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石达开与李秀成一样，是一位史学界聚讼纷坛、褒贬极殊的有争议人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极左思潮不断被清除，史学界对石达开的评价逐渐公允，目前基本上已有定评。多数学者认为他是一位深深打着那个时代烙印的“舍命全三军”的农民阶级的英雄，而不是卑躬屈膝、贪生怕死的叛徒。

英雄乎？叛徒乎？对石达开截然相左的评价却来源于同一件史料——《翼王石达开致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书》。石达开信函原文仅区区五百余言，自问世八十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论者为论证英雄观，亦或叛徒观，都可以从这区区五百言中择需而用。

史式同志撰《<石达开致骆秉章书>考伪》一文，透过这种奇怪的矛盾现象，对这一件重要的评价石达开史料的真实性发生怀疑。

史式同志经过考证，认为《石达开致骆秉章书》是他人代庖的赝品。其作伪者，“或许就是《擒石野史》的作者许亮儒，当然也可能是与许亮儒有深交的文友”。

如果这一说能够成立，那么原来戴在石达开头上的“叛徒”帽子以及一切涉嫌之词均可一扫而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根据清方记载，石达开临危不俱，视死如归，令人可钦可佩。石达开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对石达开的评价从此不再莫衷一是。史式同志的用心是很好的。然而从现有的资料看，我以为还难以否认这一史料的真实性。以下略陈管见，与史式同志商榷。

　　一、两种版本、三个来源表明原信是真实的

石达开大渡河书信的最早版本见于《唐公年谱》（以下称“唐本”）。1908年，唐友耕的儿子唐鸿学为其父编《年谱》，刊行于世。《年谱》中附录了石达开的信，信的抬头为“达开顿首再拜泽波军门仁兄同志大人阁下”，说明这封信是石达开写给唐友耕的。关于石达开在大渡河畔写信给唐友耕的事，《纪石达开被擒就死事》一文也有记载。文中说石达开于“四月二十三日，以书射达北岸唐友耕营”，“唐得书，不敢奏，亦不敢报。石军不得覆”。根据此说，唐友耕收得石达开信后，隐匿未报，也未给石达开回复。但是，四月二十三日，石达开射入唐友耕营中的书是否就是《石达开致唐友耕书》？以下再论。

1935年，四川沪定西沙河坝农民高某在紫打地发现石达开函稿三通，其中一通于1935年3月26日在《农报》发表，标题作《致四川总督骆秉章书》，收信人是骆秉章而不是唐友耕，这是问世的第二种版本（以下称“高本”）。

1945年，都履和据李左泉《石达开涐江被困记》整理修校而成《翼王石达开涐江被困死难纪实》，其中附录有石达开的信。李左泉文系根据土千户王应元记室许亮儒遗著《擒石野史》笔记润色重编。这件来源于许亮儒《擒石野史》的信函（以下称“许本”）与十年前《农报》所载的高某发现的函稿是一样的，收信人是骆秉章而不是唐友耕。

唐本、高本、许本，三个本子来源于三处。许本同高本，版本只有两种。两种版本、三个来源，表明它不可能出自某一个人的伪造。

对于以上两种版本，研究太平天国的专家萧一山、简又文先生曾先后作过鉴别和考证。

1937年，萧一山先生撰《翼王石达开致清重庆镇总兵唐友耕真柬伪书跋》，认为《农报》发表的《致四川总督骆秉章书》是错误的，而断定《唐公年谱》所附录的石达开信函是可靠的。《广东文物》从萧一山说，刊载了《石达开致唐友耕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种《太平天国》所辑石达开信据《广东文物》排印。

简又文先生鉴别了紫打地农民高某发现的三通函稿，说“其致王千户与致唐友耕两通，……可认为真品”。

罗尔纲先生据高某的钞本和许亮儒的著录文与《唐友耕年谱》上的录文进行对比、校勘，断定高本和许本是真实的，而唐本则是经唐友耕的儿子唐鸿学篡改过的。

罗先生分析，石达开在大渡河的信是写给远在成都、担负四川全省重任的四川总督骆秉章的，而不是写给隔河相望、只管重庆一镇的总兵唐友耕的。唐鸿学为要给他父亲脸上贴金，把石达开写给骆秉章的信盗改为唐友耕，标榜唐友耕擒石有功。

