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2月，曾纪泽代表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收回《里瓦几亚条约》(又称《崇约》)所丧失的部分权益，如收回特克斯河流域2万多平方分里的领土；取消了旧约规定的从嘉峪关至汉口的商路；将原定在科布多等7处设立俄国领事馆，改为暂在嘉峪关、吐鲁蕃两地设立；等等。虽然就条约的性质而言，《中俄伊犁条约》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但曾纪泽通过谈判收回部分权益，不失为对外交涉的成功之作。
一
近代中国对外交涉的基本背景是敌强我弱，然而在某些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也不乏有利因素。曾纪泽改约成功与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有关。
从国内形势来说，首先，清政府重视曾纪泽对俄交涉，制定了详细的谈判策略方针。
1878年6月，崇厚奉命赴俄交涉，清政府是重视不够的。清政府显然没有给他明确的训令，作为交涉的依据。总理衙门对其达成任务的方略，也未详予指示。最后，崇厚在俄国的软硬兼施、威胁愚弄下，于1879年10月擅自签订《里瓦几亚条约》，丧权辱国。
1880年2月，清政府决定重开中俄谈判，予以高度重视。清朝的文武官员围绕崇厚的处罚、崇约的准驳、使臣的选派以及谈判的策略方针等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清政府确定派曾纪泽赴俄谈判，并制定了详细的谈判策略方针。1880年4月，总理衙门详细审查了《里瓦几亚条约》及其三个附件，分别签订了可行与必不可行的理由，提出《中俄约章总论七条》及附议专条方略作为曾纪泽交涉的依据，并要求曾纪泽随时电告情况，根据朝廷旨意行事。5月，总理衙门又电告曾纪泽“到俄先告以难准之故。如因条约不准，不还伊犁，大可允缓，能将崇厚原议两作罢论，便可暂作了局，意在归宿到此”。
1880年8月至1881年2月中俄谈判期间，清政府根据谈判情况，具体指示曾纪泽。在收到曾纪泽主张“分界宜以力争，通商似可酌允”的复电后，清政府谕令曾纪泽：“伊犁系中国土地，……中国向其索还旧疆，本是名正言顺。至通商一事，自当权其利害轻重，予以限制。其必不可行者，未可遽然从事，致贻后患”当获悉布策来华时，清政府立即指示曾纪泽“俄事日迫，能照前旨争重让轻固妙，否则就彼不强中国概允一语，力争几条，即为转圜地步，总以在俄定议为要”。还要求曾纪泽“据理相持，刚柔互用，多争一分即少一分之害”。自始至终，清政府密切关注谈判，其制定的总体方略和下达的具体指令，使曾纪泽既领会了朝廷的意图，把握了斗争的分寸，又解除了后顾之忧。这些正是崇厚交涉时所不足的。
其次，中国国内局势有便于曾纪泽谈判的因素。
随着太平天国运动失败，西北回民起义和阿古柏叛乱的平息，清政府统治暂时稳固下来；加之洋务运动的开展，国力有所增强。后院的巩固便于清政府集中精力应付中俄交涉。
当俄国调兵遣将，进行军事威胁时，清政府积极加强戒备，命令李鸿章统筹营口、大连湾和烟台防务；彭玉麟、李成谋整顿长江水师；左宗棠等筹备新疆防务，刘锦棠帮办；刘坤一、何璟、张树声等布置苏浙闽粤海防；曾国荃等筹备内外蒙古及东三省边防；并旨令户部通筹饷需及东北两路边防经费等。期间，清政府广泛听取朝臣和各守军将领的意见，认真分析清军陆、海路防线的优劣。估计俄国可能从海路进攻，清政府根据沿海各地守军兵力的强弱、地理位置的轻重，调整兵力部署；还预购水雷以对付俄国的铁甲兵船。远在西北的左宗棠守军正士气高涨，“十年来东征西讨的那些老兵宿将已结成为一个战斗机体”。所有这些无疑增加了曾纪泽在对俄谈判中争回权益的筹码，也使俄国的军事家们感到有些信心不足，认为“中国的实力难以估测，不相信中国是不堪一击的”。
从国际形势来说，首先，俄国国内危机四伏，举步维艰。政治上，阶级矛盾激化，革命运动彼伏此起，政局动荡，谋刺沙皇事件不断发生；经济上，由于俄土战争和灾荒不断，财政极端困难；这些都制约了俄国的军事行动。对此，曾纪泽明确地指出：“俄国自攻克土耳其后，财殚力竭，雅不欲再启衅端”。俄国外交官热梅尼在给外交大臣格尔斯的信中也说：“只有痛打他们一顿，才能使他们老实下来。但是，我得承认，这使必要的作法对于我们涸竭的财政来说是十分困难的”。
