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雁传情

1950年春天，湖北省大冶县古城山区迎春花黄，杜鹃花红；楠竹叶翠，松树枝青；紫燕翩舞，黄莺飞鸣，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天翻了身的农民满怀喜悦之情，纷纷去城里购回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彩色标准相，张贴在堂屋的中央、神龛的中心、会堂的正中和茅屋的客厅，以及他们认为最神圣、最重要、最显眼的地方。穷人把毛泽东视为天上的救星，虔诚地望相祝福，顶礼膜拜。

一天，铜山口岩山附近烟铺朱村铁匠朱其升去下庄屋铁匠铺上工，他走近路旁一座茅棚，从门前瞧见正中贴着一张毛泽东的彩色肖相，两边贴着以“泽”、“东”二字领头的红纸对联：“泽润民生功垂宇宙、东方红日普照五洲”朱其升兴致勃勃地走上前去，观察肖相和对联，突然眼睛一亮，心想：这相好面熟呀！是他吗？！”于是他放下手中装有锄头、镰刀等农具的竹篮仔细辨认：“是他！真像！特别是下巴上那颗大痣！”朱其升读了三年私塾，又在部队学习过，认得比较难认的“润”字他暗暗揣测：“他难道是我的润之弟？！做了这大的官？！”当时，大冶地区的人还不知道毛泽东叫毛润之。这一带的老实农民对山外面时局的变化更知之不多。朱其升虽在外面跑了几年，仍然脱不了山民的本色：安份守已，忠厚诚实，勤劳朴素，胆小怕事：解放前，他参加革命军之事从不敢向外人透露，就是连自己的妻子、儿女也从未讲过。至于认识了什么人、什么官只字不提。连累自己掉脑袋倒还算不了什么，最怕连累自己的妻子、儿女受株连。

朱其升带着疑惑不安地干完一天活后回到家中，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妻子郭兰英。郭兰英埋怨丈夫瞎猜，警告他说：“你不要胡思乱想嘛！这么大的官，是过去的皇帝。你敢与他称兄道弟？”是呀，当时解放不久，人们的思想还没解放，特别是偏僻山区的村民。“你趁早不要瞎说，弄得不好，大祸临头，全家人会遭殃的！”郭兰英告诫丈夫：“你触犯圣上，将会带来灭顶之灾。”这件事就这样搁了下来。

墙有洞，壁有耳。朱其升和毛泽东有过交往的事终究还是被人们知道了。有的不置可否，有的根本不相信，有的认为是瞎吹，还有的以为他有精神病。有一位教书先生，劝他写信寄到北京，找毛主席，看看有无音讯。在众人的怂恿和催促下，朱其升便去汉口，找测字算命的老先生，前后写过六封信，寄给毛泽东，但均未收到回函。

1952年，朱其升重操自己的另一种手艺，到汉口街头补伞。晚上，住在新华路旁的旧泥屋内他坚信，如果毛泽东是毛润之，收到信，一定会承认他这个兄长的他利用补伞的机会，四处打听，明查暗访，如何通过关系，将信寄到毛泽东手中有一天，朱其升回到住所与潘振伯、何凤翔等人在巷口纳凉消暑，在闲谈中，朱无意中谈到他与毛主席的交往，何风翔听后即盯着他问：“你真的和毛泽东有交情？”朱其升严肃认真地回答：“我真的与他同床共被，情同手足！”“如果是真的，我介绍一个人，你去找他，他会想办法使你和毛主席联系上的”何凤翔关心地告诉他。“我们工厂业余夜校，有一个叫孟淑纯的女老师。她与我省的李先念书记是同乡和战友，至今还有来往。她为人很热心。我明天请她找你谈，是会有办法的”

第二天晚上，孟淑纯来到朱其升的泥屋内。仔细地询问了他与毛润之的交往并要朱其升谈毛润芝的特殊爱好和生活习惯：朱其升一一作了答复。其中谈到毛润芝喜洗“溜水澡”和“吃大肥肉”的情节，十分动人此后，孟淑纯又多次找朱其升了解情况。最后一次，她向朱其升要了两张照片，并根据朱其升的谈话内容，写了一封信，还加盖武汉市委的公章，请李先念同志随公文呈送给毛泽东主席。

1952年9月初，一封来自北京，上书“汉口汉正街德树巷二号孟淑纯先生转朱其升先生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公函转到了朱其升握过铁锤和犁尾巴的粗大手中，他颤巍巍地小心谨慎地拆开信封，写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信笺上的龙飞凤舞的毛笔字展现在人们的眼前朱其升恭恭敬敬地将信纸递给孟老师。当孟老师读出“其升兄”三字时，这位与毛主席曾同甘苦、共患难的老实铁匠，顿时热泪盈眶。他心潮澎湃，激动地说：“我的润之弟做了这么大的官还没有忘记我这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这只有共产党才能做得到！历朝历代的帝王是做不到的！”孟淑纯老师读完“其升兄：来信收到，甚为高兴。寄上人民币200万元(旧币，折合现在的人民币200元)，聊佐小贸资本。彭友胜尚在人间，曾有信来，知注附告。顺祝，兴吉。二毛泽东，1952年8月30日”时，人们纷纷议论。有的要求朱其升讲一讲是怎样和毛主席认识的？有的要他谈谈与毛主席共同革命的经历；有的还故意提出“你这个街头补伞的怎么能与伟大领袖毛主席称兄弟？”等问题来激他，要他讲述是如何同毛主席交往的。

