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当中国处于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湖南维新派审时度势，进行了一场以保湖南独立为目的的维新变法运动。过去，学界对于维新派的这一目的揭示不够，甚至存有误解。本文拟就此作一论述。

　　一、南学会的创办及其目的

1897年11月间，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发生，湖南维新派感受到亡国之祸立在眼前，于是筹设南学会。梁启超说：“盖当时正德人侵夺胶州之时，列国分割中国之论大起，故湖南志士人人作亡后之图，思保湖南之独立。而独立之举，非可空言，必其人民习于政术，能有自治之实际然后可，故先为此会以讲习之，以为他日之基。”可见，设立南学会带有明显救亡的政治色彩，是为了“保湖南之独立”而作出的重要抉择。

最先提出设立南学会的是谭嗣同。当胶州湾事变发生后，谭嗣同受张之洞派遣回湖南“促办铁路轮船”，即与维新派熊希龄等人倡议设立此会。当时之所以将此会名作“南学会”而不称“湘学会”者，意在“因此而推于南部各省，则他日虽遇分割，而南中国犹可以不亡，此会之所以名为南学会也”。而欲“推诸于南部各省”，最重要的又是与广东省联络一气，这不仅因为黄遵宪、梁启超、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这些广东人正到湖南来帮助办理新政，两省已经有了联络合作的开始；更主要的是当时湖南维新派正在争取的粤汉铁路改道入湘计划将成事实，湘、粤双方已经有了共同利益的联系纽带，故梁启超说：“今日救中国，下手工夫在通湘、粤为一气，欲通湘、粤为一气，在以湘之才，用粤之财，铁路其第一义也。”谭嗣同也说：“粤人黄公度廉访，梁卓如孝廉来讲学于吾湘，……嗣同方以议修湘、粤铁路朅来湖湘间，会同志诸君子倡为南学会，益以缔固湘、粤之气。”“但使铁路及成，又申之以学会，则两省瓜分之祸吾知免矣。”

谭嗣同、熊希龄等湘绅积极筹设南学会，很得黄遵宪与梁启超等人的赞同与支持。然欲开办学会，须得湘抚陈宝箴批准同意。于是经过进一步酝酿，谭嗣同、熊希龄等即上陈宝箴请开学会的禀稿。梁启超随后也上书陈宝箴，谓他作“数日夜之苦思，力索极其条理及下手之法，以为若使德人胶州之祸不息，今岁即成瓜分之势”，“为今日计，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因劝陈宝箴赶紧立湖南自立自保之策。而欲立自立自保之策，当从学会下手。因为“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之起点”。又说“欲用绅士，必先教绅士，教之惟何？惟一归之于学会而已”。

有谭嗣同、熊希龄、梁启超等人的请求与论说，陈宝箴未作过多的犹豫和拖延，12月中旬即发出牌示，同意立会，并打算腾出巡抚部院的孝廉堂作为会所（原住在孝廉堂的几十位孝廉另找住处）。于是，南学会的开办便提上了日程。

开办南学会，先得有一个开办的组织领导机构。经议定，由陈宝箴遴选十位“品学兼著、名望孚洽”的绅士作为会董。凡会中章程及其事务，皆由他们议定。这十位会董，实际就是南学会的创议者与发起人，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为其中坚。

开办南学会主要围绕如下一些事务进行准备与运作：

一是筹措经费。除议定以后会友入会时动员交一定的会费以外，主要由熊希龄商请巡抚陈宝箴由省署“先筹款数千金”以充会中的各项开支。

二是物色人选。因为南学会以讲习为主要形式，须设一学长主持讲论会。在熊希龄看来，今文经学家皮锡瑞（字鹿门）学术精湛，且又善谈，以为学长一席非皮氏莫属。其他会员皆表赞成。但其时皮氏正主讲南昌经训书院，虽来家乡善化逗留，仍须回江西主讲，陈宝箴是江西人，恐留皮氏遭江西人骂，执意让皮氏去江西。后经黄遵宪极力坚持留皮，说服陈宝箴父子，熊希龄又做皮锡瑞本人的工作，极力挽留，其事乃成。除学长聘请皮氏外，南学会还需要有实际办事人员，故设坐办两人，聘黄膺（字鹿泉）与戴德诚（字宣翘）充任。又设管银钱者一人，派委杨  人（字辅臣）。学长与坐办及管银钱者四人皆常驻会中，并给薪金。