其次，俄国面临的军事形势并不乐观。清政府拒绝《里瓦几亚条约》，俄国哪里愿意将吞下的肥肉吐出。为迫使清政府作出让步，迅速解决同中国的争端，俄国在伊犁、斋桑湖等地集结了九万多人的军队；在海路战线上，将一支拥有几十艘各类战舰的舰队调到远东海面。然而，要用这些为数不多的军队对中国发动战争，的确有些力不从心。正如俄国外交官热梅尼所说：“我们在这漫长的国境线上的军备太少了，……警报一来，我们就不得不急付一些开支，……在这种情况下仍想抓着半个伊犁省不放是很不利的”。加之由于俄国在西方同土耳其的关系很紧张，为避免因中俄发生战争而使自己陷于两线作战的不利境地，因此俄国无意真正对中国动武，而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对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东部。
再次，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制约着俄国的行动。当中俄关系紧张，战争危机加深时，西方列强大多不希望中俄开战。英国由于担心战争损害其在华巨大的经济利益，尤其担心俄国在华势力增长威胁自己在中国的地位；法国由于担心战争会削弱俄国在欧洲的兵力，减轻对自己宿敌德国的牵制；因此它们都不希望中俄开战。德国虽不反对中俄开战，却别有用心，“俾斯麦将乐于利用中国象水蛭一样吸住沙皇不放，把它消耗得精疲力竭”。西方列强之间的勾心斗角也限制了俄国对中国动武。所有这些为曾纪泽改约成功提供了条件。
二
如前所述，国际国内形势为曾纪泽改约成功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仅有此，要取得对外交涉的成功是不够的。外交人员的素质，如意志品质、爱国情操、理论素养和高度责任感等，对交涉的成功起着重要作用。曾纪泽改约成功与其本身素质是分不开的。
首先，曾纪泽具有良好的意志品质。作为近代大理学家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从小就受到家父的严格教育。曾国藩常结合自己的切身体验告诫曾纪泽要珍惜时光，不可浪掷光阴；做事情，无论难易，应该有始有终。曾纪泽不忘父训，坚持读书、写字，从不间断。32岁开始学习英语，他克服年龄大易忘及体弱多病等困难，以惊人的毅力刻苦学习，最后英语水平有很大提高，为出使英法提供方便。曾国藩非常注重培养曾纪泽的良好品质，常告诫曾纪泽“举止要重，发言要訒”；还要求他常以“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八德自省。长期的磨炼，曾纪泽养成了刚正不阿、毅力顽强、处事慎重等良好的意志品质。出使俄国期间，在艰难的环境下，曾纪泽同沙俄进行了长达半年多马拉松式的斗争，他不畏强暴、折冲樽俎、有所成效，与其良好的意志品质分不开。
其次，曾纪泽具有“拼却声名以顾大局”的爱国情操。曾纪泽随父长期军营生活中，西方列强的侵略，民族危机的加深，激发其强国御侮的爱国热情。家父的办事风格也深深地感染着他。曾国藩为清政府办事可谓尽职尽责，在处理一些棘手的事情时，常常“日夜忧灼，智尽能索，一息尚存，忧劳不懈”。晚年体弱多病，他办事仍然身体力行。而对曾纪泽影响最深的是1870年曾国藩带病办理天津教案。尽管史学界对曾国藩处理教案褒贬不一，但他抱病办事，“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在曾纪泽看来，曾国藩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此外，其前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对其影响较大。郭嵩焘积极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竭力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曾纪泽称其是一个“恨不得中国即刻自强起来”和“拼却声名替国家办事”的人。先辈们的事迹陶冶了曾纪泽的爱国情操。“拼得将身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仓卒珠盘玉敦间，待凭口舌巩河山”等正是其爱国情操的真实写照。