笔者赞同史式同志的意见：唐鸿学是绝不愿意因篡改信件致获僭越大罪的。但是，如果说唐鸿学“是偶然得见这封伪造的信件的钞件”，即偶然得见许亮儒《擒石野史》，在断定不会出问题的前提下进行了篡改，那么唐鸿学是依据什么断定不会出问题的呢？我们且不说事隔二十七年即出了问题，又如何解释紫打地高某发现的信函呢？除了许亮儒，难道还有另一个作伪者吗？

笔者以为，两种版本、三个来源，表明石达开原信是真实的、可靠的，而不是假冒的、杜撰的。

罗尔纲先生考证周详，说理充分，断言唐本是篡改本，而唐鸿学“不可能一手遮天，把在当时、当地、当场人许亮儒《擒石野史》上所录这封信的原收信人，和紫打地保存钞件者钞录的这封信上的原受信人遮掩得住”。

　　二、两种版本对勘的结果表明原信不是伪造的

为了说明问题，现将两种版本对勘如下（上下行为两种版本的相异之处，中行为两种版本的相同之处）：

石达开致唐友耕书达开顿首再拜泽波军门仁兄同志大人阁下： 翼王石达开致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书窃思求荣以（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安（全）三军，义士必作。缘达生逢季世，身仕（事）天朝，忝非谄士，不善媚君，因被（谗）谮而出朝，以致东奔西逐，欲建于功（白）于当世（时），不惮旰食宵衣，无知（祗以）命薄时乘，故尔事拂人谋，矢坚（忠）贞以报国，功竟难成，待平定而归林，愿终莫遂，转觉驰驱天下，徒然劳及军民，且叹战斗场中，每致殃（伤）连鸡犬，带甲经年，人无宁岁，运筹终日，心（身）少闲时，天耶人耶，劳终无益，时乎运乎，穷竞不通，阅历十余年，已觉备尝艰苦，统兵数万众（百万），徒为奔走焦劳，每思匿（遯）迹山林，遂我素志，韬光泉石，谢其（卸余）仔肩，无如骑虎难下，事不如心，岂知逐鹿空劳，天弗从愿，达思天即（命）如此，人将奈何，大丈夫生即不能开疆报国，奚爱一生，死若可以安将（境）全军，何惜一死。逖（达）闻阁下仁德普天，信义遍地，爰书修斯（此修）书，特以奉闻。阁下如能依书赴（附）奏请（清）主，宏施大度，胞与为怀，格外原情，宥我将士，请（赦）免诛（杀）戮，禁无（止）欺凌，按官授职，量才擢用，愿为民者，散之为民，愿为军者，聚为（之成）军，推恩以特，布德而绥，则达愿一个可以（而）自刎，全三军饬以全（投）军。然达舍身果能出（得出）全吾军，捐躯犹稍可仰对我主，虽斧钺之交加，死不为辱（亦无伤），任身首之分裂，义亦无伤（辱），惟是阁下为清大臣，当得（肩蜀）巨任，志果推诚纳众，心实以信服人，不设（蓄）诈虞，能依请约，切（即）冀飞转（缄）先覆，并望台（贲）驾近（遥）临，以便调停，庶免耽阻（贻误），否则阁下迟行有待，吾（我）军久驻无粮，昔（即是）三千之师，犹足攻城掠地（略地争城），况数万之众，岂能束手望天（特毙）乎，特此寄书，佇候希（希惟垂）鉴。太平天国癸亥十三年五月初九日书

短短五百余言，相异处竟有近五十处之多。然仔细比较，除“肩蜀巨任”、“贲驾遥临”、“附奏清主”这三处涉及到内容本质的改动外，其余部分多属文字修饰，信函的主要精神和思想没有改变。唐本与许本，许本显得较为老成，可能是作为记室的许亮儒当年在抄录原件时曾作了文字方面的修饰和改动，而唐鸿学在文字方面未多加修饰，出于他的需要，仅在几处关键的字句上作了修改，又画蛇添足般地冠一头附一尾。

