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秉章是治太平天国史者在阅读文献资料时常能碰到的一个人，在一些文章和著作中也常会提到他。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这样一位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功劳簿”上“功勋卓著”的方面大员，一旦与另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左宗棠联系在一起，在民间的野史笔记中就会呈现出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

在徐宗亮的《归庐谈往录》中，骆秉章是一个无能的傀儡形象：“左文襄公初以举人居骆文忠公幕府，事无大小，专决不顾。文忠日与诸姬宴饮为乐，文襄尝面嘲之曰：‘公犹傀儡，无物以牵之，何能动邪？’文忠干笑而已。尝夜半创一奏草，叩文忠内室大呼。文忠起读叫绝，更命酒对饮而去。监司以下白事，辄报请左三先生可否。”而在薛福成的《庸盦文编》中，骆秉章则是一个用人唯贤，用人不疑，气度不凡的贤明大吏：“惟时楚人皆戏称左公曰左都御史，盖以骆公官衔不过右副都御史，而左公权尚过之也。然骆公外朴内明，于贤不肖之尤著者，口虽不言而辨之甚精。既能推毂贤才，贤才亦乐为之用。”到底骆秉章是怎样一个人，骆秉章与左宗棠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还是让我们先从左宗棠入幕说起吧！

　　一、左宗棠入幕评说

骆秉章虽然于道光三十年三月便擢升湖南巡抚，但不久就身陷战乱之中，原本是治世良吏的骆秉章并无应对乱局的经验，在战乱初期，骆秉章因所虑不周，或力有未逮而屡有小失，因而屡受朝廷申饬、处分。咸丰二年十月，长沙解围后，骆秉章被调离湖南。但很快，咸丰三年三月，清廷又给了骆秉章第二次抚湘的机会，此时湖南各地士绅正在团练大臣、在籍侍郎曾国藩的领导下，大举兴办准备外出征战的地方武装团练。

其实在骆秉章第一次抚湘期间，这样的地方武装就已经在湘乡县由地方士绅王錱等建立起来，只是在首任湘抚任内，骆秉章作为一位客籍官员，尚未意识到湖南士绅群体所蕴含的巨大能量。他还是以过去的为官之道，按部就班地管理一省事务。但是在遭受一系列的困挫之后，骆秉章终于明白在注重经世致用的湖南，自己作为一个客籍官员，要想在那样一个艰难的局面下控制好湖南政局，必须笼络住湖南当时最出色的人才，以便进一步地结好、驾驭湖南的士绅。而当时湖南最出色的，名声最响的人才无疑便是左宗棠了。

左宗棠很早就在当时湖南最杰出的几位学者型官僚贺长龄、贺熙龄、陶澍等人的指引下，潜心研究舆地学、兵学等经世之学。左宗棠曾多次说过：“天下无不了之事，无不办之寇，亦未尝无了事办寇之人。”显然，喜欢自比于诸葛亮的左宗棠就是以这种“了事办寇之人”自期的。不过，第一位“三顾茅庐”请出左宗棠的大吏却并非骆秉章，而是咸丰二年八月接替骆秉章担任湘抚的张亮基。

当初张亮基为了将左宗棠延请入幕，曾两次派专人礼聘左宗棠，但都遭婉拒。无奈之下，张亮基又请陶澍的女婿胡林翼专函敦请，费尽笔墨，左宗棠方才应允。而左宗棠入张亮基幕府时，洪秀全正率太平军主力攻打长沙，而当时长沙城内外也聚集了大量清军，“城内及城外东河、西河兵勇共六七万人”。因此左宗棠向张亮基建议“先以一军西渡”，“扼其他窜”，以待机将太平军“一鼓歼也”。虽然这一围歼计划因为清军各路军将执行不力，最终没能完成，但左宗棠的围歼计划一定使当时“暂留长沙办理防剿事宜”的骆秉章产生了共鸣，因为骆秉章多年以后在其自定年谱中谈及当年长沙守城之役时，仍然激动地表示：“城中一中堂、三巡抚、三提督，总兵十一二员，在城外者两总督，不能灭贼，以至北窜，亦一恨事。”