　　书生遇铁匠

大家的要求，引起朱其升对往事的回忆：

1891年11月17日、朱其升出生于大冶县刘仁八镇岩山村烟铺朱家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二大哥朱其端，三弟朱其美，四弟朱其兴，均是老实质朴的种田人他家只有土屋一幢，果树一片，无田地。由于家庭贫困，朱其升12岁就随人到湖南一个叫做田江的地方当学徒，学打铁兼修雨伞。15岁出师。按当时规矩，要留在老板处尽三年徒工义务，只给饭吃，不给钱。1909年，湖南大部分地区发生水旱灾害，人民生活苦不可言。身为徒工的朱其升，终日劳苦，吃不上一顿饱饭有一次、老板出外，他将吊在洪炉上铁顶罐中的一点米饭偷着吃了。老板回家发现后大发雷霆，恶狠狠地骂他是“喂不饱的猪！”他脾气倔犟，受不了这种窝囊气，就和老板顶撞了几句老板赶上前去，照他的脸上打了几巴掌朱其升偏着头，翘着嘴，瞪着眼，直喘粗气，脸、颈脖子涨得通红，如同血泼一般。老板见此情形，有点畏缩，骂了声：“我惹不起你这个‘猪脑壳’，你趁早给我滚蛋！”

朱其升赌气地捆了被盖和一些破衣服，连夜逃走他人地生疏，年纪又轻，举目无亲，何处安身呢？只得沿途乞讨，苦度时光。这年深秋的一天，他走到长沙附近，打听到官府招收新军。为了寻找生活出路，混口饭吃，他求人担保，要求加人新军当时清朝政府规定，参加新军的人年龄不能超过26岁。身高不能矮于官裁尺4尺8寸，素无嗜好，不带暗疾。朱其升身高体壮，无不良嗜好，没有疾病，年龄恰好18岁，合乎标准，便被选入赵恒惕管辖的新军里。

朱其升所在的部队只有13人，编制却为一个队朱参军后被编到彭友胜那个班(棚)、当时新军的编制为军、镇、协、标、营、队、排、棚，相当于后来的军、师、旅、团、营、连、排、班。彭友胜是副班长(副目)。他对朱其升这位打铁出身的徒工感情很好。部队训练时朱其升能吃苦耐劳，专心受训。行军打仗时，他能扛枪抬物，拼命地干。有一次，部队过河，马车拖着用具陷入河滩泥泞中，天雨路滑，马拉不上来，朱其升冒雨跳进烂泥中，用肩扛着车杠，使劲地往上推：只听咔嚓一声响，车杠断裂，他不顾生命危险顶住车杠，众人赶到，帮忙托住，才使他幸免于难。朱其升的勇敢行动和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在部队传为佳话他自幼学艺，在学打铁和修整雨伞中掌握了一定的技能，部队中的一般技术活他能承担，如小修枪机，拆洗零件等上述原因。再加上他和彭友胜等人的关系好，不久，便擢升为上士，月饷银八元。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湖南长沙宣布戒严，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带兵攻占了衙门，升起了“汉”字旗，政局迅速改观。许多进步学生纷纷参加革命军，加入推翻清朝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人民共和政府的行列。当时正在长沙读中学的毛泽东即为其中一员，而那时武昌起义军正沿着粤汉铁路逼进氏沙，使他去武汉未能成行不久，许多学生投军，在长沙组建了革命军、毛泽东不想参加学生军，而前去投奔举行湖南起义的正规革命军。毛泽东走进军营，说明来意，可负责接收新兵的长官说：“你想参加革命军，必须要可靠的我们熟悉的人担保。这是上级的规定”毛泽东一再要求说：“我是学生，他们都参加学生军，这里只来我一个人，找谁担保呢？你就通融一下，让我参加革命军吧！”“不行！没人担保，我不敢接收！”长官说话的口气很硬，毛泽东据理力争，两人坚持不下朱其升听见争吵声从军营出来，看见一个学生模样的人同长官争执不休，就从中劝解。毛泽东嘟噜一句“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朱其升看见毛泽东眉清目秀，文质彬彬，就和蔼地问：“这位兄弟，你同他争么事？有话对我说说，行嘛？！”毛泽东看见这位军人讲礼貌，说话口气温和，就将自己的革命要求，前来投军的想法等如实相告最后轻言细语地对朱其升说：“投笔从戎，为完成革命尽力，这不行吗？”朱其升询问了毛泽东的一些情况后，觉得这位学生学问渊博，知识丰富，谈吐不凡，印象很好，于是就领他进兵营找到副班长彭友胜说：‘彭班长，这位弟兄愿意参加革命军，无人担保，我为他担保行吗？”彭友胜点头，表示同意，并对毛泽东进行简短的盘问“你叫什么？”“毛润之湿润的‘润’，之乎者也的‘之’、”“哪里人？”“湖南湘潭韶山冲人”“父亲叫什么？干什么的？”“毛顺生，务农！”“你过去做么事？”“读书，现在在长沙读中学。我们学校的学生看见武昌革命成功了有的去参加了学生军我不喜欢学生军，就来参加你们的部队”朱其升在旁边时时插话，为毛泽东说明情况，并竭力推荐：“我看，他是个好人，又有知识，我们部队正缺有文化的人，光靠我们这些大老粗是不行的班长，你就给上司说一声收下他吧！放在我们班上”就这样，经彭友胜、朱其升说情，上司同意，毛泽东以“毛润之”的名字编入革命军，当了名列兵，月饷银七元。

