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曾纪泽生活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时期。由于他出身于封建地主官宦家庭，自幼受到封建伦理纲常等正统思想的熏陶，因此，“朕即国家”等封建传统思想在他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由于中国近代外交起步太迟，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没有多少成功的外交经验可以借鉴，加之，曾纪泽办理外交半路出家，自学成才，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近代外交理论的教育，因此，曾纪泽的近代外交理论水平和经验是十分欠缺的。由于近代世界充斥了西方大国的强权政治，炮舰外交，国际公认的一些外交基本准则往往遭到破坏；而中国因国弱民贫和清朝统治者的腐朽，对外推行妥协投降的政策，这些又制约着曾纪泽的外交实践。上述因素造成曾纪泽的近代外交思想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它还不是完全意义的近代外交思想。

第一，主权思想与王权思想交织在一起。

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是近代外交的宗旨和原则，也是曾纪泽近代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然而，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曾纪泽的主权思想没有完全摆脱封建王权思想的束缚，没有跳出封建王权思想的牢笼。在外交实践中，他常常不自觉地把维护国家主权和效忠君王混同起来。1879年9月，他出使前拜见慈禧太后时说：“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了，……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重要，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在后来的对外交涉中，他常常唯君命是从，表示“勉策虽柔虽弱之质，矢己力于百千；冀收得尺得寸之功，答圣慈于万一”。不难看出，曾纪泽将“替国家保全大局”，即维护国家主权，作为忠君、报答君王的一种方式。这表明曾纪泽的国家主权思想仍残存着封建王权思想的余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晚清王朝置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于不顾，对外推行妥协投降的政策，日益成为列强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在这种背景下，曾纪泽从忠君的立场出发，唯君命是从，势必会妨碍他维护国家主权的行动。在中法战争期间，曾纪泽以满腔的爱国热情，提出一系列抗击法国侵略的主张和建议，却遭到清政府的拒绝，后来竟然被撤销驻法国公使的职务，最后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中法新约》，丧权辱国。这说明了仅从忠君立场出发，难以完全达到维护国家主权的目的。

第二，主权平等观念与“天朝上国”观念的杂糅。主权国家平等是现代国际公认的外交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曾纪泽近代外交思想的重要表现。然而，曾纪泽的意识深处仍残存着“天朝上国”的虚骄。曾纪泽在猛烈抨击封建士大夫因循守旧、闭关自守，倡导学习西方文明时，极力论证“西学源于中学”，认为“西人一切局面，吾中国于古皆曾有之，不为罕也。……观今日之泰西，可以知上古之中华；观今日之中华，亦知后世之泰西，必有废巧务拙、废精务朴之日。”曾纪泽“西学中源论”，虽然是出于学习西学的需要，是为了减少学习西学的阻力，但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封建士大夫“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反映了他作为晚清官员意识深处的“天朝上国”的荣耀感。而最能反映曾纪泽这种心态的事例，是他对中国藩属国的态度。曾纪泽积极倡导同西方国家平等往来，在外交实践中，自觉参照国际公认的处理近代国家之间关系的某些外交原则，来处理涉外事务。不过，他所持的外交平等观念仅仅局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于中国的藩属国，曾纪泽陶醉于自己的礼义文明，坚持中国为世界中心主义的那一套，继续沿用传统的宗藩关系，以“天朝上国”自居，没有给藩属国以应有的平等地位。

