆足不朽，则万世不可少之也。
有此志，即当讲此学。今且不论古人，即如湖南，曾文正、胡文忠、左文襄、罗忠节诸公，其初亦庠序中秀才耳，因有范文正以天下为己任之志，自其为学时，即不同流俗。文正公为翰林，其时方尚考据词章，始亦随众为之，及见唐愨慎公，讲明体用之学，乃翻然改图。胡文忠壮岁拆节读书，军中病困，犹日令人讲四子书，辑读史兵略，以资考镜。左文襄讲求经济，手绘与地图，至十数易稿。罗忠节讲义理学，躬行实践，率其弟子出戡祸乱，功在天下。此皆乡先生之可师可法、足以感发志气者。
今日在高位者，不独湖南无此等人，即中国亦尚未闻有此等人。坐视四邻，交侵浸以削弱，应付皆穷，屡至丧师辱国。以天下数万里之大，四万万之众，不得与欧洲诸国比，岂非吾辈之大耻乎？
虽然，当耻我不如人，不当嫉人胜我。今湘人见游历洋人，则群起噪逐之，抛掷瓦石殴辱之，甚欲戕其人而火其居。不思我政教不如彼，人材不如彼，富强不如彼，令行禁止不如彼，不能与彼争胜于疆场之间，而欺一二旅人于堂室之内。变故既起，徒以上贻君父之忧，下为地方之祸，不更可耻之甚哉！
夫善战者，师敌之长以制之。今且不较彼己之长短，不论彼之所以得，而先明我之所以失。盖中国自康干以来，承平日久，士大夫不务为实，学徒以虚美相高，尚考据词章之习，争新斗巧，以博虚誉。下焉者，又为八比试律小楷卷折所困，不知天壤间更有何事，更有何学。即有讲义理者，又或徒骛道学之名，其矫情饬貌以欺世者，固无论矣。即研穷心性，辨晰毫芒，亦徒口头语耳。求其实能，明体以达用者，千百中无一二焉。习俗移人，贤者不免，人材消乏，以驯至于今日之中国。学之不讲，其害必中于家国天下。孔子曰：是吾忧也。岂不信哉？岂不伤哉？
今幸朝廷振兴学术，诏开经济特科，以期造就人材，共为济时之彦。诸君既有志于学，正宜于及时自奋，与同志诸人，共相讲习，切磋琢磨，捐弃故技，以求振国、匡时、济世、安人之要道，使湖南闲气所钟，英贤辈出，不让咸同盛时，乃真为知耻有志之士矣。
抑更有说者，学之一字，乃四民公共之事，所以开民智也。大小邪正，视其所志，学成而用之亦然。故同此一智，在君子则为德慧术智，在小人则为机械变诈，公私义利之间而己。谚云，兵贼同一刃，为贼为兵，非刃之咎也。为君子，为小人，非学之咎也。故运用在乎心，实存乎志。立志自知耻始，为学在正志始。使者少而失学，只此老生常谈，请为学会诸君立鹄下来，即谓为使者开宗明义第一篇也可。
陈宝箴这篇演讲，皮锡瑞评为“说极切实”，诚然。提出“立志自知耻始，为学在正志始”，可见右铭学术思想的纯洁正大。所以对清中叶以来的浮泛不实学风的批评几不遗余力。在右铭中，孜孜于八股、试帖、小楷书法等科举之具，固然不是学问，即清代正统学风提倡的考据词章，也已经流于争新斗巧，以博虚誉的地步。甚至讲义理者，也是要么“徒骛道学之名”，要么“矫情饬貌以欺世”，非常可悲。至于那些研究心性者，论辩虽细如毫芒，也不过是口头语而已。在这种学风熏染之下，有真才实能、明体达用者，一千个里面挑不出一两个来。右铭的批评是极为严厉的，不禁让我们想起他的孙儿陈寅恪的为学态度和对传统的反思精神。而对当今“高位者”的批评，亦不肯稍加缓颊，认为像曾、左、胡、罗那样的伟人，不仅湖南，全国也不复再有。他对国势虚弱、穷于应付、丧师辱国的现状，痛心疾首，发为深慨说：“以天下数万里之大，四万万之众，不得与欧洲诸国比，岂非吾辈之大耻乎？”他还痛斥不与列强争驰于战场而专事攻击外国旅游者的行为为可耻。
陈宝箴第二次演讲更为重要，不仅联系湖南新政所遇到的问题，讲了震惊中外的周汉事件，而且阐述了自己的宗教观点和对陈寅恪有重大影响的“有教无类”的多元文化思想。这次演讲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三日，以《论不必攻耶教兼及周汉事》为题。下面是此次演讲的全文：
自开辟以来，地球之上，惟孔子之教至为广大中正，此外各教，皆有偏驳不纯之处。然奉其教者，皆尊崇之以为圣人。无论后世之佛老，外国之天主耶稣，即周之杨墨亦然。孔门推孔子为贤于尧舜，为生民未有。而汉初，贾生尚以仲尼、墨翟之贤并称。东方朔言西方有圣人，其名曰佛。盖各推其师承所自，出类拔萃者，以为圣人。如凤凰之于飞鸟，麒麟之于走兽。古今人物，莫不皆然。在我可有教无类，在人不能强同也。
孔子之教，自为至中至正，而后世之真能效法以传其教者，复有几人？韩退之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原远而末益分。孟子亦只言，宰我、子贡，智足以知圣人。在当时，及门弟子且然。然则所传述圣人之一体者，特子夏之儒耳。就以儒论，今之服儒服，冠儒冠，而能行儒行者，几人？至我辈习帖括制艺以弋科名，日以四书五经占题为文，号为代圣贤立言，究之文成，而于圣贤之言之旨，仍茫然不知所谓。而吾文则穷神知，化治国平天下之理，言之外侈。若果可据，实则何有于我耶？
孟子谓，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今我于圣人之徒所以为教者，一无所得，不能自奉吾教，而徒责人之不同。吾教甚且自背吾教，以改人之教，以贻家国天下之祸，如近日周汉之所为者，岂不悖哉！此事上系国家安危，下关地方祸福，不得不为诸君一伸此义。周汉自号周孔徒，于光绪十七、八年，刊刻书词揭帖，痛诋天主耶稣教，以挖眼剖心之事，詈天主教为“天猪叫”。其词既鄙俚不堪，又绘为图画，坐猪精于上，诸人剖心挖眼于下。遍传各省，流入欧洲诸国。欧洲之人见之，既皆切齿愤恨，又以其图说登报，注云：闻今日中国，为半有教化之国，周汉为中国之道员，其识见之鄙陋，一至于此，何况其它。远近数万里，传为绝大耻辱，绝大怪事。无不愤且笑者。即黄廉访顷言，在美国所亲见而忸怩者是也，辱国甚矣。然挖眼剖心之谣，同治间，天津责以此肇兴大狱，曾开杀教多人，并戕及洋官，势将开衅用兵。其时曾文正公为直隶总督，奉旨往办此案。人皆谓必能证明其罪，大张挞伐。文正公始因人言藉藉，亦不敢决言其无。继而反复熟思，语幕友云；泰西立国千数百年，即奉天主耶稣之教，其技巧及所用照相等药水，相传以久？若果采生配药，其时未通中国，必从本国及海外各国挖眼剖心，始得有之。西人心思极灵，其爱父母子女，变与吾同，岂能听其所为至于今日，尚皆信奉其教之理？然不遽昌言于众也。
比至天津，官绅士民，万口同声，皆若目睹其事。文正公访查津城内外，并无控告遗失小孩之案。乃出示招告，久之寂然，亦无一人以挖眼剖心赴愬者。乃从府监提所获之王三虚衷研鞫供，与天津府所讯无异，人皆谓此狱定矣。公终疑之。问其所挖剖之小儿尸藏何所，乃供称某处某处。公即委员偕府县亲往掘验，凡掘数处，皆绝无骸骨。越数日，又指一处，果掘席裹小儿，验之，则瘗埋未久，面目身体悉具，并无挖剖痕迹。公与道府复研鞫之，则惟有痛哭呼冤而已。公乃信洋人之于此案，无端被诬，横遭焚杀之惨。中国官吏草率断狱，久成习惯，往往不穷极其所以然。且于此案，又早有成见，更不虑有屈抑。平日懦弱，百姓纵受冤屈，或无奈何。今则俨然数大敌国，岂肯甘心诬枉。若复拒之以兵，彼师直为壮，祸患何已。遂毅然不恤人言，据实陈奏，力任惩犯、赔款，加罪府县，以寝其事。
而国门内外，遍及各省士大夫，无不非议诋毁者。公自以大臣不当以口舌汲汲自明，但云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而已。当将定此谳时，鄙人适北行入都，道过保定，初亦随众訾议，欲诣公面诤。嗣晤公幕府方存之诸君，具道本末，始憬然悟。比入都，则众论哗然，湘人尤甚间。以其实语人，无听信者。大惑不解，遂至各省屡酿教案。实按之，悉无证验。久之亦渐知有谣言之无端者。
光绪十七、八年，周汉之谣帖书画，遍传各省。时值湖北武穴、宜昌及芜湖镇江等处，杀教士，毁教堂，巨案迭出。朝议以教案之起，皆由造言生事者煸惑人心，且多出自湖南。德国公使又持周汉一名周孔徒所刊布者，执以为言。总署遂咨督师张公指究办。奏委湖北粮道恽前升道，来湘查讯。据周汉家属供称，周汉素患心疾，迹近疯狂，且远出未归等语。遂将刻字书店，封闭二家，缴毁刊板，据情禀复督帅。遂缘以复奏，声明查传到籍管束，不准潜来省城，妄为滋事。倘疯迷益甚，滋生事端，即据实奏明严惩等因在案。去冬山东因教案起衅，德国派兵占据胶州海口，各国兵船群集，正大局存亡危急之秋。我皇上宵旰忧劳，迭降谕旨，饬各省督抚，严饬地方官保护教堂教士及游历洋人，冀勿再启衅端。凡属臣民，具有天良，宜如何互相劝戒，以期息事安人，共保危局。乃周汉复于此时，刊布揭帖，劝人将耶稣妖巢焚烧，并有违令者、合门屠之之语。似此显违谕旨，激动祸机，惟恐召乱不速。苟有人心，何肯出此。鄙人忝任封圻，不能为朝廷分忧，又岂可任听我省狂徒为国家速祸，遂亟传提到省，暂交候审所。看守随时察看，而周汉狂性大发，除毁碎器物外，辄将该所委员扭殴入房关闭，声言与之同死，万古流芳。复令长沙县前往开导，更觉语言怪妄，有索妓女四名、银三万两等语，无可理喻。乃照疯病例，付司狱监禁。
查周汉，向来与此次揭帖，俱托为名，以死自誓，并自撰挽联，谓与文文山、杨椒山两公同垂不朽。试问无端造谣徒，为国家召无穷之祸，以上贻君父之忧，下贻地方之害，不忠不义，莫此为甚。况恽道台来湘，查周汉既即逃匿。此次收监，复向长沙县诉说，欲图狡兔。不承其前此自撰挽联，并因传送谣帖之汤某为鄂所获，至书湖北抚院，为之解免，具言书帖皆汉刊发，汉即造言生事之人，与汤无涉。如以为不应即亲自投案，以七尺躯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于地下，不独令汤某一人流芳万古也。此函至今尚存督署，当抄行湖南。时人皆壮之，乃委员至，而即已逃匿。此次委员会同宁乡县，亲至其家，周汉从揭帖堆中，手取数纸与之，云此皆我自撰自刻，不累他人。且揭帖末句，有“吾口闭矣，周孔徒遗嘱”等句。讵意甫入囹圄，即首尾两端，所作挽联，甘撤脑后。不特为文山椒山两先生所齿冷，即世之服其忠义抑或悯其愚忠者，至此亦皆为齿冷矣。故凡中无所有，而妄称扶世教、辟杨墨、自负为孔子之徒者，非诓骗即疯魔耳。讵知前者唱于，后者唱喁，流极至于今日，竟可以一哄而祸及家国天下乎！
噫，洵可痛也！故吾辈居今之时，但当尽其在我，慎勿苛以责人。出主入奴之见横亘于中，执而不化，必至裂眦攘臂、操戈予以从事。孟子曰，夫水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水激且然，况人国乎？吾上年告示有云，愿吾民视外国行教之人，如向来僧道，视外国游历之人，如远乡过客，各本分，共享升平。今亦愿学会诸君；深味斯言，以告夫未闻斯言者。内讧不作，则外侮不来，和气流行，则患气消息。而湖南永为乐土矣，夫非使者所冀幸乎。
周汉字铁真，自署“周孔徒”，湖南宁乡人。曾在左宗棠军中协助办军务，后为陕西候补道员。光绪十七年（1891）即开始从事反对西方传教士的活动，刊刻通俗图画，称天主教为“天猪教”。影响远播中外，致使英、法领事持为证据，要求惩办。美国公使也发出警告。清政府鉴于教案是殃及中外关系的大问题，因此对周汉一案极为重视，函电湖广总督张之洞严加处理。1897年山东教案扩大，德国以之为口实，派兵占领胶州湾。此事对正在全力推行新政的湖南影响甚大，梁启超、谭嗣同等故有自保自立之说。而此时周汉又大肆活动，且从宁乡来到省城长沙，刊印揭贴、歌谣，扬言焚烧“耶教妖巢”（指教堂）。英国领事因之向湘省抚部院发出咨文。陈宝箴不能不管了，遂将周汉解到长沙候审。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国家利益。陈宝箴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并揭露出周汉虚伪的一面。而对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实事求是的精神，给予了由衷的赞扬，为处理周汉一案提供佐证。
值得注意的是，陈宝箴在演讲中阐述了他对宗教及不同学术思想的态度，看得出他持的是一种多元文化的思想。他说孔子之教固中正广大，其它各教未免驳杂，但其所信仰者同样奉为圣贤，就如“凤凰之于飞鸟，麒麟之于走兽”一样，我们应给以尊重。而且即使孔子之教，“后世之真能效法以传其教者，复有几人？”更不要说靠八股制艺讨生活的今天的“我辈”，实际上于圣贤之言之旨，可以说是“茫然不知所谓”。其对后世儒者的批评是极严厉的。右铭不禁诘问：“今我于圣人之徒所以为教者，一无所得，不能自奉吾教，而徒责人之不同。吾教甚且自背吾教，以改人之教，以贻家国天下之祸，如近日周汉之所为者，岂不悖哉？”他明确主张，应该“有教无类”。这与陈寅恪的文化思想完全一致。寅恪一生所标举，就是圣人“有教无类”的思想。呵呵！点滴之间，我们也不难发现陈寅悟学术思想和义宁家学的联接。
南学会有巡抚陈宝箴直接而有力的支持，规模和成效渐次扩大，除省城有总会，各地又设有分会，名称或有不同，但统属南学会一个系统。谭嗣同在《群萌学会叙》中写道：“义宁之志，将以学会群湖南者智湖南，又以智湖南者智中国。然而南学会仅设于省城，其群未得遽广，其所智亦有所域。吾意必使数十府厅州县，皆有学会，皆隶属于南学会。”可见陈宝箴推行湖南及全国改革的抱负之大。另外南学会还设有藏书楼，右帅以下，黄遵宪、徐仁铸、熊希龄、谭嗣同、皮锡瑞等都捐书入藏，供人阅读。捐书最多的为谭嗣同。会友持“看书凭单”即可前往阅览。戊戌年三月十四日（1898年4月8日），还举行了正式的入会仪式，陈宝箴率先加入。皮锡瑞当天日记写道：“会籍先右帅；次公度，乃主会者；次即予，乃主讲者。”每逢学会讲论之日，陈宝箴还亲率抚院官员到会听讲，坐在旁边，与平常人一样起立落座。新政的发起者带头尊礼新政，其作用就不能等闲视之了。
皮锡瑞原来并不是新政的特别积极的成员，随着时务学堂和南学会的开办，他的态度越来越坚定。皮氏在南学会共演讲十二次，题目分别为：1.《论立学会讲学宗旨》；2.《论讲学之益》；3.《论朱陆异同归于分义利》；4.《论学者不可诟病道学》；5.《论交涉公理》；6.《论保种保教均必先开民智》；7.《申办孔门四科之旨》；8.《论孔子创教有改制之事》；9.《论不变者道必变者法》；10.《论胜朝昭代之兴亡原因》；11.《论变法为天地之气运使然》；12.《论洋人来华通商传教当暗求抵制之法》。其中第八讲显然是附和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的内容。又当时有人写讽刺诗。斥八股文、八韵诗为：“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伏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催君骨髓枯。”皮锡瑞也仿作一首：“二八文诗体似酥，篇中藏药毒迂儒，虽然不见人身死，暗里蒙君智能枯。”虽不如前者俏皮，仍反映经学大师对科场八股的严厉批评态度。
陈宝箴推展南学会的业绩，得到了湘省改革派人士的赞佩和肯定，谭嗣同在《上陈右铭抚部书》中写道：“湘省请立南学会，既蒙公优许矣，国会即于是植基，而议院亦且隐寓焉。”又说：“与凡兴民权之类，公力已多优为之，且无俟嗣同咬渎矣。”而在信的结尾，更强调：“方今海内能兴民权者，系惟我公。”对创办南学会的目的是为了寓议院之意，是为了兴民权、启民智，以及陈宝箴在其中的独特贡献，即使是激进的谭嗣同也不能不心服口服。
设立保卫局
写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湖南改革的另一重大举措，就是设立保卫局。
保卫局是仿造西方的警察制度而设立的一个保护士绅官商利益及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组织。此议为黄遵宪提出，而受到陈宝箴的赞许并促其尽快施行。据皮锡瑞日记，南学会开讲之前，已有保卫局之议。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五（1898年2月5日），皮锡瑞从黄遵宪处看到保卫局章程，写道：“彼见示课吏堂、保卫局章程，条理精密，如能实力奉行，必有效验，但须陈、黄二公久在此乃可耳。”正月三十（2月20日），皮氏又向南学会佐办黄鹿泉问讯保卫局的用意，黄说：“恐洋人至滋事，托巡捕保护，而不能说明，故章程不及。”这说明保卫局的设立，确也有维持治安、避免与外人发生冲突之意。