张亮基对左宗棠非常信赖，“制军待我以至诚，事无巨细，尽委于我，此最难得，近时督抚谁能如此。”此时的左宗棠并不知道自己早已经成了骆秉章的“意中人”。长沙守城之战，左宗棠给骆秉章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即咸丰三年正月，张亮基调署湖广总督，左宗棠也随同前往湖北，而骆秉章正好也于此时接奉上谕署理湖北巡抚。所以，自从左宗棠入居张亮基幕府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处在骆秉章的观察视线之内。

咸丰三年九月，张亮基奉旨移抚山东，左宗棠辞归老家——梓木洞。当得知左宗棠回到梓木洞后，骆秉章赶紧派人前去礼聘，此举令左宗棠颇为感动，“骆中丞及方伯、廉访诸公以书币见招，并委郑司马入山敦促，礼意优渥，实为可感，”但是对当时官场已经灰心的左宗棠却表示：“年来心血耗竭，不欲复参戎幕，已托词谢之，自此匿迹销声，转徙荒谷，不敢复以姓字通于尘界矣。”而早在咸丰三年四月，骆秉章就因上年左宗棠在浏阳之战中的功劳，而保奏其以直隶州升用，左宗棠“上书辞之无及”。所以此次礼聘失败，骆秉章并不气馁，仍然不断地派人前去礼聘。而当时除了骆秉章之外，处境艰难的曾国藩也一直在函邀左宗棠共图大业。到咸丰四年三月，太平军打到湘阴要取左宗棠人头，左宗棠被迫带着女婿陶桄逃到长沙，骆秉章闻讯后立刻召见了他，“极力挽留”，左宗棠终于答应“入署襄办”，开始了长达六年之久的骆幕生涯。

左宗棠甫入骆幕，骆秉章便“推诚相与，军事一切专以相付”，使左宗棠觉得自己“不得不留此共相支撑”。不过由于此时左宗棠是无家可归，因此有被迫入幕之感，仍将此次入幕看成是权宜之计，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言道：“世局日艰，兄昼夜  无少休息，徒以籲公、涤公拳拳之故，不能抽身，使岳、常、澧无事，则兄径归矣。”但是真正令左宗棠产生去意的原因，是骆秉章此时对他仍未能尽信。多年以后，左宗棠在回顾自己骆幕生涯时言道，“骆文忠公初犹未能尽信，一年以后，但主画诺，行文书，不复检校”。其实一个亲信的养成从来都是需要时间考验的，更不消说要去造就一个将来委以全权的亲信幕僚了，那绝对是一件需要谨慎小心的大事。应该说，骆秉章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完成了对这么一个关键人物的考察，本身就证明了骆秉章在用人上的非凡胆识。反观曾国藩，当初左宗棠刚入骆幕，虽萌生退意而终未离去，是“徒以籲公、涤公拳拳之故”，说明其中也有曾国藩的赏识之功。但是一年以后，骆秉章完全信任左宗棠，而曾国藩却不愿搭理左宗棠，“涤公自田镇以后颇露骄愎之气，弟数次与书而不一答，盖嫌其太直也”。

左宗棠作为当时湖南第一才子，要得到他的全力辅佐，绝非易事，曾国藩虽然在咸丰十年后也曾一度招来左宗棠襄办军务，但是不久左宗棠便升任封圻。无论左宗棠在曾国藩死后如何修饰二人的关系，纵观左宗棠与曾国藩的关系，有一点是明显的，即左宗棠从来都不服气曾国藩。咸丰三四年间，左宗棠就经常在给友人的信中称“涤公才短”，而后来当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更是逢人便说曾国藩之非。曾国藩为了揽得左宗棠不可谓不用心，但最终二人还是反目成仇，其中虽然原因较为复杂，但左宗棠过于刚烈自负的性格却是主要原因。所以要想用左宗棠之才，没有一定的气度是绝对不行的。如左宗棠这般的狂直，曾国藩受不了，而骆秉章却受得了，受得了，便能得此旷世奇才。仅从这一点来看，就可看出骆秉章的过人之处。