第三，诚信外交理论兼存传统外交和近代外交的双重因子。曾纪泽从事外交实践所依据的基本原则，不外乎“经权互用”，而以“诚”字为其基本要诀。不可否认，他赋予了“诚”以新的内容，具有了现代资产阶级外交思想的观念。曾纪泽所推行的“诚”是平等基础上的“诚”，与曾国藩、李鸿章所推行的“诚”有本质区别。曾、李所推行的“诚”，是对西方列强老老实实，以牺牲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代价，换取列强的信任，从而达到阻止列强的侵略，维护清王朝统治的目的。而曾纪泽所推行的“诚”，则主要是依照国际社会公认的主权国家平等等原则，通过发展同西方国家平等、友好往来的关系，进而消除中西之间的对抗，赢得西方国家的信任，达到杜绝西方国家侵略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目的。诚信外交思想反映在外交实践上，就是推行和平外交。曾国藩、李鸿章推行的和平外交，实质上就是对外妥协投降。而曾纪泽所推行的和平外交，则是在加强与西方国家平等往来的同时，运用和平谈判等外交手段，抵制西方国家的强权政治。甚至有时不惜使用武力，以加强军事力量作为外交谈判的后盾。

诚然，在肯定曾纪泽诚信外交的进步性时，我们并不能否认其消极因素。曾纪泽作为晚清外交官，他毕竟不能超越其所处的时代，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客观上，他推行的诚信外交不可能达到制止列强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目的。因为在西方列强弱肉强食的侵略原则和中国国力不足为恃的背景下，无所谓公理、正义可言，任何公认的国际惯例和原则都是一纸空文。因此，企图以诚信、和平外交来换取列强的公平相待，达到维护国家主权的目的，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无异于与虎谋皮。其结果并没有逃脱曾国藩、李鸿章诚信外交的命运。主观上，曾纪泽没有彻底摆脱曾国藩、李鸿章诚信外交中诸如妥协求和因素的束缚。1879年9月，曾纪泽在评价林则徐，分析鸦片战争起因时，说：“西人之初入华境，固皆恭顺驯良，不敢稍肆，有敬畏之意，无猖獗之容。文忠初议禁烟，以茶叶若干箱易烟土若干箱，既成约矣，而承办茶叶之官，以劣茶杂恶草、粗纸予之，英商始有违言，然犹未决裂也。既而议违禁贩烟者，治以中国死刑，英人滋不悦，终亦勉强应允。而文忠复言，贩烟之船，他货亦当充公，全船人员皆当治罪，始致激成战事。”曾纪泽把林则徐惩罚烟贩，严禁鸦片输入的正义行为，视为结怨英国人，“激成战事”的原因。曾纪泽的这一认识显然有悖于英国强行向中国输入鸦片，挑起战争的客观事实，反映了其外交思想的妥协成分。

第四，理论知识的欠缺导致认识与实践上的失误。夸大外交的作用是失误之一。在近代国际舞台上，外交已成为各国力挫强权，维护国权的重要手段。然而由于列强推行炮舰外交，弱小国家难以依靠外交手段达到维护国家主权目的。正确的办法应该是强国御侮，辅之以外交。尽管曾纪泽提出过一些强国御侮的主张和建议，但是他对国力对于外交的作用的认识是不够的，他过分夸大了外交的作用。他企图借助外交手段，通过不断修改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已失的权益，就是例证。他甚至把外交视为第一位，而把整修内政，建设国家视为第二位的东西。他曾比喻说：邦交和国内建设就好象是修理房屋与安排屋内陈设的关系，只有先把房子修好、门键安牢，方谈得上“清理内务”，同样，只有把邦交搞好，使国家地位稳固，然后才谈得上国内建设及整顿内政。曾纪泽这种认识是非常错误的。早期维新思想家胡礼垣批评其“本末舛逆，首尾横决。”