　　新军情深

   毛泽东和朱其升所在部队为湖南新军步兵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这支部队响应武昌起义。光复湖南的革命军，后来归谭延闿指挥。

在军队里，毛泽东和朱其升关系密切，亲如兄弟朱是老兵，在生活和军事方面处处关心和照顾毛泽东。毛泽东刚入伍没有衣服穿，没有毛毯盖，朱其升将自己发的新蓝棉衣给他穿；天气寒冷，朱其升又要毛泽东与自己同床共被；深夜，毛泽东蹬开毛毯，他小心翼翼地拉起毯子，轻轻地盖在毛泽东的身上。部队打牙祭，朱知道毛泽东喜欢吃红烧肉，就将自己分得的一份悄悄地夹一些给他。在军训时，朱耐心地教毛泽东“稍息”“立正”和“左转”“右转”等基本步法和要领毛泽东是学生，刚开始不会摆弄枪，朱其升便教他如何瞄准、射击以及如何掌握射击技巧等，如射击时要屏住呼吸，轻扳板机等等。毛泽东聪颖过人，一说就懂，一学就会。在朱其升的耐心帮助和精心指导下，毛泽东很快就学会了军事上的高难动作和技巧。在一次训练打靶时，获得优良成绩。有一次，毛泽东将自己的枪支摆弄得机头卡住了，扣不动，有点着急。朱其升发觉后，上前劝说：“不要紧，我来修！”于是，他三五下将枪机拆开，用煤油洗了，又用棉纱擦干净，把各个零件擦得油光锃亮，然后又装配上去。毛泽东接在手，扣动板机，十分好使，兴奋地说：“在这方面，你真是个能手，我应该拜你为师傅！”朱其升谦和地答：“我家穷，从12岁起就出外做工，学了一点小小手工技术。哪像你们文化人的知识有大用！”他拍着毛泽东的肩膀，称赞：“你通晓古今，读书又多将来一定是国家的栋梁材！”毛泽东连连摇手：“不敢当，不敢当！”然后一把拉住朱其升的手，笑着说：“我将来做了大官一定不会忘记你们这些难兄难弟。古语说：‘苟富贵，勿相忘’嘛！”朱其升灵机一动，要和毛泽东结拜兄弟。毛泽东也很愿意与朱其升、彭友胜这些人打交道，马上就同意了。

深秋，枫叶似火。毛泽东、朱其升、彭友胜三人坐在向阳坡上，谈天说地。毛泽东将《三国演义》中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讲给他们听，然后郑重地说：“三国时期，刘备、关云长、张翼德在桃园中结拜为异姓兄弟，明誓：‘扶危救国，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如有异心，天人共戮！’我们这里不是桃园，但有红枫我们叫做‘红枫坡前三拜把’，结为至交，日后，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上报黎民，下安社会，共同奋斗，为革命尽心尽力！”朱其升建议，插枝为香，彭友胜赞同，撮土为炉，结为彭、朱、毛三兄弟。正像他后来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评说时所追述的：“在我那个班里，有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我喜欢他们”此后，他们三人常集一起听毛泽东讲《精忠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的故事和《盛世危言》中的精辟警句。彭朱两人，对讲《盛世危言》中的词句，不热心听，但特别喜听《三国》、《水浒》、《西游记》中有情节的故事。正如朱其升日后回忆的：“我当时有些听不懂毛润之讲古文，不热心，可对他讲的‘曹操煮酒论英雄’、‘张飞大战长板坡’，‘孔明虚设空城计’，‘关公败走麦城’以及‘宋江怒杀阎婆惜’，‘孙猴儿大闹天宫’等故事特别爱听。毛润之口才好，善于讲演，他讲得很动听，连讲连做手势；劲头来了，手脚都动，真像说书人一样，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