　　二、骆、左经营下的湖南与湘军的发展壮大

有了左宗棠这么一位有号召力的明星式人物的倾力辅助，骆秉章在湖南便能更加广泛的延揽人才，更方便地驾驭由官府出资、由士绅募练的湘军，从而也就能够更加有力地掌控湖南局势。其实，为了熟悉、交好湖南乡绅阶层，骆秉章也曾做过很多努力，比如野史记载他“当寒暑冗忙时，每便衣见客，设缿筩，收匿名揭帖，贴四柱清册于照墙，欲不蔽耳目也”，但效果都没有左宗棠入幕来得直接。

只要骆秉章与左宗棠推心置腹，那么骆秉章的心迹、态度，就能通过左宗棠与友朋的交谈、书信，迅速地在湖南乡绅中传播开来。咸丰四年，左宗棠写信告诉王錱，“中丞每以乏才为叹，……尊营中忠义之友能堪一面者何人，暇时乞纵笔及之”。在骆秉章的期待和鼓励下，以后，王錱之部果然涌现出来了许多出色的将领，如王开化、刘松山、张运兰、萧启江等。骆秉章特别信任这些乡绅军功，十分积极地保举他们，因而获得了湖南乡绅军功们的广泛拥戴。

左宗棠还利用自己在巡抚衙门里的地位，全力支持曾国藩率领湘军出境作战，从而使湖南在整个战局中作为湘军后勤基地的作用日益明显。如此，则不仅加强了骆秉章与曾国藩的关系，而且更凸显了骆秉章在湘军集团中的地位。咸丰五年十月中旬，石达开亲率主力进军江西，曾国藩坐困南昌城。为了解救曾国藩，左宗棠向骆秉章建议，从湖南分三路赴援江西。在随后的三四个月里，鄂、闽、湘各省又陆续援军江西，这让曾国藩后来有能力从四个方向对江西的太平军发动进攻。而这一战略合围计划，基本上是按照左宗棠的意见实施的。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回籍丁父忧，此后一年又四个月，江西湘军战事实际上由左宗棠遥制。

这些“战功”的取得，固然显示了左宗棠非凡的军事才能，但并不能因此而忽视骆秉章在其中的贡献。骆秉章经多年的战争历练，心中对军事也有了几分考究，并曾经写过一本名为《用夷图阵》的兵书。张集馨说：“骆籲门向不管事，在楚十年，诸事听命于左继高宗棠，及左继高带勇至江西，刘霞仙接左宗棠手，骆籲门又拱手听命于刘霞仙。”若果真如此，后来骆秉章在那个“环视皆贼”的四川则肯定难以支撑，因为接替左宗棠辅佐骆秉章的刘蓉是不善打仗的，左宗棠早就有言：“霞仙本不知兵，”骆秉章入川未久，曾在一份奏折中详论用兵之道，起首便称：“臣在湖南筹军十年，虽未尝躬历行阵，然于用兵先后缓急之序，亦颇习闻”。翻看骆秉章任湘抚期间左宗棠给前线将领的军书，其中有不少会特别强调是骆秉章的规划。后来王闿运也说过：“秉章督四川三年，平群寇，擒大酋，遂以知兵闻于天下”。

骆左二人对湘军发展的最大“贡献”是其对湖南的有力经营。咸丰八年之前，湘军饷糈主要源自湖南，咸丰八年四月二十三日，骆秉章奏称：“军兴以来，湖南首办防剿，除二年逆贼窜扰湖南，重兵钜饷随同协济外，此后，内剿本省之贼，外御五省之贼，复越境而兴援鄂、援江、援黔、援粤之师，频年裹粮从征，迄无虚日，且时须协济江鄂黔粤饷需，统计每岁须银二百万两内外。”湖南并非富省，如此巨额的饷银从何而来，对此骆秉章奏称：“盖有两端：一在厘剔钱粮宿弊以恤农而输将较前踊跃也；一在杜绝厘金扰累以通商而抽收较有实济也”。简言之，一为减漕；一为抽厘。

