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1885年，曾纪泽因为通晓“洋务”，先后担任驻英、法、俄三国公使，活跃在外交舞台上。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被侵略，受欺凌。正如他说：“办洋务难处，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办好外交，绝非易事。他欣然受命，周旋于“不讲理”的洋人中间，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国家权益，始终不卑不亢，酌情据理，与帝国义侵略政策针锋相对，同侵略者展开了坚决斗争。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他不愧为爱国外交家。曾纪泽的外交思想及其外交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邦交不可以常恃”——对国际关系的看法

曾纪泽出使西方之前，对西方文明有所了解。他出使后，深感“万国身经奇世界，半生目击小沧桑。”更多地接融到到西方近代科学文化与政治思想，大开眼界。他赋诗写道：“九万扶摇吹海水，三千世界启天关，从知混沌犹馀窍，始信昆仑别有山。”

随着对西方国家了解的日益加深，曾纪泽对国际关系及西方列强对华态度的认识也比较透彻。当时洋务派中不少人，在对外交涉中，一味鼓吹“以夷制夷”，幻想“联英制俄”或“联俄制日”等等。曾纪泽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各邦虽外和内忌，各不相能，而于中华，则独有协议谋我之势。何也?一邦获利，各国均沾。”因此，他认为：“邦交不可以常恃”。由于认识到西方列强联合侵华的性质，因此，在与他们交涉过程中，他是少有的对列强不抱幻想之人。这一点，他比同时期某些媚外的洋务派高明；同时，他也认识到，对西方列强不能“援尊周攘夷之言以鄙之”，也不能“自恃中华上国而欺凌远人。”这一点，他比同时期固步自封、沾沾自喜，冥顽不化的顽固派要明智。所以，在对外交涉中，他据理办事，不造作，不矫饰，于国有益无损，得到了中外有识之士的赞赏。郭嵩焘在日记中称：“刚与洋人周旋，能存敬慎之心，是以所往皆宜。”

二、“待凭口舌巩山河”——曾纪泽与中俄伊犁交涉

曾纪泽出使不久，遇到了中俄修改《里瓦几亚条约》（以下简称“原约”）的棘手问题。

中俄伊犁交涉本由崇厚办理，崇厚是一个“至庸极愚”的腐朽官僚，在沙俄的愚弄和胁迫下，于1879年10月，擅自与沙俄签订了原约，总理衙门大臣认为：原约“断不可行”，但是，究竟如何处理这一问题，他们胸无定见，奏请交群臣核议。

群臣纷纷上奏，力主重惩崇厚、废约、备战，与俄国决一雌雄。张之洞、盛昱、宝廷、左宗棠等的建议尤为激切，左宗棠悲愤陈言：“武事不竟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兹一矢未闻加遗，乃遽议捐弃要地，厌其所欲，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提出“先折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的方针，以挽回原约造成的损失。而左宗棠总的倾向是决胜疆场以挽回利权。他说：“此时局势，固非决之战胜，别无善策。”有人甚至主张不计成败也要决一死战。总之，当时是“街谈巷议，无不以一战为快。”只有主和派李鸿章等主张批准原约。

清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拒绝签约，并将崇厚革职，判斩监候。对此，沙俄十分恼火，一方面对清政府进行外交恫吓，一方面进行军事威胁，在中俄边界集结军队，将军舰开进中国海域炫耀武力，英法美德等国也反对治崇厚罪，以免中俄战争爆发，危及他们在华利益。

在国内群情激昂、列强胁迫下，曾纪泽受命出使沙俄改约，任务非常艰巨。他说：“须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他写下诗句：“仓卒珠盘玉敦间，待凭口舌巩山河”，表达了他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坚强决心与充满必胜信心的豪情。

曾纪泽的谈判对手是沙俄外交大臣格尔斯，财政大臣热梅尼，驻华公使布策。谈判时，曾纪泽坚持“力争分界，酌允通商”的原则，力争改约成功。他认为伊犁南境的帖克斯川流域，地处南北要冲，十分险要，如不收回，仅仅归还伊犁孤城，“俄有归地之名，我无得地之实”。由于他屡次力争，俄方才同意归还，却以此为砝码，讨价还价，要求中国必须另给土地补偿，还要在商务、偿款方面作很大让步。在谈判时，格尔斯“面冷词横”，布策“阴柔狡狠”，热梅尼肆意恫吓。这些人威胁利诱，欺蒙哄骗，招招使尽，企图胁迫、诱使曾纪泽屈服。曾纪泽怀着一腔爱国热忱，凭着丰富的知识，坚强的意志与敏捷的辩才，据理力争，极力维护民族尊严与利益，使沙俄阴谋未能得逞。