三是制定章程。南学会的会章先后订有《大概章程二十条》、《总会章程二十八条》，又订有《入会章程十二条》。这些章程对于南学会的立会宗旨，学会的职能，组织形式，发展规模以及会友的入会条件等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

四是设立藏书处。南学会的立会目的既是为了“开绅智”，提高绅士的中、西学识水平，而要做到“开浚知识”，除了讲论会友的讲述之外，会友们还得有书可读。为此，熊希龄等人决定设立藏书处，地点选定在南学会会所孝廉堂的前进房屋，并聘苏舆之作为图书管理员，专门接待来藏书处研读中西书籍的会友。藏书处另单独立有章程24条，对图书的管理、借阅均有一系列规定，实开湖南近代图书管理事业之先河。为了解决藏书处的书籍来源，创办人确实花费了不少心力。除了以会友入会的经费购买一部分书籍外，主要是动员和鼓励会友捐书。谭嗣同把自己家中藏书几乎全部捐给了南学会。熊希龄、蒋德钧、刘麟祥三人合捐给藏书处的书是92种计330本；熊希龄另以个人名义捐赠的书是84种共计1088本。在谭、熊等人的带动下，不少会友纷纷响应，捐书者前后达40多人。据不完全统计。藏书处的图书总量达到近600种，6000多部，1万余册，还不包括各种地图与报刊。可以说，南学会藏书处为后来湖南图书馆的建立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从12月中旬开始，经过两个月的积极准备，南学会的创办者们已将各项事务办理完妥。1898年2月21日，南学会即正式成立开讲。据载这一天到会听讲者三百余人。首由皮锡瑞开讲，继之黄遵宪、乔树柟（字茂萱）、谭嗣同，最后是陈宝箴宣讲。士大夫无不“啧啧称羡”，论者谓“用平等之仪，讲学会之旨，情比于家人，义笃于师友，此事为生平所未见，不图今日见三代盛仪也。闻湘省之风者，可以兴起矣。”

南学会开讲后，定每月讲四次，七日一讲，逢房、虚、昴、星之日即为讲论之期。到了讲论这天，会友来听讲者须先领取凭单。倘有会外人想来听讲，须先到坐办处挂号，允许后发给凭单方准入座。讲论会主要讲学术、政教、天文、舆地四门，但结果往往超出此一范围。同时主讲者也不限于皮、黄、邹、谭四人。如陈宝箴、乔树柟、欧阳中鹄（字节吾）、曾广钧（字重伯）、李维格、杨自超、熊希龄等人，都先后作讲论。

南学会不止是讲论，还设答问。规定听讲的会友，包括未听讲的通信会友，“其有疑义新理”，均可以“纸笔互相问难”。问题的题目主要由学长皮锡瑞批答。倘学长不能答者，可“代询通人答之”。也规定，所问必须是“有关大义切时用者”，而“零碎考据不答；迂谬论说不答”。答问中涉及的问题往往较讲述的范围为广。要言之，一方面是已讲论题目当中有疑义的，通过答问作进一步的阐述解释；另一方面则是讲论之中所没有的，如对于湖南应兴应革之事，已设未设之局，包括保卫局、课吏馆、不缠足会、编练新军、组织团练、制造枪炮器械，应如何措置，也常常有人提出商榷，因此，答问实际上也变成了一种对于湖南新政的咨询。

　　二、维新派的文明排外

南学会除了开办讲论会外，也讨论地方上的重大兴革及其举措，分析省内外形势，提出方案，供省署当局采纳。故有的学者认为，南学会“实兼地方议会之规模”。

其实，把南学会办成一所议院，或模仿成地方议会，这的确是创办者的初衷。梁启超两次上书陈宝箴，劝陈立湖南自保自立之策，其第二次上书即《论湖南应办之事》，便对南学会的未来作了这样的规划：“先由学会绅董，各举所知品行端方、才识开敏之绅士，每州县各数人，咸集省中入南学会，会中广集书籍图器，定有讲期，定有功课，长官时时临莅以鼓励之，多延通人，为之会长，发明中国危亡之故，西方强盛之由，考政治之本原，讲办事之条理，或得有电报，奉有部文，非极秘密者，则交与会中，俾学习议事，一切新政，将举办者，悉交会中议其可办与否，次议其办法，次议其筹款之法，次议其用人之法，日日读书，日日治事，一年之后，会中人可任为议员者过半矣。此等会友，亦一年后，陈酌留为总会议员外，即可分别遣散，归为各州县分会之议员，复另选新班在总会学习。”