但是，在他们讨论问题的时候，也常常争论，有时争得面红耳赤。在部队里，毛泽东对于书报，贪读不厌。他每月发下的七元饷银，除向挑夫买水用外，大都用于买书和订了报纸。有一次，他在《湘江日报》上，看了一篇讨论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立即就给朱其升、彭友胜他们讲解：他们随即讨论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彭友胜说：“社会主义应该是工厂和矿山归社会所有，工人有工做，不要老板、把头。”朱其升说：“社会主义应该是把田地从地主手中拿出来，分给农民使农民有田种，有饭吃，有房子住，过太平日子”毛泽东说他们的观点有片面性，就引用曾留学日本、于1911年11月建立“中国社会党”的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中的观点和词句，说：“社会主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个个自由，资本家、地主再不剥削穷人，人民自己管理国家，像日本、英国那样”朱其升插话：“我不晓得外国是什么样子，只晓得中国农民没有田种，像我家一样没有田地种，就没有饭吃，只得打饿肚子。为了不饿死，到处流浪，找事做，找饭吃，像我一样。我认为有饭吃就是社会主义。”那不成了吃饭的社会主义？”“在我们这么多人的中国，人人有饭吃不好吗？”“那么，国家兴旺呢？”“我们管不了那些！”其实，他们争来争去，谁都说不清什么叫社会主义。他们的社会主义，正如毛泽东后来评说的“那只是社会改良主义。”

争论归争论。朋友归朋友。在对待军队中的个别流氓分子时，他们是一致的。毛泽东是学生，对士兵用水必须自己到城外去挑不习惯，他喜欢洗溜水澡，用水又多。就常常用钱向挑夫买水。有一次，他正在巷口掏钱给挑夫买水时，被一个大个子兵看见回到驻地，大个子讽刺他是白面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一担水挑不动，还来当兵？并在毛泽东面前嘻皮笑脸地说：“当兵是咱哥们的差使，公子哥儿只能在圣人面前读‘诗云子曰’！我看呀，你肚内尽是些‘之乎者也’！”毛泽东以牙还牙，挪榆地调笑他：我肚内有‘之乎者也’你呢，你一肚子臭粪，喷上来的气还带臭呢！然后，又义正词严地斥责他：“我们是革命军，应有革命的纪律。今后再不能在街头淫里荡气的，调戏妇女，欺压老百姓。我用钱买水，比你用钱嫖娼，比你不用钱拿小摊贩的香烟该正当些吧？”前两天，这家伙在街口戏弄一位妇女，被毛泽东撞见解救走了，警告过他今天上午，这个家伙在巷口拿了摆摊老太婆两包香烟，说声“记下账，以后来付钱：”转背就走毛泽东碰见，拦住他，硬要其付清钱才罢休。因此，这家伙伺机报复，处处与毛泽东作对毛泽东的一番话刺痛了这家伙，他暴跳如牛，气势汹汹赶上去，准备行凶打人在旁边观察多时的朱其升插身而出，一把扯住他的手，使劲地拉住，说：“你挑起事端，又说不过人家，还准备行凶，使用暴力压服人，这行吗？”这家伙欺朱其升老实忠厚，甩开手，拉起架势，准备与他比武恰在此时，彭友胜赶来，问明情况，狠狠地克了这个家伙一顿。那个流气的大个子兵看到朱其升身体高大强壮，打铁时练就一身劲，不敢同他较量，又看到上司在身旁，自己理亏，就见风使舵，说声“日后见”就灰溜溜地夹着尾巴走了。毛泽东后来在延安回忆的我那个班里，……有一个还是流氓”，大概指的就是他。

天气转冷，天下着鹅毛大雪。部队冬训暂停。毛泽东则利用此机会，教朱其升他们识字读书。他从屋外找来树枝，教朱其升他们在地上写字，练字朱其升写字不大灵活。毛泽东手把手地教他握笔、运笔；耐心地教他点、横、撇、竖、勾等怎样下笔；不厌其烦地教他汉字笔画的摆法和汉字结构的组成道理。在毛泽东的细心教导下，只读过三年私塾的朱其升大有长进。正如朱解放后常说的：“我之所以现在能记帐、写字、做生意，办工厂，多亏毛润之的帮助！”毛泽东不但教朱其升识字、写字，有时还代他写家书据朱其升的独生女儿朱从清回忆：‘我父亲对我讲，毛主席曾代父亲写过三四封信寄给我祖父、祖母。因为害怕惹祸，没有保留下来，毛主席也代过其他人写信：当时在那个部队里，毛主席的文化水平最高，是个知识分子。”

毛泽东和朱其升在新军中结成友谊，情深意长，行军途中，朱其升帮毛泽东背行李。还照料其食宿。宿营时，毛泽东教朱其升读书读报。给朱其升讲国家、社会、平等、自由、博爱等大道理，讲古时帝王将相的故事。朱其升在毛泽东身边学到不少知识和道理。正如毛泽东追忆往事时说：“我同排长和大多数士兵也交上了朋友。因为我能写字，有些书本知识，他们敬佩我的‘大学问’我可以帮助他们写信或诸如此类的事情”毛泽东也从朱其升等人身上得到了不少的启示，进一步扩大了眼界。此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结成了生死之交。

