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底，中国留日学生爆发了一场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这是中国留学生史上发生的一次重大事件，也是中国同盟会成立后所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斗争。

日本《取缔规则》的出笼

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清政府为了洋务运动的需要，开始向外国派遣留学生。甲午后一些开明人士大声疾呼：“非选派俊才出洋游学，不足以供变政之用。”1910年清政府正式发布命令，提出“选就人才实系当今急务”，要求各省选派留学生出洋。日本离我国最近，费用低廉，文化相近，开始有大批学生赴日。据统计，1896年留日学生仅16人，1903年增加到1300多人，1904年达到2万多人，仅东京就有8000多人，学生遍及80多所学校。孙中山、黄兴等民主主义革命家也以日本为基地，在留学生中作了大量的革命工作。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民报》也在东京出版。

留日学生们的革命活动，早就引起清政府的不满和警觉。1903年留学生组织“抗俄义勇队”时，清政府就与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商议，由张之洞制定了一个《约束游学生规则》。此后，留学生中革命风气益炽，清政府就要求日本政府对留学生加以限制。当时中日政府正在谈判东北善后问题，日本就以限制留学生活动为条件来换取清政府在东北问题上的让步。同时，因留日学生过多，难免良莠不齐，加之管理混乱，有的学校只为收留学生营利，并不认真进行教学，日本政府也想趁机进行整顿。于是在11月2日由文部省颁布了第19令，即《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学校之规程》，简称《取缔规则》(“取缔”在日文中即“管理”、“监督”之意)。这一规则原是对中、韩两国的，公布时才将韩国去掉。

《取缔规则》共15条。其中规定：公立或私立学校接受中国留学生，必须有清国公使馆的介绍信；学生要登记姓名、原籍、年龄、住所、入学前之经历、介绍入学之官厅名称、官费私费之区别等等；学生要在指定地点住宿；以性行不良之故被命退学者，不得复令入学。规则从1906年1月1日起实行。

留学生全体总罢课

《取缔规则》一公布，立即遭到留学生的强烈反对，他们提出：为什么不限制他国学生，单单限制中国学生，这是侵辱我国权。当时韩国己被日本占领，成为其殖民地，把中国和韩国并列，也即视我国为殖民地。同时，更有日本议员公然宣称：日本帝国的范围应以东京为中心，用3个不同的半径，划3个圆周，第1个圆周内包括了朝鲜等地，第2个圆周内包括我国东北等地，第3个圆周内则把全中国都包括进去了。这种狂妄叫嚷、更加激起中国留学生的愤怒。他们还认为：按照日本法律，只有妓女才被勒令居住在指定地点，限定我们的自由居住权，等于视我们为妓女。他们还认为：“性行不良”一条，实际是限制我留学生言论自由，不准进行革命活动。日方可以用此四字，随意断我留学之路，于是纷纷提出抗议。

11月26日，收留中国学生的各校都贴出布告，限3天之内按规则进行登记。布告一出，学生大哗。当天，宏文学院、经纬学堂、早稻田大学、大成学校、成城学校、振武学校、东斌学堂、东亚实业学堂等校代表，在留学生会馆集会，研究对策。第二天，路矿速成学堂、宏文学院带头罢课，并广发传单，号召全体学生罢课。随后，东京8000多学生实行了总罢课。同时，由留学生总会和各省学生代表联名致书驻日公使杨枢，要求取消《取缔规则》，同盟会员程家怪还发表了《反对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之理由》一文，认为中国学生既在日本受教育，应与日本学生一视同仁，受同等待遇，今制定一特别规则专为取缔中国学生，则绝无理由接受。他说：“天地悠悠，世界何处无可任吾人翱翔，既深恶祖国专制，志在推翻，又何苦郁郁受异国专制压迫？”他要求文部省早日收回成命。

留学生的行动，吓坏了驻日公使杨枢，留学生总会会长杨度怕负责任，也躲了起来，由新当选的评议员宋教仁召开留学生代表会议，秋瑾、胡瑛发表演说，言词激烈。会议决定成立“留学生联合会”，推胡瑛为会长。为了避免触犯日本刑律，给日本人以口实，联合会制定了罢课期间“自治规则”4条：“一、对于日本之个人，不宜有恶感情。二、在旅馆及寄宿舍或下宿屋宜安静。三、不宜于停课期内游公园、上料理馆饮食，并不宜入各劝业场各商店购买物件。四、因要事出外，宜自爱重，勿致为警察干涉。”各校都成立了纠察队，放哨站岗，防止发生意外，后又制定了“纠察学生自治规约”3条：“一、不论开会议事或普通谈论，不得喧嚷。二、每日派员前往各寄宿舍各旅馆纠察。三、各处设置秘密探员，如发觉违章时，轻者示以忠告，重者则将其姓名报知同乡会或总会馆。”

