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 言
近代中国的西学东渐，在多数研究中所呈现的图像，基本上以男性为中心。19世纪中叶，湘乡曾氏因曾国藩而兴起，曾国藩一生讲求理学，以维护孔孟名教为号召，但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深切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成为最早推动师夷长技实际工作的封疆大吏之一。他给湘乡老家的曾氏族人带来了极大的影响。相对于沿海通商口岸，湘乡是偏于内陆的保守城镇，曾氏家族妇女一方面在保持传统妇道和名教上是这个时期上层官宦家族妇女的代表；另一方面也因曾氏男性的勇于接触西方新事物，而有了不同于当时绝大多数上层官宦人家妇女的机运。
曾国藩次子曾纪泽出使法、英、俄前后8年（光绪4年至12年，1878-1886），其妻子、儿女和一位妹妹随行。她们不由自主地成为中国近代少数最早暴露于西方文化环境中的官家妇女。她们如何面对西方文化？有那些方面的接触？造成怎样的影响？做为近代中西文化接触及中国妇女生活史的一环，这些问题应该是值得探究和回答的。
本文企图透过曾纪泽日记，勾勒曾纪泽女眷在其使欧期间与西方人与事接触的经历。
二、没有女性自己的声音：《曾纪泽日记》的价值与局限
《曾纪泽日记》最早于光绪7年由申报馆排印出版《曾侯日记》，内容起止于光绪4年（1878）9月初——至5年3月26日。光绪17年改以《出使英法日记》之名，收入小方壸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光绪19年江南制造局总局出版的《曾惠敏公遗集》收入较完整的《曾惠敏公日记》两卷，起于光绪4年7月27日，止于12年11月19日。其后光绪23年又有《使西日记》的出版。最重要的一次出版则是1965年，学生书局据手写稿，影印出版了《曾惠敏公手写日记》，起于同治9年（1870）正月1日，止于光绪16年闰2月26日。1998年岳麓书社又以《曾侯日记》和《曾惠敏公手写日记》为底，汇集诸本，编校成较完备的标点排印本《曾纪泽日记》。本文所依据的就是这个较完善且新近的定本。
过去学者较注意《曾纪泽日记》中主人公生活的一面，尤其是他对英法俄各国的外交交涉，很少注意其私生活，尤其与妇女有关的部分。从我们所关注的角度看，日记中很多有关曾氏女眷的记述已经成为极其珍贵的记录。这是因为第一，这些女眷除了二妹纪曜，没有留下自己的片言只字，我们几已无法得知她们自己的心声，只能透过做为她们的丈夫、父亲或兄长的记录，从侧面见到她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其次，在曾纪泽之前，虽已有驻外大臣郭嵩焘的《使西纪程》和刘锡鸿的《英轺私记》等类似性质的著作，但书中几乎完全没有女眷于驻在国生活的消息。而且据郭嵩焘答英王之言，他们的女眷似仍固守女子不出闺门的传统。相对来说，曾纪泽是一位比较“家庭型”的男人，乐于与妻女弟妹闲谈、出游，享受与家人共处的乐趣。他的日记里留下不少这方面的剪影，也包括了其家眷与洋人来往、参观、学习和其它活动的信息，可以说是19世纪末中国女性在欧洲，面对西方世界和文化的重要纪录。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私生活的记录，尤其与女眷有关的部分毕竟不是日记内容的主体。除少数例外，一般仅简单一笔带到，没有较详细的内容，也几乎不提这些女眷本身的意见或观感。偶尔，如光绪7年（1881）2月26日，纪泽记道：“偕内人至牙医伊樊师处，候半时许。医者以麻线束牙，剪而错之，酸痛甚剧，傅药而痛止。方施治之时，余在旁观之，亦为之汗流浃背也。”他详细记述牙医如何为妻子治牙，竟然提到妻“酸痛甚剧，傅药而痛止”，已属极为难得。但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他记述的重点其实是在他旁观时自己的感觉：“方施治之时，余在旁观之，亦为之汗流浃背也。”又日记中常见某日“内人与女儿来书室坐甚久”，完全不说到底坐了多久，也不提谈了什么。少数时候记载例如“夜饭后与女儿等谈小说”（光绪2年7月16日），提到是谈小说已属难得的详细。