两种版本对勘的结果，除收信人不同外，应该说基本上保持了原信的风貌，表明它不可能出自某一个人的伪造。如果此信出自许亮儒或与许有深交的文友的杜撰，如何解释唐本与许本大同小异这一基本事实呢？如果说唐鸿学系偶然得见原信的抄件并加篡改，那么除关键的三处改动外，又如何解释唐本与许本的其它四十余处无关紧要的相异之处呢？如许本“达闻阁下仁德普天”、“禁止欺凌”等语，唐本却作“逖闻阁下仁德普天”、“禁无欺凌”，唐鸿学为什么要把对的改成错的呢？

根据两种版本对勘的结果，笔者以为石达开信函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哪一种版本比较接近原信？对勘的结果告诉我们，两种版本都不是原信。我们推断，许亮儒在抄录石达开原信时曾在文字上加以修饰；唐友耕保留的是石达开的原信，唐鸿学在修《唐公年谱》时对涉及收信人的文字作了篡改，并弄巧成拙地添头加尾。还原许亮儒的修饰文字或还原唐鸿学的篡改文字及拼凑的头尾，那就是石达开的原信。

　　三、有关石达开信函的疑问

石达开致骆秉章书的上下款问题

萧一山、简又文先生认为石达开信函的收信人是唐友耕，而罗尔纲先生认为收信人是骆秉章。意见相左的原因在于高本、许本的信函无上下款，唐本有上下款，但正好是唐本的上下款暴露了唐鸿学篡改信函的真相。

如史式同志所述，唐本的上下款都是不合太平天国制度的。

太天平国癸开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1863年6月5日），石达开致信松林地总领王千户，要求让路，信末署“癸开十三年万。唐本所署日期距致王千户信仅十六天，信末竟署“癸亥十三年”，这说明作伪者唐鸿学根本不了解太平天国的避讳制度。再者，石达开于太平天国癸并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1863年6月11日）被俘，唐本信末署“五月初九日”（6月21日），时石达开已作阶下囚矣，何来《致唐友耕书》，可谓滑天下之大稽！

唐本的上下款拼凑得不伦不类，漏洞百出，那么信函的上下款应该是什么呢？

石达开信函一般均有固定格式。石达开入川后发函的上款多为：“真天命太平天国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石，为训谕……知悉”，信末落款为“太平天国年月日”。高本、许本无上下款，使人感到这不是一封完整的信。

从信的内容看，此信的收信人是“肩蜀巨任”的骆秉章。石达开信中用语比较平和，如信末语：“特此寄书，希惟垂鉴”。语气与致王千户信用语截然不同：“为此谕到之时，限午刻即回文，以决攻取，不得迟延，致误机宜。特此训谕”。石达开的信如果是写给总兵唐友耕的，信中用语不会如此委婉、平和。石达开信函为什么没有上下款？有两种可能：

一是唐友耕获得《石达开致骆秉章书》后隐匿不报，又怕因此致罪，故意删掉了信函的收信人和时间。

一是石达开有意不写收信人和时间。

石达开时与唐友耕隔河相望，此信写给唐友耕似合情理。但唐友耕仅是区区一总兵，石达开“安全吾军”的要求，唐友耕无权作出决定。再则，唐友耕原是李永和、兰大顺起义军中的一个小头目，后降清。以唐友耕的身份和地位，石达开是不屑写信向他写信请求赦免三军的。然而，骆秉章又远在成都，远水救不了近火。石达开陷入绝境后，早已作好“舍命全三军”的打算，但是瞬息万变的战斗使他把握不住何时谈判、以谁作为谈判对手，故而有意不写收信人和日期。

石达开致骆秉章书写于哪一天？

《纪石达开被擒就死事》说：“四月二十三日，以书射达北岸唐友耕营”，这是石达开写信给唐友耕的史料根据。

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是1863年6月9日。这一天射入唐友耕营中的“书”是否就是《致骆秉章书》？如果是，这封信当是6月9日这一天或前此即写就的。

四月二十三日（6月9日）这一天，石达开能否写成《致骆秉章书》这样洋洋洒洒的四六骈文呢？

史料记载，6月9日这一天，石达开在大渡河畔以诈降的方式组织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抢渡。骆秉章奏稿记：