　　生死相依

毛泽东和朱其升所在的部队，没有打大仗，但也经过一些小的战斗。12月底的一天，部队出城向东开拔，走到一个山坳，遇着清兵，发生摩擦，当时大雪初晴，坡陡路滑。毛泽东和朱其升手拉手钻进丛林中匍匐在一棵小松树下的土坳里。突然，一颗子弹“唿”一声飞来。朱其升连忙抱着毛泽东滚进旁边山沟里。原处那松树的枝桠被弹片劈断，雪花飞溅。朱其升吓得冷汗一冒。毛泽东镇静地从沟里爬起，朝四周张望。在战斗中，朱其升常常掩护毛泽东。在生活上，毛泽东也常常照顾朱其升。有天夜晚，朱其升突发感冒，通身烧得彤红，头昏目眩，唇干舌燥、哼卿不止。夜阑人静，毛泽东轻轻爬起，烧水给朱其升解渴，并伴守床前，熬到天亮。春天以后，部队向浏阳方向进军。在行军路上，他俩互相照顾，情同兄弟。有一次，上级传下紧急命令，必须夜行军150余里赶到目的地。中途要翻一座大山。当走到山下时，毛泽东已累得满头大汗，腰酸腿痛，上气不接下气。朱其升见此情景，硬性摘下他肩上的背包，手拉着他的枪杆，使劲地拽他上山一天漆黑，伸手不见五指；雨哗哗，泥沙冲打脚背；风怒吼，树动山摇；跨越山口之时，迎面狂风吹来，换不过气，人站不稳。他们雨淋汗滚，浑身湿透。毛泽东实在走不动了，想蹲下休息。朱其升怕掉队，绕到他身后，双手推着他登坡翻岩。毛泽东知道朱其升累得够呛，就要他丢下自己，赶上部队。朱其升坚决不依，恳切地说：“这么大的雨，这黑的夜，丢下你一个人在这孤山野洼里我放心不下我一定要陪伴着你，生在一起，死也在一起。”

当他俩艰难地走到一个叫陈家大土弯的村子旁边时，碰见了返转身来找他们的彭友胜。兄弟相逢，格外欢喜。这时，他们三人已掉队很远，追赶大部队来不及了，只得就地休息。天刚蒙蒙亮，远处传来急促的马蹄声，他们估计是敌骑兵追来，就钻进村中一幢茅草屋内，10多分钟后，敌人占领了这个村庄，刹时间，马嘶声，狗吠声，脚步声响成一片“看来，敌军不想走了，我们怎么办？”朱其升耽心地悄声说。“我们暂避一时，观察动静，再作打算。”毛泽东的回答沉着镇静。“满村是清兵，到处是人，估计敌方放了明岗暗哨，稍不谨慎，暴露目标，有性命危险。因为他们是朝着我们来的”彭友胜分析敌情，叮嘱朱其升和毛泽东：“你俩个不要轻举妄动！”“我猜测敌人天亮时会搜家捉人，这里不保险，是不是换个较为隐秘的地方？”毛泽东提出看法和建议。“对，趁天亮之前就近悄悄转移动作要轻，行动要快，不要弄出响声。”彭友胜赞同毛泽东的看法，轻声下了命令。

他们翻过矮土墙，跨过了竹篱笆，溜进流水沟，借一堵高土坳的掩护，钻入一条高而深邃的阴沟里面。此沟有3尺多深，两尺多宽，上通村中各条暗沟，下通池塘，是全村向外排水的总沟。当时正值初春，无洪水排泄，流水不深。人钻进去约15米，在从沟交汇处有一较为宽敞的泥沙沉积地。此处无流水，阴暗潮湿，通风较好。上面石缝中有一小洞，可透一丝阳光，还可隐约听见附近地面的动静，他们选此处较为安全的地方，作为藏身之所。

洞中透过微弱的光亮，他们知道是白天外面传来急促的狗叫声和乱糟糟的鸡叫声，知道敌人已在大搜捕。两小时后，伴随着“交出革命党人！”“交出革命党人！”的恶吼声，敌人怒打群众。阵阵撕人肺腑的惨叫声，痛不欲生的哀嚎声，哭爹喊娘的呼唤声传进沟中，使毛泽东、朱其升他们悲愤至极。“将来一定要消灭这些家伙！”毛泽东紧握拳头，向空中一挥，似乎要把旧世界打烂。“我们当兵的一定不能欺压老百姓！”彭友胜说“是的，我们都是穷苦人，要同情他们！解放他们！”朱其升和毛泽东随声赞同。于是，毛泽东借题发挥，向他们讲“官逼民反”的故事，讲“水泊梁山”上的英雄，讲陈胜、吴广起义，讲过去古书上为什么尽是写帝王将相，不写人民为主的道理彭友胜和朱其升都说：“我俩是粗人做不了什么大事。润之弟是有文化、有学问的人，将来有出头之日，一定要为我们穷苦人说话、办事”毛泽东坚定地说：“到那时，我一定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为广大人民办好事！”