其次，或许由于知道将要公开，日记几乎完全没有闺房之内真正属于私密性的内容，与女眷有关的部分严格说来仍然多属于可以公开，例如妻女随同觐见外国元首或皇后，与洋人互访，出游，参观或就医之类。
再者，曾纪泽自己毕竟是日记的主人公，女眷会出现在日记中，常常是因为她们与他同行，或由他担任传译或做的安排。女眷自己可能有的一些活动，即使与接触西方社会文化有关，但如与他没有直接关系，很可能根本不会出现在他的日记里。
更有甚者，曾纪泽游走各国，有时家眷并未随行，日记中除记载互通书信，就几乎完全见不到这时家眷的活动。例如从光绪6年6月初七离英，纪泽由法、德赴俄国，到光绪7年（1881）2月初二重抵巴黎，见到其妻，其间足足有8个月的时间，其妻、女及妹妹的情形完全不可得见。这样因与妻女暂别而失去记录的情形颇不少，这对我们全面认识其女眷在欧洲的生活也造成了缺憾。尤其遗憾的是因为曾纪泽出门在外，其妻女反而可能有了独立自主活动的机会。没有这部分的信息，实在可惜。
此外，我们知道曾纪泽经常翻阅自己的日记并曾多次誊抄，甚至删修内容。在一次次的删修中，不少原本与家眷有关的记载很可能被当做他所谓的“寻常琐事”而削去。就理解妇女生活史而言，寻常琐事中往往有极重要且有趣的信息。曾纪泽知道自己的日记有一天会公诸于世，要面对一群远比自己保守的官宦同僚，因此对其妻女在欧洲稍不合传统“名教”的言行，都有可能加以掩饰、模糊化或干脆删除。例如光绪6年2月4日，曾纪泽在官邸举行茶会，甚至跳舞，有一千二百余人参加。光绪11年4月，纪泽率其妻女前后三次参加德文舍园、柏金邯宫和其居地城主的跳舞会。依照当时的礼节，曾氏夫妇作为茶会的主人，不可能不与男宾坐谈和周旋；参加舞会也几乎不可能仅作壁上观。日记一字不提其妻女在这些活动中如何“自处”，中国读者如不熟悉西方礼俗，也就无从推想她们是否曾作出“有损名教”的事。总之，我们有理由相信，曾纪泽在删修中曾刻意不提、简单化或模糊化了其妻女的某些活动。
不过也正因为这样，他的日记还能保存有这么多的资料，实属不易。
三、曾纪泽使欧前家中妇女与西方文化的接触
湖南湘乡相较于19世纪末的沿海口岸都市，毫无疑问是一个偏处内陆、十分保守的地区。湘乡曾氏一门受曾国藩的影响，成为当时保守风气下极少数愿意并有机会接触西方新事物的人家，其中又以次子曾纪泽的态度最为开放积极。
曾纪泽生于道光19年（1839），幼年随身为翰林的曾国藩在北京，咸丰3年（1853）因父丁忧回籍，14岁回到湘乡。咸丰6年18岁成亲，娶云贵总督贺长龄女，贺氏于咸丰7年因难产死。纪泽于9年续娶陕西巡抚刘蓉之女刘氏，育一男（广銮）二女（广璇、广 ），并抚入弟弟纪鸿的一个儿子广铨。光绪4年随纪泽赴欧的女眷主要就是妻刘氏、二妹纪曜夫妇、子广銮及次女广 。其后，光绪8年（1882），长女广璇偕夫婿亦来。
大致说来，曾纪泽家眷与西方事务原本就因曾纪泽个人的喜好而常有接触。等到受命将出使英、法，曾纪泽更刻意为她们作了许多行前的准备与安排。以下即分为两大阶段，简要说说这些妇女早期及随行赴欧前与西方人与事物接触的情形。
（一）早期接触
在曾国藩的几个儿子中，曾纪泽是科场失意，却最醉心于西学的一个。曾家很早即接受了西方的医药。曾国藩吃西药，连带家人也一并接受。在《曾纪泽日记》里最早的有关记载是同治9年（1870）2月28日，32岁的曾纪泽在北京“为母亲配洋药”。能为母亲配药，可见他对洋药已早有接触和认知。同年12月14日又有“搽外国药于母亲肘上”的记载。
这时他还喜欢照相（同治9年4月29日、5月初2日），逛洋货店（9年4月19日），家中搜集不少西方“奇巧淫技”之物。日记最早的记录是同治9年6月20日：“饭后，看《纲鉴》15页，校书2页，温《周易》‘噬嗑’至‘升’，整电气匣良久。”电气匣不知是何种器物，从日记后来的记述看应是一种医疗器具。他还有洋琴，有些时候，几乎每天自学洋琴（同治9年8月25、26、28、29、9月初六、初七，同治10年正月23、24、25、26、28、29、30日）。如果稍稍统计日记中提及他藏有的西洋物品，从乐器、药物、医疗器具、千里镜、显微镜、照相机、钟表、映画匣、兵器、灯具到洋棋、洋画、洋书、内容不详的“洋玩物”，不下数十百种。
他除了喜好把玩和学习使用这些西洋器物，更努力学英文，日记页头空处常见他所抄录的英文单字及中文字义。从他后来的日记可知，这段期间他最苦恼的是很少练习会话的机会，又从他为单字以中文字所标的音可以想见，他的英语发音不可能太准确。
