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白沙（1886-1921年）本名坤，字越村，长沙人，因仰慕明代大思想家陈献章，又以居白沙井不远的地方，更名为白沙。易年少聪颖，勤奋好学，熟读经史百家，尤其喜好墨家学说，从小接受传统教育，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1901年16岁时易主永绥师范学校。1903年赴安徽从事教育工作，主持怀宁中学，继为师范学堂旅皖湖南中学校长。1911年武昌起义，曾游说皖中将领应援武昌。“二次革命”失败后易白沙流亡日本。在《甲寅》杂志和《新青年》上发表一系列论文。易曾在长沙县立师范、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文史讲习，又为南开大学、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后辞职。1920年他意志沉郁，特在岳麓山僻处独居，编写《帝王春秋》一书，1921年四月末易只身赴京，欲谋刺政府首要，未能得手。南下广州，会晤孙中山，要求“组队赴北方杀贼”未被采纳，于1921年端午节乘船赴广州江门陈村，蹈海自杀，年仅35岁。

在易白沙所遗留的资料中，有关墨学研究只是散见于《广尚同》、《述墨》等文中，在这些文中易白沙采用墨子之言来阐述其思想。笔者只能用管中观豹的方法，梳理出他的墨学研究成果，从而探求他的思想。总的来说易白沙治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墨子的“尚同”“兼爱”等主要主张和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口号及进化论融为一体。目的在于否定封建专制和个人独裁，用墨家非主流文化否定传统儒家的正统地位。

易白沙力推墨学，他认为诸子学说对国家有利无害就只有墨子学，主张以墨救国。1914年易发表《广尚同》一文，阐述他的政治纲领设想。“尚同”是墨子的政治思想，它的意思是一切有关于善恶、是非的意见都必须统一、服从于上级。这可以看出“尚同”具有导致专制和恐怖气氛情况出现。易白沙是怎么用这样一个概念来阐述他的近代民主政治主张的，他又是怎样处理两者之间的矛盾的，我们就要仔细的琢磨他的思维构建过程。易白沙在文中是借墨子尚同来阐述其治理国家方针和政治主张，建立他的大同世界。易也意识到尚同与专制有一定的关系，因此他首先解决了尚同的标准问题。易白沙指出墨家“尚同”真谛是“同于天，同于仁，同于民，此三者尚同之灵魂”。“天”“仁”“民”三者是判断是否尚同的标准。纵观中国历史，“革命以前的中国，为君主专制之中国，其政同于君主而止”，“革命以后之中国为总统专制之中国，其政同于总统而止”，此处革命是指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性的辛亥革命。易白沙揭露袁世凯等人“负墨子而趋，假尚同之说，混人视听”，利用伪尚同篡夺辛亥革命果实，镇压“二次革命”，破坏已建立的民主制度，实质上实行封建专制的独裁统治，是总统专制国家，尚同总统而已。他主张“天子与百姓对于天，皆处于平等之地位”，在天这个物的前提下，天子与百姓是平等关系，没有贵贱上下高低之分，这样一来，削去了历代帝王头上的神圣光环，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平等观念。虽然这个思想与西方的天赋人权还相差很远，但却是石破天惊之举。我们不禁内心纳闷，这里“天”到底指什么？其实在中国思想史中，天的含义相当的复杂。冯友兰曾把它概括为五种，具体有“物质之天”，“主宰之天”，“自然之天”，“运命之天”，“义理之天”。其实不难看出易白沙这里“同于天”应该是指主宰之天。在易白沙的思想里，这里的主宰之天又有什么作用？可以肯定的是这里的天具有赏善惩恶的能力。在墨子思想中，他是主张“非命”和“尚力”的。“命”是墨子时代和中国古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有两个内容：“天命论”和“定命论”。“天命论”是说天有赏善罚暴的能力，它是根据统治者行为的善恶来决定具体的善罚，因此统治者必须修德以配天命。“定命论”是指在人力之外还有一种不可抗拒的神秘的必然性，人的吉凶福祸、寿夭贵贱、社会的的安定均由这种外在必然性决定。墨子的非的命是“定命论”，目的是为了鼓励人们充分的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积极地进行劳作。在反对命问题上，墨子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儒家。易白沙继承并发扬墨子这个思想，同时又利用新的科学武器进化论来捍卫。在清末的西学东渐的浪潮中，进化论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风靡一时。易白沙明显的移植了这种思想来表述其“非命”观点。“天时不可违”，“天运不可违”“竞存于天演之场”，易白沙这里的天更多是自然的天，承认在整个社会存在一定运动规律，自然天有时分时节运转规律，而竞争存在万物演变中，社会是变化，发展，前进。驳斥儒家“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命定论。