先说抽厘。咸丰五年的左宗棠在筹饷问题上还未找到好办法，叹道：“筹兵非难，难在筹饷，弟心血呕尽，无补丝毫。”不久，针对湖南实情，左宗棠经过反复思考，向骆秉章提出了“抽厘”的建议。咸丰六年四月，左宗棠仿照扬州成例，“榷商贾货厘，准货值率百取二”，试办取得成效后，推行于全省各地。从此，湖南厘金逐渐成为湘军的一大财源，“每年共得厘金或八九十万至一百一二十万不等，湖南兵饷始觉稍舒”。

再谈减漕。咸丰四五年间湖南谷价甚贱，钱价亦贱，而当时湖南税收混乱，府县官吏从中滥征暴敛，不仅农民怨声载道，而且就连一些地主豪绅也心有不平。咸丰五年十月，湘潭举人周焕南到长沙递呈禀贴，“自愿地丁每两加四钱，漕米折色照部章，每石纳银一两三钱，加纳银一两三钱助军需，又加银四钱，帮县费用”。尽管周焕南提出这种要求的目的是为了杜绝官府无休止的加派，但是左宗棠觉得这样既可照常征税，又可防止各级官吏层层侵吞，从而使省库的军需公费收入增加，因此不顾一些官吏的激烈反对，反复劝说骆秉章，最终于咸丰七年促成骆秉章采纳了周焕南的建议，先在湘潭试办，随后逐渐在全省推广。

关于骆秉章在减漕过程中的作用，就连一向不太看得起他的王闿运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骆秉章用左宗棠议，首减湘潭浮折漕粮，定军需公费，先私取十五者，率改为公取一，藩司以下大讙。时湖南阻乱，事专于巡抚，秉章决行之，遂通改漕章，岁增银二十余万，民乃得减赋数百万。武昌既复，林翼复效行之。及曾国藩在江西，亦效行之”。可见，如果没有骆秉章的“决行之”，这样一个意义重大的赋税改革很可能就无法实行了。自从这一办法出台后，不仅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因强征滥收引起的官民矛盾的激化，而且为解决湘军饷糈问题开辟了一条现实可行的途径，因而也就有了以后胡林翼在湖北、曾国藩在江西的相继效行了。

骆秉章之所以能够同意左宗棠提出的财税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骆秉章本身就很善长经理度支。早在道光年间，作为京官的他就曾多次查办过经济案件。道光十八年，他因“奏参北新仓花户挪移廒座，风采始著”。道光二十年春，“兼掌四川道，稽查户部银库事务”。道光二十八年骆秉章又赴河南、山东、江苏等地查办经济案件，“咸称旨”。因此被外放后，骆秉章曾先后任贵州藩司、署理湖北藩司、调任云南藩司。有鉴于此，在研究当时湖南财税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忽视骆秉章这样一位精于度支的巡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虽然左宗棠在骆秉章幕府中充分展现了他在治军、施政方面的卓越才能，但作为一个幕僚，如果没有骆秉章对他的充分信任，其才学也是难以得到充分发挥的。不仅如此，透过骆秉章与左宗棠的这种关系，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思考骆秉章当时在湖南的地位与影响。王闿运说，“时湖南阻乱，事专于巡抚”。如果骆秉章是一个庸弱无能的巡抚，那么他怎能在湖南做到事权专一呢？而如果骆秉章当时在湖南做不到事权专一，那么谁又会惧怕左宗棠呢？实际上，左宗棠当时在湖南之所以能够顺利地推出一系列措置规划，除了骆秉章信任他这个前提外，更重要的原因还是骆秉章本人当时在湖南已经具有了说一不二的威望。咸丰七年“知县黄淳熙方在告，秉章躬造其馆起之，下檄令知湘乡，不由藩司。文格大惊愠，然无可奈何。赖史直失城，当议罪，而更奏荐，后竟补岳州知府，于是文法拘格悉破矣”。虽然郭崑焘认为“委署由藩司饬之，此定例也，巡抚无下檄委署之理”，所以骆秉章不可能自己下檄，但他的另一理由却是“文格谨事巡抚，言出必行，初无梗沮，又何必巡抚下檄”，即骆秉章完全可以凭自己在湖南的权威去任意地驱使布政使文格。当然，骆秉章威望、地位的养成，左宗棠是功不可没的，但就当时政局而言，更有意义的还是骆秉章此时的威望与地位。这一点可以从左宗棠在骆幕的结局看出。

