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知道《新青年》（创刊初期名《青年杂志》）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一份期刊，一九一五年由陈独秀创办并任主编。当陈独秀担负起寻找民族出路的历史责任，《新青年》自然也成了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阵地。

怀着使《新青年》成为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杂志的期望，陈独秀需要逐渐建立起以自己为中心的作者圈子，他必须充分利用既有的社会关系支持刊物。说到“关系”，每个中国人都能理解这一词语所包涵的广泛而丰富的含义。陈独秀的友人高一涵、易白沙等首先给了他有力的支持。每家刊物都自有选稿标准，《新青年》这样旗帜鲜明的刊物更不会例外，但陈独秀也为友人发表过并不符合办刊宗旨的稿件。

《青年杂志》一卷三号发表南社诗人谢无量的长篇排律《寄会稽山人八十四韵》。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这都是一篇很平庸的诗作。陈独秀却以“记者识”极力推崇此诗：“文学者，国民最高精神之表现也。国人此种精神委顿久矣。谢君此作，深文余味，希世之音也。子云相如之后，仅见斯篇，虽工部亦只有此工力无此佳丽。”倘若仅读此“识”而不看原作，真不知谢诗会是怎样的惊世绝作！不久之后，胡适在寄陈独秀的信中批评道：“稍读元、白、柳、刘（禹锡）之长律者，皆将谓贵报案语之为厚诬工部而过誉某君也。适所以不能已于言者，正以足下论文学已知古典主义之当废，而独喷啧称誉此古典主义之诗，窃谓足下难免自相矛盾之消矣。”（《新青年》二卷二号）陈独秀回信表示：“以提倡写实主义之杂志，而录古典主义之诗，一经足下指斥，易胜惭感！”并解释说：“唯今之文艺界写实作品，以仆寡闻，实未尝获觏。本志文艺栏，罕录国人自作之诗文，即职此故。不得已偶录一二诗，乃以其为写景叙情之作，非同无病而呻。其所以盛称谢诗者，谓其继迹古人，非谓其专美来者。”并“望足下平心察之。”

陈独秀回避了事情的缘由：他之所以“不得已偶录一二诗”并“盛称谢诗者”，最主要是因为他与诗作者之间存在着无可回避的友情。

谢无量（1884-1964），四川乐至人，生于安徽芜湖，实际上与陈独秀是大同乡，一九○三年因“《苏报》案”逃亡日本。一九○六年陈独秀也与苏曼殊同行去日本，陈谢相交，关系非同泛泛。可以推想，或许是陈独秀向谢无量约稿，请他支持刊物；或许是谢知道陈在办刊物，主动送来诗作。无论是哪种情况，陈独秀做出了宁可对不起刊物也要对得起朋友的选择。

《寄会稽山人八十四韵》和一卷四期发表的谢无量的另一首诗《春日寄怀马一浮》成为《新青年》采用的仅有的两首旧体诗作。它们孤零零地被保存在这份日后具有了历史档案性质的杂志里，已足以使后人诧异。

通常所说的“关系稿”，是指某些并不符合刊物选稿标准的稿件，却因编者与作者之间存在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被采用了。所谓“不符合”标准，无非是水平差些，倘若没有“关系”，肯定为编者所不取，有“关系”在，差些也凑合了。一般情况下，哪家刊物都不至于发表与自己办刊宗旨相悖的稿件。陈独秀却因关系“以提倡写实主义之杂志，而录古典主义之诗”，这就足以令他“曷胜惭感”了。

一般情况下，“关系稿”发了也就发了，编者不至于大捧特捧，而陈独秀对友人作品的揄扬，则出格得没有边际了。

无独有偶，《新青年》二卷第三、四号又连载了苏曼殊的文言小说《碎簪记》，这又是一个“唯一”——《新青年》所发表的唯一一篇并非属于“新文学”的创作小说。《碎簪记》以第一人称叙述“我”之友庄湜与两女子的爱情悲剧。弥漫于作品里的戚惨哀怨的氛围，主人公缠绵惆怅的矛盾心态以及三人俱死的结局，在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九年间伤心惨目的小说世界中并不显得很特出。而陈独秀不但将《碎簪记》发表于为思想革命开路的《新青年》，并且应作者之请写了“后序”。请人作“序”或写评论在古今文人中都十分普遍，而苏曼殊恰恰有陈独秀这样一位好友真是幸运。陈独秀的简短“后序”大大提升了《碎簪记》的思想意义，他从人类情感普遍性角度所作的概括与引申扩展了作品所涵有的意蕴，使一篇在自己时代本不算特出的作品有了特出的地位。《新青年》日后将成为文学史研究者必读的刊物。当研究者从文学变革的角度予以“五四”之前那一阶段的小说创作较大的关注兴趣（那一时期的诗文维护着古典经验，而小说创作则已经开始寻求外来经验），将不至于无视在《新青年》上读到的唯一一篇古文小说及其作者。何况陈独秀发表《碎簪记》，不但没有受到类似于胡适关于谢无量诗作的批评，还得到了苏曼殊另一好友刘半农的捧场。

编辑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和情谊会影响到作者日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也是一例。

顺便说说，在一些文学史著作中，苏曼殊甚至被视作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九年间唯一值得重视的代表作家。苏曼殊是一个奇人，他的身世和性格都足以引诱后人的好奇心。不过他所生活的时代本来就是一个出“奇人”的时代，特立独行者难以胜数。而苏曼殊的名字与作品之所以至今被较多的人知道，很大程度上是得助于友人的情谊。不唯陈独秀将《碎簪记》发表于《新青年》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柳亚子对其作品的搜集、整理及评价则使苏曼殊的声名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达到了顶点。据柳亚子之子柳无忌介绍：柳亚子为苏曼殊搜集作品、考证身世、编定遗集的工作“延续有十四年，自一九二六年起，至一九四○年止，尤其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三二与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年两个时期，他工作甚勤，以全力赴之，终于编成《曼殊全集》的最初定型本，与后来写定的《曼殊余集》。”“五卷本《曼殊全集》销售了几万部，这是在当时中国书籍发行中创纪录的数量。”（《从磨剑室到燕子龛》）

与苏曼殊同时代有影响的文学作者中，能够享有苏曼殊这样身后的幸运的人找不出第二个，而不该被湮没却早已被遗忘的作家作品倒可以数出不少。从《新青年》的“关系稿”说到苏曼殊身后的幸运，是因为感到在文学历史发展过程中隐藏着一些暗中起作用的因素，其中包含着不公平。历史和文学历史通常由公平与不公平共同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