敌人没搜到革命党人不甘罢休，在这里闹了三天三夜。他们不敢出沟找东西吃，找水喝。第一天，他们将随身带的一点点粮食吃尽，一点点水喝干。第二天和第三天，颗粮未进肚，滴水未沾唇到第四天，三个人的肚子饿得咕咕叫，嘴唇干得发裂为了保全性命。阴沟里的污水不能够喝，只得用毛巾蘸起那难闻的臭水放在口边，润一下干裂的嘴唇。傍晚，敌军撤走，村子恢复平静，他们才出来。朱其升的女儿朱从清回忆说：“有一次，敌军打来了，追赶他们，他们跑到一个叫陈家大湾的阴沟里躲了三天三夜才出来。毛泽东、彭友胜和我父亲在一个阴沟里，因为他们感情最深。”

1912年4月间，“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和议，预定的战争取消了，南北“统一”了，南京政府解放了”(引自《斯诺文集》第122页)。然而，毛泽东他们的部队接到上级的命令，也要解散。每个人发三个月的饷银回家，并通知说：“三个月以后，在原地集中。”朱其升和毛泽东依依不舍地辞别从此，他俩各分东西，音讯全无朱其升回到老家种田兼打铁，终日劳碌奔波。因怕惹祸上身，从不敢对别人讲半句，所以，毛泽东和朱其升在革命中的一段生涯鲜为人知。

　　相见恨晚

1952年10月中旬，秋高气爽，阳光明媚。朱其升利用毛泽东寄给他的钱做盘缠，怀揣毛泽东的亲笔信，从汉口乘车上北京，一路上无心观看车外景色，也不想和别人攀谈，只一个劲地想自己的心事。他当年61岁，从未去过北京，不知新中国的首都啥样子，有点激动。与毛泽东分别整整40年，毛主席是否还认得他，也有点忐忑不安。“见面怎么说呢？他如今当了国家主席，是过去的皇帝，还认得自己这个平民百姓吗？”朱其升双眼凝望窗外，胡思乱想，面带疑容。“北京那么大的衙门，是昔日的皇宫，我这身打扮能进得去吗？”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身上特制的新衣服和上衣口袭中的信。“见了润之弟说什么呢？”朱其升自言自语。

火车日夜兼程朱其升恍恍惚惚，如坐云雾中。火车终于进京了，朱其升走出车厢，猛吸一口气，倦意顿时消失。他下车后四处打听，“毛泽东住在什么地方？”经过两天的访问才打听准毛主席的住处。于是，他收拾妥当，吃完早餐，拿着信直奔中南海侧门。费了一番周折和唇舌，才从里边出来一位40岁左右的军官盘问朱其升。他详细地回答了这位军官的问话，又拿出毛泽东的亲笔信，才获准他人内当天，朱其升没有见到毛泽东，被安排在一间像兵营又像招待所的房子里休息。

第三天下午，朱其升被告知说毛主席要会见他。来人将他带进一座古朴的四合院庭院。中古槐苍柏，鸟语啁啾，环境优雅，此处绿荫遮盖，清新透凉，比外面风沙弥漫的干燥味使人舒畅多了，朱其升深深地吸了口清凉的空气，觉得心润神爽。不一会，从屋内走出一位身材高大的人。抱着朱其升的臂膀，爽朗地笑着说：“你就是其升兄吧！我们见面太晚了！去年春，彭友胜曾写信来，我已给他去过信。”毛泽东松开手，无限感慨地连声说：“你怎么早不写信给我？！接到信后应该早些来嘛！我多么想见旧时的朋友哇！”他们肩并肩地走进书房朱其升看见满架书，似有感触地说：“主席，您还是那样喜欢书！”“不要称主席！还是叫我润之，或叫毛泽东吧！”毛泽东坐到椅子上，眼望着桌上的线装书，叹了口气说：“嗨，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我工作又忙，只得抽空读一点书。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读书的机会还多些呢！”朱其升素来尊重毛泽东，现在更甚，他坐下后，称赞地说：“润之，您真有板眼！国家主席给您当上了！”毛泽东听后放声大笑：“哈哈哈……不是我的板眼，是人民信任我，是同志们相信我，才选我当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

遇上老朋友，毛泽东的谈话兴趣很浓。他侃侃而谈他们那时在革命军中的生活和战斗，谈同班的朋友和分别后的情形。朱其升感慨万千，眼含热泪他万万没想到一位现今的中国伟人，能和自己促膝谈心，倾吐友情。他忠诚老实，不善言辞，只倾心细听，不时地“嗯！”“嗯嗯！”地应一两声毛泽东说：“我们在部队共同生活和战斗，虽只有半年，但记忆犹新。特别是你和彭友胜对我照顾和帮助。当时我带有学生气，对军旅生活不习惯，你们像兄长一样关心我”“不，不，是您关心了我们！”朱其升忙接着说：“您像老师一样教我们读书，写字。懂大道理！”他们说了很多。这时，有位秘书模样的人进屋沏茶，向朱其升使眼色，意思叫他少说话，并指指手表预示时间到了。朱其升会意，要辞别离开。可毛泽东不准他离开，说：“第一次会面，一定要在我这里吃一顿饭。不然哪像老朋友！”他说完就吩咐那位秘书：“你去叫厨房多准备一个人的饭，说我这里有客！”朱其升被毛泽东留在家吃晚饭。三菜一汤。因为有客人，厨房特地烧了一盘红烧肉在吃饭时，朱其升发觉毛泽东爱吃大肥肉的习惯没有改。毛泽东还常常用筷子夹着红烧肉送到朱其升的碗中。这顿饭朱其升吃得很多。后来他回忆说：“毛主席吃得很少。放下饭碗时，还风趣地说：‘当主席一切受到限制，连吃饭也有规定，还不如我们在部队里那样随便呢？你知道，我爱吃红烧肉。可这里吃肉也有人干涉啊！”’

