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强”的洋务运动前后，晚清重臣曾国藩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翻译与传播西方科技知识的重要性，在陈奏皇帝的《新造轮船折》一文，明确提出一个先知先觉者的独具匠心的见解：“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秘，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曰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造之所以然。”要富国强兵，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首当其中，就必须扫除前进道路上的语言障碍。基于此，曾氏把翻译提高到洋务大业根本性的战略地位，在当时盛行“夷夏之辨”的国度里，真正有胆有识。晚清“西学东渐”新局面因此而开创，大大加速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进程。

一、复原出台背景 目的宗旨卓绝

自 1583 年意大利人利玛窦入居肇庆开始传播基督教，同时也带来西方先进科技，深得明朝科学家徐光启等人赏识，到 1775 年在华耶稣会接受罗马教廷命令正式解散，约 200 年间，伴随着欧洲传教士企图使中国福音化的努力，西方文化开始传入中国。明清之际当时最高统治者却被顽固守旧空气笼罩着，推行长达几百年海禁，把西方人鄙夷地称呼为“夷”，视欧洲先进科技为雕虫小技，不足挂齿，沉醉在“天朝上国”夜郎自大的幻梦中。不可抗拒的“西学东渐”历史潮流，引起中西文化首次进行激烈交锋并日趋融合。明朝邵辅忠撰文《天学说》形象地描绘了当时情景：“自神宗朝泰西利玛窦始天主教，其所立言以天文历数著，一时士大夫争蒸向之，遂名天学云。”汤若望、南怀仁积极翻译传播西方图书，使西学成为明末清初之际学术名躁一时的新异之学。

历史车轮滚滚前进到康熙、乾隆盛世，凭借文治武功，开疆扩土的屡屡成功，客观上更加浓了“夷夏之大防”的氛围。皇帝为外国特使不下跪而义愤填膺，将其冷遇逐出朝廷。殊不知这是妄自尊大的可笑之举，更不知封闭的古国昔日的强盛已成过眼烟云，中国已远远落后于西方了。短短几十年后，鸦片战争爆发，在坚船利炮攻击下，溃不成军，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残酷现实，让目空一切的最高当局目瞪口呆。鸦片战争后，在文化专制主义国度中出现了一种尸谏与哭庭的人物，划出近代中国危亡的惊叹号的是林则徐和魏源。魏源是完成这一历史悲剧性任务的集大成者，“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警策，一直回响在近代史的空间，像一道石破天惊的闪电，至今还光耀着我们民族开放的情怀。令人愤懑的是，清王朝从道光到咸丰两朝对先驱者超凡脱俗的认识给予一种冷酷的沉默。曲高和寡，广大士人仍把西方的坚船利炮视为“奇技淫巧”，认为只有中国的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孔孟之道才是救世的正途，提倡西方先进技术均是离经叛道之举。在绝大多数官员眼中，人为地构筑一道“华夷”之防的深深沟壑，无法逾越。魏源从民族自卫的立场提出学习西方的观念，如同漆室，周围响的是一片鼾声，沉梦觉醒者寥如晨星。魏源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发出了一个先驱者声嘶力竭的呐喊，独具慧眼地抓住了民族命脉沉浮这一事关兴亡的主题、是超乎常人的勇气与胆识。

魏源虽然思想超前，但地位低下，仅仅在陶澍、贺长龄幕府中干一些文字工作，名望不显，致使《海国图志》在隔海相望的日本传播得轰轰烈烈，在古老中国知晓者却寥寥无几。在这时候，封疆大吏的政治文人曾国藩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曾氏作为一名承担实际事物的清朝大吏，在裹挟着坚船利炮的欧风美雨的冲涤下深深地懂得“严华夷大防”的传统不可再继续了，该依时势作出适当的变异了。鸦片战争失败，堂堂华夏被清廷视为“夷狄”的英法侵略军打得丧魂丢魄，签订不平等条约，对曾国藩来说，无疑是一声当头炸响的惊雷。在镇压洪杨起义的命运大搏斗中，他真正领略了华尔率领洋枪队远胜于大刀长矛的厉害，亲眼目睹西洋落地开花炮的威力，不禁感到惊心动魄。天京都城陷落，李秀成被俘变节，写下《李秀成自述》对曾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李惊叹洋人“其炮太厉害，百发百中”，“欲与洋鬼争衡，务先买大炮早备为先，与其有争是实。”曾国藩仔细研究，认为“其言颇采”，旗帜鲜明向皇上进言：“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