曾纪泽如此亲近西洋文物与知识，又是一个和家人十分亲密的男人，自然会和家人分享他的新奇之物和知识，而使这些不出闺门的内眷也有了与西方文明接触的机会。正如前文所说，他经常和母亲、妻子儿女或侄儿、侄女等亲人在上房或书房谈话，可惜一般不记载谈话的内容。从偶尔提到的看来，这些内眷对曾纪泽拥有的西洋宝物并不陌生，例如曾纪泽会拍照和洗相片，同治11年10月初六和初七两天“余至上房，为诸妹照像。”照像也有不成功的时候，如光绪2年12月11日“因（为？）内人妯娌影相，经营良久，天阴光小，照不能成。”又，曾纪泽有所谓的夜镜和千里镜，他常拿给诸姐妹、叔母等观之。较详细的一次记录是曾纪泽指导她们看洋画，光绪2年6月初十，“至上房坐极久，因女儿福秀、侄女福锡、甥女朱昌贞翻看洋画，为之指点名目也。”这里很清楚表明曾纪泽在内眷中传播西洋文明所起的作用。因为其子广銮经常生病，曾纪泽曾看不少西洋育幼的医书，光绪元年2月初二，他一边抱着生病的儿子，一边读《活幼珠玑》；初四又读《妇婴新说》。虽没有直接的证据，但照顾病儿的工作毕竟是主要由妻女负担，他有可能和她们分享这些妇婴新知。
除了西洋奇器，曾氏女眷最早接触到的洋人就是洋医。同治10年春，曾纪泽56岁的母亲为寒疾和左腿肿痛所苦，同时延请中西医生数人。其中有通医术之洋人马清臣（即马格理，Sir Samuel Halliday MaCart-ney，1833-1906）。他由爱丁堡大学医科毕业，是曾纪泽论西学和学英文的好友，曾主办金陵机器局，协助郭嵩焘赴伦敦设立中国使馆，后来也成为曾纪泽使欧的随员。从日记中土洋医生的出现频率可以很清楚看出，马清臣来诊越来越频繁，诊视的内眷也由母亲至妻儿子女和其它的家人。据崇德老人即曾纪芬的自订年谱，“欧阳太夫人患春温甚剧，腿肿而小便带血，制造局洋员马格里进西药而愈。”西医和西药不但征服了曾纪泽，也征服了曾家妇女。一次，曾纪泽的姐姐纪曜在给纪泽的信中说：“以姐观之，西医审症之详，可称至精至绝。若其药味却与中国相仿，治有余之症则易效，治虚弱之症则迟缓……”这虽是曾纪泽出洋后的通信，但她对西医的信心则是建立在周遭家人长久以来医病经验的基础上，这应有助于曾家妇女能以较开放的态度去面对西洋其它的奇技。
很可惜从曾纪泽日记中，我们毕竟仅能偶尔间接地得知若干片面的信息。这些女眷或留在湘乡老家，或随纪泽到安庆、北京等地，她们很可能还有其它和西洋事物接触的机会，现在已难较全面地知道了。但从有限的资料中不难发现，曾氏妇女在当时的环境下，尽管不排拒，也仅能被动和间接地因曾纪泽而认识到若干西方的新事物。
这样的接触是十分有限，意义却重大。因为光绪之初，士大夫阶层仍普遍地视西洋事物为毒蛇猛兽，接触西学仍为士人所不耻，更何况女流！郭嵩焘使英法之副使刘锡鸿在其《英轺私记》中刘锡鸿以阴阳、胸背为说，力辩妇女应锁在闺房之内的道理。出洋见过世面的他，持论尚且如此，更遑论留在国内那群以卫道为己任的其它士人与官宦。当时士大夫普遍视出洋为畏途，郭嵩焘出洋前心情亦不安，请人占吉凶，由此可见士大夫一般的心理状态。郭、刘在欧洲都不敢任意让自己的女眷抛头露面，深恐有损名教而遭物议，曾纪泽极敬重郭嵩焘，却以完全不同的心情和态度，尽可能为家眷做好出洋前的准备。这在当时士大夫的圈子里，实属石破天惊。
（二）曾家随行女眷的出洋准备
同治11年（1872）曾国藩过世，曾纪泽丁忧回籍。服满，13年又丁母忧。光绪3年（1877）7月，母忧服满，进京谢恩，见两宫太后，慈禧频询其是否懂洋务，通洋人语言文字，以及沿途对洋人兵船的观感。晋见后，曾纪泽已有预感，自己将被任用于洋务上，因此在京期间，他除与京官应酬，也频繁地和各国洋人往来，勤奋苦练英语，更广泛地阅读与西方宗教、历史及西学相关的书籍，十分积极地做着办理洋务的准备。
曾纪泽不但为自己做了放洋的准备，也要家眷做好与洋人和西方文明适度接触的准备。光绪4年（1878）4月底，曾纪泽家眷从湘乡来到北京。她们在曾纪泽的安排下，从5月开始接受行前“教育”。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如何与洋人见面，了解西方的礼仪。“教育”的时间不过一、两个月。以下将其妻在北京时与洋人来往的情形，依日记简述如下：
5月21日丁冠西夫妇来拜，陪冠西在客厅一谈，引其妻至上房，与内人一谈。客去，入上房久坐，与仲妹久谈。
8月20日写西字函致丁冠西，因内人将随同出洋，恐酬应诸多不便，将先往拜丁君之夫人，一问礼也。
