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自青少年时代立志以治古文为业，由“好桐城古文”到“由姚先生启之”，最终成为桐城派代表作家。他的文章在清代堪称一流，以致时人称他为“桐城古文的中兴大将”，在道光、咸丰、同治年间，“一时为文者，几无不出于曾氏之门”这说明曾国藩在文学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就。

一、题材多种多样内容广深博大

曾国藩古文收集在《曾国藩全集》第十四册《曾国藩诗文集》中，录入他道光戊戌(1838)年至同治壬申(1872)年一百四十三篇。其诗文集包含了《杂著》，属于古文范畴十篇(其中包括笔记二十七则、笔记十二篇)。因此，曾氏古文大约有一百五十余篇。在这些文章中，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

一是寿文、碑记，占总数一半以上，显然是应酬之作。曾氏权绾四省，其文名冠朝野，社会交往频繁，求作文字者自然很多。曾氏统率湘军，在那场镇压农民起义的血与火的斗争中，亲身经受战争的无情考验，对为国死难的将领挥洒男儿泪，出自内心的真诚，写下一系列悼亡之文，如《李忠武公神道碑铭》、《金陵楚军水师昭忠词记》、《李勇毅公神道碑铭》、《江忠烈公神道碑》、《林君殉难碑记》等等，为李续宾、江忠源、罗泽南等阵亡高级将领题文，为后世再现了一段段可歌可泣的悲壮的历史画卷。

曾国藩第二类古文是为同僚和朋友的送行之作，常常以“序”的形式出现。如《送郭筠仙南归序》，在郭嵩焘1845年离开京城之前，曾氏为之作文。本来赠序一般用来叙友谊、道别情，韩愈扩而大之，还述主张、议时事、咏怀抱、劝德行，极大充实了赠序文之内容。观曾氏此文，则对好友多寓劝戒之意，有力地继承韩愈赠序文的优点。如《送唐先生南归序》，唐鉴(1778—1861)是曾国藩理学的老师，师从二载。本文首段开笔提出“师道立而善人多”之论点，文章指出学界存在的通病，对学界轻视义理之学提出了警告。他顺应时代需要，对学界重新重视经世致用之学和义理之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送江小帆同年视学湖北序》，处于乱世之中的曾国藩深感于国家的中兴有赖于人才的培养和民风的振兴，对江小帆任命为湖北学政，提出了殷切的希望。涂小马先生评价此文，“文章扫除枝叶，体简辞足，饶雄直之气，深得韩愈赠序之笔法。”又如《送刘君椒云南归序》，本文运用比喻论证方法，以五官各得其职设喻，批评世人“耳无真受”“目无真悦”，而去“逐众人之所好”，说理透彻，讥刺辛辣。曾国藩幕府盛极一时，属僚友朋比比皆是，而曾氏一大优点是知人之长，择其所用，其所赠序反映了深广的社会内容。

第三类作品，是文集的序、跋。曾国藩作为桐城中兴大将，对别人文集的钟爱，不言而喻；为文集写序，往往阐发自己的主张，抒发自己某些感受。如《重刻<茗柯文编>序》就是为桐城派另一支流创始人张惠言《茗柯文编》所作，这位常州词派始作俑者选文追求“真实”，切合曾氏一贯主张。曾国藩在此文中把一般的书序写得波澜起伏而又承转自然。《书<归震川文集>后》、《书<学案小识>后》、《书王汀前辈<渤海图说)后》、《书<仪礼？释官>后》、《书周忠介公手札后》等文章，或阐发桐城文理，或标榜封建理学，或弘扬经世致用，或呼吁奖善除奸，或宣讲经学大义，行文曲折有致，千姿百态，读罢令人荡气回肠，余味无穷。