在“同于仁”的论述中，易白沙把墨子的尚同和墨子的尚贤给合起来，易白沙利用“仁”与墨子的“兼爱”的思想相通之处，来阐述其大同思想。仁即“亲也”，天是“同之极”，仁是“同之德”，“同者其体，仁者其用”，尚同必须以仁为前提，仁使“天下不同之物，相反相辅，相害相生，以发挥光大而超于大同者也”，达到大同小异，大同的前提是小异，不是一味的同。值得注意的是易白沙在此处提出了一个不俗的观点，具体是“是非者非异同之谓也，天下之大患，莫大于异同以为是非”，概括起来就是不以同异为是非，这既是一种文化观（以同异为是非就是学阀行为），又是一种政治理念观，它是针对文化学术和政治上的“党同伐异”而言的，这里与易白沙在《孔子平议》中的“真理以辩论而明，学术由竞争而进”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由于历代许多为政者认为“是天下之乱，在异不在同，则为政者正宜好同而恶异”，所以成为为政者实行“好同恶异”冠冕堂皇的理由。若以同异为是非标准在学术上和政治上施行，将有什么后果？将是“麻木不仁之国家也”，“陈死之国家也”。此前章士钊在《甲寅》第一期发表过一篇《政本论》，针对袁世凯排斥异己，镇压国民党，解散国会等反动行为，提出为政之本在“不好同恶异”。文章发表后，有人提出非议，易白沙这篇文章就进一步发挥了章士钊的不好同恶异的观点。在学理和政治上都主张“不好同恶异”。“惟善用之者集天下之大不同，使各得其用不好同恶异之论”。此种观点提出是高明的，是高瞻远瞩的，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味道，是理想的设计状态，但在实际生活中实施起来却不是容易的事情。

易白沙在文中重点论述了“同于民”，认为尚同于天、仁都包括在民中。他从“同于民”的基点出发，强调“墨子之同于民者，民为主君为客，民为贵而君为轻也”，“天子执枢纽发号施令”，“皆以民为从违”。一幅人民充分享受民主权利，国家元首只是具有行政权，而无决策权的民主共和设计蓝图跃然纸上。墨子的“同于民”的说法，我们觉得很熟悉，更觉得是“孟子的民本思想”，但这确实是墨子思想。不难想像，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学派面对相同的社会状况和背景，提出相同的解决方案，这并不奇怪。易白沙认为“同于民”即使“尽天下之大小同，使之同为己用，此其为法”，因此“同于民”即“同于法”。而“法者民法，君主不能损益”，“教民读法”，“民习于法而后与议法”法是人民意志的反映，“皆以民为从违”。宪法是“一国遵守之法”，国家统治者只能颁布宪法，无制定宪法的权力，制定宪法是人民手中牢牢掌握的权力。易白沙的“同于民”最后落实到“同于民法”。在一点上，易白沙继承了黄宗羲的《原君》，唐铸“万帝王皆贼”之说中的原始“中国民约法”思想，并把它与西方的“社会契约”相结合，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方法来重新阐释墨学，实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巧妙结合，形成具有时代性的民主启蒙思想。在治理国家上面易白沙主张法治而非人治，易白沙不免夸大了古代的刑法作用。但他的以法治国思想是对袁世凯集团的独裁治国行略的全面否定，激励爱国士人继续从事反袁的斗争。