保卫局的章程共四十四条，黄遵宪所制订。下面先抄录章程的全文以饷读者。
湖南保卫局章程
一此局名为保卫局，实为官绅商合办之局。
二本局职事在去民害、卫民生、检非违、索罪犯。
三本局设议事绅商10人，一切章程由议员议定，禀请抚宪核准交局中照行，其抚宪批驳不行者应由议员再议，或抚宪拟办之事亦饬交议员议定禀行。
四凡局中支发银钱、清理街道、雇募丁役之事，皆绅商主之，判断讼狱、缉捕盗贼、安置犯人之事，皆官主之。
五官中设总办１人，总司一切事务，会办大员1人，绅1人。
六于长沙府城中央设总局一所，城中分东、西、南、北，设分局四所，城外设分局一所，共分局五所，每所辖小分局6所，共设小分局30所。
七每分局设局长1员，以同通州县班补充，副局长1员，以绅商充。
八每小分局设理事委员1员，以佐贰杂职充理事，委绅1员，以绅商充。
九每小分局设巡查长1名，巡查吏2名，巡查14名，小分局30所，共设巡查420名。
十此项巡查并非差役，例无禁锢，凡充当巡查，一须年在20岁以上35岁以下者；二须曾经读书识字粗通文理者；三须身体强健能耐劳苦者；四须性质和平不尚血气者；五须有保人；六须考验；七不准以曾经犯罪之人充当。
十一此项巡查除率有官票另行差委之外，其寻常职事：1.凡有杀人放火者、斗殴伤者、强窃盗者、小窃掏摸者、奸淫拐诱者，见则捕之，有民人告发则诉其事于局，执票拘捕之。2.行路之人无论天灾人事，遇有急难，即趋救之；醉人、疯颠人、迷失道路者，即送归其家；残疾人、老幼妇、远方过客均加意维护。3.凡所辖地内道路之大小、市街之长短、户口之多寡，必一一详记，所住人民必熟悉其身家品行，若无业人及异色人常默察之。4.凡聚众结会刊刻谣帖煽惑人心者，见即捕拿。5.凡街区扰攘之所、聚会喧杂之事，应随时弹压，毋令滋事。6.车担往来碍行道、伤人物者，应设法安排，毋令阻道。7.道路污秽、沟渠淤塞，应告局中饬司事者，照章办理。8.凡卖饮食物质已腐败或物系伪造者，应行禁止。9.见有遗失物即收存局中，留还本人。
十二凡巡查非奉有局票断不许擅入人屋，违者斥革兼监，禁作苦役。
十三凡巡查不准受贿，亦不准受谢，查出斥革并监禁作苦役。
十四凡巡查不准携伞执扇，不准吸烟，不准露坐，不准聚饮，不准与街市人嘈闹戏谈，违者惩罚。
十五凡巡查准携短木棍一根系以自卫，不准打人，并不许擅以声色威势加人。内处同事、外对众人，务以谦和、温顺、忠信、笃实为主。
十六各分局巡查概分为两班，每日分6次，每4个钟点换班。每日从正午12点起为第一班，至4点钟换第二班，至8点钟换第三班，至12点钟换第四班，至4点钟换第五班，至8点钟换第六班，至12点钟又换第一班，如是轮流周而复始。每换班时，由局中派出后在街巡查，始行换回。换班回局后所有食饭歇息之事均在局中，不许擅出。
十七初次当差均作为四等巡查，其遇事有功或日久无过，可以递升至三等、二等，辛工亦可酌加。
十八巡查如有行为不端之事，经本局查出或他人告发，查实照扣辛工，重则斥革监禁，另有章程。
十九巡查吏专司侦探事务，搜索罪犯、帮同巡查长督率各巡查以从事另有章程。
二十巡查长所属各巡查归其督率，受其节制。
二十一各小分局设理事委员一人以佐贰杂职充，每日以日出到局，日入归家，督率在局各役遵照章程经理事务，事必身亲。在局办事不许着袍褂，公服步行查街不许乘轿。
二十二小分局理事委员遇事应禀知分局局长或移知各小分局，即用理事委员街名自钤小印径发，遇有巡查禀请出票拘传之时，亦准理事委员将总局给发之票照章填给。
二十三凡地方人民遇有犯案经巡查拘传到局者，即由理事委员问明禀送各分局分别办理。
二十四凡地方人民或因口角斗殴滋事申诉到局者，准由理事委员劝解和释，不能了结者送分局办理或于地方有所损害或于人民有碍平安者，经人告发亦准由理事委员传问，系本局应理公事即送分局办理，其户婚田土争讼之事本局不得过问。
二十五各小分局委员不准设立公案，不准擅用杖责。
二十六小分局副理事以绅商充，帮同理事督率巡查，以办理局务。
二十七分局副理事应住局中，所有局中出入银钱管理器物是其专责。
二十八分局局长以同通州县班充，每日以日出到局日入归家，督率在局各员遵照章程经理事务。
二十九所有地方人民违犯本局禁令（即第11条所载各事）或本局巡查不守本局章程（即12、13、14、15、16条所载各事）由各小分局拘送到局者，由各局长讯问，除罪犯徒流以上应送总局办理外，余均由局长分别轻重随时发落。
三十本局另设迁善所五所，即五分局办理所有拘传到案审实发落之犯人，即发交迁善所令其学习工艺，充当苦役另有章程。
三十一各分局副局长以绅商充，帮同局长督率员役以办理局务。
三十二各分局副局长应住局中，所有局中出入银钱收支器物是其专责。
三十三凡各分局及总局均应设书识名，专司缮写纪录之事，丁役名，专司伺候讯案接送犯人之事，杂役名，专司奔走使唤之事，用人多少视事之繁简再行酌核。
三十四总局设委员4人，以同通州县充内，专司文案2人，切禀详移札文牍均归拟稿，专司审案2人，所有各分局送到犯人归其审讯。
三十五此项文稿均别立格式变通旧体，以期简易以归迅速，除另设章程系寻常事件，业经拟定者径由文案缮发外，其它一切文牍均呈由会办总办标行。
三十六此项罪犯除情罪重大者，案结之后仍发交长善监及府监收管外，其它均发交迁善所办理。
三十七总局委绅2人以绅商充，应住局中，所有各分局小分局购置器物归其专办，一切公用器物由总局购备发交各局支领，应用所有各分局支发银钱归其专责，应将用出之银钱随时登记交由会办总办查阅，每6个月刊刻一次，分派各局并悬贴局门。
三十八本局会办大员１员，管理稽查局中一切事务，凡系缉捕盗贼判断讼狱安置犯人之事，均会同总办签行。
三十九本局会办绅士１员，管理稽查各局委绅各局巡查一切事务，凡系支发银钱、清理街道、召募巡查之事均会同总办签行。
四十本局总办一员，一切事务均归稽管。
四十一本局事属创办，所有未尽事宜及应增应改章程再随时邀集议定，交本局遵行，本局只有行事之责，并无立例之权。
四十二本局除议事员绅及本局总办不支公费外，总局会办官1人，月支公费银120元，会办绅１人，月支公费80元，委员4人，每人月支公费60元，委绅2人，每人月支公费50元，分局局长官5人，每人月支公费50元，副局长绅5人，每人月支公费40元，小分局委员30人，每人月支公费20元，委绅30人，每人月支公费16元，巡查长30人，每人月支公费8元，巡查吏60人，每人月支公费6元，四等巡查420人，每人月支公费4元，凡巡查长、巡查吏巡查，饮食官服均由官给。
四十三本局议事绅士10人，以本局总办主席，凡议事均以人数之多寡定事之从遵，议定必须遵行章程，苟有不善可以随时商请再议。局中无论何人苟不遵章，一经议事绅商查明立即撤换。
四十四本局总办以司道大员兼充，以2年为期，期满应由议事绅士公举禀请抚宪札委。议事绅士亦以２年为期，期满再由本城各绅户公举，其有权举人之绅士俟后另定章程。
看完保卫局的章程，我们就知道当戊戌政变后慈禧勒令取消保卫局，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何以会那样难过了。这真是一个很有现代性的设计。你看对巡查（相当于西方的巡捕）自身条件的要求：一是20至30岁之间，二要读过书识过字，三须身体强健，四须性情平和，五要有保人，六须没有犯罪记录，七要有一段考验时间。比之今天对警员的要求，条件也不算低了。而巡查的职责，不仅遇有杀人放火、斗殴伤人、偷盗、奸淫、拐诱等犯罪之人“见即捕之”，一般行路之人遇到天灾人事的急难，包括喝醉酒者、精神病患者、迷路者，巡查都要提供帮助，对病残、老幼妇女和远方的客人，也要加意维护。此外街道的整洁、交通的顺畅，也在管理之内。还规定巡查不许擅入人屋、不准受贿、不准受谢、不准吸烟、不准露坐、不准聚饮、不准携伞执扇、不准与街市人嘈闹戏谈、不准打人、不准以声色威势加人等等。这十不准，据笔者的经历，就是百年后的今天，也是很严格的规定。其中不准以声色威势加人一条，尤中警员一类人物的要害。而“不准受谢”，就不止是法律问题，同时也是道德的要求，而且还是尊重人格尊严的文明的交往行为。
湖南保卫局的设立又不是完全模仿西方，因为章程的第一条就写明，其性质“为绅商合办之局”；第二条规定“设议事绅商10人，一切章程由议员议定，禀请抚宪核准交局中照行，其抚宪批驳不行者应由议员再议，或抚宪拟办之事亦饬交议员议定禀行”；第四十三条还规定“凡议事均以人数之多寡定事之从遵”。这就增大了绅商议员在保卫局的权利。这在西方是没有的。那么为什么要让绅商也来参加保卫局呢？实际上，也是陈宝箴为地方自治自立作的一种准备。唐才常说：“保卫局何为而设也？所以去民害，卫民生，检非违，索罪犯，而官绅士商种种利益，罄简难书也。”又说：“今夫泰西、日本之有警察部也，长官主之，与凡议院章程不同。平心而论，此事本官权可了。而中丞、廉访必处处公之绅民者，盖恐后来长官视为具文，遂参以绅权，立吾湘永远不拔之基。”可谓深得根源底里之言。谭嗣同也说：“事变至无常，而官者至不可恃者也。”极赞“保卫局特一切政事之起点，而治地方之大权也。”因此保卫局的设立，是湖南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如果说南学会为的是伸绅权，保卫局也有伸绅权之意。
湖南新政得以顺利实施并取得实际效果，关键在得人。皮锡瑞在日记中写道：“湘抚放陈右铭年伯，可谓得人。”新政由右铭先生来主持，应属最大之得人。而各项改革措施的牵头者，也都是一时之选。矿物局、官钱局及内河轮船运输，由朱昌琳牵头，而有邹沅帆为之助；学校教育先由江标、后为徐仁铸牵头；时务学堂总理熊希龄、中文总教习梁任公、西文总教习李维格；《湘学报》主笔唐才常；《湘报》馆主持人为熊希龄、唐才常；南学会倡办人为谭嗣同、讲论会负责人是皮锡瑞；武备学堂、制造公司、保卫局、课吏馆等，均由黄遵宪总司其事。江、熊、谭、唐、黄三氏对湖南新政所作贡献，不可忽视。而谭嗣同的老师欧阳节吾，则成为陈宝箴巡抚衙门的主幕人物，运筹帷幄，功不可没。当时真可以说是天下人才都跑到湖南来了。陈三立称颂这些人物：“皆以变法开新治为己任，其士绅负才有志者，复慷慨奋发迭起相应和，风气几大变。外人致引日本萨摩长门诸藩以相比，湖南之治称天下。”当时湖南确实走在了晚清变法革新运动的最前列。
二、湖南新政在戊戌之年的机遇与挫折
然而事兴而谤至，中国的先觉者的命运向来如此。本来到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的春夏之时，清政府的改革决心也大起来了，对陈宝箴领导的湖南新政，是非常有利的外部条件。可是恰在这时，湖南的守旧势力却向新政发起了攻击。导火线是时务学堂和《湘报》，同时也由于朝野上下变革和反变革的势力的矛盾呈白热化趋势。虽然，此事前后有一个从学术思想论争到政治打拼构陷的愈演愈烈的衍变发展的过程。
学术思想辩难阶段
按照梁启超的说法，湖南是改革势力强大、守旧势力也强大的特殊省份。湖南的守旧势力，周汉的狂悖已如上述，其次应以叶德辉持之最力，他对新政的各种措施均不以为然。叶字焕彬，1864年生于长沙，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淹通文史，精于版本目录之学，所著《书林清话》，士林称雅。但其人性格执拗，不恤民隐，至有后来1927年的杀身之祸。他对新政的非议，我们从其写给学生石醉六的信里已可见出，因为信中痛驳康有为提倡的公羊学，一则曰“时务学堂梁卓如主张公羊之学，以佐其改制之谬论，三尺童子无不惑之”，继则曰“梁卓如来湘苟务伸其师说，则将祸我湘人”。审其语气，此信似写于时务学堂开办不久。石醉六本名陶钧，湖南邵阳人，校经书院学生，后在时务学堂就读，显然是一高才生，深受学政江标赏识，当1897年年底离任时，曾拟带走该生，以推荐赴国外留学。但叶德辉匪夷所思地将石和另一名学生关了起来，强行隔断与江标的联系，使其无法随行。皮锡瑞日记中对此事亦有所记载，1897年12月23日（农历十一月三十）《狮伏堂未刊日记》：“江建霞与焕彬争石醉六、刘莲生两学生，实甫与王祭酒为之调度议和。”此可证叶德辉的信应写于1897年的岁尾或1898年的年初，而不会更晚。
新学政徐仁铸的《輶轩今语》公布后，叶德辉撰写《輶轩今语评》予以辩驳，时间是1898年的农历二月。尽管徐和叶本有礼闱场屋的师生之谊，但叶毫不顾及情面，逐款痛诋《今语》为改革张目的学术主张。《今语》提出“经学当口说传记二者并重”的观点，叶评反驳说：“今日群经如日在中，何假口说？今语之意，盖主康有为之野说，而以康之弟子之称‘南海先生曰’者为口说。”《今语》主张“经学当先通春秋公羊传”，叶评写道：“康有为之徒煽惑人心，欲立民主，欲改时制，乃托于无凭无据之公羊家言，以遂其附和党会之私。智此，孔子所谓言伪而辩之少正卯也。”《今语》在谈到周礼时，有“真伪参半”的话，叶德辉怒而评曰：“以周礼为刘歆伪撰，宋儒胡五峰之言也，朱子已驳之。近世万（充宗）方（望溪）之徒扬其颓波。康有为又拾万方之唾余，以为新学伪经之证，其本旨只欲黜君权伸民力，以快其恣睢之志，以发抒其傺侘不遇之悲，而其言之谬妄，则固自知之也。”如此等等。措辞尖锐而掺以意气，攻击力不谓不强，但抨击的重点主要是康有为的学说，且大体尚没有完全越出学术思想辩难的范围。
除《輶轩今语评》，叶德辉还撰有《长兴学记驳义》、《读西学书法书后》、《非幼学通议》、《正界篇》等文，对康梁的思想予以抨击。尤其《长兴学记驳义》，直指康为“乱民”、启超为“诐士”，使学术思想的论争变为政治上的锻炼人罪，但时间已经是1898年的“秋七月”了。此前更早的另有《汨罗乡人学约纠误》，专门批评梁启超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虽行文挖苦讽刺不遗余力，仍是就学术思想问题辩说。我们从皮锡瑞的《狮伏堂日记》里可以看到，在1897年年底至1898年２月以前这一时期，叶德辉有时也参加有维新派人士参与的宴饮聚会，甚至还说过梁启超“人尚笃实”的话，还有一次当众对石醉六说：“梁先生讲《公羊》，你无妨从而学之。”至于学问人望都在叶德辉之上、地位更加重要的晚清大儒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在陈宝箴推行新政的大部分时间里，采取的都是合作的态度。对聘请梁启超的为时务学堂总教习，他表示赞同并合力为之；梁抵湘后他热情款待，还主张在曾忠襄祠张宴唱戏庆祝；连南学会开讲这样的重大政治活动，他也参加了。
大约是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的农历四月份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大的变化。
引发危机的十大事件
有十件重大事项成为了引发危机变化的重要契机。第一件事，时务学堂总教习和分教习写的抨击专制政体、提倡民权革命的课堂批语、日记批语及课堂答问，在年假之后流传到社会上，为攻击新政提供了口实。这是使得湖南两派势力爆发尖锐冲突的重要原因。第二件事，《湘报》第三号和第十二号连载樊锥的《开诚篇》，引起湘省守旧人士的一片反对声。第三件事，《湘报》第20号发表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提出使中国富强的四点主张：1.“改法以同法”（“西法与中法相参也”）；2.“通教以绵教”（“西教与中教并行也”）；3.“屈尊以保尊”（“民权与君权两重也”）；4.“合种以留种”（“黄人与白人互婚也”）。这些观点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立即舆论大哗，成为一个事件。即使是改革的先进黄遵宪也大有“骇俗”之感，明确表示改革应该用渐进法，报刊文章以不要太激烈为好。
第四件事，湖广总督张之洞看到易鼐的文章以后，直接出面干预，发电牍给巡抚陈宝箴和按察使黄遵宪，要求“设法更正”：