从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曾国藩“师夷智以造船制炮”，是历史性实质飞跃。两者表面上相差不大，都是“师夷”。但“技”所包含的只不过是坚船利炮的武器之类，魏源明确说：“节取其技，禁传其学术。”“智”的内涵要比“技”的内涵大得多，“智”既包涵了“坚船利炮”的技能，也包涵“制器之器”以及相关科学文化乃至魏源要禁传的学术的某些部分；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西方社会科学。林则徐、魏源只是提出了一个不朽的构想，而曾国藩却把这种卓识付诸行动，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质的迈进。由此可见，曾比魏眼光更高远，勇气更宏大，思想更开放，曾用“师夷智”作为学习西方文化的行动纲领，是同代人望尘莫及的。曾国藩在迂腐的顽固守旧派与开眼看世界主张学习西方的人之间添设了一条中间地带，从顽固守旧派的壁垒中开凿出一条既不固守名教又不反对西学的隙缝，从而最终动撼了根深蒂固的“夷夏”观念。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断。曾国藩“师夷智”比魏源“师夷技”更具思想光芒，在现实中促使几千年中国士大夫骨髓里的“以夏变夷”传统思想蜕变消褪，促使中国近代士大夫对西方文明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改变过去“见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的局面，从而打破传统“夷夏”界限与藩篱，有利中西文化交流。

在《字谕纪泽》一文中，曾国藩说：“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诶，独无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认识，一耻也。”曾氏之所以对科技这样重视，在于他扑灭农民战争烈火中的考验而得出心灵深处的感悟：“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他正是依赖湘军水师的洋人火器控制湘江、长江的制水权，第一次打败太平天国，稳定岌岌可危的局面，崇洋思想在血与火的孕育下诞生。

要“师夷智”，关键在于人才。曾国藩将人才提高到国家兴衰存亡的高度，十分注意网罗各方面人才，“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有了人才，学习西方的关键又在于精通外国语言，这就必须把翻译问题视作当务之急加以解决。由于曾国藩的身份与地位，使其置身于西学输入潮流的浪尖上。他不是死抱陈法，而是因时变通，具有有识之士的开放意识。他把士大夫阶层蔑视的“夷”反而当作顶礼膜拜的“师”来对待，“今欲采西学，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所”挑选优秀的青少年，聘请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解决效法西方语言文字翻译的第一个难题。为了培养更多翻译人才，直接掌握欧美发达技术，曾国藩率先向朝廷奏清派遣留学生的宏伟计划：“拟选聪颖幼童，送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习，然后可以渐图自强。”生能看懂外文科技书籍，语言翻译的壁垒自然就打破了。从此亦可“讲求御侮之策”而“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

二、创设翻译机构 派遣留学人员

曾国藩以“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他是一位非凡的政治家，而不仅仅是文人学者，着眼之处在于整个统治阶级的最高利益，而不仅仅注重一个学术流派的兴衰，他的眼光不为门派所限，在思想观念上突破夷夏之辨，学洋人长处，补己之短处。这样，曾国藩便既为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者，又同时成为引进西方文明“师夷智”带头人。作为实干家，他以大无畏英雄气概，抗拒保守势力的攻击，勇敢地把“师夷智”理论投身于火热的洋务事业中。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曾氏进一步认识到除了简单的购买和仿制西方机器设备外，更重要的是引进西方科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懂得捕渔的方法与技术远胜施舍人家几条鱼。而传播科技的主要途径是翻译西书。知晓翻译之道，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在国内创设翻译机构，二是向国外派遣留学人员。

在《拟选聪颖子弟出洋习艺疏》一文，曾国藩郑重地向皇帝进言：“或谓天津、上海、福州等处，已设局仿造轮船枪炮军火，京师设同文馆，选满汉子弟，延西人教授，又上海开广方言馆，选文童肄业。似中国已有基绪，无须远涉重洋。不知设局制造，开馆教习，所以图振奋之基也。”他非常重视翻译人才的培养，主张开设新式学堂，成为中国外国语大学的前身，使懂外文的人进入官学，在当时以“谈洋务为耻”国度下，不能不说是一种惊世骇俗的壮举，在那个时代的思想界掀起一场惊涛拍岸的风雷。

1861 年安庆军械所的创建，曾国藩正式拉开了轰轰烈烈长达 30 余年之久的洋务运动的序幕，延揽华蘅芳、李善兰等一批科学家，翻译并学习西方科技图书，钻研制造之术，终于造出第一艘中国自行建造的木壳轮船。曾氏为能学到西方的“智巧”而雅兴十足，亲自“登船试行江面。”他赞不绝口：“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有其所不知矣！”于是取名“黄鹄号”意思为“一气冲天”。1865 年曾国藩创建江南制造总局，使之成为中国第一个规模最大的近代军事企业。二年后在总局设立翻译馆和印书处，由著名化学家徐寿主持，“专择有捭制造之书，详细译出。”经过中国科技人才努力，1868年制造出中国第一艘大型新式军舰“恬吉号”。