1915年易白沙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长篇墨学论文《述墨》，是《新青年》系统阐述传统异教的第一篇论文，易白沙在文中提到写作目的是“兹篇稽其本末，拾其精英，缀为篇章，扬此绝学，志士仁人，起而行之，斯国家无疆之休也。”分析可以了解易白沙写此篇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在学术上扬绝学，复兴发扬墨学；另一个是在政治上实践墨学救国救民主张。前者属于墨学考据学范围，后者属于墨学义理范畴。很多墨家研究专著把易白沙的《述墨》认为是墨学义理论文，据笔者看来，其实则不然，它的义理部分只占文章篇幅极小部分，而大部分是史料考证，整理和文字校对。易白沙在《述墨》的第一段里极力赞扬墨家精神对振奋民心的积极作用，明确指出先秦诸子学中只有墨学“差可益于国人而无余毒”，认为其学“勇于救国，赴汤蹈火，死不旋踵”，极端推崇墨家科技的救国之效，认为墨家“精于指器，善于治守，以寡少之众，保弱小之邦，虽大国莫能破焉”。易白沙还针对时弊，一一分析“非攻”，“节用”，“兼爱”，“天志明鬼”之说不可缓，极力阐扬墨家学说对拯救时弊的推动作用和现实意义。显然在这里易白沙为墨子的宗教学说辩护，甚至认为天志明鬼跟兼爱节用非攻一样不可缓，这样的说法直接跟新文化运动的主导思想相违背，难免有意溢美之嫌，这恰恰也反映了易白沙对墨学的厚爱之心。易白沙关于鬼神论的问题在以后文中得到修正，可见易白沙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诸子无鬼论》，此时新文化运动进一步发展，科学也进一步深入心。易白沙在此文中明显的表达了无神论的主张。而墨子是主张承认鬼神的存在。“墨者言有鬼外可弥诸侯之争，内可禁暴人盗贼。然则古之神道社会，何以杀人盈野？今之耶教徒何为日日从事战场？自古诸侯但有以笃信鬼神亡国者，未闻可以救亡者也。”易白沙在这里完全摆脱墨子宗教的思想，列举历代各朝的无鬼无神言论，接受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思想更前进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新文化运动中新文化人是在不时地否定前人和自己的观点而不断前进和完善的。

综上所述易白沙在墨学上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义理和考据整理研究，而墨辨逻辑和墨家科研方面研究在他所留的现可见的作品并不多见，到目前为止也没发现有关墨学专门巨著。他的墨学研究资料只是寓于仅存论文中，从易白沙的研究墨学的风格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与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关系密切，并没有形成知识的断层，易白沙生长于晚清末年，在其青少年时代受过典型和严格的传统教育，其文化背景是以传统旧学为底色，治学兴趣主要集中在文史方面，精于国学，将历史考据和古籍整理作为其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治学方式属于微观的范畴，不可能开展高层次的哲学思维，更缺乏在客观上驾驶中国文化能力。不可否认，考证整理方法是科学的，可材料却是文字的限制了科学的方法，只能求证“死的历史”。易白沙研究墨学除了其中具有合理的价值外，更重要的是墨家是长期被统治阶级压制的非正统的思想学说，隐藏这种外表的后面是扶植传统的下层文化来反对传统的主流部分——儒学，并而以中国自身传统文化中墨学为文化土壤，移植外来文化思想和价值观念，寻找救国方针，应对当时急剧社会问题。易白沙致力于墨学义理研究，这与当时社会思潮、政治环境变化以及内外忧患的危机相联，因此对墨学中的政论予以重视，为中国思考新的出路和新的救国方略。从这个层次上，很大部分是从属政治需要，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和政治选择。易白沙怀着美好的愿望来研究墨学，用它来承载西方政治观点，很少上升到历史哲学的高度，这极大地折损了历史探索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意义。他的身上承载了当时历史的重担，使他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候，或多或少的受当时的影响，不只是在当作纯粹学术问题考虑，在治学的求真和求实的两难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