湘中人才极盛，进学极猛。年来风气大开，实为他省所不及。惟人才好奇，似亦间有流弊。《湘学报》中可议处已时有之，至近日新出《湘报》，其偏尤甚。近见刊有易鼐议论一篇，直是十分悖谬，见者人人骇怒。公政务殷繁，想未寓目。请速检查一阅，便知其谬。此等文字，远近煽播，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且海内哗然，有识之士，必将起而指摘弹击，亟宜谕导阻止，设法更正。公主持全湘，励精图治，忠国安民，海内仰望。事关学术人心，不敢不以奉闻。尤祈切嘱公度，时留心救正。
因张南皮一向欣赏陈宝箴的才干流品，且自身也是新政的支持者，故措辞尚委婉，不无护持之意。但对湖南巡抚而言，已是不能无所更张的时候了。陈宝箴给张之洞的回电是这样写的：“奉洽电，眷爱勤至，感佩歉疚，匪可言喻。前睹易鼐所刻论，骇愕汗下，亟告秉三收回，复嘱其着论救正，此外所刻亦常有矫激，迭经切实劝戒，近来始无大谬。然终虑难尽合辙，因嘱公度商令此后删去报首议论，但采录古今有关世道名言，效陈诗讽谏之旨。公度抱恙，尚未遽行。兹得钧电，当切嘱公度，极力维持，仰副盛指。”虽仍在回护，却不无妥协之意。
张之洞的电牍是戊戌年闰三月二十一日所发，陈宝箴的回电在闰三月二十三日。同一时间张之洞还给湖南学政徐仁铸发一电文，主要是宣布改变以前的一项决定，从此以后湖北方面不再订阅《湘报》和《湘学报》。该电文写道：“去岁驺从过鄂时，鄙人力言《湘学报》多有不妥，恐于学术人心有妨，阁下主持风教，务请力杜流弊，承台端允许，谓到任后必加匡正。嗣奉来函复云某君已经力劝等余，是以遵命代为传播，转发通省书院。息壤在彼，尚可复按。乃近日由长沙寄来《湘报》两次，其中奇怪议论较去年更甚，或推尊摩西，或主张民权，或以公法比《春秋》。鄙人愚陋，窃所未解，或系阁下未经寓目耶？此间士林见者有烦言，以后实不敢代为传播矣。所有以前报资已饬善后局发给，以后请饬即日截止，毋庸续寄。另将《湘报》不妥之处签出，寄呈查阅。学术既不敢苟同，士论亦不敢强拂。伏祈鉴谅。”可以想见，张之洞发出的如此严厉的批评以及采取的断然举措，对湖南新政和各派势力的消长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第五件事，陈宝箴深感新政推行所遇阻力之大，不只是湖南，来自朝廷中的阻力更令人担忧。这一时期竟然发生其所上条陈为人所阻的事，还有的电奏被删改。而德占胶州、日踞旅大、英觑长江、法窥两广的瓜分之势已成。戊戌年的三月初三日，熊希龄、谭嗣同与“右帅”谈至深夜，语及此一类内外忧患之事，使得“右帅痛哭”。故前一天（三月初一）时务学堂一百多名招考诸生会聚南学会讲堂，陈宝箴也因“齿痛不来”。可见新政的领导者此时所受到的压力之大。
第六件事，戊戌年闰三月下旬左右，湖南守旧势力纠集多人，联名写信给京中湘籍官员，诬称陈宝箴紊乱旧章、不守祖宗成法、将来可能有不轨之事，因此要求事先预防。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六日《国闻报》率先披露了这条消息，其中写道：
湖南士民向来勇于守旧，故中国通商数十年，而洋人之车辙马迹于湘省独稀，即一切泰西利国新法，亦丝毫不能举行。自陈右民中丞莅湘以后，一意以开化风气为先务，凡廷见僚属绅商，无不剀切晓谕，因而如电报、轮舟、铁路、矿务、学堂、报馆诸事，得以先后举行。湖南士绅固不乏明体达用与中丞气求声应之人，而其中之守旧者，虽面从而心滋不悦，于是纠集多人，联名函告京中湖南同乡官，谓右帅紊乱旧章、不守祖宗成法，恐将来有不轨情事，不能不先事预防。信中之语，并牵连署臬司黄公度廉访。湖南京官得信后，即敦请徐寿蘅总宪据情揭参。想朝廷明镜高悬，若右帅者，真今日督抚中忠荩爱国勇于任事之人，必不为此等谤言所惑也。
试想这是何等严重的事态，说是“必不为此等谤言所惑”，真正临到自己身上，处之泰然也难。“紊乱旧章、不守祖宗成法”的指责，在当时那样的变革时代，还算不了什么；但“恐将来有不轨情事”的诬告，则是一个可致人于死地的大罪名。这无疑是说陈宝箴有谋反的企图，所以才需要预防在先。光绪皇帝信不信是一回事，但此举会给一心一意推行新政的陈宝箴以巨大的打击，造成心理影响，应不成问题。四月十一日皮锡瑞日记：“出辞行，见右帅……以外间谣言上弹章事闻，右帅云亦闻之而不得其实，亦题中应有之义，右帅亦知无大碍，不过封报馆而已。”态度泰然冷静，但深知事态的严重性。徐寿蘅的参奏我们无缘见到，但一个月以后监察御史黄均隆的参奏，已经递到光绪皇帝的手里。
第七件事，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二十五日，掌陕西道监察御史黄均隆上了一道全面弹劾陈宝箴的奏折，由于此折对研究湖南新政在戊戌之年所遇到的挫折极为重要，现将全文抄录如下：
掌陕西道监察御史臣黄均隆跪奏，为抚臣讲求时务，有名无实，请旨饬令核实办理，以杜横议而解糜费，恭折仰祈圣鉴事。窃湖南巡抚陈宝箴莅任之初，颇孚众望，以该抚前在湖南候补年久，号为清廉。此次抚临是邦，咸以为练兵筹饷，察吏安民，在在必求核实，不徒为粉饰铺张之举。不意近年以来，学行西学，徒务虚名，毫无实际，其资人口实，有不能为该抚讳者。查该抚设立时务学堂，自应择师授徒，将器械操防及一切有用之举，切实讲求。乃聘请广东举人梁启超为总教习。梁启超者，曾在上海刊刻时务报，力倡民主议院之说者也。该抚称其品端识卓，学通中西，延聘来湘恣其横议。湘中人士，尤而效之，至有倡为改正朔、易服色之言，刊报传播，骇人听闻。
又改建南学会，以为议院之权舆，每逢会讲，令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摇铃警众，前国子监祭酒王先谦、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等，登坛宣讲。该抚按照七日礼拜之期，从旁坐听，与平人起立，准时刻到，时熊希龄复摇铃止讲。凡此皆无裨于实用，资人以口实者是也。又听用盐法道黄遵宪之言，于城内设保卫局，雇佣巡丁巡查街道，刊刻章程四十余条。自总会会办以至巡丁四百余人，月支公费四千数百元，而房屋伙食及一切杂用，尚３不在内。通盘计算，每年的需十万元，费无所出，拟摊派各铺案及各住房，其为扰累，已可概见。且巡丁沿街站立，执棒弹压，既不足御外侮，又不能清内奸，岁糜巨款，于国何益。
伏思沿海各行省，俱与外洋交涉，或设制造商务等局以收利权，或延教习招生徒以资讲肄，未闻不求实际，徒事虚誉，如湖南之甚者。相应请旨饬下湖南巡抚，另择实事求是之人，主持时务学堂，勿腾口说而乱是非，勿袭皮毛而忌实用，务求有用之学，以作富强之基。散南学会以息横议，撤保卫局以省虚糜，庶士习民风，不致嚣张决裂，则杜渐防微，所系良非浅显矣。是否有当，谨恭折具陈，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黄均隆是湖南籍的言官，他扮演了与义宁父子誓为死敌的角色，直到秋八月戊戌政变发生，多封参奏陈宝箴的弹章，均出自此人的手笔。这封奏章口气虽较缓，但充满了诬枉之词。要说务实、讲求有用之学，还有比陈宝箴更务实更提倡实学的？所谓“虚糜”云云，不过是一种借口，真正目的是希望解散南学会，撤消保卫局，停止湖南新政。
第八件事，戊戌年闰三月二十日，湖南省抚宪官课的试题仍为八股时文的试题，此举让改革派人士大失所望。皮锡瑞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抚宪官课，昨已与节吾、伯严说明，不知何以仍出时文？城南分六门，而岳麓、求忠无之。只有湖南水利、湖南险要策，此乃数百年陈腐之物，不知何以至此。观诗题，似节吾所拟。此等题出自何人？令守旧者鼓舞欢欣，维新者扼腕叹息！如此办法，必无振起之望。时文八股既送崇祯，必再送我爱新觉罗氏无疑矣。”节吾即欧阳中鹄，伯严是陈三立，皮锡瑞头一天向节吾、伯严所作的说明，日记中也有记载，他说宁可出四书题，也不要出时文题。但欧阳节吾说：“变科举事，香帅未回电，恐因子中进士，又袒护时文，奈何？”关于变科学、废除八股时文，是晚清改革潮流中众目所瞩的问题，就此事陈宝箴和张之洞有过多次讨论，最后在戊戌年五月十六日两人联名上《妥议科举新章折》，提出头场考中学经清（包括中国史事、国朝政治等），二场考西学经济（包括五洲各国之地理、文教、商务、刑律等），三场考四书义和五经义，而废除八股时文和小楷书法。而这些内容，是二人在闰三月初十、十二日的互电中就已经定下来的。陈宝箴在闰三月十一的南学会演讲中，也申明此义。可是闰三月二十的湖南官课考试的诗题却仍然是八股试题，不能不令谭嗣同等改革精英们震惊而沮丧。谭嗣同为此给欧阳中鹄写了两封信，一为：
夫子大人函丈：晨奉赐谕谨悉。外间浮言，何所蔑有？嗣同等一闻此等语，即为力辩，然却未究其何所指也（出题事极动公愤，其余谣言虽多，殆不足道）。批何卷事，外间绝无所闻，可决其不为此。总之，衔之深者不止一人（凡新党无不如此，其中有极冤者，剖白几至舌敝唇焦），谤之丛者不止一事（牵涉赈事，新旧两党皆然），此嗣同所以不能不有所陈也。然事有过往，亦不欲遍述，第言其大略而已。此复，即颂福安！受业谭嗣同谨禀，初六日。
另一为：
父子大人函丈：顷又接赐书，极论出题之事，此中别有曲折，今一并陈之，亦即前书所谓中有极冤者也。当在南学会议此事时，适请诸友入会，到者数十人，群属耳目焉。及闻鹿门诸公再三乞请，而后允许不出时文题，即已有不悦者。又恰于后数日（在出题之前），中丞到会讲学，极力讥诋时文题，形容尽致，并自言我亦时文出身，所以无用云云。听者皆以为中丞非不愿废去时文题矣，乃一出题又是时文，将置中丞之言于何地？于是群然愤怒，以为中丞之恩意非不周挚，特为函丈把持耳。故是次开会，博问匦中即有“浏梦成颠，抚幕招摇”等语，可知所愤者初非区区一题，盖愤把持一切，新政不得展布，即由此一事而类推者也。外间人安知其中之底细，而事会之巧有绝相类者，古来冤案盖皆如此。嗣同所以重言之者，所见所闻并非无根据之言，而指出所以被冤之缘故耳。此上，即颂福安！受业谭嗣同谨禀，初六夕。
两封信均署初六，显然是戊戌年的四月初六，写在官课出题后不久，虽经欧阳中鹄的一再解释，谭嗣同仍没有被说服。此事欧阳中鹄无法辞其咎。看来是揣摩错了张之洞的用意，结果闹出了大笑话，使改革派扼腕，而守旧人士为之称快。
第九件事，陈宝箴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在戊戌年的四月份还采取了一个“自加检点”的行动，即调阅检查时务学堂教习的札记。而且由此还衍生出教习们是否临时抱佛脚连夜删改札记的问题。这件事使改革派内部发生了分歧，而为守旧势力所窃笑。此事的联络执行人为抚院的主幕、谭嗣同和唐才常的老师欧阳中鹄，现在保留下来的他们之间的几封通信，可以使我们大体了解事情的经过及其影响。唐才常给欧阳中鹄的信，是在听了种种传闻并读到老师的一封信之后写的，其中说：
昨读赐七丈函，言及前日呈札记一则，甚为骇异。外间攻学堂事，三月即有所闻。或谓中丞已厌卓如，或谓日内将使祭酒公代秉三，叶焕彬为总教习。种种伪言，皆云出自中峰。韩、欧、叶三君闻之，即愤然欲去，经受业再三挽留，始安其位，然其愤懑之心，未尝一日释也。
至中丞调阅札记，乃沉、杨二君自内学生收取，始汇交受业一阅。受业深恐三教习闻之，致滋不悦，且戒秉三勿与三教习言，亦绝不料中丞已有疑心，果如外人所云也。来谕云‘分教等惶遽无措，乃尽一夜之力统加抉择，匿其极乖谬而临时加批’等语。果谁见之？而谁闻之？其中涂改处，韩树圆极多，即卓如亦常有之。岂受业能竭一夜之力通行涂改乎！若中丞诘贵奎垣，奎垣何以不向秉三及受业说？而惟终日吃闷葫芦耶？容俟奎垣来湘时，当以不告之罪责之。
这是信的开头部分，后面很大篇幅谈及对康有为“素王改制”说的看法，因为如何看待康有为其人其说，是湖南两派争论的一个焦点。显然有人指责唐才常依附康门、对康五体投地等等，所以他在信中辩驳道：“至其拜服南海五体投地，乃因历次上书，言人所不能言，足愧尽天下之尸居无气而窃位欺君者，故不觉以当代一人推之。若谓依附某学门墙，逐微名微利，则受业去年即与蔡邵安订明达学堂之约，又瞿子玖侍郎亦因张缉光函请受业入幕，并非无吃饭所者。”末署“戊戌初六灯下”，可知是四月初六，故中有“三月即有所闻”字样。信中透漏出三月份守旧势力已经对时务学堂作了诸多攻击，致使韩文举、欧阳甲、叶觉迈三位分教席想愤而辞职。对所谓“监时加批”一事，唐才常态度强硬，力辩其无。但作为时务学堂日常工作的主事者，唐才常觉得在这次事件中受到了伤害。
谭嗣同给欧阳中鹄的信也是为是否“临时加批”一事作诉辩，他写道：
夫子大人钧座：昨趋谒，有怀欲陈，适龙沈诸君到，故默然而去，顷奉详论，谨悉。得此正好力为雪清此谤，惟学堂事则有传闻不确者。姑无论功课中所言如何，至谓“分教惶遽无措，问计秉三，乃尽一夜之力统加抉择，匿其极乖谬者，就正平之作临时加批”云云等语。嗣同于调札记时虽未到省，然于秉三及分教诸君，深信其不致如此之胆小。宗旨所在，亦无不可揭以示人者，何至惶遽至此？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耶稣以一匹夫而撄当世之文纲，其弟子十二人皆横被诛戮，至今传教者犹盛也。呜呼！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佛语波旬曰：“今日但观谁勇猛耳。”秉三及分教虽不勇猛，当不至此，此嗣同可代为抗辩者也。手此，恭叩福安！受业谭嗣同谨禀。
谭嗣同的抗辩是据理而不是举证，其实唐才常也是反问：如果确有“临时加批”的事，那么谁看见了？听谁说的？至于到底有没有此事，陈宝箴、欧阳中鹄心里最清楚，只不过面对谭、唐的强硬辩难，他们不肯深究到底罢了。欧阳中鹄告诉两位弟子：“惟前此外侮实多，中丞与伯严为诸君子却四方之敌，昕夕不遑，实劳且苦。至调取札记，乃自加检点，备预不虞，有不得不急救正者。”这是说，陈宝箴这次调取札记是处于不得已，是在外部压力（“外侮实多”）之下而采取的一个“自检点”行动。但结果与愿望相反，不仅不能缓解压力，反而给攻击者以口实，且引起改革派内部的矛盾。
第十件事，由《醒世歌》引起的皮锡瑞和叶德辉的争论。戊戌年三月十六日《湘报》刊出皮锡瑞的公子皮嘉佑写的一首“醒世歌”，歌词中有“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在中央谁四旁”的句子。叶德辉大不以为然，写信给皮锡瑞予以辩驳，且大肆攻讦新政：“今以湘事论，勿问其它讲学托名于开民智、伸民权，则试问今日之民，谁肯居于不智？又试问不智之民，何必更伸其权／况所讲之学，为康有为之学乎。”又说：“居恒与友人戏谈，云宁可以魏忠贤配享孔莛，使奸人知特豚之足贵，断不可以康有为搅乱时政，使四境闻鸡犬之不安。其言即有可采，其人必不可用。”皮回信反辩，叶又以长信驳难；皮再回答，叶又续辩。两个人爆发了一场大争论。叶的目的是想逼皮锡瑞离开南学会，回到江西去任教。对此一用心叶德辉直言讳，说：“前函胪举近日之议公谤公者，将以觇公去就之心，破公依违之见。言之过激，不觉杂以诙谐，然本意无他，不过欲公之去而已。”皮锡瑞是南学会讲论会会长、不可或缺的台柱子，如果皮锡瑞离开，对南学会的维持和开展影响巨大。皮和叶本来素有交谊，但他完全不能接受叶的反对新政的态度，因此答复叶的信措辞也相当激烈。他说：
文人常相轻，学人每争学派。湘人尤好自相攻击。见《时务报》则誉之，见《湘学报》则毁之，《湘报》訾议尤甚。湘人结习，本不足怪。至作联语丑诋，尤属无赖所为。公昔与江学使往来，不得志于场屋之人，作联语诋公，有叶麻云云，弟尝为公辨，必无受贿荐人之事，即有举荐，亦是爱才，不是爱财。此等妄言，不值一笑，故未尝为公言之。今人诋弟，犹昔诋公。呼我为马者，应之为马；呼我为牛者，应之为牛，牛皮马皮，有何辨焉。鹿泉办事之人，未曾开口，而人亦诋之。是诋人者并非因讲学不是，不过要人一切不办，坐以待毙而已。