曾国藩作为封建社会的救世干才，创作文章主要服务于现实社会。为世传诵的《原才》等文，就是明证。陶冶人才以转移风俗，是其毕生的主张。既见于奏疏，也见于日记；既见于诗文，又见于笔记。《笔记》十二篇中有《才德》、《才用》，都是讲人才的。《才德》一文中，曾国藩反驳司马温公“才德全尽，谓之圣人”的观点，认为德才不可偏重，鲜明提出“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才用》一文，曾国藩积几十年人生经验，呼吁才尽其用，“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认为在当时战争烽火的形势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这体现曾氏重用为清王朝效力之人，以维护岌岌可危的时局。曾国藩论人才，命题立论，都与龚自珍的文章相反。“两人生当季世，都重人才。但龚自珍希望人才得到解放；而曾氏则要使人才就范，为我所用。思想不同，文风亦不同。”游记作为古代散文—种体裁，源远流长。古往今来迁客骚人纵情山水，把祖国的美景描绘得惟妙惟肖。曾国藩也不例外，其写泰山之美文长达一两千字之多。先从传说入手，使古文显得趣味横生。沿着旅行的踪迹，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写出了泰山的立体之美。从“黎明，早饭后与幕客六人登岱”，到“至岱项，即所谓天柱峰也”，再到“傍夕归，观东岳殿后唐明皇摩崖《纪泰山铭》”。从“遥望东边石壁，摩崖一碑，曰万丈碑。”到“凡岱顶之可观者，略尽于此”，“大抵泰山自北而南，分两大支，一小支：西大支由西神霄峰而南，至卧马峰……水亦分两大支：西支发源于南天门……”有“遥望”的平视，有“岱顶”的俯视与鸟瞰，把泰山立体之美形象地再现于读者面前。曾国藩游记重视文学的形象性，他在《与刘霞仙书》中批评刘氏“《游记》二者以义理言，则多精当，以文字言终少强劲之气。”曾氏泰山之游记有别于姚鼐《登泰山记》。姚鼐通过泰山地理形势、自然美景的生动描绘，抒发了作者摆脱官场桎梏，回归大自然的无比愉悦之情。“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蒲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彩。”字里行间，寄寓了作者的人生旨趣和美好追求。

在曾国藩古文中，真实地记录了许多文学家、政治家、学者的传记。《祭汤海秋文》对鸦片战争前后政治家兼文学家的汤鹏作了绘声绘色的描绘。汤鹏(1801—1844)字海秋，湖南益阳人，道光三年进士，授礼部主事，官至御史，因弹劾工部尚书载铨被黜。著有《浮丘子》、《海秋诗文集》，生性豪放、耿介。文中赞扬他不甘折腰屈节，趋时媚俗，敢于直谏的高风亮节，特别是对他勇于言事，触怒朝廷而被罢官后的表现，给予高度的评价。“君不能释，我不肯输。一曰参商，万古长浃。吾实负心，其又何说？凡今之人，善调其舌；君则不然，喙刚如铁。锋棱痛谏，人谁女容？直者弃好，巧者兴戎。昔余痛谏，君嘉我忠。曾是不察，而丁我躬。伤心往事，泪堕如糜。以君毅魂，岂曰无知？鬼神森列，吾言敢欺？酹子一滴，庶摅我悲！”此文完全用四字韵文写成，且滔滔长篇，多奇险光怪之语。作者与汤鹏交往密切，曾氏虽稳重，但常常遭忌，因而颇为惺惺相惜，情感倾注，一如一泻千里之长江流水，不能遏止。作者把汤鹏被罢御史、与屈原被逐、阮籍遭妒三者相提并论，表达爱憎分明的立场。如《翰林院庶吉士遵义府学教授莫君墓表》一文，是曾氏1859年应好友莫友芝所托，为其父亲撰写的，重点表彰莫与俦的为政与为师。为政上，盐源县勘定铜矿，平息纷争；解除贫民赋税，裁去宁远税收，百姓“世世不敢忘行事”，结果“由是举治行卓异，政以大成。”为师上，“遵义之人习闻君名，则争奏而受业。学舍如蜂房，又不足，乃僦居半城市。”莫与俦半途辞官而就教职，淡泊名利而重视儒教。他传播汉学，开遵义一代学术风气，“久之，门人郑珍与其第五子友芝，遂通许、郑之学，充然西南硕儒矣。”墓表最后总揽其全貌。“及君出而吏，恩信行于异域：退而教授，儒术兴于偏陬”。全文千余字的长篇，把政治文人、学者莫与俦塑造得栩栩如生，灵活毕现，由此可见曾氏笔墨之雄力。再如《邓湘皋先生墓表》全文不记流水帐，而仅抓住邓显鹤治诗之精和搜刻乡先贤著述两个方面，予以重点表彰阐扬。著名学者王先谦评价此文“椽笔淋漓，声大而远。”再如《仁和邵君墓志铭》堪称经典上乘之作，王先谦评为“倚天拔地”。