再次，曾纪泽积累了国际法知识和外交斗争的经验。早在出使英法前，曾纪泽对洋务有了初步的认识，认为办洋务难处在于“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为了以理服人和明白事势，在出使英法前后，他通过阅读《公法便览》等国际法著作，吸取国际法营养；通过阅读郭嵩焘、刘云生等的使西日记，借鉴其外交斗争的经验；利用考察、参观和学术交流等机会了解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民俗习惯。通过学习与实践，曾纪泽掌握了国际法的基本知识，积累了一些外交斗争经验。他认为，“《公法》不外情理两字，诸事平心科断”；在分界、通商问题上，他明白“两国凡立条约，分疆划界之约与开埠通商之约，必须分两次办理，以地界永远订定，而通商之务有时须变更”的道理。使俄期间，曾纪泽多次运用国际法知识挫败俄方代表恫吓。连俄国外交大臣格尔斯也承认：“这些中国老爷们……十分傲慢，并且熟悉世界政治。我们的示威没有使它们害怕”。 “艺高人胆大”，交涉中，曾纪泽不畏强权，据理力争，其原因正在于此。
最后，曾纪泽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严肃、认真、负责的办事态度。1880年3月，曾纪泽接到朝廷的使俄谕旨后，全身心投入谈判的准备工作之中。在认真总结崇厚失败教训的同时，他请求总理衙门详细酌核《里瓦几亚条约》，并注明准驳的条款，供其参考；认真分析研究《里瓦几亚条约》各条款，对照中国与俄、英、德等国有关中亚地区的地图，了解伊犁地区的地理形势；还通过各方面人士，了解西方国家对中俄交涉的态度和俄国国内的情况。整个改约谈判期间，他尽职尽责，每遇一议题就“日夜焦思，深恐事难就绪，无可转圜”。一碰到棘手的问题，便与随同人员商讨或发电报征求朝廷的意见，从不敢擅自决断。在改约行文时，从条约各条款的内容、次序的排列到语句的使用等环节，他都要“逐日争辩，细心推敲，稍有龃龉，则随时赴外部详细申说，于和平商榷这中，仍示以不肯苛且迁就之意”。如改订之约第三条后，原有“其已入俄国籍之人，将来至中国地方贸易、游历等事，凡有两国条约与俄国利益之处，亦准一体均沾”数句，为防止日后俄国人借此滋生事端，曾纪泽力争10余次后，格尔斯乃允删去。曾纪泽严肃、认真、负责的办事态度赢得了格尔斯的称赞：“贵爵办事最为谨慎，往往中国已欲退让，而贵爵语言之中仍不肯遽然放松也”。 “一分辛苦一分获”，曾纪泽交涉成功顺理成章。
三
在对俄交涉中，曾纪泽审时度势，坚持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统一，同沙俄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最终消除中俄战争危机，收回《里瓦几亚条约》所丧失的部分权益，较好地完成赴俄改约的使命。
首先，曾纪泽据理力争，力挫强权。近代史上，西方列强侵略时惯用的一个伎俩是，施展暴行，却把自己装扮成正义的使者，常以其尊奉的国际法作为粉饰剂。为此，多少遭受侵略与奴役的国家和民族，因不谙国际法知识而吃了哑巴亏。然而，惯犯沙俄这一次在曾纪泽面前栽了跟头。
1880年8月，曾纪泽一到俄国，就受到俄方“面冷词横”的对待。俄方代表无理指责中国惩罚崇厚有损俄国颜面，拒绝《里瓦几亚条约》违背万国公法，声称《里瓦几亚条约》“只候照行，无可商议”，还诬蔑中国“增兵设防，似欲启衅”。曾纪泽一一予以驳斥，指出，崇厚受罚缘于其不听朝廷吩咐，属于中国内部事务，与俄国无关；根据国际法，缔约国的代表议订的条约必须经过政府的批准才能生效，况且“约不批准，西洋向有之事”，怎么能说中国违背万国公法？曾纪泽还指出，备兵设防是各主权国家维护自身权益的需要，中国备兵设防正是出于这一目的，并非猜疑俄国，因此没有必要中止；况且中国主要是增设海防，而在中俄交界的陆路上未添一兵一卒，“增兵启衅”缘何说起？
谈判期间，围绕领土补偿问题，沙俄一拖再拖，却攻击中国拖延时间，还以武力相威胁。曾纪泽怒斥道：“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倘不幸而有此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与俄一战。中国人坚韧耐劳，纵使一战不能取胜，然中国地方最大，虽十数年亦能支持，想贵国不能无损”。尤其厚颜无耻的是，明明是俄国出兵威胁，双方并不开仗，却要向中国勒索兵费。曾纪泽义正辞严，指出“这是国际公法中没有先例的要求：人们曾见某些国家在战后要求赔款，但从未见过要赔偿和平时期的军备费用”，表示“兵费名目不正，中国碍难答应”。由于曾纪泽的坚执与斗争，俄国取消“兵费”名目，代之以“代收代守”伊犁费用，从而避免了列强事无大小即派兵船来华索要兵费的危险先例。
其次，曾纪泽善于利用有利因素，克服障碍，改约成功。崇厚丧权受罚和清政府的训令表明：曾纪泽赴俄交涉只能成功，既要避免中俄矛盾升级，又要收回《里瓦几亚条约》所丧失的部分权益，尤其收回特克斯河流域地区。早在出使前，曾纪泽通过慎重分析，认为这次赴俄交涉，分界、通商和偿款三者中，分界最重，通商次之，偿款最轻。基于上述认识，结合清政府的训令和朝廷官员意见，曾纪泽最终确定力争收回伊犁、酌允通商、增加偿款的方针。