皮锡瑞此信写于戊戌年四月初三日，他已经决定离开湖南，所以信的末尾写道：“弟将有江右之行，讲学属之宣翘，宣翘与公旧交，学识胜弟十倍，当不至如弟不善讲论，受人讥评也。”皮锡瑞是湖南长沙府善化县人，1864年（二十五岁）考中秀才，1882年（三十三岁）成为举人，但此后四赴春闱，皆不中第。尝就读长沙城南书院，为山长何绍基所赏识。1892年被江西经训书院聘为讲席，至1897年又续聘。但江西不开化，因此他宁可留在湖南参与新政。但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念江西的乡谊，颇愿皮锡瑞回江西，使经训书院在改革潮流之下也获得相当的发展。因此皮锡瑞的“江右之行”，倒也不全是叶德辉等人的迫压，他本人及义宁父子均有此初衷。只是对湖南新政而言，实为一大损失，同时趁了一心想搞垮南学会的湖南守旧势力的心愿。
守旧势力举进攻
湖南的守旧势力因上述十件大事而受到鼓舞，他们认为放开手脚对新政大举进攻的时候到了。于是，岳麓书院斋长宾凤阳等写信给院长王先谦，直称湖南维新诸人士为“无父无君之乱党”，要求王作为名流领袖不应再缄默不言，否则将“上负君国，下误苍生”。下面是此信的全文：
夫子大人钧座，窃我省民风素朴，自去夏以前，固一安静世界也。自黄公度观察来，而有主张民权之说：自徐砚夫学使到，而多崇奉康学之人；自熊秉三庶常邀请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以康有为之弟子孙大畅师说。而党与翕张，根基盘固，我省民心顿为一变。《湘报》刊浏阳谭嗣同之言曰：“南海康工部精探道奥，昌明正学。其徒梁孝廉克肩巨任，一洒俗儒破碎拘挛之陋，而追先圣微言大义之遗。吾湘人士闻风兴起，怀德慕思”云云。吾不知康所探者何道，而谭所怀者果何德也。吾人舍名教纲常，别无立足之地，除忠孝节义，亦岂有教人之方？
今康梁所用以惑世者，民权耳，平等耳。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平等之说，蔑弃人伦，不能自行，而顾以立教，真悖谬之尤者。戴德诚、樊锥、唐才常、易鼐等，承其流风，肆行狂煽，直欲死中国之人心，翻亘古之学案，上自衡永，下至岳常，邪说浸淫，观听迷惑。不解熊、谭、戴、樊、唐、易诸人是何肺腑，必欲倾覆我邦家也。
夫时务学堂之设，所以培植年幼英才，俾兼通中西实学，储备国家之用。煌煌谕旨，未闻令民有权也，教人平等也。即中丞设学之意，亦未尝欲湘民自为风气，别开一君民共治之规模也。朝廷官长不言，而诸人以此为教，则是藉讲求时务，行其邪说耳。夫合中西为学堂，原欲以中学为根柢，兼采西学之长。堂中西学，自有教习订立规模，与中学不相涉也。中学所以为教人，皆知之无待别求门径也。而梁启超等，自命西学兼长，意为通贯，究其所以立说者，非西学实康学耳。且若辈之言，曰教自我立，无待彼兴，西人一来，双手奉献，彼必不肯惨施杀戳。又曰今日教学诸人，即是兴朝佐命。果而今之为学堂学会，非徇警路人之木铎，直吹散子弟之楚歌。朝廷诰谕频仍，大吏多方筹划，而以成就如许无父无君之乱党，果何为哉！窃谓各省奉旨开设学堂，本系美举。我省人士闻风振兴，今择师一不慎，不以立学，转以败学，名为培才，责则丧才，天下受益，我省受害，且贻人心风俗无穷之忧，不仅一时一事而已。
中丞公事繁多，或未检察及此。夫子名流领袖，若再缄默不言，上负君国，下误苍生，问心何以自解。务祈函违中丞，从严整顿，辞退梁启超等，另聘品学兼优者为教习，我省幸甚，学校幸甚。梁启超等所批学堂课艺、日记，或出手书，或系刻本，或近日改刊，皆有悖乱实椐，不可磨灭。加以案语，摘录呈电，俾知其人其说，难以姑容。迫不得已而为之，非好事也。受业宾凤阳、杨宣霖、黄兆枚、刘翊中、欧阳鹏、朱应湘、吴泽、彭祖尧等同禀。
宾等此信态度强硬，明确要求王先谦出面，向巡抚陈宝箴提出书面报告，敦讲辞退梁启超、整顿时务学堂。而且把时务学堂的课艺批、日记批，经过整理、摘编，加上按语，呈送给王先谦。这是第一次在书在文字中被作为“罪证”系统引用。
另有王猷焌者，也上书王先谦，恳请祭酒出山：“我夫子为当代巨绅，斯文宗匠，竟始终缄默不置一词，似于维持风化之道不无遗憾。受业忝列列门下，不敢不贡其忱悃。伏望我夫子婉商抚宪，另聘名儒主讲时务学堂，并斥逐党附伪学诸人，以端学术而正人心，不胜祷盼之至。”王先谦看到梁启超、韩文举等写的课艺批和日记批之后，认为有了确凿不移的证据，已到了公开表态之时，因此便联络叶德辉、刘凤苞、张祖同等人，向巡抚衙门递交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公呈，这就是晚清维新史上有名的湖南《乡绅公呈》——
为学堂关系紧要，公恳主持廓清，以端教术而挽敝习事：窃为政先定民志，立学首正人心，损益乃百世可知，纲常责千古不易。湘省风气淳朴，人怀忠义，惟见闻稍陋，学愧兼通。上年开设时务学堂，本为当务之急，凡属士民，无不闻风兴起。乃中学教习、广东举人梁启超，承其师康有为之学，倡为平等、平权之说，转相授受。原设立学堂，本意以中学为根底，兼采西学之长，堂中所聘西学教习李维格等，一切规模，俱属妥善。至于中学所以为教，本有康庄大道，无取凿险缒幽。
梁綮超及分教习广东韩、叶诸人，自命西学通人，实皆康门谬种。而谭嗣同、唐才常、樊锥、易鼎辈，为之乘风扬波，肆其簧鼓。学子胸无主宰，不知其阴行邪说，反以为时务使然，丧其本真，争相趋附，语言悖乱，有如中狂，始自会城，浸及旁郡。虽以瑾厚如皮锡瑞，亦被煽惑，形之论说，重遭诟病。而住堂年幼生徒，亲承提命，朝夕濡染，受害更不待言。是聚无数聪颖子弟，迫使斫其天性，效彼狂谈，他日年长学成，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此湘人之不幸，抑非特湘省之不幸矣。今以锡瑞不为珂里所容，樊锥复为邵阳所逐，足见人心不死，率土皆同。
从前士绅公议，拟俟梁启超此次来湘，禀请钧夺。昨闻其留京差委，学堂自必另聘教习。窃以为本源不清，事奚由治。伏乞大公祖严加整顿，屏退主张异说之人，俾生徒不为邪说诱惑。庶教宗既明，人才日起，而兼习时务者。不至以误康为西，转生疑阻。学校幸甚，大局幸甚。绅等迫不得已，冒渎威严，惟祈格外鉴谅。上呈。
在《乡绅公呈》上具名者共十人，王先谦为国子监祭酒、岳麓书院山长、前江苏学政（同治四年进士），叶德辉为吏部主事（光绪十八年进士），刘凤苞为前云南候补道（同治四年进士），张祖同为候选郎中（同治七年进士）；此外还有分省补用道孔宪教（光绪十二年进士）、翰林院编修汪◇（光绪六年进士）、工部郎中蔡枚功（光绪六年进士）、工部主事郑祖焕（光绪九年进士）、前宁夏知府黄自元（同治七年进士）、前华容县教谕严家鬯。都是有声望有地位的湖南绅士。其所要求是把包括梁启超、韩文举、叶觉迈、谭嗣同、唐才常、樊锥、易鼎在内的所有“主张异说之人”全部屏退。
《乡绅公呈》不啻为湖南守旧势力反对新政的宣言书，而由于有王先谦带头具名，使《乡绅公呈》的影响力尤其巨大。这位参与创办时务学堂的王祭酒，从此便成了与陈宝箴与新政作对的头号发言人。他是真正的主帅，叶德辉只不过是先锋而已。在王先谦和《乡绅公呈》的影响之下，岳麓、求忠、城南三所书院的学生，也受守旧士绅指使行动起来，他们针对时务学堂的学约，另行制订了宗旨相反的《湘省学约》，其中写道：
自新会梁綮超来湘为学堂总教习，大张其师康有为之邪说，蛊惑湘人，无识之徒，翕然从之。其始随声附和，意在趋时，其后迷惑既深，心肠顿易。考其为说，或推尊摩西，主张民权；或效耶稣纪年，言素王改制。甚谓合种以保种，中国非中国。且有“君民平等”、“君统太长”等语，见于学堂评语、学会讲义及《湘报》、《湘学报》者，不胜偻指。似此背叛君父，诬及经传，化日光天之下，魑魅横行，非吾学中之大患哉！孟子曰：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韩昌黎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今与吾湘人士约，屏黜异说，无许再行扬播，煽惑人心。其被诱误从者，均宜悔改，尚其严身心义利之界，晰古今政学之精，究国家利病之原，探东西艺能之蕴。
然后进而提出七点主张：一、正心术；二、核名实；三、尊圣教；四、辟异端；五、务实学；六、辨文体；七、端士习。也就是把诸凡一切新政举措全部取消。革稿中原有“驱逐熊希龄、唐才常”的语句，王先谦顾及后果，提笔删除了。因《学约》前后均不见署名，学政徐仁铸怪而责问长沙洪教谕，欲查明谁是主笔者；洪询问王先谦，王的态度十分强硬，说如果“宗师必查究倡议主笔之人，即坐罪弟一人可也。”
而在此之前，邵阳士绅在苏舆的策动下发表文告，将邵阳南学分会会长、《开诚篇》和《发锢篇》作者樊锥驱逐出境。其文告曰：“今丁酉科拔贡樊锥，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直欲邑中人士尽变禽兽而后快。我邑公同会议，于四月十五日，齐集学宫大成殿祷告至圣孔先师，立将乱民樊锥驱逐出境，永不容其在籍再行倡乱，并刊刻逐条，四处张贴，播告通省。倘该乱民仍敢在外府州县。倡布邪说，煽惑人心，任是如何处治，邵阳并无异论。特此告白。”同时对南学会邵阳分会章程，亦逐条批驳。此可见湖南人的性格，诚如梁任公所说，湖南真维新人士固多，真守旧人士也多，而且无论维新和守旧，都把事情做到极致。
陈宝箴的策略
湖南守旧势力因为有王先谦牵头，气焰十分高涨，戊戌年四、五月份以后，已使新政处于停顿状态，而新政的领导人陈宝箴的处境，则陷于极端困难之中。他不得已采取了一些妥协措施，例如调阅札记“自加检点”、以天热为由停止南学会的讲演，以及打算把《湘报》改名为《湘会报》、迁报馆到学会等等。对此，皮锡瑞在日记中写道：“秉三欲将报馆移到学会，且拟改名《湘会报》。鹿泉云：‘移到学会，则封报馆并学会亦封矣，加一字有何益处？岂欲学会为分谤耶？’予谓欲更名，俟封后再开，更名不迟。熊气馁，谭不来，大局恐翻，如卓如来，或能壮胆，嘱鹿泉此间局面随时告之。”这段记载真实反映出维新人士在守旧势力大举进攻面前的慌乱无奈的情形。其中“大局恐翻”四字最可注意。这是四月十五日皮锡瑞离开湖南的前几天所记，所以有嘱托鹿泉随时通告湖南情况的话。皮锡瑞的命运其实与湖南的维新运动的命运相始终。
皮锡瑞离开湖南不久，陈宝箴又采取了一项措施，即撤消了熊熊龄的时务学堂总理的职务，而以黄遵宪代之。熊希龄是湖南新政的骨干，言论虽不见激进，行动却非常坚决。当《乡绅公呈》公布之后，他鉴于守旧势力千方百计想整顿时务学堂，针锋相对地提出应该整顿通省书院。他五月二十六日（1898年7月14日）与黄膺等上书陈宝箴，提出定教法、端师范、裁幹修、定期限、勤功课、严监院、整变通等七项主张。其中第一项写道：“现在科举初变，风气初开，民间兴学，毫无条理，所延山长，仅传一家之言，适开攻击之的。”予头无疑指向了岳麓山长王先谦祭酒。意思是说，如果需要整顿的话，不应该只是整顿时务学堂，岳麓、城南、求盅等湖南重点书院，积弊尤深，更应该整顿。但陈宝箴考虑到当时的微妙形势，没有正面呼应熊希龄的反击建言，而是借批复熊书的机会，申明自己对时务学堂课艺批、对《乡绅公呈》的态度。陈宝箴五月三十日对熊等的上书所作批复如下：
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户部主事黄膺、翰林院庶吉士戴展诚、前广西知县吴獬、后选训导戴德诚等呈通省书院积弊太深，由于山长无人，恳请遵旨加以整顿，以作育人才事批：据禀所拟整顿书院六条，规模理大略粗具。所言通省书院应行因革损益之宜，亦自言之成理。至称所延山长仅传一家之言，适开攻击之的，由于在上者无教法章程以树之则，等语，此实书院通弊，本部院亦实不无疚心。大抵书院专习时文，时文既敝，书院亦因之而敝。高才宿学，遂多不措意于此，此亦理势之所必然。然上年创设时务学堂兼讲中西之学，总教习所定章程，明通正大，刊刻传布，无人指以为非，亦无异端之谤。乃自梁总教去后，中学物论繁兴，本部院始渐有所闻，因委盐道总理其事，藉资整饬，旋复购得坊刻课艺文批，大为骇怪，已而审非学堂所刻。又闻熊庶常曾有毁板之事，复檄总理黄道严行查禁。一月以来，极为学堂一事弹心整顿，并非知而不为。及本月二十二日接省城书院诸院长暨绅士数人公呈，并附呈院中诸生公函及钞呈手折，请整顿时务学堂。以事属已行，不复批答。且院长分属宾师，未便以官事常格相加，乃函复。后于二十五日又接该绅等公呈，请整顿通省书院。虽为应有之义，惟现既奉旨饬查省会及各府、厅、州、县书院，自应恭候论旨，或有颁发通行章程，始可钦遵办理。该绅等于各书院院长诸人具呈指斥学堂之后，甫及三日即有此呈，且昨日戴绅德诚来见，面称近日门户攻击之风甚盛，倘有人以德诚名并列具呈，请置弗论等语。及是日接收此呈，即有戴绅联名，且其弟展诚亦皆列名呈首。因复细加察阅，其中指斥诋诽之词虽属泛论，若甚有不平之意者，然且于递呈次日，即刊入《湘报》，诚难保非传闻误会，怀挟意见，互相攻讦，有如戴绅德诚所云者。前次钦奉上谕，深以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为戒。湘人素怀忠义，当兹时局艰危，皇上变通学校，锐意振兴，正当各矢血诚，同心仰体，凛同舟遇风之义，图阅墙御侮之功，善则相劝，过则相规，以期有为必成，不至为德不卒，庶几培养贤俊，上副旁求，即以藉图报称。若或互相倾轧，同室操戈，徒以快一时之意，从此自重之士于桑梓振作之务必致不敢预闻，他时及溺之嗟，虽悔胡及？且该绅等平日所期许者，将居何等耶？本部院行能无似，诚不足以感人，才不足以治众，复不度德量力，好为苟难，区区之怀，终恐付之流水。闭◇内省，疚何如之！语曰：“小不忍则乱大谋。”又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愿与诸君子交勉之而已。批复。
熊书中说的“所延山长仅传一家之言，适开攻击之的”，陈宝箴颇有同感，因此批复认为这是“书院通弊”，并引申说“大抵书院专习时文，时文既敝，书院亦因之饿敝。高才宿学遂多不措意于此，此亦理势之所必然。”并不以其锋芒所向为忌讳，仍然给予认同。对时务学堂遭攻击一事，陈宝箴表示不可理解，因为总教习梁启超“所定章程，明通正大”，没有人认为是“异端”，到梁总教走后才“物论繁兴”。对坊刻时务学堂的课艺批，他感到“大为骇怪”，审核之后，知道不是学堂所刻，因此问题就小了一些。但听说时务学堂总理熊希龄“有毁版之事”，便决定严查，开始了对时务学堂的整顿。王先谦等的《乡绅公呈》要求整顿时务学堂，陈宝箴回答说，近一个月以来我们一直在整顿。对熊希龄等提出的整顿通省书院的要求，陈宝箴未予同意，他劝双方“善则相劝，过则相规”，而不要互相倾轧，免得后悔无及。
可以想象，这是陈宝箴在当时的情势下唯一可能采取的态度。
本来戊戌年的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发了“明定国是”诏书，百日维新开始；二十五日，由于徐仁铸的父亲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保荐，上谕“湖南盐法长保道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着该督抚送部引见”。徐致靖保荐的还有康有为、梁启超、张元济等。湖南的改革人士一定认为是一个好消息。可是两天以后，“明定国是”诏的起草人、积极推进改革的户部尚书翁同龢被开缺遣送常熟老家；同时任命慈禧的亲信荣禄署理直隶总督；而且规定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大臣，都须到皇太后那里谢恩。那么这后面的三条消息，又足以让湖南改革人士的笑容收敛起来。
陈宝箴的处境并没有因为“明定国是”诏书的颁发而有多大改善。相反，守旧势力攻击新政的几颗重磅炸弹如《乡绅公呈》、《湘省学约》等，都是在光绪帝发表“明定国是”诏之后。这使他愈益感受到了改革的阻力和艰难。但值得注意的是，除调阅札记一事他怀疑熊希龄等可能改过札记及毁版，因而对此颇不满意，陈宝箴对即使激进的改革人士，从来未给予正面批评。面对守旧势力的攻击，他一个人挺身担负。他的另一策略，是加强了与朝廷的联系，想趁光绪皇帝锐意改革的时刻尽可能多的建言，以使全国的变革获得实效。因此四月二十六、五月二十七、六月十八、七月二十六，连续五折专奏（四月二十六日一天两折），都是关于变法维新的内容。他甚至“不避出位之嫌”，大胆地提出兴事、练兵、筹款的新方略，所陈述之理由极为痛切：