在曾国藩众多的墓志文章中，有两篇别有特色，构筑成另一种亮丽的风景——那就是他为自己的先辈所作的悼念之文。《大界墓表》实则曾氏家传。曾国藩出生于湘乡县大界里，其祖父曾玉屏死后改葬于大界，这里以“大界”地名代称其祖父，本文又称为《王考星冈公墓表》。曾玉屏为人耿直，富有正义感，颇受乡里人士的尊崇。而且治家极严，一家大小，包括长他七岁的妻子王氏在内，见了他没有不恭恭敬敬的。他创立家规，要求家人必须遵守，后来曾国藩把它总结为八字家法：考、宝、早、扫、书、蔬、鱼、猪。曾玉屏要求家人谨行八件事：读书、种菜、饲鱼、养猪、早起、洒扫、祭祖、敦亲睦邻。文章真切自然，如宽厚长者拉家常，娓娓道来，在陈年往事的追述中，透露出自己崇敬之情。叙述有条不紊，脉络分明，重点突出。《台洲墓表》是曾氏为父亲所作的祭文。曾麟书死后七年改葬台洲，即现在湖南湘潭，本文故而题为《台洲墓表》。父亲天资平平，一个起码的功名——秀才，就耗去了他大半生光阴，十六次童试名落孙山，直到四十三岁才考取秀才，仅比儿子国藩早一年入县学。曾麟书自知才短，无望仕进，遂“发愤教督诸子”，将光大门第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国藩愚陋，自八岁侍府君于家塾，晨夕讲授指划，耳提不达则再诏之，已而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感惑者，心通辙乃已。”在这篇悼念文章里，曾氏以晚年的平静心态，追记慈爱的父亲平凡而坎坷的一生的事迹，其痛切之情跃然纸上。“府君于是年四十有三，应小试者十七役矣。”文字平实，而情感真切。

二、桐城派风格有变化雅洁为刚劲

古代文学有句口头禅：韩柳文章李杜诗。这是中国文学享誉世界的瑰宝。韩“文”以三代秦汉文章为楷模，不同于魏晋以来流行的骈体文，而是散体单行之文。“起衰”全面革正了魏晋以来严重败坏了的文体、文风、文学语言、文章表现手段。他大力倡导散体古文，批判浮靡雕琢骈体，直至五四运动，“散体”古文一直占据文坛的主体地位。

时隔近千年，韩愈被桐城派视为文学先祖，其主张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扬与继承。康熙平定天下，《性理精义》颁行全国，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推崇理学，与历代政治思想保持一致性和正统性。桐城派鼻祖方苞发扬韩愈的儒“道”，在执政者那儿取得了一张政治上的“通行证”。满清帝国严酷的文字狱与怀柔政策的施行，使时人把“散文”作为毕生追求，“可以驰骋文辞，施展才学，猎取声名，弥补不能直接参政所造成的心理失衡与人生缺憾。”所不同的是，桐城派推尊的是宋代以来的程朱理学，而不是韩愈汉儒之说，“道”的内容稍稍有些变了。

刘勰《文心雕龙》“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学随时代变化而变化。方苞懂得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强调“余谢以平生非相知久故，不为表态，非敢要重，惧所传之不实也。”方苞古文平中见奇，以情感人。正如罗丹说：“艺术就是感情”但方苞古文创作因为严格恪守义法说，存在明显的缺陷与不足，过于呆滞平直，规模狭小，缺乏雄奇变化的新鲜感。突出的例证是，在他《将园记》中将女佣不称“婢女”，而按《仪礼》的古称为“内御者。”语言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发展的。人民大众的口语是最为新鲜活泼的。方苞反对在古文中运用口语，这就必然使他的古文语言失去创造的源泉。在方苞对古文种种“规章”约束下，桐城派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显现出“窳弱之病”、“懦缓之失”。一百余年后，桐城派的弊端在曾国藩手中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纠正与匡谬。