8月21日饭后，偕内人至丁冠西之夫人处，坐极久，申正归。与仲妹久谈。…夜饭后，与松、栗等久谈，入上房一坐。
丁冠西即翻译《万国公法》的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WilliamA.P.Martin，1827-1916），光绪3年（1877）以后曾纪泽和他过从极密。冠西的著作《中西闻见录》、《公法便览》、《测影加减表》等都是曾氏出洋前的读物。8月28日入见两宫太后后，9月初四他率全家离京，经天津南下上海。到上海后，他更积极安排自己的内眷与洋妇来往并参观西式文物：
10月14日白德勒之妻来谒内人，陪坐极久。
10月20日夜饭后，偕内人、仲妹率儿女至许妥玛之夫人家久坐。
10月26日白德勒之妻来送内人、仲妹之行，传话良久。
这位“白德勒之妻”后来回到英国，成为曾氏一家在欧时过从极密的朋友。而且从曾纪泽后来的日记知道，其妻女到上海时即寄寓在白德勒家里，很可惜日记中完全未提其妻、妹、子女与洋妇交往的细节。又从曾纪泽陪坐或传语可知，其内眷到这时还来不及学习任何外国语文。此外，很明显的一点是开通如曾纪泽者，仍无法突破男女有别的传统观念。他的家眷可与洋人接触，唯限于女性，这是曾纪泽开通的底线。他不但出发前即确立了底线，并在船到香港时，绝不逾越底线。
（三）名教的底线
曾纪泽虽然开通，面对攸关名教之大防也不敢稍有踰越。他一方面不愿家眷于出洋后深锁于闺门之内，另一方面也无法接受西礼之男女无别。为了维护传统名教，他于上船以前，特别写了一封信给随行的法人法兰亭（Joseph H.Frandin，1852-？），请其代向法国政府说明他使欧期间对女眷在礼仪上将采取的态度：
中国先圣之教，则男女授受不亲，姑姐妹女子既嫁而返，兄弟不与同席而坐，不与同器而食，至亲骨肉其严如此，则外客更可知矣。中国妇女若与男宾同宴，将终身以为大耻。中国公使眷属，只可间与西国女宾往来，不必与男宾通拜，尤不肯与男宾同宴。即偶有公使至好朋友，可使妻女出见者，亦不过遥立一揖，不肯行握手之礼。中西和好虽殷，吾辈交情虽笃，然此一端，却系中国名教攸关，不必舍中华之礼，从泰西之礼也。
所谓“不肯与男宾同宴”，“不肯行握手之礼”，是曾纪泽这位大男人的想法。我们完全不知道其妻或女是否真以为若与男宾同宴，即“终身以为大耻”。女性本身的声音，再一次没有留下痕迹。她们身不由己地飘洋过海，置身于风俗“迥然不同”的西洋，如何面对不同的环境？动静之间，一切条条框框显然是由她们的丈夫、父亲或兄长做主——女性真能自己做主的时代还未来临。
她们在香港面临了第一次在西洋环境下维护旧名教的考验。光绪4年（1878）11月初二，曾纪泽及家眷船抵香港。香港总督亨乃西（又称亨尼西，Sir John Pope Hennessy，？-1890， 1877-1882任香港总督）来迎，并拟遣其夫人拜见曾之内眷。曾纪泽即向港督表示“中西礼节不同，不能拜男宾，尤不能同宴。”港督对中国礼俗较有认识。因此第二天，港督“仍遣舟舆迎内人登岸，余亦入其署中，照应一切。余与亨公谈宴极久，内人在上房，有女仆能传达语言，谈宴亦尽欢。”男女分别欢宴后，“余偕内人同至博物院，游观甚久。”这时香港由英国统治已三十余年，西风甚盛。晚上，港督又大宴纪泽，“男女客二十余人皆至。戌正入席，奏西乐以侑觞，亥正席散。”这一次宴会，曾妻未参加。曾纪泽小心翼翼地记录了这一天他如何依据女眷“不拜男宾，不能同宴”的自订原则，应付中西礼仪上的问题。船行约一个月到马赛，此后曾氏女眷有什么新的遭遇？曾纪泽还能坚守原则吗？
四、曾氏妇女在欧洲与西方文化的接触
曾纪泽为大清驻英、法钦差大臣，原先半年在法国，半年在英国；后兼驻俄，也偶尔会到俄国小留，其家眷随之辗转英、法，大开眼界。在19世纪末的欧洲，欧洲人对中国人普遍怀有好奇，想要一睹神秘东方女性的人很不少，当然真能见到钦差大臣内眷的仍以各国上层贵族妇女，或用曾纪泽日记中的话来说，以“命妇”为最多。此后8年间，曾氏女眷随着本身语文能力的增进，和西人有越来越广泛和频繁的接触。接触的人虽以女性为主，但有许多场合显然不可能不接触到西方的男性，例如就医、晋见驻在国君主、参加茶会、跳舞会或其它公开的社交活动。
（一）与西人来往
日记中曾氏女眷相关的社交活动。和西人往来的部分可粗分为：一般拜谒、茶会、外交礼仪活动、就医和其它社交活动五大类。
1.一般拜谒