在谈判中，布策提出中止在俄谈判，派人到北京改约，企图迫使曾纪泽在界务上做出让步，但曾严正表示：“中国看界务最重；商务于两国有益，可以相让。至于界务，我在俄国不能答应的，布大人到北京，中国仍然亦不能答应。”他还义正辞严地告诉俄国人，“自今以后，中国土地断无再让之事！”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俄国无理要求。

至于商业上的让步，只是有条件地把原约许给沙俄的好处，略让一二。曾纪泽说：如果俄国“全还伊犁，则前约所载通商好处，至今未答应者，仍可酌让一二。其断难应者，中国仍不允许。”他改订的条约表明，在商业上的让步，要比原约轻得多。

关于偿款问题，曾纪泽的确有意增加一些作为沙俄在界约问题上让步的补偿，但不是他主动建议再增四百万卢布。当时沙俄打算在原约的基础上“再加上一千二百万。”面对沙俄的饕餮大口，他一口回绝说：“倘要一千二百万卢布，中国情愿打仗，再出此款。”沙俄迫不得已，减为四百万卢布。曾纪泽认为“四百万未免太多”。为了避免在偿款数目上节外生枝，他才同意再增加四百万卢布。

在谈判中，当沙俄以战争相威胁时，曾纪泽回答说：“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倘不幸而有此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与俄一战。中国人坚韧耐劳，纵使一战未必取胜，然中国地方最大，虽数十年亦能支持。”中国“不能让者，无论贵国有若干兵船，中国定不答应。”他的这番话，既显示了他不畏强暴的大无畏精神，说明他认识到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又打击了沙俄色厉内荏的嚣张气焰。热梅尼说：“我们的示威没有使他们害怕。”

热梅尼向曾纪泽索要“兵费”时，采取蒙骗手法。热梅尼说：“譬如寻常百姓之家，若邻居令我不得安居，我既出租钱，理应涉讼，断令补偿。”曾纪泽立即反驳：“无论邻居有无相扰之事，即使合此比譬，理应涉讼，亦无讼者自断之理，应请各国公断。”

沙俄的外交恫吓、欺骗无效，军事威胁破产。经过近半年的艰苦谈判，终于在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与沙俄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这一条约比原约要强得多。当时，英国驻俄公使说：“中国已迫使俄国做出了它从未做过的事，把业已吞下去的领土又吐出来了。”曾纪泽的谈判对手格尔斯也高度评价曾纪泽：“以贵爵之才智，不惟出众于中国，亦罕见于欧洲，诚不可多得之使材也。”

曾纪泽改约的成功说明：在弱肉强食的时代，国家虽然衰弱，只要实权人物把握好时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外交途径，在一定程度上仍可维护国家权益。

三、保藩固边——曾纪泽与中法越南交涉

中法越南交涉时，曾纪泽展开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反映了他的“保藩固边”思想。

19世纪80年代初，法国把侵占越南北部（当时称为北圻或东京），并以此为跳板，侵占我国西南地区提上了议事日程。法国好战的内阁首脑茹费理无耻宣称：每一个资本主义列强都“在广大无边的中华帝国内，竭力地攫取他们自己的一份……而我们就必须站在那个富庶区域的道路之上。”在法国日益加紧侵略的形势下，曾纪泽属主战派。当时他正出使西方，比较了解西方列强之间的关系，具有丰富的国际知识，对法国内政外交情况较熟悉。因此，他既不象某些主战派盲目主战，也不象某些主和派一味妥协，而是主张保藩固边。一方面，他主张对法国采取强硬政策，另一方面不放弃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中法越南之争的可能性。他的主张可概括为八字方针：“备战求和”、“据理力争”。

曾纪泽备战求和的方针主要体现在以下二点：

一是实筹战备，要有决战到底的决心。他多次致电总署，要求加强中国在越南的军事力量，凭借军事实力阻止法国武装入侵，以备战来避战，并以此作为谈判后盾。他在致电总署信中说：“夫所谓备战者，特谓吾华必实筹战备，乃可望和。”中法战争爆发后，他又主张中国应有坚持到底的决心和行动。他说：“若我能坚持不让之心，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此彼所甚畏也。”一直插手中法议和的赫德也认为只要中国能坚持战斗，就可能取胜。他说：“战争越拖长，中国越可能获胜。”

由于清政府举棋不定，顾虑重重，多未采纳他的正确主张，贻误了战机。对此，他极为愤慨地说：“此案每下愈况，始终误于三字：曰柔、曰忍、曰让。”