以今日大势言之，一败之后，无一队战舰，无数大枝劲旅，而晏然于群雄角力之时，地球无此一国，有之未有能苟存者。中日战事以后，海军既熸，陆师亦撤遣殆尽。向来中国士卒，惟以胆力制胜，榜人耕夫，皆能杀敌致果，故仓促可以陈师。今则船械迥殊，非素练不堪用。而自有二百爪赔款以来，白端皆废，鉴前此养兵之无用，而不能更储有用之兵。束手坐困，为外人之所蔑视，未有甚于此时者。胶湾之事，覆辙相寻，割地赔款，安有已时。尤恐将无筹款之地。且使内地不逞之徒，轰耕陇上者，亦将睥睨太息而无忌也。事势至此，能不寒心。此微臣所以痛愤填膺而不能已于言者也。窃惟天下非常之变，必有度外之举，以拟其后。今日之赔款练兵，仅制节谨度综合操切之方所能济也。臣以忧愤所积，日夜念此，怀不能忘。
练兵既如此迫切，款项何来？陈宝箴认为应从铁路和矿物两项入手，采取与洋人“共办”或“合股”的办法，也就是成立中外合资公司。陈宝箴主张，“共办”则由我方掌握利权，合股则“我六彼四”，我方控制股权。这是兴事之策。至于建立舰队、操练海军，陈宝箴认为不妨向外国借购雷艇站船，而款项则通过“加洋税”（外筹）、“均民捐”（内筹）的途径得以解决。
另一折是向朝廷荐举人才，具列名单共十七员，其中包括杨锐、刘光第、杨枢等维新人士。对杨锐的考语是：“才学淹通，志性端谨；切究当世之务，绝无浮夸之习。”刘光第的考语为：“器识宏远，廉正有为。”这一保荐为后来埋下了祸根。他荐举之人，可以说没有一个是激进派，由此可知陈宝箴当时的思想动向。照说他最该保荐的应该是黄遵宪，可是他没有保荐。他采取的是小心翼翼的态度。陈三立也是如此，皮锡瑞回江西前向陈三立辞行，已看出其“胆太不壮”。
而对康有为，陈宝箴曾于戊戌年三月十一日保送考试特科人员时，将康也列入了名单之中。此可见陈宝箴开始时对康有为一定程度的支持态度。但支持不等于无所保留。所以在五月二十七日之片中，加了一段补充说明：“前于三月十一日单内开列之工部主事康有为，现已奉旨特派办理上海官报局事务，改章之始，一切资其经理。请饬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将该员免其调考，俾得尽心职事。臣于该员素无一面之雅，徒观其所著论说，通达时务，信为有用之才。若再能心术纯正，操履廉洁，尤属体用兼备。”康有为在湖南是守旧人士集中攻击的对象，在全国也是众矢之的，陈宝箴这里所作的“补充说明”，主要是为自己占地步。虽然“明定国是”诏是听了康有为的意见，而且四月二十八日光绪皇帝破天荒第一次召见了康有为，一谈就是两个小时；但并没有真正重用康有为（只象征性的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即一般的办事员）。何况五月二十日御史文悌严参康有为的奏折已经出笼，陈宝箴明白，围绕康有为的争论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在日益加剧之中。
正是在此一背景之下，陈宝箴于六月十八日上了一道“为请旨厘正学术，以期造就人材，维持风教”的专折，系统阐述对康有为的学品与人格的看法，几乎相当于一篇学术史问题的专论，尽管篇幅稍长了些，笔者也不愿舍弃而不与读我书者共享。
臣尝闻工部主事康有为之为人，博学多材，盛名几遍天下。誉之者有人，毁之者尤有人。誉之者无不俯首服膺，毁之者甚至痛心切齿，诚有非可以常理论者。臣以为士有负俗之累而成功名，亦有高世之行而弋虚誉，毁誉不足定人，古今一致。近来屡传康有为在京呈请代奏折稿，识略既多超卓，议论亦颇宏通，于古今治乱之源，中西政教之大，类能苦心探讨阐发详尽，而意气激昂慷慨，为人所不肯为，言人所不敢言，似不可谓非一时之士。意其所以召毁之由，或即其生平才性之纵横，志气之激烈有以召之，及徐考其所以然，则皆由于康有为平日所著《孔子改制考》一书。此书大指推本《春秋公羊传》及董仲舒《春秋繁露》，近今倡此说者为四川廖平，而康有为益为之推衍考证。其始滥觞于嘉道，一二说经之士，专守西汉经师之传，而以东汉后出者概目为刘歆伪造，此犹自来经生门户之习。
逮康有为当海禁打开之时，见欧洲各国遵崇教皇，执持国政，以为外国强盛之效，实由于此。而中国自周秦以来，政教分途，虽以贤于尧舜生民朱有之孔子，而道不行于当时，泽不披于后世，君相尊而师儒贱，威力盛而道教衰，是以国异政，家殊俗，士懦民愚，虽以赢政杨广之暴戾，可以天道行之，而孔子之教散漫无纪。以视欧洲教皇之权力，其徒所至，皆足以持其国权者不可同语。是以忧懑郁积，援素王之号，执以元统天之说，推崇孔子以为教主，欲与天主耶稣比权量力，以开民智，行其政教。而不知圣人之大德配天，圣人之大宝曰位，故曰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不敢作礼乐焉。欧洲教皇之徒，其后以横行各国，激成兵祸战争至数十年，而其势已替，及政学兴，格致盛而教益衰，今之仅存而不费者，亦如中国之僧道而已。
当康有为年少时，其所见译出西书有限，或未深究教主之害，与其流极所至。其著为此书，据一端之异说，征引西汉以前诸子百家，旁搜曲证，济之以才辩，以自成其一家之言，其失尚不过穿凿附会。而会当中弱西强，黔首坐困，意有所激，流为偏宕之辞，遂不觉其伤理而害道。其徒和之，持之愈坚，失之愈远，嚣然自命号为康学，而民权平等之说炽矣。甚或逞其横议，几若不知有君臣父子之大防，《改制》一编，遂为举世所愤疾，其指斥尤厉者拟为孟氏之辟杨墨，而康有为首为众矢之的，非无自而然也。底臣观近日所传康有为呈请代进所辑《彼德政变纪》折稿，独取君权最重之国以相拟议，以此窥其生平主张民权，或非定论。独所撰《改制》一书传播已久，其徒又类多英俊好奇之士，奉为学派，自成风气。即如现办译书局事务举人梁启超，经臣于上年聘为湖南学堂教习，以尝受学康有为之门，初亦兼引师说，经其乡人盐法道黄遵宪规之，谓何乃以康之短自蔽，嗣是乃渐知去取。若其它才智不逮，诚恐囿于一隅之论，更因物议以相忿竞，有如四月二十三日谕旨所谓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补益者，诚可痛也。
自古畸人才士，感事伤时，嫉悒痛愤，其所述作每多偏颇不平之弊，及其出为世用，更事渐多，学亦日进，因而自悔少作者不一。其人好学近智，知耻近勇，有独至之气者必有过人之长，我皇上陶铸群伦，兼收博采，康有为可用之才，敢言之气，已邀圣明洞鉴。当此百度维新、力图自强之际，千人之诺诺，不如一氏之谔谔。谓宜比之狂简造就，而裁成之可否，特降谕旨饬下康有为，将其所著《孔子改制考》一书版本自行销毁，既因以正误息争，亦藉可知非进德，且使其平日从游之徒，不至啁啁然胶守成说，误于歧趋。于皇上变通学校，转移人才之至意，亦可以风示朝野矣。如康有为面从心违，以欺蒙为搪塞，则是行僻而坚，言伪而辩之流，将焉用之？窃揣康有为必不至此。臣为厘正学术，以期造就人才、维持风教起见，仅砖折具陈，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陈宝箴此折对康有为学术思想的源流辨析甚详，尤其对康所着《孔子改制考》一书的内容和精神旨归作了批判分析，指出其以孔子为教主、比附于欧洲的教皇的观点并不恰当；而其现实影响所至，则兴起了民权平等之说，甚至有的走得更远，“几若不知有君臣父子之大防”，以至于使康有为“为举世所愤疾”。因此陈宝箴建议光绪皇帝“降谕旨饬下康有为，将其所着《孔子改制考》一书版本自行销毁”。但对康本人，陈宝箴赞词颇多，认为是一位识略超卓、议论宠通，“于古今治乱之源，中西政教之大，类能苦心探讨阐发详尽，而意气激昂慷慨，为人所不肯为，言人所不敢言”的“一时之士”。这评价不算低了。至于康有为招毁的原由，陈宝箴说是才性纵横、志气激烈所至，并说：“士有负俗之累而成功名，亦有高世之行而弋虚誉，毁誉不足定人，古今一致。”又说：“其人好学近智，知耻近勇，有独至之气者，必有过人之长”、“千人之诺诺，不如一氏之谔谔”等等。请看这是何等明通的看法。
陈宝箴的这道奏折的另一可注意之点，是在讲康有为的同时，还煞费苦心地为梁启超作了有力的辩护。他说：“其徒又类多英俊好奇之士，奉为学派，自成风气。即如现办译书局事务举人梁启超，经臣于上年聘为湖南学堂教习，以尝受学康有为之门，初亦兼引师说，经其乡人盐法道黄遵宪规之，谓何乃以康之短自蔽，嗣是乃渐知去取。”极言梁虽是康门弟子，但经过提醒，已和乃师有所不同。至此，我敢说，陈宝箴对参与湖南新政的改革派人士，包括激进者，是竭力给以保护的，而不是相反。这封奏折，固然是自占地步，同时又既为梁启超辩，也为康有为辩。尽管他的本意雅不愿湖南的改革走向过于激烈的方向。后来康有为《我史》记戊戌年六月份事，提到：“时湖南巡抚陈宝箴荐我而攻《改制考》，上留中。”说明康对陈宝箴的心曲非不了解。
陈宝箴和王先谦的对阵
陈宝箴本来希望在撤消熊希龄时务学堂的总理职务、南学会停讲之后，湖南两派势力之间的争斗会有所缓解；结果事与愿违，王先谦等守旧势力并未因陈宝箴的妥协和整而停止进攻。《乡绅公呈》发表后，陈宝箴曾拜访王先谦，甚至谈到《湘报》可以停刊。当然后来没有停刊，只是加强了审查。王先谦因此写信给陈宝箴，说：“报馆一事，前面谈时，尊意拟即停止，后晤少穆，知系暂停，复启将牌示馆门，非经钧览，不准付刊，立法至善……然值熊君决裂之余，众口不平，转以报馆为多事，官评舆涌，莫不以停止为宜。论湘中之政务，去之无害，而颇有益；论台端之名望，行之无加，而或有损。”等于逼迫陈宝箴必须将《湘报》停刊而后已。
陈宝箴的“厘正学术造就人材”折，也曾送给王先谦过目，王不赞成陈宝箴对康有为的回护，主张不留“祸本”，再次写信给陈宝箴，说：“日昨惠顾畅谈，至为快慰。赐读请毁《孔子改制考》书版疏稿，于厘正学术之中，仍寓保全人才之意。甚善！甚善！但康有为心迹悖乱，人所共知，粤中死党，护之甚力，情状亦殊叵测。若辈加西学以自文，旋通外人以自重。北胡南粤，本其蓄念。玉步未改，而有仇视君上之心。充其伎俩，何所不至。吾公盛德君子也，如康因此疏瓦全，不可谓非厚幸。但恐留此祸本，终成历阶，有伤知人之明，或为大名之累。如先谦者，激扬有志，旌别无权，远师苏氏之辨奸，近法许公之忌恶，所谓在官在野，各行其志。我公得毋笑为愚拙罕通乎？大稿敬缴，余容续罄。”这无疑让陈宝箴碰了一个软钉子。但陈宝箴对王先谦的观点作了有说服力的反驳，不仅没有妥协，反而进一步为康有为辩，重申康有为之能言敢言为至属难能。他在回复王先谦的信里写道：
祷雨不应，惶迫万端。台从鉴其闭，待罪之隐，复枉过门弥深愧感。辱书具仰至爱。第区区之意，以谓今日之以康有为为悖乱、为祸本者，当不乏人。闻自许大司寇外，弹章已十数上。而皇上顾赐之召对，不加诛戮，而用之总署。岂不以其无悖乱之迹，而所陈皆勤勤君国之言，且有为内外诸臣所有能言、不敢言者耶？
康有为之徒，不乏才隽，要皆为为依归，与其使为北胡南越之用，何如使为我中国之用？叛则征之，服则舍之，固王者之大公。况叛迹未形，而可驱之使叛乎？前日面谈，谓设诚诚意，尚可收之为用，即孟子“归斯受之”之指。而必毁其书者，以为其宗旨所在。鸟喙去毒，而用之得当，则可以愈疾耳。程子我辈激成之言，与老泉辨奸之论，孰得孰失，此有气数存焉。进言者，惟期此心，先可自问。知我罪我，可以弗计。然盛意则良友执谊，不敢忘也。
我们从此信可以看到陈宝箴学术和政治观点的坚定性，他守己见，而绝不迎合对手。“叛迹未形，而可驱之使叛乎？”右铭自然是对的，因为预设的嫌疑，不能当作真正的罪证。“此有气数存焉”六字，更具历史的辩证的思考。这是陈宝箴和王先谦的第一个回合的对阵，可以说是打个平手。
第二个回合的对阵，关涉的问题比较严重。戊戌年的六月下旬左右，湖南省城流传一份匿名揭贴，将前者宾凤阳等致王先谦的信添加秽语，中有“学堂教习争风，择堂中子弟文秀者，身染花露，肆行鸡奸”等诬词。为此时务学堂生员向抚院提出正式禀词，要求提宾凤阳等到案，严加追究。陈宝箴看到禀词及所附揭贴，极为震怒，立即写下长篇批语，要求布政司和长沙府彻底根究，严加惩办。陈宝箴的批语写道：
据禀并抄粘揭贴，所刊宾凤阳等上王院长禀函，殊深诧异。查本年五月间，岳麓王院长等，以“学堂关系紧要，公恳主持，以端学术，而挽敝习”等词，具呈到院，并附宾凤阳等呈王院长函禀各件。本部院查阅宾凤阳原函，只有指斥教习诸人学术宗旨之语，尚无格外污蔑之词。兹阅该学生等抄粘此函，丑诋污蔑，直是市井下流声口，乃犹自托于维持学教之名，以图报复私愤。此等伎俩，阅者无不共见其肺肝。若出于读书士子之手，无论不足污人，适自处于下流败类，为众论所不耻耳。又查揭贴所称“不解这班禽兽及学堂诸人，自命豪杰，至阴为此禽兽之行”数语，鄙俚恶劣，有如梦呓狂吠，为前次王院长附来宾凤阳等原函所无。是否宾凤阳等自行删去，殆刊布揭贴时，始行增入？抑或另有痞徒，假托掺杂？揭贴传播已久，宾凤阳等岂无见闻？如果系为人假托妄增，自应早为辩白，以自明其不为此市井无赖之行。乃竟嘿无一言，听其流播，是诚何心！此等飞诬揭贴，原于被谤之教习与肄业诸生，毫无所损。惟其意专欲谣散学堂，阻挠新政，既显悖朝廷兴学育才之至意，又大为人心风俗之害，极堪痛恨！仰总理学堂事务布政司，讯饬长沙府查明宾凤阳等，系何学生员，立传到司，彻底根究。究竟出自何人，刊于何时何地，务得确情禀复，严加惩办，以挽浇风，而端士习。切切。仍候学院批示。
就笔者见到的陈宝箴的文字，很少像此批这样充满了愤怒的火药味道。“下流败类”、“梦呓狂吠”、“极堪痛恨”一类极端词语，一泻而下。如不是盛怒无状，已是六十有八的右铭，断不至此。而且指出攻诬者的目的，是要“谣散学堂，阻挠新政”，非常合适地给对方戴上了政治罪名的帽子。
陈宝箴所以这样做，固然是为下流的谣言所激怒，同时也不无另外的缘由。这就是这一年的六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在道谕旨里，表彰了陈宝箴在湖南推行的改革，称：“即如陈宝箴，自简任湖南巡抚以来，锐意整顿，即不免指摘纷乘，此等悠悠之口，属在缙绅，倘亦随声附和，则是有意阻挠，不顾大局，必当予以严惩，断难宽贷。”颇有要惩处阻挠改革者之意。时务学堂学生禀词就援引了道此上谕，企图给守旧势力施加压力。所以陈宝箴的抚院批语用了“阻挠新政”一词，并立即动用行政和法律手段，决心对揭贴制造者严加惩办。
王先谦得知此事之后，颇为紧张，第三次写信给陈宝箴，力为宾凤阳辩护，说他敢保证必不是宾凤阳所为。但信的结尾，精神气象大为下降：“若使宾凤阳等以上述先谦与先谦呈书台端之故，而令宾凤阳等身受讼累，先谦复何颜面以对书院诸生？幸宏解纲之仁，收回成命，亦为先谦稍留余地也。”语意之间不无可怜情状。最后甚至还抛出了身体欠佳的哀兵之计，写道：“先谦孱躯善病，近复加剧。主讲任，非复能胜。谨即告退，希择名师，以完残局。幸甚。”显然此前陈宝箴似有邀请王先谦为时务学堂主讲之事，而王已经答允，但如今他不敢赴命了，他怕时务学堂学生和他过不去。王等守旧势力对前段的进攻未免过于忘形，故在皇帝谕旨之后、面对态度变得强硬的陈宝箴，不自觉地略带颓唐。然则亦绝非示弱，所以又以辞馆相要挟。
陈宝箴得王先谦信后，又作了回复，从道理和事实两方面反驳王先谦的看法，使王处于完全不利的地位。陈信写道：
奉展惠书，至为惶悚。细绎词意，似台端于学堂公呈批语，有未尽察者，敢以毕陈左右。
弟前月偶闻人述揭贴一事，云有人与岳麓肄业生谈及，此生旋由书院携一纸未经粘贴者予之，中有宾某上院长及陈某致欧阳节吾两函；其宾某函，丑诋不堪，然未质言其若何丑诋也。欧阳节吾来省，言其乡涂舜臣曾见宾函，有不可出口等语。及前日至贡院考试，收到学堂公呈，则宾凤阳一函在焉。阅至丑诋之词，其刻毒，诚令人痛恨！而其语，则为公交来原函所无。因于批词特地标出，以见饬司。查传根究者，乃因揭帖之刊有此函，非因院长之交有此函而传之也。此中界限分明，较然明白，与台端绝无干涉，似无因以此为罪也。
书院诸生，贤否不一，立雪候门与操戈入室者，固皆有之，此台端与弟所共知也。宾凤阳等之品学皆端，固未尝闻台端言之，责所不悉。其揭帖中语，是否为人假托羼入，不能无疑，而亦不能遽定。但以理度之，如果为人假托，宾风阳等如果品学皆端，见此等市井下流声口，俨然指为己出，必且面赤背汗，赧然不安，即不虑受谤者与之为难，亦当思亟为辨别，有以自处，顾何以嘿无一言？