曾氏一家从抵达法国起就与西人之间有十分活跃的社交拜会。曾纪泽自己身为使臣，往来拜会之多，自不待言；其妻女也颇为活跃。曾氏一行于光绪4年（1878）12月12日到巴黎。依日记看来，曾妻第一个会见的西妇是陪同曾氏一家到法国的法人法兰亭的妹妹，时间在抵达巴黎的第五天，“兰亭之妹来见内人”，曾纪泽代为“传语良久。”交谈内容则不可知。5年正月初二，“申初，偕内人、仲妹率儿女至兰亭之妹李柏门家坐极久，酉初三刻归。”正月26日，“法兰亭之母率其儿妇、女儿来谒内人，传话极久。”曾纪泽原不谙法文，在赴欧的航程中才开始学习，抵法即担任传译，想来应该是较简单的应酬话之类。
西妇来拜谒，曾妻在礼仪上不能不回拜。这一类相互拜会的活动变得极为频繁。抵英国的第二年，曾纪泽为方便其妻女会见女客，甚至在寓所中特别布置了“女客厅”。这一方面显示会客的频繁度，须要一个独自固定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男女有别”仍然是其妻女在社交活动中须要把握的原则。
起初，曾纪泽照例担任其妻女的传译，后来她们学习英语，逐渐能够与洋人独自交谈。她们英语能力的培养在日记中没有太多的记载，只知最初是由曾纪泽自行担任教席。光绪5年3月下旬，曾纪泽曾利用约一星期，每天教妻女及二妹英文，时间并不长，效果亦不知如何，而她们是否另有洋教师也不得而知。
不过毫无疑问，曾氏女眷有颇不差的语言天份，抵欧约历两年，即可以英语与洋人交谈。较明确的线索见于光绪7年（1881）6月13日的一条记事：“巴夏里（Sir Harry Smith Parkes，1828-1885）携其女来谒，引其女至客厅，与内人、女儿坐谈，余自至下层客厅，陪巴夏里久谈。”由此可知其寓所的“女客厅”在楼上，曾纪泽陪巴夏里在楼下客厅谈话，巴夏里之女则在楼上与曾妻女座谈。他们分在两处陪洋客交谈，可见其妻女这时必然已能单独与洋人言语应对。在此以前，通常是曾纪泽陪来访的女客到女客厅或上房见自己的妻女，并担任传译，日记中称之为“传语”或“传话”。光绪7年以后，日记中最常出现的字眼已不是“传语”或“传话”，而是“陪坐”、“陪谈片刻”、“陪话良久”。由于妻女已能自行应付访客，曾纪泽也才得到若干避免会见女客、减少应酬的机会。
与曾氏妻女及妹妹来往的西妇的身份，依日记中的用语有某某人之妻、某太太、某命妇、某姑娘等，人数极多，一一追查她们的身份，已不容易。大致而言，往来西妇以政要之贵妇为最多，但也有街坊邻居的太太们。曾氏女眷见女客，一天之内有时可达十几二十人。光绪10年正月，其妻庆44岁生日，登门之贺客更达两百余人。
她们出门拜谒，经常一拜四、五家，或乘车或步行，或遇或不遇，曾纪泽照例都同行。日记中不见其妻女单独出门拜客的例子，可是曾纪泽经常旅行在外，日记中没有家眷的消息，我们无法得知，其妻女这些时候是否即不出门、不见客。较特殊的例子是在曾纪泽归国前夕，光绪12年（1886）8月初二日，他的两个女儿广璇、广单独自寓所到伦敦去，“两女儿往伦敦，余视其去后，归室。”两天后，初4日“两女儿自伦敦来，在余室坐谈。”但日记中完全不提她们是在什么情况下，为何单独出门。
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拜会不少是礼貌性的，出门拜访并未事先约定，登门不遇，留下名片而已。但也有不少是出于友谊，往来十分频密。其中一大部分是使馆洋员如法兰亭、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1835-1886）、马格里等人的家属，还有就是新结交的朋友如医生费兹结罗一家。两家女眷不仅经常来往，医生之女和曾纪泽女儿十分友好，光绪10、11年甚至两度来曾家小住。旧识则有白德勒一家。白德勒一家原在上海，曾纪泽出洋前其妻女到上海曾寄寓其处。光绪6年（1880）5月21日，白德勒之妻回英国，曾纪泽曾亲督仆役安排房间，陈设器具，以便款留，“以答其在沪时款留内人、女儿之惠。”其后直到曾纪泽御任离欧，白德勒一家可以说是曾家女眷往来最密的西方朋友，而这样的来往无疑已超出一般拜会的范围了。
2.茶会
茶会是另一种和西方社会接触的重要场合。一般拜会发生在曾家女眷和会见的对象之间；茶会则是事先邀约，往往是较大规模的聚会，聚会时不仅是交谈，也有各式表演、音乐、球戏或跳舞等娱乐活动。参加这样的社交活动，更能有机会见识到西方上层社会的文化。曾纪泽于日记中未曾描述茶会的一般形式.