梁启超欲把南学会办成议院的表述是十分清楚的。黄遵宪与谭嗣同对此也有过类似的表述。应当说，湖南官绅对此多有表示赞同者，但也有认为不可的，如皮锡瑞就说：“以此为议院规模，利权尽归于绅，即右帅去，他人来，亦不能再动，似此举动，未免太怪。中国君主国，绅权太重，必致官与绅争权。”然而不管怎样，当时南学会的组织筹办，仍是按照梁启超的计划在实施。故皮氏又说：“予以为诸公意，盖不在讲学，实是议院，而不便明言，姑以讲堂为名，以我不多事，借此坐镇。”

然而南学会是否真正办成议院了呢？应该说还没有。因为南学会开办后仅以讲论与答问为主要形式，其主要立足点还在于开“绅智”。虽然它也讨论地方兴革，向省署提出各种建议，并在全省各地发展分会，但所有这些，都还只能看作是为提高士绅的政治参与意识作准备，或是为设立议院奠定基础，不能说已经达到了“兼具地方议院规模”的程度。

其实开设议院在当时还只是一种计划和设想，并非就可成为现实。梁启超的计划，原本是为湖南作“亡后之图”的，是万一列强瓜分中国，为使湖南不亡所作的一项自立自保之策。而南学会设立之后，当时的中国尚未被列强瓜分，清廷还在，这样一来情况就不同了，湖南维新派怎么敢未得到朝廷的允许便擅自设立议院呢？何况设立议院在湘省还有不少阻力，并非维新派人人都赞同。实际上维新派对此也解释得很清楚。当时南学会的会友有人提出讲论会如此讲论下去，何日才可“收西人议院之益”？建议“废此学而改议院”的时候，南学会主事者即如此答道：“学会者，开民智也；议院者，民智已开之后之事也，界限不可不清也。”“今必欲改学会为议院，必国家先立上下议院而后可，今可行乎？”

南学会还不能够立即办成议院，这并不成其为湖南维新派的遗憾。真正使湖南维新派深感忧虑并担心造成遗憾的，是德国强占胶州湾那样的事件一旦在湖南发生。湖南维新派丝毫不敢排除那种事件在湖南发生的可能性。因为湖南守旧势力非常强固，士大夫多固步自封，仇视外洋；“愚民”无知，受其指使，稍不留意，就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事件。例如1897年2月，“德人谔乃福游历来湘，藩台（按指俞廉三）拒而不纳，三书院生童几欲击之以死”，幸熊希龄与陈三立等“犯众怒而为之”，将谔乃福接往省署加以保护而无事，否则，熊希龄说：“山东曹州之祸不在胶湾而在长沙矣！试思祸机一发，湘人能安枕乎？”所以在湖南维新派看来，如何防范洋人入湘，如何防止湘人“笼统排外”，是比设立议院更为紧迫和更为现实的事情。否则湖南一旦踵胶州湾之后，还谈得上设立议院，还谈得上自立自保？那么应当如何下手呢？熊希龄等维新派认为只有赶紧“开民智”，“开绅智”，尽快地建成一个文明的湖南社会。不少维新派在南学会讲论时，更多地都是强调这一点。1898年4月25日，熊希龄与谭嗣同、皮锡瑞等人商议保湖南之计时，就这样指出：“此一二年内，西人未必即窥湖南，将来诸事办成，民智开通，或可冀其不来，即来而我属文明之国，不至受其鱼肉。特不可闹教，一闹则彼必至，我事尚未办好，大势去矣。”这里说得十分清楚，为了防止洋人不来，来之后不至受其鱼肉，湖南需要尽快地将“民智”开通，建成一个文明社会，因此办南学会，开讲论会，包含着“文明排外”这个直接目的。讲论会的学长皮锡瑞开始似乎不知道有这个目的，只知道南学会的目的在于办成议院。及至1898年3月13日熊希龄与陈宝箴主讲时事时，他才恍然大悟，在日记中写道：“秉三说时事，洋人不可与之开衅。中丞曲为譬喻，属湖南莫打洋人。学会之设，原为此事，至今日始点题。”后来皮氏专门为此撰写讲义，对熊、陈的讲论加以阐发。学界有论者对于学会的此一目的持指责态度，认为“南学会之设立，原是为了制止人民群众的反帝国主义斗争”，“这根本没有什么积极意义”。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即使是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也应讲究策略，盲目笼统排外，只能付出沉痛的代价，是不值得的。同时这种看法也曲解了南学会创办者们的苦衷，有一定的主观片面性。