对列强的侵略本质和某些外交策略认识不足是失误之二。曾纪泽虽然已初步认识到西方列强联合侵华的本质，但是具体到某一个西方国家，曾纪泽的认识有些模糊不清。对于有清一代多次侵略中国，尤其是在近代侵略中国获利颇丰的沙皇俄国，曾纪泽却视之为中国的友邦，认为“我朝与俄罗斯通好二百余年，素无纤介之嫌，未肇边疆之患。”显然，曾纪泽对沙俄侵略成性的本质认识不清。他对列强在中国的政治、军事侵略比较关注，但有时对其在中国的经济侵略的危害性估计不足，甚至幻想以经济利益换取列强停止在华的军事侵略。1885年英国企图入侵西藏，先请求清政府开放西藏通商。曾纪泽认为“商务真旺，则军务难兴，此天下之通理也。我之主权既著，边界益明，关榷日饶，……除害之道在焉。”因此，他建议清政府给予英国商业利益，以杜绝英国侵略西藏，认为“兹幸英人不萌侵夺之念，但以通商为请，在我似宜慨然允之，且欣然助之经营商务。”事实证明，曾纪泽的想法过于天真。1888年3月，英国即发动第一次入侵西藏的战争。

在对外交涉中，曾纪泽主张运用西方国家外交策略同其进行斗争，反映了他开放的外交斗争意识和经验。如中俄伊犁交涉时，他主张采用“普鲁太司特办法，以免弃地之嫌”，“由中国发议，请西洋小国评定是非”，以遏制沙俄的觊觎之心；中法越南交涉时，他主张推行均势外交，借开放红河，通商各国，以遏制法国的侵略气焰，等等。曾纪泽的愿望是好的。然而，由于其近代外交理论水平和经验的欠缺，他并没有把握住运用这些外交策略的关键，即强大国力是外交策略运用成功的前提，因此，曾纪泽就难免东施效颦之嫌。正由于此，曾纪泽的主张和建议，并没有被采纳而付诸实施，因而也就没有取得实际成效。

外交辞令不当，造成不良后果是失误之三。曾纪泽在对外交往中是比较讲究交涉之道的。尤其作为兼使英、法、俄三国的公使，他比较注意处理与三国的关系，尽可能地与他们平衡交往。然而，由于国际知识缺乏和外交经验不足，曾纪泽曾有过失误。如1878年12月，曾纪泽出使英法，途经香港，受到英国驻香港总督博伯亨尔希的盛情款待。席间，曾纪泽称赞他优待华民时说：“中国愿与英交好，英国所交亲，中国亦以与国视之；英国所抵牾，中国亦以仇国视之。”由于英、俄、德三国关系微妙：英国与俄国因1877—1878年俄土战争结下新仇，“俄与德为党”，因此，英国与俄、德均有矛盾。曾纪泽显然没有顾及到俄、德的情感，其言论是不恰当的，因而引起俄、德的不满。郭嵩焘批评他为“结好一国，而增怨两国。”又如，中法战争期间，法军为攻占谅山而欢庆时，曾纪泽以驻法公使的身份在德国报刊上撰文，将刘永福在越南山西的败绩同普法战争中法军在色当的惨败进行对比，引起了法国朝野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这是对法国的最大侮辱。连德国外交部也认为此举“失体”。曾纪泽的上述言论不仅使他与法国的交涉举步维艰，而且也成为他后来被撤掉驻法公使的原因之一。1884年4月，法国海军舰长福禄诺致函李鸿章：“曾侯一日不行离开，法国一日不与中国商此事。”5月，李鸿章即撤销了曾纪泽驻法公使职务。

　　　　　　　　　　　　　　　　　　　　　　　　　二

曾纪泽近代外交思想与实践虽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是在近代外交刚刚起步、摸索前进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其缺点和不足是不可避免的。他的近代外交思想和实践成就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开辟了近代中国利用外交手段收回国家权益的先河，以活生生的事例告诫国人弱国也可以办好外交。曾纪泽出使海外八年，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盛行于西方国家的交涉之道，不畏强暴、折冲樽俎，取得了中国近代外交史上难能可贵的胜利，开辟了近代史上利用外交手段收回国家权益的先河。其主要成就有：1881年成功改订《中俄伊犁条约》，收回了崇厚所订《里瓦几亚条约》所丧失的部分权益：收回特克斯河流域2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取消了旧约规定的从嘉峪关至汉口的商路；将原定在科布多等七处设立俄国领事馆，改为暂在嘉峪关、吐鲁蕃两地设立等。1885年7月，成功议订《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结束了长达九年之久的洋药税厘并征交涉，使“岁增入款二百余万两，且使洋药厘重价昂，吸食渐少，暗消隐患。”曾纪泽上述外交成就，以生动的事例告诉中国近代外交官：“弱国无外交”并不是绝对的，只要策略正确，方法得当，通过斗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弱国是能够取得对强国外交胜利的。遗憾的是其后继者们没有从中吸取成功经验，晚清屈辱的外交愈演愈烈。