省城之有无张贴，弟虽不能尽知，然早闻前月以来，得此帖者甚多，亦有编订成帙者。且书院既有此帖与人，宾风阳等未必讫无闻见。闻宾风阳系书院斋长，即未列名，亦应向之根究。既未辨白，又有主名，批令总理学堂之藩司查传根究，自为事理所应有，不得为过。且云究竟出自何人，务得确情，其非竟指为宾风阳等所为可知，然不能不从宾风阳等推究。
诸生被控，似非不可传问，如果无过，亦自可以辨明。且藩司非听讼之地，传又非拘拿可比，批语中亦无讯字。至于词气不类，固可一览而知。然人情变幻百出，亦何不可有意为之？此又人情所恒有，而不得谓为推求之过。当想台端易地而处，亦未必谓有此一节，遂足以资折服也。若谓为学堂诸生所自为，以图报复，此则弟之愚蒙，所不能逆亿，抑且有不忍逆亿者。以此咎弟，咨实难辞，先生但观过知仁可矣。总之，批词既明明与院长无涉，即更无地步可留。至台端之不袒生徒，而裁之以义，则固屡有证明。爱人以德，不以姑息，又诸生所共喻。但期不至有司之无理摧折、坐视不为一言则已耳。辞馆之说，恐非义之所安也。恃叨知爱，辄用◇缕。
陈宝箴此函的措辞严肃冷静而不让分毫，可以看作是湖南两派势力发生撞击以来第一次向守旧势力的反击。鉴于王先谦竭力保护肇事者宾凤阳，陈宝箴不客气地说：“书院诸生，贤否不一，立雪候门与操戈入室者，固皆有之，此台端与弟所共知也。宾凤阳等之品学皆端，固未尝闻台端言之，实所不悉。”意谓你说宾凤阳好，但我从未没听你说过，究竟是否如来信所说那样好，我实在无从道。如果宾真的品学皆端，看到揭贴中假自己名义的市并下流语言，而又确不是自己所为，应该脸红应该汗颜，应该站出来剖白，何以一声不吭？针对王先谦信中说的揭贴可能是时务学堂学生所自为，陈宝箴说这是他不能想象的事，他也不忍作这种想象。实际上对王的说法表示鄙夷。至于王以辞馆相要挟，陈宝箴说这样做，恐怕在道理上说不过去。
王先谦接到陈宝箴的上述信件，又写《四致陈中丞》，已无多少实际内容，只强词夺理地说：“台端之逆亿，不忍施之学堂，何忍加之书院？”对学政徐仁铸批示要求的各学官应“传谕各士，确切查明宾凤阳等，系何学生员，立传询究”，王先谦向陈宝箴汇报说，已经传集诸生，但宾凤阳不在，他回了衡山老家。实际上是这位王益吾祭酒设法把当事人保护了起来。关于辞馆一事，王先谦说是因为“近日多病”，而不是由于宾凤阳的事个人有什么意见。陈宾箴无意继续和王先谦争论下去，于是复信给王说：“手示敬悉，论议往还，彼此皆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公之不袒书院诸生，弟所深悉；弟之不袒学堂，独不蒙见谅。则弟平日素行，不足见信于君子，非目前之咎也。虽然国家事势如此，我辈尚以口齿微嫌，龂龂不已耶？盐道另函，想仍辞馆。前说湘中物望在公，弟亦忝长群僚。公如朝辞岳麓，弟亦夕去湖湘矣。公非恋馆，弟亦非恋官。臭味之同，可不言而喻也。请释戈解甲，容再负荆，何如？”颇有牢骚而不耐烦的情绪，意即我们不要这样争来争去了（“释戈解甲”），如果你一定辞馆，那么我就辞官，如此而已。
这一次陈王对阵，王处于下风。据王先谦《自定年谱》记载：“旋由时务学堂学生呈控宾凤阳等匿名揭贴诬蔑伊等，就宾等元禀添砌多语，抚、学竟准讯究惩办。余函致中丞辞馆，复书挽留。余廙轩中丞时为藩司，向中丞力言因此影响之语，致王某辞馆，有碍体面。中丞答云：‘岂但辞馆，我要参他！’盖其时适逢中旨，官绅阻挠新政，即行正法。陈语已伏杀机，而余初未悟，复函致抚学抗论。两人复信，转极委婉，时已八月初旬。”如是，则陈宝箴和王先谦的矛盾，后来已发展到激化的地步。王所说的“中旨”，系戊戌年七月二十七日（1898年9月14日）光绪帝谕旨：“电寄陈宝箴，有人奏‘湖南巡抚陈宝箴被人挟制，闻已将学堂及诸要举，全行停止，仅存保卫一局’等语。新政关系自强要图，凡一切应办事宜，该抚务当坚持定见，实力举行，慎勿为浮言所动，稍涉游移。”但没过几天就发生了政变，历史未能提供陈宝箴和王先谦冲突的另一种结局。
张之洞的影响
湖南新政遇挫，和张之洞的影响也有一定关系。张之洞于光绪十五年（1889）由两广总督改任湖广总督（中间曾暂署两江总督），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离任入阁。按清朝官制的规定，所辖省份的巡抚须受总督的节制。况且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与张原是旧交，有多年的情谊。因为说到底，张之洞在晚清也是一著名的改革派，与包括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唐才常、杨锐、刘光第等在内的改革派人士，均有密切联系。梁启超在写给张之洞的信里说：“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达西学深见本源者，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研体要者，尤莫吾师若。”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月十六日，张之洞在湖北总督府延见梁启超，礼遇甚隆，当晚谈至二更，并以一千二百金聘梁为两湖书院院长，为梁所拒绝。康有为也和张之洞见过面，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九月中旬，康、张多次晤面于南京，商谈设立强学会上海及南京分会事宜，达成诸多共识，并捐银一千五百两作为筹备经费。后因张不同意康的孔子改制之说，合作没有成功。《时务报》也是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创办的。至于杨锐，乃是张之洞的门生，直到戊戌政变发生之前，仍与张保持密切联系。而刘光第则称张为“命世先觉悟，真识时务俊杰，中国神智人”。陈宝箴保荐刘光第和杨锐，实际上也是得到了张之洞的首肯。
但张之洞和康、梁等激进的维新派人士并没有走在一条路上，由开始的欣赏以及一定程度的合作，很快就分道扬镳了。对陈宝箴推行的湖南新政，张之洞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给予支持的。因此有饬令在湖北推荐发行《湘学报》之举。只是到了戊戌年的闰三月下旬，《湘报》刊出易鼐的文章，他才出面干预。他在前引戊戌年闰三月二十一日为《湘学报》和《湘报》事致陈宝箴函的末尾，有一附言：“鄙人撰有《劝学篇》一卷，大意在正人心、开风气两义，日内送呈并祈赐教洽。”陈宝箴收到后当即决定，从四月一日开始将《劝学篇》在《湘学报》第三十七册上连载，直到六月二十一日（1898年8月8日）出版的第四十五册还在继续刊登。但同时以上各期《湘学报》也在连载易鼐的《五洲风俗异同考》。编者并不因以湖广总督之尊批评了易鼐，就从此不发易鼐的文章。这种处理方法，即使是今天的刊物，恐怕也未必做得到罢。
张之洞的《劝学篇》是当变法维新浪潮遍及全国、改革势力与守旧势力紧张对阵、帝党和后党的矛盾趋于公开之际，提出的以学术为基底的一种也许是更切合中国国情的变法维新主张。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研究晚清史事的诸君子稍有区别。我不认为《劝学篇》的主旨是反对变革的，而是倡导渐进变革的宣言书及实施方略。“中体西用”的提出，也不是如时贤所言，是一完全不通的理论，而是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求变革而又不丧失自主性的一种选择。所谓变革当然是在保存自我的前提下的弃旧图新，而不是从根本上推翻自我。如果完全推翻自我，就不是改革而是革命了。革命自然也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1898年那一历史时刻，并不具备革命的条件。当时的情况，改革比革命更现实更有效。改革也有两种方式，即激进的变革和渐进的变革。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的变法是激进的变革，张之洞的变法主张是渐进的变革。皮锡瑞戊戌年三月二十日日记载，黄遵宪看了易鼐的文章也颇不以为然，说：“日本有顿进、渐进二党，今即顿进，亦难求速效，不若用渐进法。”可见黄遵宪主张的也是渐进的变革。
至于激变与渐变两途，哪一种更好？我想已为中外之历史事实所验证。很少有激进变革有好的结果的。或曰康有为之激进变革虽然失败了，但十年以后发生辛亥革命，帝制终于被推翻，不是也说明激进变革有其正面作用吗？可是不要忘记，正是康有为之激进变革导致戊戌政变，尔后有义和团骚乱、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更不消说再以后的军阀混战、无穷变乱了。如果站在检讨历史的角度，不是为历史行程作辩护士，不能不承认张之洞《劝学篇》阐述的变法主张，不啻为晚清特定历史时刻的老成持重之见。
百年之后我辈人士捧读《劝学篇》，看到《内篇》九篇，一《同心》、四《知类》、五《宗经》、七《循序》、八《守约》、九《去毒》，尚可理解。因为当时已经到了世变之亟，甲午战败、德踞山东、俄取旅大，中国有被瓜分的危险。所以《同心》提出保卫民族国家（保国、保教、保种），《知类》呼吁爱国，都是题中必有之义。《去毒》明鸦片之害，至有“地球万国鄙恶不食之鸩毒，独我中华乃举世寝馈湛溺于其中，以自求贫弱死亡，古今怪变，无过于此”之语，可见抱冰主人为国人的劣根痼疾痛心疾首到何等地步。《宗经》、《循序》、《守约》探究为学方法，溯源流、辟诸子、归儒宗，辨明为学次第，主张先打好中学的根基，再致力于西学，通博取约，抓住重点，也不乏有益于当时后世之言。惟三《明纲》竭力维护纲常名教、六《正权》反对民权，是否站在了变革时代的反面？不过，只要看看康有为的激进变法还要依赖光绪皇帝，就无须诧异莫名了。陈宝箴主持的湖南新政的高峰，是南学会对民权的提倡。张之洞担心变法不成而变乱，才出而干预。也许是为了保持改革的渐进性，不得不维护纲常名教、缓行民权。
我个人最不能理解的《劝学篇》之第二篇《教忠》，具列清朝的十五条“仁政”，包括薄赋、宽民、救灾、惠工、恤商、减贡、戒侈、恤军、行权、慎刑、覆远、蕺兵、重士、修法、劝忠，而且是“举其最大者，此外良法善政不可殚书”。南皮先生已经太过了。清朝统治完美如此，还变法为何？此一篇超离了“劝学”本义，已有向当道沽誉买好之嫌，我为抱冰主人羞矣。《外篇》十五，力倡学西学、派留学生、广建新式学堂、改革学制、学西文译西书、办报纸、改变科举方法、注重能源交通（矿学和铁路）、研究农工商兵等专业学问、建设强大国防（一至六篇、八至十二篇、十四篇）每一项都有特识特见，大都切实可行。第七篇阐述变法的紧迫性，第十三篇强调会通中西，更为至理名言。最后一篇第十五《非攻教》，据理据事劝导国内民众，尊重西方信仰、不得对教会教堂及传教人士施非礼行动。揆之两年后的义和团，不能不佩服南皮的先发之见。而第三篇《设学》公然提出改佛道寺观为学校，真不啻惊天吓俗之论：“今天下寺观，何止数万？都会百余区，大县数十，小县十余，皆有田产，其物业皆由布施而来。若改做学堂，则屋宇田产悉具，此亦权宜而简易之策也。”在此一重大问题上，南皮不仅不保守，而是过分简单激进了。
《劝学篇》经由张的门生、翰林院侍读学士黄绍箕进呈给光绪皇帝，光绪帝于戊戌年六月初七日发下谕旨，说：“原书内外各篇，朕详加披览，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着将所备副本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一个月以后，即七月初六日，光绪又谕军机大臣等：“《劝学篇》一书，着总理衙门排印三百部，内《明纲》一篇，自‘议婚有限’至‘皆不为婚’二十一字、注语自‘七等’至‘无为婚者’三十四字，着删去，余皆照原文排印。”谕令所删之原文为：“议婚有限，父族母族之亲，凡在七等以内者，皆不为婚。”注语为：“七等谓自父、祖、曾、高、以上推至七代。母族亦然。故姑、舅、姨之子女，凡中表祇亲，无为婚者。”张文本身是对的，合乎人类学的规约；但此种主张颇不合于清初爱新觉罗家族的“本事”（例如太后下嫁等），令其删汰，应属有因。但对《劝学篇》一书本身，光绪帝是极力肯定的，他不仅认真阅读过，而且一再以朝廷之力公开向社会推广，销量据说竟达至一、二百万册。
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改革主张，和《劝学篇》阐述的观点多有相似之处。但相似不等于完全相同。张对清廷“仁政”的颂扬，必为义宁父子所不取。可靠资料显示，陈三立当时似乎不是很赞成谭嗣同那样大肆倡议民权。陈宝箴的变革思想，我以为开始时他比较谨慎，后来相当一段时间，由于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热血人士所感染，加之国家处于危亡之中，他几乎介于激进和渐进之间，对梁、谭给他的信里讲的一些观点，例如关于地方自立自治、预做亡后自救等等，他并不是毫不认同，甚至面对他不能完全赞同的比较激进的观点，我看出他也能在很大程度上给予了解之同情。事实上，湘中改革人士的变革热情，正是由于受了陈宝箴改革精神的鼓舞才得到空前发挥。证明此点的，是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日（1897年12月3日）《上陈宝箴书》中开头的一段话：
月之望日，伯严约诸公集于堂中，坐次述世丈之言，谓时局危促，至于今日，欲与诸君子商一破釜沉舟、万死一生之策。彼时同坐诸公，咸为动容。启超闻是言，心突突不自制，热血腾腾焉，将焰出于腔，荩振荡迅激，欲哭不得泪，欲卧不得瞑者，迄今六昼夜，径欲走见，有所陈说。而呐于言语，弗克自达，用敢以笔代舌，披沥肝胆，为我公一言之。
梁启超所叙述的“伯严约诸公集于堂中”这件事，无疑是陈三立代表陈宝箴召开的一次改革动员会或神仙会。陈三立向与会者传达的陈宝箴的指示，是要诸位贤者共同献计献策，商量出一个“无法之法”，因此用了“破釜沉舟、万死一生”八个字。可见陈宝箴改革决心之大。正是受此次动员会的激励，梁启超热血沸腾、欲哭无泪、连续六昼夜不能成眠。邹代钧给汪康年写信，也谈到类似的心情：“右丈识见为当今所无，拟联络南皮、浏阳为一气，以撑东南大局。湘之富，天下之富也；湘之强，天下之强也。存亡之机在此一举，钧与伯严、伯纯三人熟商，当以破釜沉舟之势为之。湘吏无才，士人尚有十数人可用，风气已渐开，坚僻者固多，然皆无用之流。右丈声望，官民无不敬服，又能慎选士人用之，必可济事，亦断无阻挠之虞也。”邹是舆地专家，与义宁父子的关系一直不错。当然他的估计未免过于乐观，后来证明并不如此。但他的信写于十一月十六日、陈三立召集的改革动员会刚开过不久，所以有这样的热情。
我用上述例证说明，梁启超、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被视为激进的改革人士，他们的改革热情和改革举措，都是在陈宝箴的鼓励、支持、指导之下得以张扬并付诸实施的。陈宝箴开始时和参加动员会的“诸公”并无大的不同，后来遇到守旧势力设置的巨大阻力以及来自张之洞的影响，陈宝箴更清醒更自觉地站到了渐进变革的位置上。这从他对康有为始终不完全否定也可以看出来。不仅不完全否定，如前所述，他还颇觉得康有常人所不及的难能之处。而且他还有一极独特的看法，即他认为康有为不一定真的赞成民权。其所上《厘正学术造就人材》折里面，有一段易被忽略的话：“底臣观近日所传康有为呈请代进所辑《彼德政变记》折稿，独取君权最重之国以相拟议，以此窥其生平主张民权，或非定论。”揆诸康有为后来力主保皇的表现，不能不佩服右铭的读书得间和洞察幽微的先见之明。