其实不止是南学会的创办包含有这个目的，便是黄遵宪设立保卫局，熊希龄协助黄遵宪开办湖南通省团练，以及熊希龄、谭嗣同等人创办其他有关移风易俗的团体会社，都抱有这个目的，都是为了造成一个有秩序的、文明的近代湖南社会。如保卫局实际上是中国最早的警察机构。它以“去民害、卫民生、检非违、索罪犯”为主旨，行使市政管理的职能。除缉捕罪犯，还清扫街道卫生，维持市内交通。保卫局附近的迁善所，职责是收容和改造社会不法之徒，如骗、盗及流氓斗殴等，组织他们学习织布、缝纫、刻字、弹棉、制鞋等项技艺，待其释放后，能有一正当谋生职业，不再危害社会。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的积极努力和施为，才使得湖南一步步走上近代化。谁能说这不是抵制帝国主义侵略而保湖南的爱国之举呢？

当然，湖南的维新派并非只懂得“文明排外”一面，他们也知道“文明”的背后还需要有武力作为后盾。这种指导思想在维新派熊希龄身上是十分明显的。早在1896年春他从湖北来到湖南之前就曾经写信给陈宝箴，劝陈在湖南设立枪厂。来到湖南之后，又去南京请械，两度奔波，得大批枪枝弹药，为陈宝箴实现编练新军的计划奠定了物质基础。胶州湾事变发生之后，熊希龄便劝陈宝箴编练新军、设立枪弹厂、开办武备学堂，又帮助黄遵宪设立保卫局、开办通省团练，如此等等，表明湖南的维新派绝对没忽视以武力对抗外国侵略的另一面。

　　三、移风易俗与湖南新气象

南学会虽然没有办成一所议院，但它却俨然成了湖南维新运动的领导中心。它与湖南时务学堂互为表里，又有《湘报》配合宣传，于是有力地推动了新政运动在全省各地的开展，给湖南带来了新的气象与景观。

首先，南学会发展了一大批会友，促进了绅士们的思想解放，为维新运动在全省各地开展培养了骨干。因为南学会倡议官绅平等，入会后既可以听讲，又可以阅读藏书处的中外书籍，而且会友若有著述，只要是发明新理且有价值者，还可以代为刊行。同时作为会友还有可能被派遣出洋或参与地方政务的机会，好处甚多，故入会者十分踊跃。据统计南学会成立不久，入会者达1200余人。这些人大多数都在讲论会听过讲，或与讲论会保持通信会友的联系，接受讲论会友向他们贯输的“新知”，这些新知既有社会科学知识，也有自然科学知识，更多的都是维新变法的理论，对于绅士们的视野开阔，思想解放，无疑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其次，南学会促进了湖南各地一大批学会的成立，对于湖南各地社会风气的转变有提挈改造之功。南学会成立后，湖南各地纷纷设立各种学会，作为南学会的分会。据《湘报》与《湘学报》所载，在长沙省城的学会有湖南不缠足会、延年会、校经学会、保湘会、积益学会、学战会、公法学会、法律学会；在衡山的有质学会；在衡州的有任学会；在龙阳的有龙南致用学会；在浏阳的有群萌学会；在常德的有明达学会；在郴州的有兴算学会；在会同的有三江学会；在邵阳、沅州、岳州、武冈的则直称南学分会。这些学会大体上可以分成三种类型：一种是政治性的会社，像南学会一样，如浏阳的群萌学会，邵阳等地的南学分会；一种是学术性的会社，以研讲学术为主，但在学术中阐明变法公理，如常德的明达学会，郴州的兴算学会；一种是改良社会风俗的会社，如湖南不缠足会、延年会等。据统计，甲午战后至戊戌年，全国各地的学会计64个，而湖南一省就占了19个，在全国为学会最多的省，委实引人瞩目。湖南各地的这些学会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维新变法运动的开展。这些学会设立后，多仿效南学会的活动形式集会、宣讲、辨难、答疑，有如现在的讨论、交流会，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风习的改良。特别有的会社，更是以改良社会风气为职志，如湖南不缠足会与延年会，在当时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与影响。