曾纪泽率其妻第一次参加茶会是在光绪5年（1879）12月25日。茶会主人是英国伯理玺天德（总理？内阁大臣？）格勒斐的夫人。日记对茶会的内容毫无描述，其详情不得而知。光绪6年、7年，曾氏一家每年参加4、5次茶会。6年（1880）2月初五，曾氏夫妇甚至曾在官邸举行一次盛大的茶会，男女来客共达一千二百余人，茶会中来客还“跳舞极欢”。曾家茶会有跳舞娱乐，完全是仿照当时的习俗而来（详见下节）。七年中的一次是赴英国太子的花园茶会。日记中对光绪7年（1881）4月20日命妇罗思家的一次茶会，曾有如下难得的记述：“有为鸟戏者，臂一白鹦，人歌则鸟舞，或口衔铃铎，摇之以应节奏，灵慧可喜。”除了表演，光绪11年（1885）4月14日在德文舍园举行的一次茶会，会中有打球的活动，曾纪泽率妻儿参加并观打球。同年6月14日，在城主欢送曾氏一家离城的茶会中，则有音乐表演。很可惜日记极少记录茶会中的活动，以上数条不过吉光片羽。
自光绪10年（1884）开始，曾氏女眷参加茶会的次数大增，那年总共有10次。至11年，为16次；而12年正月、2月两个月之内即有14次，有时一天之内甚至连赶两场。光绪10年正月1日元旦，曾纪泽妻又在家中举办茶会，参加之闺秀有50人之多。12年2月3日，再举行一次，当天日记记载道：“偕内人率儿女迎接英国官绅、命妇之来赴茶会者。”在这种情况下，依西式茶会之礼仪，其妻女以主人的身份，几不可能不与来客之男性寒暄周旋。曾纪泽曾坚持其女眷不与男宾同宴，即偶有好友，可使妻女出见者，亦不过遥立一揖，不得行握手之礼，这些“名教底线”事实上恐怕都不能不一一坚守，只是日记不便明白记载而已。
3.外交礼仪活动
曾纪泽身为驻英、法、俄钦差大臣，依照当时欧洲的外交礼仪，有许多活动必须携眷参加。女眷须要参加的外交礼仪活动主要有拜见政要夫人、参加宫廷举办的朝眷会、诵诗会、音乐会、茶会、跳舞会以及一些重要的典礼。有些场合须“男女同处”。例如英国柏金邯宫举行的跳舞会，就是对名教原则的一大考验。跳舞会中男女不但握手，还要相拥而舞，这是令肩负名教重任的曾纪泽最感为难之处。
我们先来看看曾纪泽到欧洲后对西方跳舞文化的观感。光绪5年正月28日的日记，曾纪泽慎重其事地记载了他生平第一次在茶会中见识到西方人如何跳舞：
亥正，至吏部尚书马勒色尔处赴茶会，始见男女跳舞之礼。华人乍见，本觉诧异，无怪刘云生之讥笑也。
他原来看不起刘锡鸿对西方文化的一些评论，但在茶会中看到西人“跳舞之礼”以后，文化震撼之大，令初到西欧的他头昏目眩，竟觉刘氏的讥笑不无道理。同年2月初二，他又去观察了另一个跳舞会，开始了解到跳舞会的原意及其在当时社会中具有的慈善意义，不但观看“极久”，还捐了钱。光绪6年（1880）正月17日和4月19日，曾纪泽两度参加法国勒立色宫和英国柏金邯宫分别举行的跳舞会。他在4月19日的日记中不但颇为详细地描述舞会的特色，更注意到宫中贵族之舞与一般平民无异。这时，他不再觉得诧异，甚至发现跳舞的男男女女“仪态庄严，神情矜贵”。曾纪泽写出如此正面的评语，不知曾经历多少心理上的调适。这一年5月22日，曾纪泽第一次带着妻子和妹妹去柏京邯宫参加音乐会。他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写道：
戌初，偕内人、仲妹至柏京邯宫殿听乐。本年请跳舞会、听乐会各二次，前三次内眷皆未去，清臣以为宜到一次，以副英国君主盛意，故挈眷往，清臣、松生、夔九亦随去焉。
他特别强调是听了洋员马清臣的建议，为了顾及人情和外交礼仪，才鼓起勇气，携眷进宫听音乐。现在的人看来这似乎是一件小事，但对曾纪泽和女眷而言，却是在一番保持或突破名教的痛苦挣扎后，才迈出不容易的一步。曾纪泽日记通常不录细节，但对跳舞一事，前后竟有这么多记录，见证了做为名教守护者的曾纪泽在面对西方文明时，其艰难的心路历程。令人遗憾的是，他的妻、女和妹妹，完全没有留下自己的声音。她们对宫廷音乐会有何感想？会进一步想去参加跳舞会吗？除非发现新资料，这恐怕已成为一个永难揭开的谜。
可以确定的是，光绪9年（1883）6月3日，曾纪泽终于带着妻子至柏金邯宫参加跳舞会！他们是穿着传统中国的服装，还是换上西服？他们曾在众目睽睽之下相拥而舞吗？他们曾与不同的男女交换舞伴吗？在去之前，是否曾随着音乐，练习过舞步？曾纪泽日记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可以回答的线索，但大清帝国钦差大臣的女眷参加“番邦”舞会，单单这一点，已经足以构成19世纪末中国女性划时代的一件大事。
4.就医