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先后聘请李凤苞、赵元益等华人专家，英美人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金楷理、林乐知为主要翻译人员，译出《机器发韧》《汽机问答》《泰西采轧图说》等书，所译书籍，以“制造”为主，如测量、汽船、化学、天文、行船、造船、医学、博物、零件等众多自然科学领域，还兼及历史、地理、交涉公法等社会科学图书。同时邀请科技精英徐建寅、吴加霖、龚云棠等学者研究西方科技，直接化为生产力。从 1867 年至 1880 年以西人口译，华人笔迹方式共译书 98 部，235 本。此外还编译当时影响很大的《西国近事汇编》季刊，出版 108 期，报刊大量发行，对人们了解西方，开拓视野，发挥了相当大的贡献。梁启超评论：“欲知各国近今情况，则制造局新译《西国近事汇编》最为可读”。翻译馆译出众多西方科技书籍，同时也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翻译人才。

在《致李少荃中丞》中，曾国藩写道：“敝处现拟设立铁厂，应用制器之器，须向西洋购买。查有容委员闳，原名光照，号纯甫，往来花旗最久，熟悉语言文字，饬令前往购买器具。”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容闳留学美国，成为中国第一个留学生。他目睹西方先进文明，对中国落后深表忧虑。回国之后，满怀爱国激情，极力主张“借西方文明之学术改造东方之文化。”1863 年曾国藩派他作为全权代表，去大洋彼岸的美国购买洋务军工企业所急需的机器，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引进西方设备，从事“制造”之用。丁日昌是曾、容沟通的桥梁。容闳通过丁日昌推荐，向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提出派遣留美学生的建议。曾国藩独具慧眼，立即意识到留学计划的重要性，鼎力而为，与李鸿章等人齐心协力，最终使最高当局采纳。在《拟选聪颖子弟出洋习艺疏》中开篇便亮出自己的见解：“窃臣国藩上年在天津办理洋务，经前江苏巡抚丁日昌奉旨来津会办，屡与臣商榷，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且谓携带幼童前赴外国者，加四品衔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联候补同知容宏，皆可胜任等语。臣国藩深韪其言。”曾国藩由购买洋器，到翻译西方图书，进一步认识到直接了解学习西方的重大意义，因而向朝廷建议派遣留学生，开创了中国向国外委派留学生的先河。

奏疏的可贵之处还在于，曾国藩拟定了详细周密的方案，包括幼童的挑选、出洋的管理、经费的支付，“谨将章程十二条，恭呈御览，合无仰恳天恩，饬下江海关，于详税项按年指拔，勿使缺乏。恭候命下，臣等即饬设局挑选聪颖子弟，妥慎办理。”皇上阅后，颇为所动。为了“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效也”，最高当局按照曾氏切实可行的方案，创建留美预备学校，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在曾国藩竭忠尽虑的努力下，1872 年 8 月，第一批幼童 30 名乘海轮赴美。而曾国藩为大清王朝战马倥偬大半生，过度透支了身体，早在五个月前病逝，年仅 62 岁。但容闳“十余年之梦中所期者得以告成，对中国教育的思想终于成为现实，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严复是早期赴美幼童留学生之一，精研外语，翻译英国著名科学家赫胥黎《进化论》等书，不仅在当时中国思想界掀起卷席而来的狂飙，而且为近代中国翻译界确立“信、雅、达”理论体系。由此可见，曾国藩开创留学事业对培养翻译人才的巨大功绩。

曾国藩走近代大潮面前，带动一批人投身于洋务大业之中，京、沪分设同文馆、广方言馆。如果说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只是在国内看世界，目力所及有限；而曾国藩委派留美学生，是主张到国外看世界的第一人。

