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荃致李鸿章函》是未刊资料，内容如下：

少泉中丞大人麾下：

前迭肃函报此间军情贼情及稳守战胜各事状，未知都邀钧盼否？倾安庆送来我公十三日寄长公书并筠仙亲家信，知程学启三营不能派来；业已会商定妥，令吴、杨二公率白齐文领华部四千人来打九洑洲下关一带。此举若真能制胜，原于上游大局有益，但不知吴、杨二公能号令白齐文听令否？渠军额饷贵而充裕，我勇额粮贱而支绌；相形之下，恐军心难堪，势不宜并札一方。且在守濠人员已足，无须更添兵入濠。如蒙我公以吴、杨、白四千人来助金陵官军，务先与之约定：第一，不入濠合并。第二，各任各段战守之责成，力能相助者，则彼此相助，原无不可，若强我兵以难行之着，则我不允从，幸勿见怪！第三，语言举动，不准凌辱我兵勇。如我兵勇以无礼相遇，我必重办；如渠军之人以无礼辱我士卒，渠亦应重办，庶几公道。凡此三层，论公与筱叟及及吴、杨二公均须先与白约法三章，方不致后来稍伤和气也。

该军若第任打九洑洲下关一带，从燕子矶东北打来，以分援贼之势，则仍可倚彼之轮船以为固，较为稳着。如易得手，则渠军攻城池，我军打援贼。虽系同办一事，究系各管一方，两相裨益而无妨碍，亦是一法。渠军如欲打忠、侍二逆大股，或从江宁镇、板桥镇登陆，兜贼营之后打来，则由渠自度其力量能否而后行之。敝处不能分兵随渠军同打，此层亦须先为说明。又渠军只四千人，若登陆离轮船太远，恐亦不甚相宜。如渠不能从后路击援贼，敝处专守稳固，亦不甚指望他解我之围，静候自己添招新勇到营补足额数，再行从濠内打出，亦有却敌退贼之一日也。

总之，敝军与渠军各成风气，各有号令，不能合并同札，不宜合打一路。统祈我公预饬吴、杨二公先与白将说明。是为至恳！

至于渠军到后，先打九洑洲下关，俟克复后，或从燕子矶打上，或从板桥镇打至方山下，均听白齐文相机剿办，敝处亦不敢预为条陈。我但求不自乱其例，不贻误我守之一隅，少尽夙昔区区报国之微忱。虽今日在重围之中，处颠沛之际，犹守此初志而不渝耳！尚祈公与筠叟、吴、杨诸公曲亮之。为叩！

七日蒙批之协饷，求惠解四万两应急！代购之二百两洋枪，今尚未到，求惠添大小铜帽各三四十万，洋药二百桶，均盼速到。百叩，百叩！敬请勋安！国荃谨呈。九月二十夜

此函是反映中国近代史重大事件第一手资料，言事具体生动，对于研究湘、淮军和“常胜军”的关系，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现结合其他资料，就此函的写作时间、历史背景，并李鸿章、曾国荃与“常胜军”的关系略作探讨。

一、写作时间和历史背景

同治元年（1862年）5月，江苏布政使曾国荃率湘军主力约两万人进驻雨花台，围攻“天京”，开始了太平天国史上著名的“天京保卫战”。洪秀全多次严诏拥重兵驻苏州的忠王李秀成回救。李秀成于1862年9月集结三十万大军分三路救援天京，10月13日起进攻雨花台。湘军伤亡惨重，加之疫病流行，处境不利。曾国荃这时通过驻扎在安庆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向李鸿章调兵，而李鸿章在上海外围同太平军的战事亦正吃紧，如调兵援助，所谓“未必遂有救于金陵，先恐自撤上海之藩篱”，“不得已，商令吴、杨二道督带松江常胜军四千人”赴援。曾氏此函署明写于“九月二十夜”，是为何年？根据李鸿章此间给曾国荃的几次复函——如同治元年十月初六《复曾沅帅》中，“白齐文常胜军进援，公与约法三章，正大公平。已令吴晓帆照办”等语句可知：《曾国荃致李鸿章函》的写作时间是同治元年（1862年）九月二十日。