　　三、督抚扞格与湘系集团的崛起

咸丰九年，正当左宗棠意气奋发，准备进一步大显身手之际，一起“樊燮案”差点将他置于死地。此案发生的缘由，野史中的记载是“燮公见骆帅，帅令谒左师爷，未请安。左厉声喝曰：‘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快请安。’燮曰：‘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亦朝廷三品官也。’左怒益急，起欲以脚蹴之，大呵斥曰：‘王八蛋，滚出去。’燮亦愠极而退。未几，即有樊燮革职回籍之朝旨”。左宗棠在骆幕里言行跋扈，这是事实，但这只是酿成“樊燮案”的表面原因。

樊燮当时是湖南永州镇总兵，一介武夫，人品不佳，骆秉章对其劣迹早已不满，在1858年赴京陛见时趁机弹劾他，并称待将其各种劣迹查有实据后再行参奏。不久骆秉章派人查得实证，再次参劾樊燮，于是，清廷于咸丰九年三月将樊燮革职查办。但是樊燮不服，相继向湖广总督官文和都察院呈控左宗棠为“劣幕”。清廷随即下旨交官文等人查办。官文得旨后，查出骆秉章奏折系左宗棠所出，便要将左押往武昌对簿公堂，定为重罪。

有学者曾指出：“湘军的兴起和汉族地主的得势，也使得一些满洲贵族深感不安。他们抓住一个仅具幕僚身份的左宗棠大做文章，实际上是要给掌握两湖军政大权的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北巡抚胡林翼、湘军统帅兵部侍郎曾国藩等汉族官僚一点颜色看。”这样的分析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但其实官文的矛头主要还是指向骆秉章。当时胡林翼、曾国藩正在指挥湘、楚军在鄂、皖交界地段，与太平军交战，安徽潜山、太湖的争夺战一触即发，身为钦差大臣督办湖北军务的湖广总督官文，全仗胡林翼、曾国藩指挥湘、楚军与陈玉成在疆场上决一雌雄。另外，官文的宠妾拜胡林翼的母亲为义母，而胡林翼知道官文贪财好色，经常投其所好，所以官文与胡林翼的关系应该是不错的。而曾国藩之所以能在咸丰九年夏天身在湖北，也是官文两次奏留的结果。到达湖北，成了曾国藩人生的一大转折点，从此曾国藩打仗、做官都变得非常顺利。因此，官文借“樊燮案”打击的也不可能是曾国藩。

其实，“樊燮案”主要反映的湖广总督官文与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间的督抚矛盾。咸丰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骆秉章参劾樊燮的奏折结尾处有言：“该总兵劣迹败露，均在去任之后，臣近在一省尚始知觉，督臣远隔千数百里，匆匆接晤，自难遽悉底蕴”，这不仅是在讥弹官文用人不当，而且还有在审查此案时请官文靠边站的意思。参劾樊燮的同日，骆秉章还参劾了新授云南临元镇总兵署永州镇总兵栗襄。骆秉章称自己在咸丰三年年初署理湖北巡抚时，栗襄是抚标中军参将，骆令他整饬营务，他却一味敷衍，甚至敢让各城门无兵把守，总督张亮基令他监造鸟枪，抽查试验时，发现鸟枪竟未钻内膛，鸟枪上的铁箍竟是浓墨画成。咸丰四年武昌失守，栗襄随军败逃前来湖南，后转赴荆州，骆在此发问：“不知因何保举，遂擢今职”。考咸丰四年五月太平军三克武昌后，栗襄等败逃长沙，后来转赴荆州，归时任荆州将军的官文差遣，劣迹昭彰的栗襄，是官文一手提拔起来的。骆秉章这个奏折，其实是在参劾官文治军无状，昏愦糊涂。