   “二十三日辰刻，瞥见贼二百余人经自河岸，自弃器械，口称投诚，唐友耕、蔡步钟察其形迹可疑，督令开放枪炮，石逆亲拥大众由水陆分扑，船筏二十余只，被水飘没五只，其余悉被击沉”。

石达开抢渡大渡河是英勇而顽强的，说明石达开对渡河突围抱有希望。在这样的时候，石达开不可能将《致骆秉章书》射入唐友耕营中。石达开抢渡失败，紫打地失守，遂率部奔至老鸦漩。许亮儒《擒石野史》记载说：

“是日（6月9日）午刻，达开果率众东走，取道岩揙。应元见其辙乱旗靡，即分兵上下两路，迈过铁桥追击。应元及许亮儒看兵从山顶下木石，黄君荣、江复申等率军尾追。同时大河北岸周千总复派兵时岩编用枪射击之。达开部面面受敌，坠岩陨水者无数。……以是屈行二十里乃渡小河村庄，点验队伍，则已损失十之五六。是夜宿此，应元复整队围之，未及旦，达开统残部溃围而去，应元跟踪。……至利济堡，……达开见老鸦漩水势险恶，料不能涉，亦收队盘踞其地。入夜昏黑，饥甚，觅食无所得，有相杀噬人肉者，达开莫能禁，……达开知丧败在即，……乃含泪仗剑，督叱部卒将胡、潘、吴三王娘以次投抱江中”。

从许亮儒的记载看，石达开强渡失败后，清兵与团练围追堵截，致达开部面面受敌。九日这一天是在激烈的战斗中度过的，石达开不可能在如此纷乱的环境中写成《致骆秉章书》。

关于6月9日这天的活动，《越巂厅全志》记载与许亮儒不同：

   “二十三日（6月9日）……（石达开）率妻子而逃，有七贼妇至小水溺于河。石逆前与杨参府约降，自由小水过乔白马，适杨参府早下山前往迎之，携手过凉桥至洗马姑，宿马颈子王通把宅中。明日杨参府带石逆由纳耳坝至富林，意欲经至省城报首功也。而唐军门、蔡知府邀之于路不得前，遂将石逆交二公而回越巂云”。

《越巂厅全志》记载如可靠，则九日石达开与参府杨应刚谈判，已无必要再书《致骆秉章书》射入唐友耕营，而十日，石达开已面见唐友耕。

《越巂厅全志》记载与《纪石达开被擒就死事》、《擒石野史》所记有难解难通之处。如果石达开6月9日即“与杨参府约降”，是日又何必沉妻溺子？《擒石野史》记石达开是6月10日晚令部卒将王娘投入江中的。石达开紫打地失守至败奔老鸦漩一节，许亮儒的《擒石野史》记载细致详实，较为可信。关于6月10日晚的情况，许亮儒记：

“曹卧龙曰：‘事急夹，明旦请收合余众，妖来背水一战。幸而胜则图前进，不胜则主臣赴彼清流，断不受斧钺辱，惟王留意焉’。达开曰：‘诺’。曾仕和又进言曰：‘王请勿虑。适牒报南去溯谷流而上十里即梁桥，逾桥则为洗马谷（姑）场，越巂营参将杨应刚、土司岭承恩各率数百人阻去路。明日我军诣梁桥，宜表诈降，俟济河劫根，斩木猝攻，声威则无不复盛者，何待毙为？’达开壮其言，即令曹卧虎引炬据石为席，援笔成表，达开怀之。至夜半，突报卧虎己投江”。

军师曹伟人主张“背水一战”，宰辅曾仕和主张“宜表诈降”，石开达权衡后，从曾仕和议，决定写诈降书。

关于写信人，根据上述文字，可以理解为是石达开本人亲笔所写，也可理解为是军师曹伟人代笔。

史式先生将《石达开致骆秉章书》与《五言告示》比较，认为“代庖者对石达开的过去所知甚少，大量篇幅，只能用来围绕《五言告示》作文章”，但是“代庖者比较了解石达开当时的处境与心情”。笔者以为，这个“比较了解石达开当时的处境与心情”而又对石的过去所知不多的代庖者就是军师曹伟人。曹伟人违心地“援笔成表”后，夜半投江自尽，以死向石达开作最后的忠告。