三、翻译留学大业 遗译惠及后世

在《拟选聪颖子弟出洋习艺疏》中曾国藩可谓处心积虑，方方面面思考周到：“至带赴外国，悉归委员管束。分门别类，务求学术精到。又有翻译教习，随时课以中国文义，俾识立身大节，可冀成有用之材。”经过积极努力，最终收到一定程度上的效果：“今中国欲效其意而精通其法，则当此风气既开，……以仰副我皇上徐图自强之至意。”曾氏“采西学为用”很快成为洋务官僚一致观点。恭亲王奕訢说：“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已极矣。识时务者，莫不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洋务事业的蓬勃开展，毕竟给封闭已久的古老中华吹来一股清爽的春风，从而引发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热潮和新思想的大传播。“西学东渐”的热潮开始改变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念，热衷八股制艺的士人们也开始关注翻译过来的西方科技。曾国藩倡导的翻译与留学大业，吸收西方有用之学，开创中国近代教育的新风尚。容闳告诫后世：“今日莘莘学子，得受文明教育，当知是文正之遗译，勿忘所自来矣。”

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方图书颇受当时中外学者欢迎，不仅中国官僚士绅争相购买，连外国人也“书缄频案，讯此馆之源流，问译书之理法，究察新用各物之名，访求新译西书之目。”翻译馆和印书处，广泛搜罗翻译人才与科技人才，以致自开馆到清末，译书差不多占同时期译书数量的一半。大量译著问世，被京师同文馆和新式学堂用作教科书，接续了明末清初西方文化大量东来的宗然大观局面。翻译馆的创办打破了以往教会垄断译书的局面，扩大了译书的范围和自决权。译著的内容已不再是谈经说教进行宗教宣传，而是各种科学技术书籍的推介，为中国造就大批有作为的科技人才，大量译著的问世，也奠定我国近代科学的基础。李善兰的《代数学》和华蘅芳的《代数》奠定我国近代数学的基础；而翻译了《化学考质》和《化学求数》的徐寿则是公认的我国近代化学的先驱者。译著大大加速西方科技在中国的传播，在当时思想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江南制造局所译书籍，是光绪年间号称“新学家”的人们求知识于域外的“枕中鸿秘”，就连大思想家康有为、谭嗣同接触西学，也是从这儿入门的。

翻译馆编译《西国近事汇编》等刊，也加快了中国书报杂志界进程。曾国藩逝世的当年即 1872 年，英国商人美查由此看见了商机，认为办刊潜力市场巨大，迎合了部分日渐觉醒的中国人的心理，于是在上海创办《申报》，成为我国最早的日报，也是办刊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报刊。同年，国人王韬在广州创办《兰新采实录》，第二年又在汉口创办《昭文新报》，1874 年王韬又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成为早期办刊宣传西学的先驱者。近代报刊出现，开阔了人们视野，大大促进中国人对国内外时事的了解，加速并扩大了文化的传播，也促使国人尽早摆脱唯我独尊的虚骄心理，从酣睡的梦幻中觉醒过来，在思想界引起巨大反响。它引起一切关注现实的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痛切思索，自觉或不自觉改变固有的“夷夏之防”陈旧观念，对西方文明作出积极的反应，以适应社会的需要。

曾国藩倡导留学事业，诱发了对中国旧式教育体制的发难，使之迈上了近代化的征程。隋唐开创的科举制度，以四书五经作为求仕求名的应试工具，使世世代代读书人埋头于古籍中寻章觅句，不关心时事实务，考中做官后，便被儒教思想牢牢控制终生，成为专制帝国的忠实奴仆。留美学生为国人打开了一张史无前例的西方富国强民的社会蓝图，给传统士大夫妄自尊大的观念当头一棒。从此以后，西学以不可阻挡之势横扫中国，成为新式学堂热衷传播的对象，以秋风扫落叶之力占据学生的书桌，儒学经典被日渐挤出学术殿堂。曾国藩死后仅仅 33 年，1905 年科举制度终于走完了 1300 余年的路程，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五四运动接踵而至，亮出“打倒孔家店”旗帜，儒学彻底失去了昔日的光芒，在民主与科学的呐喊声中，“君权神授”观念最后寿终正寝。留学的浪潮日后一浪高过一浪，1902 年形成一股留日大潮流。它为中国培养了许多杰出的社会精英，有中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的总设计师詹天佑，有担任过内阁总理的唐绍仪，担任过外交总长的梁敦彦、梁延千，海军次长徐振鹏等人。

曾国藩勉励世人兼容并蓄钻研西学。他在一封信中谈及中国如何自强时认为：“中国自强之本：为立机器局，开翻译馆，造地球仪……皆是也。”在代表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西学与代表传统封建文化的中学发生尖锐冲突，也开始融合的时候，他顺应了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教育人们先国学后西学，以迎接未来之挑战。当然曾氏不可能像五四运动的精英们那样要彻底砸碎封建枷锁，这是传统士大夫赖以生存的阶级局限性所致，我们不可苛求古人。在他的教诲下，两个儿子纪泽，纪鸿“并精算术”且都通晓外语，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