其次，继承和发扬了林则徐、魏源学习西方的开放思想和抵御外侮的爱国思想，推动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发展。曾纪泽学习西学，已突破了林则徐、魏源时代“坚船利炮”的范畴，涉及到西方国家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政治制度等领域。尤其他极力鼓吹的“西学中源论”，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民族的自尊心，为西学的进一步传播扫清了道路，也为后来的先进分子提供了某些借鉴。从汤震、郑观应到康有为、梁启超，他们企图从中国传统学说中寻找变法维新的历史根据，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曾纪泽这一思想的影响。

曾纪泽除了继承林则徐、魏源等武力抵抗西方列强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方法外，还开辟了以西方国家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国际公法为武器，通过和平谈判等外交手段，力挫强权，维护国权的新方法。尤其他所提出的一系列卓有远见的外交主张和所拥有的与国际接轨的国际法意识、平等观念及强国御侮的实力原则等，丰富了中国近代外交思想的内容，对中国外交的近代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外，他那高昂的爱国热情、无畏的斗争精神和可贵的外交成就，为中国近代外交官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也赢得了世人的赞誉。薛福成高度评价他说：“光绪初年以来出洋星使，究以曾惠敏公为第一。”梁启超称赞其“身临危难，无一失体。”钱基博评论说：“数十年来，称使才者，并推薛曾。”李鸿章也曾高度评价曾纪泽，把他列为中国近代四大使才之首。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中国春秋》一文中说：“在俄国他(曾袭侯)带着胜利的旗帜凯旋。在出国九年之后，他满载着光荣而回到北京，成为中国近代派遣到国外的最成功的一个外交家。”

最后，有力地抨击了西方列强的强权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誉。近代史上，西方列强一方面常常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凌辱弱小国家和民族；另一方面又企图把自己装扮成正义的使者，常以其尊奉的国际法某些原理作为粉饰剂，掩盖其侵略罪行。为此，多少遭受侵略和奴役的国家和民族，因不谙国际法等知识而吃了哑巴亏。曾纪泽在外交实践中大胆运用了盛行于近代国际关系中的国际法、实力原则和均势外交等原理与策略，针锋相对，据理辩驳，略有成效，有力地抨击了西方列强的强权外交，引起了某些西方列强的不安，并在一定的程度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誉。中俄伊犁交涉中，曾纪泽成功运用国际法挫败沙俄的嚣张气焰，收回部分权益，使俄国外交大臣格尔斯惊讶不已。他说：“我坚信对于这些中国老爷们不能抱任何幻想。他们十分傲慢，并且熟悉世界知识。我们的示威没有使他们害怕。”中国人较强的国际法意识和成功运用国际法的事例，使不少侵略者十分恼怒。法国驻华代办就曾大声狂叫：“谁使中国了解到我们欧洲的国际法?杀死他，绞死他，他将给我们制造无穷的麻烦！”曾纪泽在外交实践中表现出来的胆识和才智，使西方列强领略了中国外交官的风采，并使其改变了视近代中国无外交人才的一孔之见，赢得了一定的国际尊重，争得一分民族自信。

总之，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曾纪泽近代外交思想与实践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局限与不足，其外交思想还够不上完全意义的近代外交思想，但它对中国外交的近代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仍具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