在枵腹苦战的夜间，引炬照明，据石为席，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能否写出一篇五百余言的四六骈文？我以为是可能的。石达开在大渡河畔陷入险境已非一日，尤其到了6月9日、10日，石达开沉妻溺子，已作九死一生的“困兽之斗”，而清方的“设计诱擒”活动则紧锣密鼓。“舍命全三军”决非石达开忽作奇想，而是反复考虑、权衡的结果。腹稿已经草就，信笔即可成表。

从史料记载看，一说石达开信函于6月9日写成，一说于6月10日夜间拟就。比较两说，6月10日夜“据石为席，援笔成表”较为可信。

笔者同意史式同志的意见：“石达开如果真的写信给骆秉章，愿意舍命以全三军，只能是在到达老鸦漩，自知突围绝望，让妻妾投河之后。在这之前，他还在死里求生，一意突围，不会写这样的信”。四月二十三日（6月9日），石达开射入北岸唐友耕营内的“书”不是《石达开致骆秉章书》，而是另一封函。至于唐友耕得此函后，为什么“不敢奏，亦不敢报”，尚有待考证。

《石达开致骆秉章书》递交清营的日期

6月10日夜，信写成后，“达开怀之”，并未立即送往清营。这封信是在什么时候递交清营的呢？

从史料中可以看到，信写好未久，石达开又陷入了一场恶战。《擒石野史》记：

   “天将曙，达开甫枕石而卧，忽见西南山头炬光，分道突出，……达开腹背受敌，所部仅二千余，仍被拥护，奋力夺路，望梁桥而去。……会一将自梁桥驰涉高阜，急呼王应元各军停攻，吾已奉令俯准石达开降免矣。应元视之，乃参将杨应刚也。达开闻讯，不得已，率其子定忠及各官佐释兵表降”。

根据许亮儒的记载，石达开揣在怀里的信是在“释兵表降”时递交清营的。“释兵表降”，即放下武器，呈表归降。这个“表”就是“援笔成表”的“表”。第一个见到《石达开致骆秉章书》的应是杨应刚。

《石达开致骆秉章书》为什么在当时公私文书中不见记载呢？原因在于石达开“释兵表降”，《致骆秉章书》是在战场上递交的。石达开失去了与敌人谈判的最后一点资本，这封信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唐友耕等为向主子表白“生擒”石达开之功，故将此信隐匿不报。不要说将此信“附奏清主”，即便公诸于官私文书也是不光彩的，至少对唐友耕等没有好处。

《石达开自述》所记与许亮儒不同，说石达开过河到了唐友耕营区：

“达开正欲投河自尽，因想真心投诚，或可侥幸免死；达开想救众人，俱令弃械投诚。达开率领黄再忠等三人并儿子石定忠过河到唐总兵营内”。

石达开有没有过河到唐友耕营区呢？骆秉章奏稿说石达开并没有过河，而是到了洗马姑杨应刚营内：

   “当经杨应刚等以该逆无路逃生，于洗马姑竖立‘投诚免死’大旗，石逆果携其一子及伪宰辅曾仕和、伪中丞黄再忠、伪恩丞相韦普成等并余党至洗马姑乞降”。

骆秉章所记与许亮儒一致。《石达开自述》系清军讯问记录，随意性比较大，不如奏稿和私人笔记可靠。许亮儒还记，石达开一行至清营后，系由杨应刚招待：

   “四月二十五日，杨应刚等乃招待达开部属士兵于洗马场，共相劝慰，以安其心”。

   “二十六日，应刚复令应元等戒备，以防诈降”。

河对岸的唐友耕至四月二十七日（6月13日）方“兵自北来”：

   “二十七日，唐友耕兵自北来，应刚即协释达开父子及部属到大树堡。但友耕疑达开中变，竟传令将达开父子及官佐护送渡河”。

唐友耕“兵自北来”后，杨应刚将石达开等由洗马姑押送至大树堡。唐友耕令“护送渡河”，“五月初一日，先将石达开父子及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押令过河”。石达开等至五月初一日方踏入唐友耕营地。

