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鼎新（1829—1888），字琴轩，安徽省庐江县杭埠河边人，距三河西南五、六里之遥，道光二十九年（1849）举人，清末淮军鼎字营将领，官累迁至广西巡抚。然而围中法战争中谅山、镇南关失守，于1885年3月被革职回乡，在忧愤中病逝。这位投笔从戎的淮军将领，在后来的史著中一直没能得到公正的待遇，以至有人为“一夕狂奔五百里”的叶志超开脱罪责的时候，潘鼎新仍被视为中法战争中的投降派，这是很值得商榷的。基于此，本文拟对潘鼎新从戎后及谅山之役中的具体表现，做一番考察，以明是非。不当之处，望得到大家斧正。

据潘氏族谱记曰：幼时潘鼎新，敏于学而慎于行，生于耕读世家的潘鼎新循科举之路。中举之后，于咸丰七年（1857年）投安徽庐江团练，因克霍山而擢同知。此时太平天国事炽。1858年，三河之役前后，清的势力在此一带日渐减少，地方大姓为保护自身利益，组织武装来对抗太平军。

1861年初（咸丰十一年），潘鼎新之父潘璞率乡团进三河，“被执，不屈死”。鼎新闻之，誓杀贼以复仇，与同村同学刘秉璋分兵攻三河，“克之，负父骸归，”获得了驻军安庆，总督两江的曾国藩之赏识。

1860年太平军使用围魏救赵法，出奇兵，第二次占领江南大营，朝廷经制之师被打败，清廷试图以湘军出力，八旗收功的计划破产，慈禧在她垂帘听政之初，便把希望寄于湘军之上。为了确保湘军全力进攻金陵，夺下首功，曾国藩不得不考虑；（1）江北防务问题，（2）军饷及湘军后方安全问题。基于此，曾令其门生，安徽合肥人李鸿章自1861年12月招募淮勇。三河团练，潘率部于1862年初赴安庆集中，淮军第一批四营中，潘部被命为鼎字营，使得淮军初具规模。

从1862年3月鼎字营随从李鸿章赴沪至1885年3月因谅山失陷而革职的二十三载的军旅生涯中，可以分三阶段加以考察。

　　一、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1862年3月4日，曾、李在安庆校场检阅淮勇之后，围沪绅的请求，淮军在1862年4—5月，主要部队次第在英轮的护送下到达上海。鼎字营为淮军的四大主力部队之一，亦于此时到达。鉴于淮勇装备参齐，李命令淮勇习洋枪炮，并雇佣洋教习在各营中训练洋操。鼎字营于同治三年（1884）夏雇佣英人盾贝作为教练，其问潘部作战较力，潘鼎新官运亨通。同治元年（1862年）初入上海，连克奉贤、川沙 南汇，潘得知府职，破虹桥，擢道员。1863年用开花炮克福山以解常熟之围，潘授江苏常镇通海道员。时年在枫泾、嘉善、西塘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部队，潘官至按察使。1864年攻湖州，于太平军交战两昼夜，受伤不离战场。克湖州后潘加布政使衔，赐号：敢勇巴图鲁（巴图鲁：满语“勇士”之称），太平天国失败后，苏浙既定，赐黄马褂，驻屯松江。

　　二、镇压捻军

天京既陷，曾国藩深恐“功高震主”而自裁湘军，相反淮军势力则达到进一步的扩展。此时，豫、皖、苏、鲁的捻军已成燎原之势，淮军便充当着镇压捻军的主要力量，鼎字营亦得相应的扩充。

1865年5月，以蒙古骑兵为主力的僧格林沁部在山东菏泽高楼寨被歼，僧王战殁。为保卫畿辅，朝廷诏征劲旅入卫。李鸿章命潘鼎新率一炮队从海上驶往山东，所部十一营驻防济宁，擢山东按察使 初败赣文光于丰县陈家庄，继在沛县、定陶又败赖文光部。1866年用河防之策，筑运河沿岸长墙，开黑风口淤河，引泗水入灌。当曾国藩画河圈围的战略宣布失败之际，潘鼎新却迫使捻军无法在山东立足，而退兵河南。同治六年（1867年）迁山东布政使。是年在马陵山卧龙塞破东捻军，歼杨天燕、陈天福等千余人，李世宗等乞降。朝廷念其功，加封头品顶戴。东捻势力渐次平息之后，1867年底以张禹爵、邱远才率西捻，为救援东捻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插入清廷心腹畿辅之地。时东捻业已失败，西捻入冀已成为孤军。潘鼎新在同治七年（1858年）奉命驰援畿辅。在高唐、吴桥之地开河筑墙，于诸军合击。西捻平息之后，鼎新被授“云骑尉世职，晋一等轻车都尉” 1876年（光绪二年）擢云南巡抚。其间因与云贵总督，湖南新宁人刘长佑不合，而乞假归。1879年，因戒备沙俄与清的伊犁交涉可能引起的海口挑衅，由李鸿章奏保，潘赴天津办理直隶防务。1881年《伊犁条约》签定后，旋回藉。1883（光绪九年）中法战争爆发。此时广西前线，清廷派广西布政使徐延旭会同提督黄桂兰等筹办中越边境防务。同年10月，徐被授予广西巡抚，驻军越南谅山，为东线清军北宁前敌指挥。因备战不力，调度无方，1884年3月法军三路攻北宁，清军不战而溃，被革职。l884年清廷授潘署湖南巡抚。北宁失守后，旋调授潘为广西巡抚，督军越南谅山，扼守屯梅、谷松等要隘。开始对法作战。