一方面，他积极利用西方列强与俄国之间的矛盾，寻求外援。他先后拜访英法等国外交大臣，请求在中俄争辩相持之际，令其驻俄都公使，从旁婉劝俄廷。赴俄交涉时，曾纪泽预先带了英人马格里、法人日意格作随员，并通过他们及英法驻俄公使的转圜，重开谈判和打破谈判的僵局。
另一方面，改约谈判中，曾纪泽抓住俄国重视商业利益和不愿开战等心理，同其周旋、斗争，迫使其作出让步。对此，热梅尼在给格尔斯的信中供认不讳：“关于伊犁问题，我们主要关心的是保持并发展对中国的贸易”，“我们同中国人谈判的重点在于商业利益，其他都应该服从这个重点”；“他们确知我们并不比他们更愿打仗，并且也没有能力打仗”。曾纪泽因势利诱，向布策表示：“贵国如全还伊犁，则前约所载通商好处，至今未答应者，仍可酌让一二”，并愿意多给俄国一些赔款以换回特克斯河流域。曾纪泽的策略既迎合了俄国获取商业利益的愿望，又照顾其让步的颜面，因此，俄国最后愿意让步，曾纪泽得以改约成功。
再次，曾纪泽审时度势，同沙俄展开有原则、有节制的斗争。曾纪泽赴俄交涉所面临的另一大任务就是避免中俄矛盾升级开战。当时中俄双方实力对比依然是敌强我弱，要价太高，不现实，何况俄国已造成占领这一既成事实，讨回伊犁无异于虎口索食。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惨痛教训使清政府心有余悸，在对待列强问题上，力求避免战争。所有这些都要求曾纪泽适度而有分寸地同沙俄进行斗争，做到坚持原则而不能态度过于强硬，适当让步而不能无原则一味退让。早在赴俄交涉前，曾纪泽在上书朝廷的奏折中表示，既不赞成李鸿章退让妥协的政策，也不同意左宗棠对俄开战的强硬立场。为缓和中俄关系的紧张气氛，他请求清政府赦免崇厚，以显示中国和好之意。
整个改约谈判过程中，曾纪泽坚持全收伊犁的方针，后因俄国代表态度强硬，以布策来华相威胁，导致谈判陷入僵局。为使事态得以转圜，依据朝廷旨意，曾纪泽只得退而求其次，忍痛割弃伊犁西境，而对具有战略意义的特克斯河流域，却始终坚执不让，百折不回。针对俄国以侮辱性的“兵费”名目勒索赔款的无理要求，曾纪泽坚决予以拒绝，表示：如果以“兵费”名目要中国赔款，中国情愿不要伊犁，也决不答应。后因俄国代表态度强硬，为避免谈判再度陷入僵局，曾纪泽灵机转圜说：“贵国如欲加代守之费，中国可以答应”。最终，通过多番争辩，俄国代表让步，从而消除了在赔款名目上的分歧。以“代收代守”伊犁费取代了“兵费”名目。在增加赔款数目上，俄国狮子大张口，开出1200万卢布的天价。俄国代表也知道中国不会答应。热梅尼在给格尔斯的信中说“在《里瓦几亚条约》的500万之外，再加上1200万，就是1700万了！整个伊犁省也不值这个数目。中国人会认为，省下这笔赔款用于加强自己的军备，迟早总会收复这个省”。曾纪泽断然予以拒绝，表示“倘要1200万卢布，中国情愿打一仗，再出此款”。因曾纪泽的坚执与斗争，沙俄被迫将增加的赔款减为400万卢布。曾纪泽基于“界务稍有更改，则兵费不能不加”的认识，为避免再节外生枝，最终同意增加赔款400万卢布。
综上所述，曾纪泽赴俄交涉，借助于有利的国际国内形势，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同沙俄进行长期无畏的斗争，最终不辱使命，挽回部分权益，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积极影响。第一，曾纪泽在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和列强弱肉强食的侵略形势下，通过斗争从强大的沙俄手中夺回部分权益，开了近代中国从西方列强手中夺回部分权益的先河。正如美国人马士所言：“象曾侯这样不流血的外交胜利，在中国的经验中还是前所未有的”。第二，曾纪泽在谈判中所表示出来的胆识和才智，使西方列强领略了中国外交官的风采，也使其改变了视近代中国无外交人才的一孔之见，赢得了一定的国际尊重，也争得一分民族自信。事后俄国外交大臣格尔斯感叹：“我办外国事件四十二年，所见人才甚多，今与贵爵共事，始知中国非无人才”。第三，曾纪泽交涉成功，以活生生的事例告诉中国近代外交官：只要策略正确，方法得当，通过斗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弱国是能够取得对强国外交胜利的。遣憾的是其后继者们没有从中吸取成功经验，屈辱的外交愈演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