湖南不缠足与延年会都是熊希龄首倡创办的，创办的总目的当然都是为了建立文明的湖南社会。湖南不缠足会成立于1898年4月上旬，会址就设立在熊希龄主持的《湘报》馆内（长沙小东街）。董事有16人：黄遵宪、徐仁铸、熊希龄、梁启超、谭嗣同、邹代钧、唐才常、毕永年、蔡钟浚、樊锥、罗棠、张通典、曾庆榜、易鼐、杨毓麟、刘善浤。熊希龄等人之所以要设立此会，按照他们的章程解释：是因为当时流行的缠足之风本非人情所乐，如不缠足，妇女就难以择婚，“故特创此会，使会中同志可以互通婚姻，无所顾虑，庶几流风渐广，革此浇风”。不缠足会又名“卫足会”，章程规定：“凡入会人所生子女不得缠足，凡入会人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之女，凡入会人所生女子其已经缠足者，如在8岁以下，须一律解放”，“凡入会者平日在家宜反复开导家人妇女亲友戚属，使勿认恶俗为美”。有这样的规定，加之不少人士纷纷撰写文章宣传，《湘报》大登广告，定做不缠足云头式鞋，谭嗣同又特订《湖南不缠足嫁娶章程十条》刊之《湘报》，黄遵宪还通谕各府、厅、州、县一体张贴劝禁幼女缠足的布告，因此，影响很大。不仅报名入会者很多，而且善化、衡山、新化等地还成立了不缠足分会。这些，可以说为湖南近代的妇女解放运动写下了崭新的一页。

延年会成立于1898年4月25日，会址也设在《湘报》馆内。它的宗旨在于革除中国传统繁文缛节，注重提高办事效率，希冀节省宝贵的时间用于去做正当的事业。熊希龄说：“天无年，无可延也；人有年，可自人延之也。”意思是说：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一个人如果善于利用时间，“无纷扰，有闲暇，则一日可程数日之功，一年可办数年之事，统合算之，将使一世之成就可抵数世，一生之岁月恍历数生，一人之才力若并数人。志气发舒，智虑兴起，境象宽衍，天和充畅，谓之延年”。简言之，即“省去无谓之应酬，则人人多办事，人人延年益寿矣”。延年会制定章程20条，内容涉及到人们起居、作息、办公、休息、往来、应酬等各个方面，对于在这些方面应如何确立正确的行为规范都作了明确规定。

在起居作息方面：要求每日6点半钟起床，学习体操一次，7点钟早膳，8点钟至11点钟办各事，12点钟午膳，1点钟至2点钟见客拜客，3点钟至6点钟读书，7点钟晚膳，8点钟至9点钟办杂事，10点钟睡。

在办公休息方面：强调高度利用时间，提高办事效率。规定凡办公之地不见客、不饮酒。办公之时有人求晤，可在旁等候，须公事办毕才能相见。平时非遇紧要事，彼此皆以函闻，不必面晤。如确有要事须面商，可先约定时刻，迟到者不候亦不见。商谈时言毕即行，不得牵引他事及无聊闲谈延误时刻。若唠叨不休者，主人可端茶送客。即官府因事来请来会，亦须照例而行，断不能以势乱章。凡人以情面请托办事，不能办彼此不得见罪。每过五日可腾出三小时回复远方各处函件，非遇休息日不得博弈、听戏、撞诗钟。

在往来应酬方面：要求无故不得请客，无暇不得赴席，不赴不请，彼此应当体谅。如一定要请客，也只能在房、虚、昴、星休息日进行，同时其筵席也只准五簋八碟，不得奢侈无度。平时有熟友来拜，均不答拜，外来生客可答拜一次。彼此往来，非遇婚、丧、冠、祭大事可不着冠带，带生客来拜亦以便衣接待。贺节、贺喜及虚文酬答之信函，皆宜免绝。同时还要求平时衣物整洁，居处干净，禁止一切不庄重行为。

上述各个方面，要求凡入会者必须严格遵守，否则不能入会。入会前，先将上述规定“以知单布劝各官绅、戚友书知”，入会后，凡一切酬应便“谨守会规，照章行事”。

延年会的上述规定，在当时的湖南很是新人耳目，全省的大多数维新士人无不表示赞赏。甚至南学会的入会章程还特地将它列为南学会入会会友应当遵循的条件之一。这种务实的移风易俗、除旧布新、改良社会风习的提倡，促使湖南维新派在当时能够高效率地办更多的实事。这种做法不仅在当时起了很好的作用与影响，即使到了今天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