　　三、谅山之役

1884年徐延旭、唐炯分任桂、云巡抚，因其指挥无能，作战连遭失败，3月法军很快把战事推至中越边界，其时清廷做出“使书生典戎的重大人事变动。虽有西太后出于其政治考虑的一面，但身为中法陆地战场的东路指挥的潘鼎新应该是受命于危艰。上任伊始，潘采取一系列的政策：军事上于1884年6月6日，击退了法军在谅山附近挑衅。法军受到陆路上的挫败后，才开始向中国海面调动部队。其次，东线部队组成复杂（王德榜、苏元春等部组成），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奏请诸军归云贵总督岑毓英节制，自为之副，”被朝廷所拒绝。

陆路战场的如此开局，又有谅山、镇南关失守之事，这里不得不涉及到晚清重臣、淮军的最高统帅李鸿章对中法之战的态度问题。由于法国不断对李进行诱和，导致其对和平抱有不断的幻想。这种时战时和的摇摆政策，动摇了前线将领的对法态度。潘自谅山退敌之后，李便对潘作出“败固不佳，胜亦从此多事”的指标。潘便不敢再“一意与战”，而采取了战胜不追，战败则退的消极方针。1884年8月马尾战败，清廷于8月25日对法宣战。此时的李鸿章迫于上下舆论，摆出对法作战的样子，但态度并不坚决 这从李、潘的电文中可窥一般。10月台湾危机，5日李致潘电“……旨催捣西贡，进北宁牵制，固未易言，望稳慎图之，勿为所乘。”7日电“望饬各军常以小队纷扰法人，或毁桥路以断彼来往转运后路，或猝扑彼营，令其日夜不得休息，即是牵制；切勿功坚伤精锐。”1884年12月法试图在雨季前将清军赶出越南，而派兵东来，扩大战事。和议无望，1885年初，李致潘电云：“……（法）尚有万四千可出战。华军只可依山为险，最要者过岭各处定须严守，分设坚固营垒，各路常分无效小队，……同时迭进纷扰，抄截其粮运军械，使其久而自困，必肯就款。炮械不精，切勿攻城，在平地接仗致败。”远在直隶的李对潘的遥控，大到战略，小到战术，不能说不周到全面。这种“游击”式的战术，不可能给法军以重创，到头来是自缚手脚。加上东线战场各军矛盾重重，因而危机严重。李对前线这种情况应该是了解的。1885年2月15日李致电潘“事急尤须驾驭联络，务得众心，共出死力，号令不可屡更，谅山不可再退 ” 在此，值得思考的是“号令不可屡更”究竟是李之责，还是潘之责？其间法军又一次增军越南，法北越统帅波里也，率兵进攻谅山，直扑中越边境。此时的潘鼎新因法令的屡更而无法稳定诸将，无法作出积极进攻的态势，在法军未到之际，火烧谅山城，致使谅山失陷。潘自请治罪。诏：戴罪立功。在镇南关于法交战中，总兵杨玉科战死，此时潘伤肘坠马，仓皇退至龙州。李让潘“引疚自责，开诚公布……逐渐挽救”。3月中旬又命潘“望诸公赶备军实，三月间相机分路进捣。此时的李出此策，是想下决心对法作战，还是给老部下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我们没有必要去揣摩。但是清廷没有给潘机会，将其革职回籍，从而成为李鸿章屈辱外交的牺牲品。

纵观潘鼎新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出：是太、捻将士们的鲜血染红了他的顶戴花翎。在战场上，作战勇敢，毫无畏缩的表现，即使在中法战争之初，也表现得非常出色，随着战争的推进，其对敌态度已被李鸿章所左右，对形势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从而招致身败名裂。当然历史上“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指挥者大有人在，所以我们不能把潘的结局全部算在李鸿章头上，于他自身的素质应该有不可推卸的关系。将潘鼎新定论为“投降派”或者畏敌溃逃的字眼是不确切的，笔者以为渎职罪或办事不力，则较为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