曾氏文章以序跋、书札、奏议为多。主张文章切于世用，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作品内容大多阐扬治国修身之道，或与其政治活动仕途经济有关。文章风格变方苞、姚鼐之醇厚雅洁而追求雄奇恢宏、光明峻伟，遣词造句方面奇偶互用，文气酣畅，析理明白，趋于阳刚之美。

咸丰十一年七月初二日，曾国藩在《批统率安庆全军曾国荃禀桐城方侍郎硕学忠诚孝友纯笃请奏恳从祀文庙》中说：“桐城方侍郎，学行志节，德业文章，卓然为一代—伟人，奏恳赐谥从祀，褒崇硕学，阐明正学，事属可行。”由—此可见方苞在曾氏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他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师从桐城派，自在情理之中。他在《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中说：“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可见曾国藩全盘继承姚鼐义理、考据、词章三说。他对义理之学的捍卫是竭尽全力的，明知“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但仍然抱定“吾辈不可不竭力支持，做一分算一分，在一时掌一日，庶冀其挽回于万一。”

王先谦在《续古文辞类纂•例略》中评价说：“惜抱振兴绝学，海内靡然从风，其后诸子，各诩师承，不无谬附。……若文章之事，高下粲殊，开卷即得，无待证明也。”反对死板教条，要求适时而变。曾国藩古文以“雄直之气，宏通之识”见长，对桐城派气象衰萎之弊有纠偏之功效。刘师培主张骈体文，反对古文，但他也认为“惟姬传之丰韵，子居之峻拔，涤生(曾国藩)之博大雄奇，则又近今之绝作。”如果说王先谦赞其为“冠绝今古”有溢美之嫌的话，那么刘师培称其为“近今之绝作”，则毋庸置疑。曾国藩既“私淑于桐城”，又“扩姚氏而大之”，其创作虽跟桐城派“途迹并合”，但他不仅不排斥辞赋，而且“以汉赋之气运之”，独创桐城派所缺少的“雄奇瑰玮之境。”曾国藩不仅个人在古文创作上取得了突出成就，而且他的许多门第子形成了“异军突起，而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的局面。

曾国藩一向以古文家自命，他不是以附庸风雅的文士身份追随桐城派的流波，而是要以政治家兼古文改革家的身份挽救桐城派“文敝道衰”的危机。这样，曾氏的视线由理学的角度移到文章学的角度，注意到文学本身的特点，对桐城派创作得失作出总结，为之探寻扶弊的药石。他借鉴汉赋艺术技巧，吸收韵文押韵的长处，奇偶互用，读起来朗朗上口，并汲取骈文腴丽华美的声色来弥补桐城派文气、文采之不足。

朗读曾氏文章，是一种高尚的精神享受。在朗读中，其作品深邃的思想、高尚的情操、优雅的语言流入心田，激荡着人们的情怀，在生动的美感愉悦中，提高着人们的精神境界。曾国藩在《吕氏春秋•音初》中说过：“凡音者产乎人心也，感于心则荡乎者，音成于外而化乎内，是故闻其声而知其风，观其志而知其德。”这是从声和形的角度论证了朗读的主旨，现在的朗读研究仍不能脱离这一范畴。曾氏从神韵的角度论述朗读的宗旨，在古文创作实践中加以运用，增强了他的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一言以蔽之，曾国藩继承并光大了桐城派，凭自己渊博的学问，弘通的见识，雄直的气势中兴桐城派，并使古文创作贴近现实，联系实际，体现了“文章合为时而著”的传统观点。但是，我们对其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不可估计过高，他的文学理论成就明显高于古文创作成就，近代名人的评价是颇为中肯和公允的。刘声木说：“湘乡曾文正公国藩工古文学，在国朝人中，自不能不算一家。无奈后人尊之太过，尤以湘乡人及其门生故吏为尤，其言过其实，迹近标榜。……实则曾文正公古文，气势有余，酝酿不足，未能成为大家。亦以夺于兵事吏事，不能专心一志致力于文，亦势所必至，理有固然。”曾国藩仕途平坦，在宦海风浪沉浮大半生岁月，亦在血与火的战争烽火中奔忙，振兴桐城派的宏图大愿最终难以彻底告成，这不能不说是人生中的一大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