陈天华蹈海明志

对中国留学生的罢课，日本文部省不但置之不理，并在《朝日新闻》等报刊上大放厥词，对中国留学生污蔑嘲讽，说什么中国人“放纵卑劣”，“游而不学”，是一群“乌合之众”，不久即作鸟兽散。负责管理留学生的青柳笃恒也发表了《对于清国学生意见》一文，主张此次风潮之后，要对中国留学生进行清理，淘汰其轻躁者，留其善良者。

上述情况，更加引起留学生的不满，终于发生了陈天华蹈海事件。

陈天华，字星台，别号思黄，湖南新化人，华兴会会员，1902年赴日留学。曾回国参加长沙暴动，1904年再次赴日，是同盟会章程起草人之一，后任《民报》主编，兼管书记部工作，著有《警世钟》、《猛回头》、《狮子吼》等文，是著名的革命宣传家。罢课事件发生后，他悲愤难忍。12月18日，竟在东京大森湾蹈海自杀，留下绝命书说：“取缔规则之颁，其剥我自由，侵我主权，固不待言……然而日本各报，则诋为乌合之斥，或嘲或讽，不可言喻，如朝日新闻等，则直诋为放纵卑劣，其轻我不遗余地矣……。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他还致书留学生总会，要他们坚持斗争。

陈天华之死如火上加油，更加激起留学生的愤慨，胡瑛、宋教仁、秋瑾、田桐、姚宏业等人主张全体留学生立即退学回国，而且不乘坐日本船。这时开始有一些学生陆续回国。

“留学生维持会”的成立

留学生全体罢课，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对全体退学回国则发生了意见分歧，胡汉民认为“退学归国是下策，且本党新成立党机关报，始发刊第二期，若一哄回国，无异为根本动摇，使仇外者快意，至谓相率归国即行革命，尤属幼稚之见”。于是，法政学堂的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李文范、古应芬等人联合士官学校的张孝准、蒋尊簋以及江庸、蹇念盖、陈幌灵等人，组织了一个“留学生维持会”(简称维持会)。这时，孙中山也从欧洲给汪精卫打来电报，不主张全体学生回国，那样，革命势力可能被清政府一网打尽。

维持会成立后，与联合会发生了激烈争论。联合会人多势众，秋瑾的情绪最为激烈，一次在留学生俱乐部的集会上，秋瑾当众宣布判处胡汉民、汪精卫二人死刑，并从靴筒中拔出一把倭刀插在讲台上。次日，秋瑾邀请胡、汪二人去谈话。汪精卫胆小不敢去，胡汉民去见秋瑾，向她反复讲明不回国的理由，并表示大家都是同盟会中人，要以革命利益为重，不可意气用事，何况全体回国谈何容易，旅费哪里来？回国以后怎么办？实现不了，徒遭日本人耻笑。他终于说服了众人。

反对《取缔规则》斗争的结局

中国留学生的罢课风潮，引起了海内外的重视，就在陈天华蹈海的当天，湖广总督张之洞就致电东京留学生监督李宝巽，令其劝说湖北籍学生不要生事，“当以和平商办为是，方不失儒者气象”。12月25日，张之洞又电请四川都督锡良、河南巡抚陈夔龙、山东巡抚杨士骧、贵州巡抚林绍年等人，请他们开导留学生不要闹事。

中国留学生的斗争，也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和一些日本人士的同情，日本的在野党也趁机向政府展开了攻击。日本政府迫于各方的压力，不得不作出让步，12月28日，宣布《取缔规则》暂缓实行，同时承认了中国留学生总会的合法的地位。中国留学生也宣布1906年1月11日起恢复上课(后延至15日)。13日联合会宣布解散，21日维持会宣布解散。一场风波才告平息。

在这次风潮中，先后有2000多名学生回国，其中有秋瑾、刘道一、黄复生、熊克武、姚宏业、孙镜清、章宗祥、曹汝霖等人。回国后，由孙镜清出资，姚宏业负责，在上海昊淞创办了一所“中国公学”，收留一部分同学。后因经费竭绝，姚宏业效法陈天华，愤投黄浦江自杀。对归国学生，清政府一面到处缉拿革命分子，一面专开特科考试，章宗祥、曹汝霖就是因此而得官的。

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取缔规则》的斗争，已经过去了90多年，在这场斗争中全体留学生团结一致，奋起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为了维护国家尊严，砥砺国人，陈天华蹈海，姚宏业投江，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可辱，炎黄子孙不可欺的大无畏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