二是联越抗法。曾纪泽一再强调联越抗法的重要性——只有共同抗法，才能抗击外来侵略。他说：“越南危，非中国之福。中国不宜稍存畛越之心，越南不宜自外生成之德，必须声气相通，谋猷不紊，乃得辅车唇齿之依。”为了联越抗法，他向清政府、向越南国王都曾提出过合理建议。由于中越政府均没有抗法的坚强决心，曾纪泽这一正确主张必然难以实现。除了建议中越政府备战外，曾纪泽也尽力争取和平解决中法冲突，这体现了据理力争的方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据理与法国政府交涉。在巴黎，他多次向法国政府严正声明：越南是中国的属国，中国不承认法越之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如果法国侵略越南，中国不能置若罔闻，茹费理诱使他说服清政府撤军，他断然拒绝说：“为公使者，可为本国所信任，然不能使本国曲循所请！”坚决拒绝了侵略者的无理要求。由于他多次不屈不挠，与法国政府据理力争，以阻止法国侵略，违背了法国利益，法国认为他是实行其侵略野心的障碍，必欲去之而后快。清政府慑于法国压力，撤掉了他驻法公使职务。他与法国政府据理交涉，没有成效，转而更多地运用以夷制夷的手段。

第二，以夷制夷，它是当时一些开明官僚士大夫普遍具有的思想。魏源早就提出过“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以夷制夷反抗外来侵略的思想。随着历史的发展，一些官僚士大夫又产生了借此夷以制彼夷的以夷制夷思想。所谓“联英制俄”、“联俄制日”等等，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它作为策略运用，无可厚非，但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依赖一个强国反对另一强国，往往达不到以夷制夷的目的，反而落得为夷所制的悲惨结局。李鸿章联俄制日的后果就是证明。曾纪泽则主张借一个强国或几个强国以制法，同时，反对出卖国家权益，依赖强国达到目的。

曾纪泽运用以夷制夷的策略，主要是请英国调停。他深知英法在非洲、东南亚争夺殖民地的矛盾很尖锐，英国对法国挑起侵略越南、中国的战争，心怀顾虑，担心损及英国在华商业利益。中法战争爆发前，他主要请英国说服法国停止侵越；中法战争爆发后，主要着眼于请英中立，在反对批准《天津简明条约》的前提下，请英调停。不过，他利用英法矛盾，企图争取英国作有利于中国的调停，只不过是幻想。因为英国首相格兰威尔“一方面不希望中国市场由于长期的战争而枯竭；另一方面，中国的任何胜利将普遍对欧洲人产生严重的后果。”英国反而促使赫德幕后操纵中法让和，在中国战胜情况下，签订了屈辱的《中法新约》，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曾纪泽保藩固边的愿望落空了。

本来，在中法越南交涉中，曾纪泽的方针是基本可取的。在对法交涉时，他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应付，又一次显示了他的外交才能。但个人的能力不能不受历史条件的制约。清政府的昏愦、懦弱无能，法国野蛮的军事侵略，列强的狼狈为奸，导致了曾纪泽保藩固边主张的失败。

曾纪泽持节西使，前后8年，之所以能在外交上有所建树，就他个人来说，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置于崇高无上的地位，能置个人身家性命于度外。他说：“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身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又说：“交涉事件，不敢爱己力身即便安，不敢恤人言而意图迁就。”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第二，具有高度的责任感。日意格在一篇攻击他的文章中也不得不承认：“曾侯趋公勤谨，善于做事。”中俄伊犁交涉时，格尔斯多次恭维他：“贵爵办事最为谨慎。”从曾纪泽多次对外交涉中，我们都可以体察到他为国为民的强烈责任心。

第三，在对外交涉时，他不虚骄自大。他主张按“忠信笃敬”的态度对待外国人。对忠信笃敬的评价，史学界颇有分歧。按他父亲曾国藩的解释是：“忠者无欺诈之心，信则不说假话耳，笃者原也，敬者慎也。”因此，这种态度是可取的。这有利于广交西方友人，也有利于中外交涉。

第四，具有不畏强暴，据理力争的凛然正气。曾纪泽说：“理之所在，百折不回，不可威力所屈。”这个“理”就是国际公法，就是他交涉时所持有的正义立场。

第五，勤奋好学，博学多识，具有灵活的谈判技巧，敏捷的辩才。曾纪泽31岁时发奋学英语，能流利地用英语交流。他说：“本爵颇好留心西学，志欲使中国商民，仿效欧洲富国强兵之术，格物致知之学。”由于“熟悉世界政治”，成为与英、法、俄谈判的得力代表。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曾纪泽的外交思想及其实践也有失败的时候，我们不能因此苛求他，指责他。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曾纪泽的主要外交思想及其外交实践不仅高于其前辈，也高于同时代人。因此，中外人士给予了他很高评价：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说：“曾纪泽出使8年，满载着光荣而回到北京，成为中国近代派遣到国外最成功的一个外交家。”

钟叔河先生说：“在清季外交史上，曾纪泽可以说是没有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失败和屈辱的罕见的人。”

综观曾纪泽的主要外交思想及其实践，他不愧为中国近代杰出的爱国外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