毛泽东要朱其升在北京多住些时间，看一看故宫、颐和园、游一游香山、长城，并向朱其升介绍说：“香山是个好地方。现在正可观赏香山红叶，比我那‘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还要美！我刚进北京时在香山住过故宫是帝王住的地方，那里有金銮宝殿，有宫娥彩女的住房颐和园的湖光山色，引人人胜；登上园中翠屏直立的万寿山山巅，回首下望，但见山下一片金色琉璃瓦顶殿宇、光辉灿烂。它比我们在岳麓山上看长沙要开心多了。八达岭长城巍峨矗立，蜿蜒盘旋，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不到长城非好汉’指人的意志坚决。你不到长城游一游，等于白来北京，”毛泽东着意描绘北京名胜古迹的美丽多彩，其用心是要朱其升在他身边多留一段时期。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毛泽东叫人通知朱其升晚上7点钟到他的办公室。朱其升吃完饭在住所周围转了一阵，按时到达，一见面，毛泽东就笑盈盈地说：“这几天，玩得痛快吗？！今天，我找你来，是要你谈谈大冶和武汉的情况，谈谈你们乡下人的风俗人情，谈谈群众的要求和对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土地改革以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看法”朱其升将自己知道的情况如实地向主席作了汇报。他说了农民分得土地后的快乐心情，说了“三反”运动在武汉开展的情况，说了大冶到处是煤、铁、铜的地况，说了他自己的打算等。毛泽东很认真地听。特别是谈到开展民主改革运动所取得的成绩时，毛泽东很高兴。他满面红光，精神矍铄，容光焕发。饶有兴致地说：“你们大冶有煤、有铁、有铜、是块宝地。在世界上很有名，帝国主义者馋涎欲滴。日本军侵占中国之时，不是占领了你们的铁山，开采矿石，偷运回去了吗”现在人民当家作了国家主人。要建设祖国，就需要你们大冶这样的宝地。有机会我一定去看看。”毛泽东越说越兴奋，离开座位，踱来踱去燃着香烟，想了想，又接着说：“要建设新中国，必须改造旧中国。民主改革，‘三反’‘五反’运动一定要搞到底。共产党人进了城，要学会管理城市。更重要的是要防止糖衣炮弹的袭击，要防止官僚主义，防止贪污腐化这个运动要搞下去，将来也要搞，一百年以后，还要搞过去农民革命失败的教训要记取。”朱其升听懂了大部分谈话的意思，有的还不太理解。他觉得毛泽东在日夜为中国操劳，不忍心打扰得太久了，起身告辞。

朱其升在北京住了近一个月，临行时，毛泽东又叫人给了他500万元人民币作为路费和回家生活的补贴。朱其升执意不肯收。毛泽东说：“这是我的稿费，是以我个人名义送给你的。”并一再告诉他：“我决不慷国家之慨！放心收下吧！

　　领袖和人民

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公安部长罗瑞卿的陪同下，乘海军登陆艇从汉口到达大冶县石灰窑江边。到这里、他没忘记与朱其升的谈话，一定要上岸看看大冶，看看其升兄的出生地,在艇上，他还特地询问了身边的同志是否知道朱其升这个人。当时，负责接待的是中共黄石市委书记杨殿魁等。杨殿魁等同志听后说：“我们一定打听打听这个人！”艇到石灰窑江边停泊后，杨尚昆、罗瑞卿等人考虑到毛主席的安全问题，不同意毛主席上岸，说：“石灰窑是个小镇，连马路也没有，不方便。”毛泽东想到与朱其升的谈话，毫不犹豫地说：“我骑驴子也要看。”毛泽东一行走上岸，直奔大冶钢厂。他想到朱其升谈的情况，说：“这里的民主改革搞得好，坏人打倒了，工人当家作主人。我要看看工人们的劳动热情。我要把大冶钢厂炼钢的过程从头到尾地看一看。”在参观大冶钢厂时，毛泽东同工人热情地交谈，一次次地问：“生活怎么样？”“一次烧几个钢锭？”“有什么意见和要求？”等等。毛泽东离开石灰窑时，还深情地望了望这个使他难以忘怀的朋友的故乡。1958年9月15日，毛泽东又一次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和书记张平化的陪同下，视察了大冶铁矿。这与朱其升1952年到北京同毛泽东的多次谈话，引起毛泽东对大冶的浓厚兴趣不能说没有一定的关系。