综上述，《石达开致骆秉章书》递交清营的日期是6月11日，地点是洗马姑而不是唐友耕营地，第一个接受信函的人是杨应刚而不是唐友耕。

唐友耕、骆秉章有没有见到信函？

唐友耕是清军在大渡河与石达开交锋的最高长官，可以肯定唐友耕见到了这封信，但是隐匿未报。

王庆成同志说：“尽管骆秉章、唐友耕等人的公私文件中从未提到此事，但可以和信，他们得到了这封信。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帮助我们作出判断：如果他们没有得到这封信，它怎会出现在唐友耕儿子编的1908年印行的《唐公年谱》之中？”

史式同志与王庆成同志的意见相反，“认为《唐友耕年谱》中出现此信正好说明石达开绝对没有写过此信”。史式同志的理由是唐鸿学绝不愿意因篡改骆秉章的信函而获致僭越大罪。

笔者以为骆秉章没有收到石达开的信，甚至也不知道石达开曾经给他写了这封信。石达开的信写给骆秉章，交给杨应刚，而落于唐友耕之手。唐友耕未把信交给骆秉章，所以唐鸿学尽可放心篡改，不用担心获致僭越大罪。我们据此推断，唐鸿学见到的应是石达开原信。只有这样，唐鸿学才不必考虑在《骆秉章年谱》中会出现相同的东西。

根据骆秉章奏稿，骆秉章在石达开被俘后三天即获知消息：

   “臣前于四月二十八日得报后，虑其余党歼除不尽，将贻后患，札饬藩司刘蓉驰往大渡河，会同唐友耕等委办善后事宜”。

骆秉章的奏稿中，通篇没有提到有关石达开信函的话。他是在获知石达开被俘的消息后，因“虑其余党歼除不尽”，方派刘蓉去大渡河的。骆秉章派刘蓉这样的大人物出场，并不是对石达开的要求作事实上的回答。如果刘蓉此行奉令回答石的要求，那么为什么不等刘蓉到达大渡河即匆忙将石达开押解成都呢？据《黎雅纪行》报导，刘蓉是在赴大渡河的途中荥经县见到路经荥经的石达开的。

　　四、《石达开致骆秉章书》的真实性不影响石达开是一个农民英雄的结论

许亮儒的《擒石野史》记载详细，有关场面绘声绘色，没有亲身实践的人是写不出来的。从记载中看到，许亮儒追随王应元镇压石达开是很卖力的。说这样一个双手沾着石达开鲜血的反动文人事后出于“内疚”而“杜撰此信”，杜撰到竟“能代石达开说出了内心的话”，达到乱真的程度，能够“以明石达开的心迹”，我以为许亮儒是做不到、写不出的。许亮儒或他的文友杜撰一说是难以信服的。

笔者并不否认《石达开致骆秉章书》有代庖的可能。如果有代庖者，这个代庖者只能是石达开的军师曹伟人。

目前没有充分的史料和事实能说明《石达开致骆秉章书》是杜撰的。从它存世的两个版本、三个来源看，这封信是真品。唐鸿学虽然在上而做了手脚，但原信的真实性是难以否认的。

笔者认为，《石达开致骆秉章书》的存世及它的真实性并不影响石达开是一个农民英雄的结论，这封信的内容恰恰正好说明了农民英雄朴素的本色。

我国古代农民起义领袖都十分推崇豪侠义气，临难不苟，舍己救人，为朋友两肋插刀，讲的是一个“义”字。早在天京就有“义王”美称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是一个典型的讲义气的农民领袖。“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典型地反映了石达开的思想和性格。1862年4月，《石达开告涪州城内四民训谕》中说：“照得爱民者宁捐身以救民，必不忍伤民而为己”，可见石达开舍身为人的思想是一贯的。

石达开在走投无路、穷蹙无计之时写下这封信，“豪情不足，伤感有余”是不难理解的。叱咤风云的英雄陷入了绝境，家破人亡，三军不保，还能有什么气冲霄汉的豪言壮语！

在最后关头，石达开对敌人产生了幻想，写了这样一封信，“愿一人而自刎，全三军以投安”，这样的动机，这样的壮举，正好表明他是一位农民阶级的起义领袖，正好表明他就是他——太平天国“义王”石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