    关于这段历史，范文澜《中国近代史》载：“1862年10月（闰八月），李秀成亲率大军三十万号称六十万进攻围城军，大战四十六日，曾国荃死力抵御，曾国藩飞调常胜军应援，常胜军不敢前来，反革命军形势确极危急。”我们通过此函和一些其他材料来看，曾国藩首先调动的是淮军程学启部，李鸿章以“不能自撤上海之藩篱”为由，改派常胜军。正如曾国荃函中所言，“知程学启三营不能派来”。曾国藩先调程学启并非偶然。程学启，安徽桐城人。原是太平军陈玉成部下，1861年叛降湘军。同治元年春，曾国藩把程部从湘军划拨给李鸿章带往上海。程作战勇猛，深得李鸿章赏识。当李秀成和曾国荃在金陵城外相持不下时，李鸿章率程学启、刘铭传、郭松林三路约四五千人，与太平军慕王谭绍光所率听王、朝王约十万人在嘉定黄渡作战，结果，谭绍光战败。李鸿章向曾国藩报告说：李秀成“失听王一枝劲旅，苏、嘉老巢必震动，必抽队回救。是程学启虽不往金陵，亦所以遥为援应牵制”。黄渡之战发生在1862年11月13日，李秀成于11月26日撤军金陵。可见李秀成撤退除衣、粮缺乏外，程学启等在嘉定一带的牵制也起了一定作用。

曾国荃函中几次提到的“筠仙”者，是为郭崧焘，湖南湘阴人。郭崧焘于1862年授苏松粮储道，迁两淮盐运使。李鸿章刚到上海时孤立无助，力求曾国藩派郭嵩焘往上海取代挟洋人以自重的吴熙。李鸿章称，“当世所识英豪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为最”。郭崧焘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办铁路、开矿务，整顿内务，“以立富强之基，成为洋务派的重要成员”。

二、李鸿章、曾国荃与常胜军的关系

李鸿章调遣白齐文率常胜军赴援金陵，从1862年底动议，到1863年1月4日白齐文带领士兵在上海抢劫闹事，未能成行。曾国荃在函中明言，“不甚指望他解我围”，对常胜军很不信任。当李秀成撤退之后，曾国荃“两次函止常胜军不必西行”。李鸿章为之惋惜，说“十数万已送入洋人之手，无法收回，无词报销”。

常胜军攻打金陵，白齐文的前任华尔曾主动要求过，并向李鸿章夸下海口：“三日到，三日扎炮台，三日攻打，定可克城。克城后城中财物与官兵均分”。李鸿章婉言以拒，说：曾国藩来信告知，金陵“兵力已敷，可勿添调”。李鸿章没有得到曾国藩的首肯是不会擅调华尔的。因为曾国荃攻打太平天国首都，若成，则居攻至大，曾氏难容外人分享此殊荣。对此，李鸿章心领神会。

李鸿章对白齐文也极不满意，认为“常胜一军，月饷太钜，既欲赴金陵立功，究胜于坐守松江，虚糜无用也。俟金陵回来，在议处之之法。”当白齐文在松江拒不遵命，李鸿章即命吴熙“驰赴松城分别整顿，裁留枪炮勇三千名”，并将白齐文革职。

对于洋人军队的态度，曾国藩的原则是“平日则言必忠信，行必笃敬，临阵则胜必相让，败必相救，但有谦退之义，更无防范之方。”其后又反复强调：“无论彼之或顺或逆，我当常常守此而勿失。”曾国藩这样对待外来势力是有伤中国军队尊严的。实际上“清官兵”就是这样一些在外国军队面前毫无尊严者。李秀成叙述说：“打入城者，鬼把城门，凡见清官兵，不准自取一物。……若尔清官兵多言者，不计尔官职大小，乱打不饶。”湘、淮军是不能忍受洋兵如此欺侮的。同治元年春，李鸿章率淮军先头部队三千人到上海，英国提督“今日调剿，明日调防”，李鸿章明确表示：“只知有廷旨、帅令，不能尽洋人高度。”“所带水陆各军，专防一处，专剿一路，力求自强，不与外国人掺杂。”李鸿章对待外国势力的态度和曾国荃与白齐文的“不合并”，“不准凌辱我兵勇”是一致的。湘、淮军作为中国新兴的军事力量，保持了自己的尊严。

在保持自己军队的独立性方面，李鸿章和曾国荃有着相同之处。但在处理“洋务”方面的能力，曾国荃无疑较李鸿章逊色。当曾国藩准备派兵进驻上海，所拟的第一人选是曾国荃。曾国荃“深恐贻误上海之局面，是以未敢冒昧允诺”。曾国荃不愿去上海，而是选择了攻打金陵，这固然有攻下金陵功劳大的原因，但对驾驭上海之局面缺乏自信也决非谦词。

通过对《曾国荃致李鸿章函》的初步探讨，我们认识到，李鸿章、曾国荃在与外国势力的合作过程中，保持了自己军队的独立和尊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上海，李鸿章在“练兵制器”之前，首先在军事指挥上“力求自强”，是其后来能够开展“洋务”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