女眷看洋医比起跳舞，在某些方面又要更严重一层。洋医看诊不免要近距离检视，甚至查看女性的身体器官，自“男女授受不亲”的角度看，是可忍孰不可忍？幸好曾氏妇女早在湘乡老家已惯于洋医进出门户。曾纪泽自己和妻儿子女平日几乎病痛不断，在英法期间，他们无不延请洋医或到医生的诊所去，就医成为曾氏女眷与西人往来很重要的一部分。很可惜曾纪泽日记很少提到家人是因什么病去就医，也几乎不提医生开了什么药方。
较可一说的是女眷就医，曾纪泽几无例外，必“随侍在侧”。除了传译，显然也为了男女之防。仅见的一次例外是次女广 因目疾，寄寓“费兹结罗姑娘家”，曾纪泽并未陪去。费兹结罗是与曾家过从极密的医生，其女与曾纪泽两女儿极熟。
其次，曾氏夫妇到欧洲后第二年（1879）即生一子。日记中有关就医的记录即由洋医马修师董庚诊视其妻开始（光绪5年4月12日）。接着是“接生媪”罗柏子常来看视其妻，到8月12日顺利生下小孩——广锡。广锡大概是大清钦差之妻最早在番邦由洋稳婆接生出世的孩子吧。不仅如此，小孩出生第二天“因初生小儿啼饥，用牛乳膏调水哺之，照应良久。” 14、15、16日，曾纪泽接连三天亲自为婴儿调牛乳，弄到“倦不能支”，可见其妻自始即未亲自哺乳。约两个月后，10月24日日记记载：“兰亭之母送乳媪来。”兰亭乃洋员法兰亭，其母送来之奶妈应该是位洋奶妈吧！大清钦差完全不依传统而从西俗，允许其子喝牛奶，吃洋奶妈的奶水长大，由此可见曾纪泽之开通与胆识。
9月初以后，曾家换了一位洋医马克勒衣负责诊视母子及其它的家人。这位马克勒衣从此成为曾家主要的家庭医生和过从甚密的朋友。
（二）学习西方新事物
在社交之中，曾氏女眷自然会接触到西方文化，无意中的接触观察也可以说是一种学习。本节的叙述集中在一些有意请人教导的学习活动，如学习语言、数学、文学、音乐和绘画等方面，也包括非社交性、自主自发的出游和参观。
1.语言、数学、文学、音乐和绘画的学习
语言学习的资料甚少，前文已略为提到，但语言障碍必然是曾氏女眷抵欧后力图克服的关口。在外交的需要下，女眷必须尽快学习语言，乃至刚开始时曾纪泽甚至自任教师，尽管教的时间不过一星期左右。值得注意的是他光绪5年2月抵达英国，3月即要儿子广铨离家，就读于英国的学校，以便学习英文；妻、妹与女儿有所不便，就自己教。据光绪4年（1878）9月曾纪泽对自己英语能力的评估，还好其妻女从他学英文时间不长，否则可能反受其害，因为纪泽的发音不太可能十分准确。而妻女以不过两年左右的时间即克服了语言障碍，频繁地参与社交活动，成为纪泽从事外交莫大的助力。
除了英语，曾纪泽也教女眷学习最基本的数学，从认识“洋码数目”即阿拉伯数字开始到加减乘除。不过，是否还传授其它，不得而知。
曾纪泽酷爱西洋音乐，在国内时即搜集有不少西洋乐器，并学习弹奏。出使英法后，不但教女儿弹琴奏乐，甚至自写乐章，教她们西洋乐律。较特殊的一次是光绪9年（1883）9月20日，他自作乐章一首，兼排宫商，以为国调并要女儿演奏国调。用西洋乐器演奏中国式的曲调，这可能是继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以后，中国近代音乐史上较早的记录之一。光绪7年以后，听女儿弹琴鼓琴似乎成为他每天生活中的一部分。
和学习音乐有关的活动还有聆听音乐会和观赏各式戏剧。可以确定的是光绪5年（1879）11月11日曾纪泽率妻女、妹妹至戏园观剧，此剧歌唱甚少，却杂以搬运幻形之术（按：应指魔术）。光绪6年3月16日又曾伴其妻女观看莎士比亚（日记中称之为歙刻司比儿）的戏剧“罗萨邻”。其它还看过俄国和蒙古互遣侦探为剧情的戏，也看过以法、奥之战为主题的戏。有时候看戏，对曾氏一家而言不纯粹是为娱乐，而是观赏西方声光化电之奇，例如光绪6年5月7日到格致书院“观光学戏剧及映影画幅、水轮机器”，所谓光学戏剧不知是否指电影，映影画幅则可能是今天所说的幻灯。
曾纪泽也是西洋美术、文学的爱好者。他出国前即收藏有不少洋画，并读洋小说。到法国巴黎后，买了不少所谓的仿油画。他利用这些收藏品，教育自家女眷，除了自己当美术老师，似乎还为次女请了一位毕倍姑娘教画。有一次女儿画苹果，他认为苹果画的不错，但盘子画的不佳，于是自己提笔，用深色填盖修改。日记也提到他曾带儿女到邻家观赏画作收藏，参观伦敦新建的园亭画景，画景乃描绘英人击败法君拿破仑第一之战。
学习西洋文学似乎要比单纯学习语言、音乐或美术困难，因为文学牵涉到更深一层的对思想和文化的了解。在这一方面，我们仅看见曾纪泽偶尔为儿女说小说、到戏院去看戏，似乎并没有进一步的活动。其它方面，我们则看见他和女眷一起阅读动植物图鉴、看“动影画”，所谓的动影画似乎是指默片时代的电影。