至于《劝学篇》提出的“中体西用”的观点，陈宝箴早在时务学堂的招考示中就已经提出，他用的语词是“必以中学为根本”（见前文论时务学堂节所引）。此可见陈宝箴和张之洞两个人的改革思想，可以说是在异同之间。皮锡瑞对《劝学篇》的评价是：“此老究竟是读书人，所说透彻，亦平正无弊。不取民权，缓开议院，自是正理。保国保教，彼身为大臣，应如此说。惟诋公羊使乱臣贼子喜，与予说左氏使乱臣贼子喜适相反。闻此老好左氏，宜所见之谬也。其论学以小学训诂为先，亦觉迂远。”除对公羊对左氏的学术观点互有歧见，《劝学篇》的基本立意和宗旨，皮锡瑞都表示认同。难能之处是，义宁父子和张之洞彼此之间的互相惜才、互相尊重。陈三立和张之洞很早以前就有唱和。1906年张之洞七十岁生日，陈三立曾写长诗为之贺寿，对张的一生学问事业倍加褒扬。涉及戊戌维新时期张之洞的表现，陈三立以下列诗句加以揭橥：
是时环外侮，机牙竞怒张。
千纪积敝陋，势待扫以更。
群言乃不揣，淆乱杂披猖。
公起基酌之，践取加维防。
于事有砥柱，于国有干城。
于民有衽席，于士有津梁。
于古保纯粹，于今辟康庄。
诗意为当时中国外有列强的欺侮，内有千年敝政，国家已经到了必须扫除陋习、改弦更张的紧要关头。因此群言纷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混乱见解和不切实际的主张。这时张之洞站出来发表《劝学篇》，斟酌得失利弊，提出既改革又可以防止弊端的办法，使得国家和民众两相受益，指出了一条国家发展的康庄大道。因是贺寿，且囿于诗的特殊形式，对张的评价未必尽妥。何况这是戊戌政变之后的想法，也许与1898年夏天那一历史时刻不尽相同，但义宁父子对改革的总的看法确实也是如此，他们希望“守国使不乱”，所以陈宝箴才建议由张之洞来领导全国的改革。
至于张、陈两个人的性格，张是惜官恋位之人，陈则不惜挂冠而去。陈的意气精神，冠绝一时。由此我得出一看法，即评价湖南新政的成败得失，张之洞的牵制固然有之，但亦不必过高估计张之洞对陈宝箴施加的影响以及所起的作用。倒是王先谦、叶德辉等守旧势力把张之洞《劝学篇》的发表以及对《湘报》的干预，当作了鼓舞自己向新政发难的口实和奥援这一点殊堪注意。
三、戊戌政变和湖南新政的失败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湖南新政在八月政变前一段时间的艰窘情形。
当1897年秋天到1898年春天湖南的改革达至高潮的时候，大吏、绅士、士人众志成城，集合在巡抚陈宝箴的周围，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以湖南振兴为怀抱，改革措施一个接一个出台，全国的改革人士无不啧啧称赞，甚至也引起了国外的注意。可是到了1898年的夏天和秋天，形势急转直下，比之先前，判若两重天地。士人雅聚、笑语喧阗的情景不见了，代之以攻击谗陷。南学会讲论、时务学堂问答的热烈场面没有了，代之以冷清散乱。原来仿佛一体的士绅，转瞬间分成了互有嫌隙的三个派别。王先谦、叶德辉等守旧势力，自是一派。改革派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因陈宝箴被迫调整了改革政策以及采取了一些组织措施，熊希龄、谭嗣同、唐才常等开始对领导他们改革的抚院有了不满情绪，改革的激进和渐进的分野开始明朗并趋于对立。
谭嗣同因调阅时务学堂札记、官课出时文题目以及批评他称康有为作老师，给欧阳节吾写了措辞强硬的信。他说：“才常横人也，志在铺其蛮力于四海，不胜则以命继之。嗣同纵人也，志在超出此地球，视地球如掌上，果视此躯曾虮虱千万分之一不若。一死生，齐修短，嗤伦常，笑圣哲，方欲弃此躯而游于鸿蒙之外，复何不敢勇不敢说之有！一纵一横，交触其机括，是以有前书，却非敢抗丞丈谓不当教训之，而已决意不受教也。”向老师表示二人要以生命以之，其不妥协的态度可见一斑。而前此一函明显涉及和陈三立的矛盾，其中说道：“讲转语伯严吏部，远毋为梁星海所压，所毋为邹沅帆所惑，然后是非可出，忌妨之心亦自化。即从此偶有异同，亦可彼此详商，不致遽借师权以相压。”则两信之锋芒明显都是指向陈三立，说明彼此的裂痕已到相当程度。笔者研究此段史事，接触到这方面的资料，不觉为之神伤。
熊希龄被撤去时务学堂总理职务后，除有要求整顿通省书院上抚院一函，另还有《为时务学堂事上陈宝箴书》，也是要以生命以之。他在信的结尾处写道：“夫办事有二大患，一曰养奸，一曰酿祸。今省中物议纷腾，黑白混淆，若不打破此关，痈溃一发，受害更巨。矧湖南负天下重望，虽新政只有萌芽，而各国报章交相赞美，倘一事无成，岂不遗笑五洲？以后湘人更为外人所轻视，将来交涉之事，亦难与外人理论，其吃亏非小。况攻讦之风日炽，则办事者皆有戒心，所以汪颂年有辞总理之事也。龄观日本变法，新旧相攻，至于杀人流血，砌得已哉。不如是，则世界终无震动之一日也。龄本草人，生性最憨，不能口舌与争，惟有以性命从事，杀身成仁，何不可为。今既仇深莫解矣，请以此函为贵衙门立案之据，此后龄若死于非命，必王益吾师、张雨珊、叶焕彬三人之所为，即以彼命抵偿焉可也。”熊希龄平日并没有过激的言论，只不过态度坚决，肯于任事而已。因为遭到了解职的处分，他发出愤怒的不平之鸣。他也要“以性命从事”，且自称“草人”，恰好可与唐之“横人”、谭之“纵人”并列为湘中“三仁”（孔子曰‘殷有三仁焉’）。王先谦给陈宝箴函里所说的“熊君决裂”云云，就是指的熊希龄这封态度决然的信。此可见当时改革派内部的分裂及意气纷争，已是不争的事实。
邹沅帆致汪康年的信里，有一封详细叙述湖南改革派分裂的情况，虽有个人的情绪好恶羼杂其间，仍有重要参考价值。原信写道：“鄙人为时务学堂事，竟与谭、熊为深仇，谭虽得保而去，熊则仍踞此间，动辄以流血成河为言，且行同无赖，似难于计较。学堂事渠难交出，费尽许多心力，实一言难罄。右丈委汪颂年与鄙人接办，而熊怒未息，其无状竟及于义宁乔梓矣。湘中万难兼容，势必走附康门，求一出身也。公以恬退责我，我不受也。苟不恬退，谭、熊必以洋枪中我矣。此二人者，鄙人向引为同志，本有才，从前做事尚为公，一旦陷入康门，遂悍然不顾。吁！康徒遍天下，可畏也。时务学堂各分教，均一律辞去。卓如得保，自不再来。右丈意拟请子培为总教，其分教则用湘人士通达者。昨电请沉子培来湘，不知此君现在何处？得此君，湘氛当可廓清，祈力赞之。”邹沅帆此信包含有诸多可靠信息。第一，熊希龄与抚院已经怒目相向，“决裂”之说看来非虚。第二，解除熊希龄时务学堂总理职务后，黄遵宪代管一段时间，陈宝箴很快已委任汪颂年来接任。第三，韩文举、叶觉迈、欧矩甲三位分教习，已经辞职离去。第四，时务学堂中文主讲拟请沉子培来担任。这些，对湖南新政而言，应该是很大的变动，的确走向了停滞、停顿和倒退。
邹沅帆信里讲到的另一件事情，是谭嗣同因受徐致靖的保荐，已经离开湖南。谭离开湖南的具体时间是戊戌年五月初，在湖北尊人（湖北巡抚谭继峋）署中住约一个月，六月十六日起程，七月初五日到达北京。七月二十日（1898年7月5日），光绪任命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为军机章京，赏四品卿衔，参与新政事宜。后来谭嗣同尝电招唐才常赴京，因不久政变未果。黄遵宪也因徐致靖的保荐离长沙赴上海，光绪皇帝欣赏他的《海国图志》，因而任命他为出使日本大臣，并一再催行；但他因病滞留在沪，未及到任，戊戌政变就发生了。
写到这里，我想引录皮锡瑞听说黄遵宪即将入觐写给黄的一封信，从而可知皮锡瑞离开湖南以后对湖南新政的拳拳之心。皮锡瑞的信写道：
顷阅电报，知公以盘盘大才，受非常殊遇，东山重望，克副苍生，西贼寒心，先知小范。康、梁奇士，谭君伟人，我黻子佩，同趋朝命，左提右挚，匡济时艰，甚盛事也。惟湖南新政妆颁，保卫局、迁善所、课吏馆一切章程，皆烦经画，而仁风未遍，福曜速移，虽萧规曹随，不乏继起之守，而良地美意，究以创始为难，惟愿寇君一年，忍听邓侯五鼓。公之入觐，弟将为天下贺，而不能不为湖南惜也。深观时局以及乡评，天下未必即能维新，而有维新之机，湖南未必能尽开通，而有开通之兆。凡事机兆既动，则其势必不可遏抑。今之所以嚣然不靖者，正以两党相争，国是未定。数年之后，风波自息，风气自开。开通之人，必多于锢蔽；守旧之党，必不敌维新。此是一定之理，断非一二妄庸巨子所能挠。公在湖南，为国为民，殚忠竭智。人心狃于旧习，未能仰测高深，是非不明，毁誉参半，将来成效可睹，必当去后见思。前歌孰杀，后歌谁嗣，古之遗爱，非公而谁？弟以不才，过推讲学，未能开通民智，不免胥动浮言，反致纷纭，深负委任。公去后无人护法，中丞不能常至，讲学一事，未知能否复行？
此函充满了对湖南新政的关切之情，不仅对黄遵宪，对湖南的维新人士均倍极称赞，称谭嗣同为“伟人”，对争议最大的康、梁，也称之为“奇士”。他身在江西，却心系湖南，他走后湖南的每一新消息他都倍加关注。戊戌年七月初五日他还在日记中写道：“得湖南来信，谷价昂贵，人心惶惶，新政阻挠，保卫局初行，诚外即有劫局之事。湘潭抢劫，乱民可虑。鹿泉详言大局之坏，实由沈诸梁一人。学会将散，孝廉盘踞，宣翘已去，伊亦将辞。”此又可见政变前夕湖南的混乱和不景气状况。听到谭嗣同等以章京行走军机，他说“闻此好音，不禁有老杜‘忽闻哀痛诏，又下圣明朝’之感”。他还为陈宝箴担心，引江西布政使的话，说“湖南抚台难做”。
就是说，戊戌政变以前一段时间，湖南新政不只是停顿了下来，而且热心改革的精英们也先后星散了，甚至出现了一些混乱。王先谦的气焰虽为陈宝箴所挫，但他以辞馆相要挟这一招，给陈宝箴造成很大压力。守旧势力的攻击并未稍歇，至有“哄散南学会、殴打《湘报》主笔”的举动。七月二十六日，湖南邵阳举人曾廉上封事，全面攻击陈宝箴和湖南新政，投出了重磅炸弹，他摘录一些最能触犯清廷忌讳的时务学堂札记批语，并加上评点按语，作为康、梁大逆不道的证据，提出“当斩康有为、梁启超以塞邪慝之门”。其所附“罪状片”举了四条札记批语作为例证：
“议院虽设于泰西，实吾五经诸子传记，随举一义，多有其意者。惜君统太长，无人敢言耳。”臣按：梁启超之意，是惟恐国祚之不短耳。
“今日欲求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变去跪拜之礼，上下仍习虚文，所以动为外国讪笑也。”臣按：《论语》以拜上为泰，而以违众拜下为礼。梁启超习闻康有为平等之说，以为天子亦平等也。鸟用礼乎？此所以欲去拜跪去。
“凡赋税于民者，苟为民作事，虽多不怨，今西国是也。上海租界每季巡捕捐极重，未闻有以为怨者也，苟不为民做事，虽轻亦怨矣。中国之赋税，至本朝而极轻矣，其不足以供币帛饔餮百官有司之用也。今之中国是也，以赋轻之故，及至官俸亦不能厚，恶知官俸既薄，而彼百官者，乃取之于民之身而其祸益烈耶？”臣按：梁启超知引西人入中国，必大桀小桀，故预为之地步耳。其心无本朝久矣，故直斥为貉而不惮也。
“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令人发指眦裂，故知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或几乎息矣。”臣按：本朝美举不可殚述，梁启超独拈出《扬州十日记》，无非极诋本朝，以惑人心。且又预为关说，若入中国必不杀人，洪杨之逆，先斥本朝之非，而后以不杀人诱人，遍告东南一带也。故臣实不知梁启超是何居心也。
梁启超称曾廉的上封是“最有力之弹章”，甚至影响到政变的发生。但光绪是否看到了札记批语，研究戊戌变法史的学者有不同看法。我们只知道光绪让谭嗣同来处理这件事，谭建议以毁谤新政罪斩曾廉，光绪没有同意。
七月二十九日，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又对陈宝箴所保人才提出严厉批评。杨是戊戌变政的激进力量，与康有为的关系至密，他在“为裁缺诸大僚擢用宜缓、特保诸新进甄别宜严、庶以重封疆而警贪酷、恭折仰祈圣鉴事”专折中写道：
臣前奏湖南巡抚陈宝箴锐意整顿，为中华自强之嚆矢，遂奉温旨褒嘉，以励其余。讵该抚被人挟制，闻已将学堂及诸要举全行停撤，仅存保卫一局，亦复无关新政。固由守旧者日事恫喝，气焰非常，而该抚之无真识定力，灼然可知矣。今其所保之人才，杨锐、刘光第、左孝同诸人，均尚属知名，余皆守旧中之猾吏。王秉恩久在广东，贪险奸横，无所不至，前署抚游智开劾其把持各局，大类权奸，革职，嗣以夤缘李瀚章开复，兹且营谋特荐，此人岂可复用？欧阳霖久办厘金，刻薄性成，怨声载道。杜俞居心巧诈，营私牟利，历任上司无不能得其欢心者。杨枢以庶吉士入李瀚章幕，招摇纳贿，把握威福，捐升道员。至陈宝琛虽旧有才名，闻其居乡贪鄙，罔尽商贾之利，行同市侩。余人臣所未知，特能谙时务者少耳。倘皇上以该抚新政重臣，信其所保皆贤，尽加拔擢，则非惟无补时局，适以重陈宝箴之咎。仍请严旨儆勉，以作其气，于其保举之人分别加以黜陟，万勿一概重用。其它大臣、督抚所保人才，亦有不孚物望及曾被参革者，虽未必蒙混为心，要是诹咨未的。他过或可痛改，惟贪墨者万无洗心之日，终不可与祓濯也。拟请旨严谕中外大臣，嗣后如保革员，必将其原被参事由声明，庶桀黠辈不敢欺大臣以求保，无从施其伎俩矣。臣非刻核存心，多否少可，诚以皇上举行新政、综核名实之日，举一人须得一人之用。若坚持旧见者，虽廉正犹乏济时之功，而况贪狡乎？虽平世犹在屏斥之列，而况艰危乎？谨不避嫌怨。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据说这封奏折是康有为所代拟，所以对湖南情况非常了解。奏折中否定评论的几个人物，虽难免仁智互见，但康、杨的看法应不无道理。陈宝箴的保荐名单反映出他当时的艰难处境和不得不谨慎行事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杨深秀此折所说的湖南“已将学堂及诸要举全行停撤”，只剩下一个保卫局，其实这就是戊戌政变前夕湖南新政停而后败的实际景象。幸好奏折对陈宝箴有所体谅，知道所以如此，是因为湖南的“守旧者日事恫喝，气焰非常”，是“被人挟制”的结果。“挟制”者为谁？我以为是王先谦。王以辞馆相要挟，还不是挟制吗？因王在湖南绅士之中影响极大，他的绝然反对态度，可以使许多人学子不报考时务学堂，其劣者则去南学会哄闹。
光绪知道杨深秀的奏折之后，就在七月二十九当天，发谕旨给陈宝箴：“有人奏湖南巡抚陈宝箴被人挟制，闻已将学堂及诸要举全行停撤，仅存保卫一局等语。新政关系自强要图，凡一切应办事宜，该抚务当坚持定见，实力举行，慎勿为浮言所动，稍涉游移。”陈宝箴面对光绪的谕旨，既有压力，也受到鼓舞。前引他针对王先谦的要挟说的“岂但辞馆，我要参他”，就是在这个时候。可惜湖南新政的另一种结局我们永远看不到了，六天以后，震惊中外的戊戌政变便已发生。
笔者是研究陈宝箴和湖南新政，题旨所限，无法对政变发生前后及过程之中的诸种扑朔迷离的人物和事件因果详加分析，尽管由于翻检记载政变的各种第一手材料，不禁隐隐产生对此一历史大事件发覆探密的兴趣。好在前贤与时俊已经留下了研究此一课题的大量令人尊敬的成果，原书俱在，读者可自行翻阅。总之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八月初六日（1898年9月21日），一道特殊的上谕公诸于世：
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几，竞业之余，时虞丛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3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朕率诸大臣在勤正殿行礼，一切应行礼信着各该衙门敬谨预备。钦此。
同一天又谕：“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有参奏，着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着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三天以后（八月初九），又发出谕令：“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又三天以后，八月十三日（9月28日）下午四时许，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六君子”，被政变后的政权残酷杀害。康、梁逃亡日本，免遇难。