官文对骆秉章的奏章十分不满，不过他认为朝廷对骆秉章倚任颇深，难以直接扳倒他，因此唆使樊燮赴京控告骆秉章的幕客左宗棠，同时自己再配以“总督疏闻”，企图置左宗棠于死地，藉此向骆秉章示威。湖南布政使文格忌恨左宗棠，阴助樊燮上控。官文是咸丰帝的心腹耳目，是他派往华中的“监军”。官文上奏为樊燮翻案，参劾左宗棠，这便引起了朝廷的注意。总督主军，可为何官文奏派到湖南的两个武官都被参劾？为什么旗籍官员官文、文格都说左宗棠有罪？如此一来，情况复杂了，樊燮京控案转化成了督抚权力之争，而且带有若明若暗的满汉矛盾。

后来樊燮京控案经京城湘系官员的层层请托，终于以湘系集团的胜利而结束了。樊燮、栗襄被撵下了台，永州镇总兵由湘军将领周宽世接任。可见，这场官文与骆秉章的督抚权力之争，其实也是骆秉章站出来为湘系集团争权力。虽然胡林翼在官文与骆秉章之间作了居中调解，咸丰九年七月初一日，胡在给友人的信中称：“得廿六日籲门先生手函，感服揆帅(官文——笔者注)，诚欢诚忭，从此两省可和心归命矣”，但同时胡也强调：“治世尚可循资格，乱时应变，非专精一志，访举鉴别，则必不能补救于一时。”湖南的提督、总兵称职与否，关系到湘军老巢的安危，骆秉章与曾、胡、左等人认为只有湘系将领方能胜任，所以不许湖广总督过问湖南军事大员的人选。其实像这样骆秉章与曾、胡联手对付湖广总督的事件早在咸丰五年就有过一次。

当时长江中游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大局，全赖湖南支撑，三省统兵大帅骆秉章、胡林翼、曾国藩对战无不败的旗籍湖广总督杨霈连续发动强有力的攻势，最终扳倒了杨霈。咸丰五年四月，清廷将杨霈革职，以荆州将军官文为湖广总督。胡、骆、曾三人奏折先后上达昭示了湘系作为一股政治势力已经在晚清政坛上崛起。骆秉章在湘系崛起过程中不仅使湖南成为完善之区，而且还以湖南为基地，不断地为出省作战的湘军筹粮筹饷、援兵援将。湘军能够不断地发展壮大，不断拓展自己的活动范围，好似后勤部长的骆秉章“功不可没”。对此，最有发言权的人就是左宗棠，所以就用左宗棠于咸丰十一年对骆秉章的评价作为本文的结语吧！

   “籲门先生之抚吾湘，前后十载，德政既不胜书，武节亦非所短，事均有迹可按而知，而其遗爱之尤溥者，无如剔漕弊，罢大钱两事，其靖未形之乱，不动声色而措，湖湘如磐石之安，可谓明治体而识政要，非近世才臣所能及也。湘中财赋不及江浙七郡之一，自军兴以来，内固疆圉，外援邻封，未尝请太府之钱，未尝乞邻邦之助，兵无饥噪之事，民无困敝之虞，局外百端，揣拟莫测所由，孰知其廉慎仁恕之德，足立其本，精诚专一之行，足善其用也。至于援鄂、援黔、援江、援粤，裹粮趋事，师出有功，未尝自伐，以克复袁州、临江两郡，荷花翎之赐，以京察与头品顶带之加，皆欣跃承受如叨异数，此又古大臣退让盛节，功不自功，有非寻常所能仿效者。宗棠以桑梓故，勉佐帷筹，九载于兹，形影相共，惟我知公，亦惟公知我，虽以此为媪相所不容，为小人所共构，未敢以此几微变其初度也。外间论者每以籲公之才不胜其德为疑，岂知同时所叹为有德者，固不如籲公，即称为有才者，所成亦远不之逮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