2.参观与出游
欧洲的新奇事物吸引着曾氏女眷走出房门，曾纪泽原先订下的种种原则不得不从权调整。光绪5年（1879）正月20日有一件有趣的记载：“申刻出门，因内人、仲妹欲观圆屋画景，本日闻无游客，乃率妇孺至其处，纵观极久。车绕至博浪大花园池傍一观。归途绕至电气灯处一观，夜归。”我们很难得地看到，这是出于其妻、妹的主动要求，曾纪泽趁“无游客”之际，率全家外出畅游，还特地绕行去观看花园和电气灯！囚于闺门之内的她们，不甘于隔绝，终于主动提出要求，外出一游，其内心的兴奋，恐怕不是今人所能想象的吧。
光绪5年正月不过是曾家一行抵法后一个月左右。刚开始，女眷出游还颇有顾忌，须待“无游客”之时，很快这层忌讳就打破了。同年2月17日，全家一起逛伦敦动物园；3月初9日，一起看马戏。这些场所男女杂沓，曾氏女眷像是破茧而出的春蚕，终于直接暴露在西方文化之中。这种出游、观戏而带来的观察和学习要比参加茶会、舞会更能直接、深入地认识真正的英、法社会。因为在茶会、舞会中接触的基本上都是驻在国少数的上层政要，而在动物园、公园、马戏场、市街、海滨等类场所，则可接触到社会中绝大多数的平民大众。
曾氏女眷经常出入于各式公共场所，除了前文提到的动物园（日记中称为万生园、万生苑）、马戏场，还有戏园、花园、集货场、车栈、市肆、首饰店、杂货店、舞马场、歌剧院（日记中称为倭匹拉剧场）、鱼会、赛花会、绣货会、技艺会、腊人馆、水族馆、公园（日记中称为园林，如海德园林即著名的海德公园）、教堂、医学书院等。这些地方不分贵贱男女，人人去得。曾纪泽妹或妻女到这些地方游观，不但可直接观察西方社会大众，如果以东方脸孔和中国式妇女的服装出现，也很可能成为众人目光的焦点。
很可惜日记完全不提她们的装束，也完全没有告诉我们，她们如何应付周遭惊异的目光。光绪4年（1878）12月曾纪泽赴欧经意大利拿波利岛时，游市肆，“市肆极繁盛，见华人，皆相与惊异，儿童有哗噪者，亦犹昔年中国初见欧洲人也。”当时拿波利或不如巴黎和伦敦之国际化，但华人，尤其是华人女性在巴黎、伦敦街头出现，恐怕仍然足以引起异样的眼光和小小的骚动吧。或许因为如此，光绪7年（1881）8月1日游？马舍杂货店，“因人众拥挤，暂入复出”，光绪10年3月11日“偕内人游市肆僻静之处，本日礼拜，行人极少，”这是有意在时间和地点上避开人群，但有很多时候显然无可逃避，曾氏妻女和妹妹只有勇敢面对。
光绪9年8月12日，曾家自伦敦迁往伦敦东方近海的福客师登居住。曾纪泽乘火车往返于伦敦公署与寓所之间，返家时经常率妻女游海滨，有些时候几乎每天到海边游观，有时候一家人同游福客师登附近之山林，或乘车观赏乡间景致。游山观海，徜徉乡间，这样的游观或不是为了任何具体的教育目的，但曾氏女眷因而大开眼界，她们的见识与视野恐非当时国内绝大多数妇女同胞可以望其项背了。
五、结 语
曾纪泽在出使欧洲期间曾有诗“睡起”，开始两句云：“万国身经奇世界，半生目击小沧桑。”这两句本是纪泽发抒自身的感受，此处借用它来形容他的妻子刘氏、两女广璇、广 和二妹纪曜在欧洲数年的感受，也许不致太离谱。当然，这是不得已的借用，曾家女眷没有留下自己的心声，概略的诗句也不足以让我们进一步知道她们在接触西方社会文明的过程里，对个别具体事务的感受。缺少女性自己的声音，是今天我们有关她们如何面对西方文明的研究最难以弥补的遗憾。
曾纪泽的日记很难得地保存了大量其女眷随其出使英、法期间的信息。大致上我们可以说，在当时的环境下，曾纪泽和他的妻女妹妹在19世纪末中国女性面对西方文明的历史上，都迈出了重要且勇敢的一步。曾纪泽并不是第一个出使西欧的钦差大臣，但是他的女眷却是较早冲破名教藩篱，直接面对西人，参与西方社会活动的中国官宦之家的女性，而曾纪泽是关键性的推手。
曾家女眷在不由自主的情况下成为中国官宦家庭西化“新”女性的前驱，应该还有更多值得挖掘的议题和材料。例如，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当时曾与曾纪泽，尤其是与其妻女往来西人的记载或资料，必可更进一步了解她们在欧洲活动的情形。马格理的传记曾提到郭嵩焘“夫人”在欧的活动，甚至提到这位“夫人”是不是郭的正妻的传言；不知何故，却没有一语谈到曾纪泽女眷在欧的生活，十分遗憾。我相信继续耙梳，应能找到不少欧人对曾氏女眷的记录。本文不及做这方面的工作，希望以后有机会再做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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