一周以后，可以称做陈宝箴的克星的掌陕西道监察御史黄均隆又出现在血腥的舞台，上了一道极阴狠的奏章，企图把陈宝箴及湖南新政的诸君子一纲打尽。此奏章全文如下：
为叛逆既诛，奸党未殄，后患宜防，请旨惩办，恭折仰祈圣鉴事。伏读八月十四日朱谕：“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将附和奸党明正典刑，党类尚繁，概不深究株连等因，钦此。”仰见圣谟英断，威德兼施，天下臣民莫不欢欣鼓舞。然臣窃有虑者，现在渠魁漏纲，党类从宽，而其中奸恶与谭嗣同辈等者，其凶谋恐难遽戢，则候补三品京堂黄遵宪、庶吉士熊希龄也。黄遵熊希龄前经陈宝箴信任，行为乖谬，臣曾于四月二十五日据实参奏。查黄遵宪与张荫桓结为师生，曾充出使随员，在新加坡勒索洋药税人已，为德国所憾。是以上年派充德国使臣，德国不认接待，总理衙门不得已，请旨改派吕海寰前往接办。迨黄遵宪署湖南臬司，与汉口英领事私通书信，英人索岳州通商一处，总署议允，而黄遵宪唆使英领事并索长沙，湘潭，常德等埠通商。张之洞深以为忧，电询总署并无其说，此黄遵宪勾结洋人，挟制督抚之实在劣迹也。陈宝箴开时务学堂，黄遵宪援引梁启超等为教习，著为学约、界说诸篇，大抵皆非圣无法之言，湘人惑之。推崇西教，相与诋毁朝政，蔑裂圣贤，刻有时务学堂答问、札记、课艺等书，创为民主、民权之说，尊康有为曰南海先生，风俗人心因之大坏。熊希龄亲由上海招邀梁启超到湘，陈宝箴以熊希龄为时务学堂总理，为康、梁扬波助焰。又开南学会、《湘报》馆，与已正法之谭嗣同及拔贡樊锥、毕永年、唐才常、生员易鼐、何来保、训导蔡钟浚等，著为合种合教之论，渎伦伤化。此皆由陈宝箴听信其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及学政江标、徐仁铸庇护康、梁所致，而实黄遵宪、熊希龄为之助其恶而恣其毒也。黄遵宪、熊希龄与康、梁常时密电往来，暗通消息，结党最深。若令其逍遥法外，难免不勾结外人，隐生祸变。近来中国罪人多以外洋为逋逃薮，实堪痛憾。拟请旨饬拿黄遵宪、熊希龄，从严惩办，以杜后患而绝乱萌。至康有为各书，已经奉旨销毁，其徒党梁启超、麦孟华等所有文字，如湖南时务学堂答问、札记、课艺及种种悖谬之书，流传各省者，并请旨一律毁禁净尽，以绝邪说根株。臣为除恶未尽，宜防后患起见，谨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黄均隆此折共点了陈宝箴、陈三立、黄遵宪、江标、徐仁铸、熊希龄、樊锥、毕永年、唐才常、易鼐、何来保、蔡钟浚，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麦孟华等十六个人之名，连生员易鼐、何来保和训导蔡钟浚以及仅为康有为学生的麦孟华，都不放过，将推动湖南新政的改革人士全部纲罗在内。
而且在奏折之后，黄均隆还加一附片：
再，陈宝箴信任梁启超、黄遵宪、熊希龄等。在湖南创立时务学堂、南学会、保卫局，伤风败俗，流毒地方，屡保康有为、杨锐、刘光第等，其称康为有至有“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等语。旋闻前数日内，又电保谭嗣同等。今逆党已明正典刑，陈宝箴应如保惩治之处，出自圣裁。其时务学堂、南学会、保卫局应请旨一并裁撤，以端风化而厚人心。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施行。谨奏。
附片的矛头所向主要在整治陈宝箴及连带湖南新政的一应举措。陈宝箴“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评康有为所说的“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也拿来作为罪证。而奏章更指“尊康有为曰南海先生”为大逆不道。所谓“前数日内，又电保谭嗣同等”，是指政变前夕陈宝箴“电保刘、杨、谭、林四人均才识优长，可以裨益新政，所虑者更事未多，尚欠历练，应请皇上特召及湖广督张之洞入参枢密，以为四卿领袖，庶遇事得所折衷”。也就是陈三立在《先府君行状》中所说的：“四章京之初值军机亦然，曾疏言，变法事至重，四章京虽有异才，要资望轻而视事易，为论荐张公之洞总大政。”其实重点是担心刘光第、杨锐、谭嗣同、林旭四章京太年轻，做事不老练，故建议张之洞去领班。本来是补偏救弊之策，却被黄均隆也当作罪状，其人之险恶实超出常态。据《国闻报》后来披露，黄对湖南新政诸要人所以结下如此仇仇，是因为他原系湘籍，其子岁考已通过算学，但学政江标以文理纰缪，未予录取，且加长批，“致黄衔恨于心，乘间报复”。如是，则黄奏及其用心也算事出有因了。但“纣虽不善，未如是之甚也”，细详黄奏之内容，恐怕还是与湖南守旧势力王先谦、叶德辉等直接提供材料有关，毋宁说是他们联手所为。
就在黄奏的当天，即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八月二十一日（1898年10月6日），慈禧惩处陈宝箴、陈三立的上谕下达：
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着一并革职。候补四品京堂江标、庶吉士熊希龄庇护奸党，暗通消息，均着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戊戌政变披难的“六君子”中，刘光第、杨锐都是陈宝箴所保荐，“滥保匪人”云云，良有以也。请梁启超为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陈三立是力主者，“招引奸邪”云云，所言似亦非虚。关键是作了黑白颠倒的解读。同时革职永不叙用的，还有候补四品京堂江标、庶吉士熊希龄，罪名是“庇护奸党，暗通消息”。另外原湖南按察使、新擢三品卿黄遵宪，也革回原籍。而且正在上海养病的黄遵宪还遭遇一场无妄之灾：八月二十四日（义宁父子革职的第三天），因有人报告在逃的康有为藏在他的寓所，上海道的蔡钧派兵围守，“擎枪环立”，如临大敌，其实康此时已在香港。围到二十六日，查明并无藏匿之事，才解除包围，准黄遵宪“放归”。
政变和政变后对湖南改革派人士的惩处是突如其来的。义宁父子并没有祸事会直接降临到自己身上的思想准备。因为他们在湘政改革的后期步履相当谨慎，况且到政变前基本上已经停止了各种改革举措，与激进的变革保持了距离。连张之洞也感到突然，他闻讯后给陈宝箴发去一封电牍：
贤乔梓忽遭絓误，不胜骇叹。因何挑动，未喻其故，尊处知之否？湘省失此福星，鄙人失此德邻，如何，如何！以后湖南教案、开阜、铁路三事，必然枝节丛生，三湘无安枕矣。铁路如必不能办，只可缓办。教案、开阜，人岂容我缓哉？且路款已借，亦不能缓。思之忧灼，夜不成寐。新令伊尚未知何人，先此奉慰。敬。
这是很有人情味的一则电文，发文时间是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革职后第三天）巳刻。陈宝箴接电后至为感激，立即回电，吐露心迹：
奉敬电，具蒙勤注，感刻零涕。湘中三年，幸叨广荫，获免颠◇。而溺职辜恩，复以丛疚之身，辱当世之士，为可痛耳。保卫局足为商阜程序，既欲创行新政，如印花税等类，亦非此不行。其法用意精深，实为一切善政始基，弃之良可痛惜。愿宪台派见信晓事人与湘，密察事实，及商民向背。不行于湘，犹冀得行鄂汉，以间执谗匿之口，留他日维新一线之机也。热血乍冰，忍勿能已，辄为我公一倾吐之。箴叩复。有。
这两份电文非常珍贵，特为具引。陈宝箴回电的日期是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丑刻。“热血乍冰，忍勿能已”八字，颇能反映义宁父子当时的心境。陈宝箴希望能够留下保卫局，为日后的改革留一线生机。
其实下达惩处义宁父子谕旨的当天（八月二十一日），已谕令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省城新设南学会、保卫局等名目，迹近植党，应即一并裁撤。会中所有学约、界说、札记、答问等书，一律销毁，以绝根株。着张之洞迅即遵照办理。”张也即刻将此上谕通知湖南的抚、藩、臬台，要求停撤南学会、查清保卫局，将学约、札记等及所有版片，解送湖北销毁。陈宝箴接电后，对保卫局的有关情况首尾在回电中作了详细说明，等于是一纸申辩书。请看回电的全文：
养电恭悉。奉旨：湖南省城新设南学会、保卫局等名目，迹近植党，应即一并裁撤等因。钦此。自应敬谨遵行。查湖南伏莽甚多，去冬胶澳事起，讹言繁兴，匪徒愈以毁教攻洋，藉图煽乱，士民亦多为所惑。除示谕外，令士绅广为开导，诸人因议设学会，冀相讲明。箴即于讲堂宣讲为倡，嗣因拿周汉复讲一次，皆申明此义，具登二月朔、三月二十一《湘报》，可以覆按。后因讲者不能常在，又中外相安，大旨粗已宣明，自以阅经史各书为主，至四月即已停讲，惟听人时往翻阅书籍。会中答问只随刻《湘报》，并无札记、学约、界说等刊版。惟学堂有之，即饬司检呈。此南学会本末也。
省城痞匪繁聚，动辄滋事，每遇西人过境，府县辄多方求恳，劝勿入城。上年德人谔尔福坚欲入城，几造大衅。英人苏理文亦然。因思上海、天津商阜肃然不忧，皆由设有巡捕。曾游欧、美各洲者多言外国政治均以设巡捕为根本，与《周礼》“司救司市同义。湘省向设保甲总局，委道府正佐各员及大小城绅数十人合同办理，而统于臬司。岁糜金钱三万余串，久成虚设，痞匪盗贼充斥市廛。现在西人往来络绎，倘被激成巨衅，必致贻误大局，乃与署臬司黄遵宪议，仿欧洲法设创巡捕。该司久历外洋，参酌中外情势，竭数月之力议定章程数百条，至为精密。惟以臬司事繁，万难兼顾遽办，及交卸回任，乃令以长宝道专办此事，且预为岳州自行通商、设立巡捕，挑选备用之地。惟当积重难返、人情极顽之时，非改易观听不能有功。乃尽汰易向办员绅，改名保卫局，而谣谤起矣。所汰坐食委绅多巨绅族戚，腾谤愈远，几格不行。箴力持决令试行三四月再定行止。
开办之日，痞匪竟聚众哄毁，城外三局亦坚不为动。布置既定，匪徒无可溷迹，相率散遁。甫一月，盘获拐带盗窃甚重，交新设迁善所，分别收管习艺。迄今三阅月，城市肃清，商民无不称便。向来城中乞丐日常数百，现在清查户口，拟由保卫局设法安置。统计保卫局、迁善所及教养乞丐，月需银万余。城中商贾三万户，其最上及上户约以万家。最上户每月捐钱不及三元，计每日不满百文，见此成效，当无一不乐从者。揣目前人情，除痞匪外，惟以停罢为虑。拟至九月再行奏咨。如众情集费尚有为难，既行停止。事专稽查匪类，官绅会办，随时去留，似毫无植党之嫌。所有章程即日呈报，惟截鉴施行。宝箴申漾。
我们可以看到陈宝箴对改革的坚定挚着，看到他的大公之心。对南学会的本末原委右铭先做说明，声明所谓“札记、学约、界说”等等，南学会根本没有。至于保卫局，他说现在除了痞匪之外，人们担心的是撤掉保卫局。象这样的电文，如果不是他亲手所写，即使系欧阳中鹄起稿，不仅陈宝箴，连陈三立也会一起会审润色尔后定稿。不愧为一篇充满说服力的申述书。张之洞看了之后，也不能无所动，承认保卫局与“植党”无涉，“广询湘人，均言近来颇有成效”。但他还是要遵上意，决定改保卫局为保甲局。
闻名中外的湖南新政的各种举措，尤其是行之有效的保卫局，就这样“不留根株”地被裁撤了、被悲惨地被毁坏了。陈三立极为沉痛，隔年叙及此事，还有不能已于言者：
二十四年八月，康梁难作，皇太后训政，弹章遂蜂起。会朝廷所诛四章京，而府君所荐杨锐、刘光弟在其列。招坐府君滥保匪人，遂斥废。既去官，言者中伤周内犹不绝。于是府君所立法，次第寝罢。凡累年所腐心焦思废眠忘餐艰苦曲折经营缔造者，荡然俱尽。独矿物已取优利，得不废。保卫局仅立数月，有奇效，市巷尚私延其法，编丁役自卫，然非其初矣。
义宁父子所痛心者，并不是己身的去职丢官，主要是使得改革图强、“营一隅为天下昌”的愿望化为泡影。《知心报》后来有一则报导，介绍日本《东亚时报》评论政变前后湖南的巨大变化，其中写道：“南学会以讲救济支那于平和的之方法为宗旨，依于陈宝箴、黄遵宪、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诸氏之首倡，其会员当时一千二百余名，虽为甚盛，但今已与陈、黄、谭三氏之废亡，俱解体，今者不留其形影。且新巡抚俞氏到任以来，守旧党首领王先谦、叶德辉之辈，再抬头地，暴横无不至，新党之士尽屏息，会员四散，杳焉无由知其消息。公法学会以研究国际法为目的，见创设者，以毕永年氏为之首倡，乃其人一去，此会亦显解体之势。时务学堂梁启超氏为教习，在堂之日，盛讲新学，其生徒百二十余名。北京政变之后已改名求是书院，复课旧学，而文明日新之学尽废，旧生徒悉去，今者不过新生徒三十余名矣。地图公会系邹代钧氏所创设，如亚细亚北部，数年前即制出精密可惊地图，今者亦唯存其名。《湘报》为南学会之机关发行，大鼓舞湖南之风气，今者改题《汇报》，虽犹继续刊行，但与前时之可益学问者，判与天渊，唯仅录清廷所发之上谕耳。总而言之，湖南之风气，今也寂寞无足观者，噫。”当湖南新政的兴盛期，声名原播日本，被知者比作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萨摩和长门两价目先进域区。因此政变后的凋零与倒退，自然也引起了东瀛人士的注意。
日人的报道特别提到政变后王先谦、叶德辉等守旧势力的表现，说他们又一次抬头，而且“暴横无不至”。我们不妨看看政变后王先谦写的《赠叶德辉焕彬》诗四首，第二首结句；“后学争呼韩退之。”已经把叶德辉比作韩愈了。第三首更荒唐，竟以叶比孔子：“鲁国闻人真在世，孔门今见四盈虚。”诗前小序极称叶德辉的摧陷与廓清之功，写道：“戊戌秋八月，康有为谋逆事觉，其党康广仁等借伏诛。先一岁，湖南创设时务学堂，大吏延康弟子梁启超为教习，学使徐仁铸相与主张，其说一时风靡，独焕彬辞而辟之，不以昔年出徐门下有所畏避。复于先谦等上事大吏，贻书友朋，匡救之功，无与伦比。康所行所学，惟焕彬知其深，而先谦不及知。其说之盛行，在先谦出都后。每议其徒党论议，但相与骇怪而已。得吏部言，乃悟其别有宗主也。尝论康一生险诐，专以学术佐其逆谋，托经学似樊并，能文章似崔涣，议改制度似新桓平，广招党羽似王叔文，借兵外臣、倚重邻敌以危宗社，又兼崔胤、张邦昌而有之，诚乱臣贼子之尤也。湘人不幸被害者多矣。微焕彬，谁与摧陷而廓清之者？”叶的和作，则称王先谦这位“葵园当代老经师”，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两个人在庆祝胜利的时候，禁不住互相吹捧而无须避嫌了。
曾参与湖南新政的改革派人士，则无不为义宁父子的蒙冤而痛心疾首。但陈宝箴、陈三立本人，则处之泰然。邹代钧致汪康年的信里说：“一月以来，事变迭起，株连之祸，竟及义宁，亦天不欲使我辈有所寸展也。念之良可浩叹。右丈乔梓毫不以次芥蒂。”皮锡瑞九月十六日记：“往节吾处，适右帅至，得一见。彼天君泰然，一无激词，得大臣度。”十一月十一日又记：“忆去年今日，到伯严处送别，今彼父子均罢官，可愧哉。”黄遵宪放归原籍（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以后，对湘政同事及诸维新友人的命运至为关切，所作《己亥续怀人诗》缅怀26人，参与湖南新政者就有14人，陈宝箴列在第一位，其诗曰：“白发沧江泪洒衣，别来商榷更寻谁？床云野鹤今无事，可要篮舆共护持。”充满眷怀关切之情。第九首怀陈三立：“文如腹中所欲语，诗是别后相思资。三载心头不曾去，有人白皙好须眉。”第三句写湘政三年的建树和坎坷及与陈氏父子的深厚情谊。黄遵宪《怀人诗》写于政变的次年（1899年），他不会想到又次年义宁乔梓将遇到更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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