1953年春，朱其升按照毛主席有关“对手工艺人应给予生活照顾，指明出路”的指示，将流散在硚口附近补伞的、补鞋的、补锅的、箍木桶的各行业艺人邀拢，到硚口区工商联登记成立了个“和平油布雨伞厂”，设在硚口区大夹街20号。他将毛泽东主席给他的500万元钱拿出来做资本，群众选举他当了经理，并由他推荐了一位会做生意的湖南人谭盖元当了副经理。该厂有60余名职工，尽是些旧社会流浪街头，无处安身的穷人朱其升会熬油，会做伞架，有做伞技术，能吃苦耐劳，工人非常喜欢他，信任他。他经常向工人们讲述他和毛主席的友谊。他说：“毛泽东当了这么大的官，没有一点官架子，待人非常和蔼可亲，要是过去的皇帝和国民党那些官老爷，你想见他非常难。八跪九拜去，他也不会理睬你。我到北京，毛主席和我同桌吃饭，并要我和他睡在一起。我因为怕打鼾吵着他，怕身上不干净脏了他，而没有同意。可毛主席非要我在他房间住几个晚上，好拉扯拉扯家常话。”开会之时，朱其升常说：“毛主席叫我把你们组织起来办工厂，再不能过那无领导无组织的散漫生活，再不能过那流浪街头的悲惨生活了。毛主席很关心我们！叫我们办好工厂，再去北京向他老人家报告。”工人们兴奋异常，表示“要做出榜样，给那些没有组织起来的人看要做出成绩，向毛主席汇报！”在朱其升、谭盖元等人的领导下，经过全体工人的努力，厂子越办越红火。朱其升的收人自给有余，谢绝了武汉市人民政府每月给他的200斤大米的补贴。并说：“毛主席体恤国家的困难，生活过得很简朴我如今生活过好了，怎能要国家补贴呢！？”

1954年夏末，朱其升带着“和平油布雨伞厂”厂门照片，再次上北京去见毛主席，到京后朱其升闲居一日，经过联系，他很顺利地与毛泽东见了面。当时毛泽东很高兴，拉住他的手说：“你来得好。我就是想多了解一些你们下面的情况。这次你要详细地谈谈。朱其升看见毛泽东的兴致很高，就无拘束地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他谈了回到武汉如何发动、串联、组织街头手工艺人办厂的情况，谈到办厂时的困难和当地政府的帮助，谈到遇到阻力时的困苦和彷徨，谈到取得胜利的喜悦和感想，谈到厂子的现状和将来的打算……并将带去的厂门照片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接过照片，笑眯眯地看了又看，然后称赞地说：“很好！这个厂门不错，有点社会主义的气魄！”“别夸奖了，我们还办得不好！”“好！好！就是好！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萌芽！”接着，毛泽东又像在部队一样向朱其升讲起了大道理：“我国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就是要搞互助合作，使全国人民共同富裕，共同上升。有的人认为搞早了。怕一搞合作，把农民刚获得的一点利益搞掉了。我看，这不会，你想想，我们在军队里不是搞了互助合作吗？你帮我，我帮你，渡过了难关。你记得我们在阴沟里躲的那几天几夜吗？要不是互相帮助还能行？！”朱其升连声回答：“记得！记得！终身难忘！”“这一回，你要多住几天。”毛泽东一再挽留，真诚地说：“你要详细地说一说你们的意见和要求，给我参谋参谋。‘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嘛！”说完朗声大笑，朱其升也笑了。

此后，毛泽东又邀朱其升谈了四五次。他们谈了分得土地后农民的想法，谈了手工业的现状和前景，谈了国家工业化的设想和道路，谈了实行农业互助合作的阻力，困难和光明的前途。在此期间，毛泽东趁空闲之时陪朱其升游览了中南海，那飞檐走壁，风格古朴的建筑群，那金碧辉煌，殿宇轩昂的古灜台，那秋波涟漪、岸柳依依的南海，那刚岩叠翠、流水潺潺的假山，使朱其升心旷神怡，“啧啧”称赞。走到“流水音”处，毛泽东还风趣地谈“志在山高，意在流水”关于俞伯牙遇钟子期的寓意深远的故事。

20天以后，朱其升告诉毛泽东要回武汉。临别时，毛泽东谆谆叮嘱朱其升要多到北京走走，或写信来反映基层情况。并说：老朋友间不要因为我当了官而疏远了。彭友胜曾有信来，反映生活情况。我已写信去了，叫他不要太客气了，有什么要求和想法，可直率地告诉我：并劝他待在乡下为好。如果愿意出来走动一下，让他去找湖南省政府副主席程星龄。去时，可告诉我们在辛亥革命时在湖南军队中工作过并同事。你回去，也可告诉王任重或张平化同志有关方面的情况。

朱其升深受感动，热泪纵横。毛泽东见此情景，动情地说：“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有困难，有要求，可随时告诉我，想办法给你们解决。我决不当官做老爷；不会不理睬你们的！”在谈话中，毛泽东还谈到陈胜、吴广起义失败的两误：一误是功成忘本，脱离了本阶级的群众；二误是任用了坏人，偏听偏信，脱离了共过患难的干部。

1956年夏，朱其升在汉口病逝。而毛泽东同这位普通铁匠的兄弟情谊却一直在人们中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