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外语教学和教科书的编纂并非源自同文馆，但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和广东同文馆等早期的官办外语学堂，在近代外语教学体系的建立和外语教科书的编纂方面，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付克的《中国外语教育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年）和李良佑、张日升、刘犁编著的《中国英语教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都有相当篇幅涉及同文馆的外语教育；对清季同文馆资料收集最为系统的是苏精的《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台北上海印刷厂，1985年）。最近有王宏志的力作《京师同文馆与晚清翻译事业》（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3年第12期），但有关同文馆的外语教育与教科书编纂及其影响，尚有进一步展开的余地。
一、京师同文馆的外语教学与《英文举隅》
直接促成清政府设置外语学堂的动因还在于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续约中所规定的三条：（1）“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2）“暂时仍以汉文配送”；（3）“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文”。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并焚烧了圆明园，清政府被迫允许外国使团驻扎在首都。为了同作为胜利者出现的外国人打交道而不致受骗上当，中国政府便不得不设法准备自己的翻译人才。于是，建立培养外语人才的同文馆也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862年洋务派的领袖人物奕訢在奏折中称：“请饬广东、上海各督抚等分派通解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选八旗中资质聪慧年在十三四岁以下者，俾资学习。”并任命当时素负重望的徐继畲为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1862年所开的英文馆仅选到10名学生。1863年增设俄文和法文馆，各有学生10名。1866年把原来只招八旗子弟扩大到招取满汉举人，贡年在20以外的五品以上的京外各官，使规模渐渐扩充，并兼设科学馆，学习天文算学。1872年又加设布文（德文）馆，自甲午战后的1895年，又添设东文（日文）馆。
在同文馆英文馆任教的英国人有包尔腾、傅兰雅、欧礼（理）斐等，美国人有丁韪良、马士等；在法文馆任教的有法国人李碧谐、雷乐石，荷兰人司默灵等；在俄文馆任教的有俄国人波波夫（柏林）、柯乐德等；在德文馆任教的有第图晋、夏干、班铎等；在化学馆任教的有毕利干、施德明等；在天文馆任教的有海灵敦、骆三畏等；在医学馆任教的有德贞等。其中美国北长老会教士丁韪良（Martin，William A lexander Par-sons，1827-1916年），1850年来华，在宁波传教。1858年出任美国首任驻华公使列卫廉（Reed，William Bradford，1806-1876年）的翻译，参与起草在天津与中国全权代表签定的《天津条约》。1860至1862年他回美国度假，1863年从宁波调往北京传教。丁韪良本人对于国际法有着浓厚的兴趣，1863年，丁韪良在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Burlingame，Anson，1820-1870年）的支持下，与中国何师孟、李大文、张炜、曹景荣一起，将当时最新的、为西方国家公认的国际法权威著作——1836年出版的惠顿《万国公法》译成了中文。该书最早是在崇实馆初版的。崇实馆是同治四年（1865年）他出资租赁北京东城总布胡同民宅所建立的蒙学学堂，招收附近的失学儿童，课以经学常识，并以基督教教义陶冶其心性，以期学成后能自营生活。由此他也获得了很大的声誉，1865年他由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和英国使馆参赞威妥玛的推荐，出任京师同文馆的英文教习兼国际法教习。
同文馆的外国教习中当然也有滥竽充数者，齐如山在回忆录中称他就读时英、法、俄、德、日五馆中的洋文教习，“可以说没有一个够学者二字的”。那些到同文馆任教的外国人，都是因为新到中国，暂不能在海关中担任职务而被派到同文馆一边任教一边学习汉语。其中有“学问不够，或道德有亏，在本国不易觅工作者”。如充当总教习的英国人欧理斐：“人极神气极骄傲，可是不但不够学者，而且几乎是不通文，我见他给学生改英文的试卷，一般人但看着不好的地方，不假思索，一笔就涂了去，可是他改的时候，就费了事了，憋的红着个秃脑袋，改一次涂了去，又改一次又涂了去，半天才算改就，按彼时学生的洋文程度，不过等于现在大学一年级，他改着已经这样吃力，则他的洋文程度可知，而且据英文馆的同学们说，他改的并不十分通顺。”由此齐如山也同意美国传教士的判断：同文馆的教习中“不要说博士，他们就没有一个是大学毕业的”。这种说法显然是不确的，因为我们知道京师同文馆中确有不少外国教习是受过良好正规大学教育的。
学生也是如此，固然有像张德彝、汪凤藻这样优秀的毕业生，但也有不少是混资格的。1895年冬进入同文馆法文班的曾朴后来曾对胡适描述过其读书时同文馆的情况：“我的开始学法语，是在光绪乙未年——中日战局刚了的时候——的秋天，那时张樵野在总理衙门，主张在同文馆里设一特班，专选各院的员司，有国学根底的，学习外国语，分了英、法、德日四班，我恰分在法文班里。这个办法，原是很好的，虽然目的只在养成几个高等翻译官。哪里晓得这些中选的特班生，不是红司官，就是名下士，事情又忙，意气又盛，哪里肯低头伏案做小学生呢？每天到馆，和上衙门一样，来坐一会儿，喝一杯茶，谈谈闲天，就算敷衍了上官作育人才的盛意。弄得外国教授，没有办法，独自个在讲座上每天来演一折独语剧，自管自走了。后来实在演得厌烦，索性不大来了，学生来得也参差错落了。这个特班，也就无形的消灭，前后统共支撑了八个月。这八个月的光阴，在别人呢，我敢说一句话，完全是虚掷的，却单做成了我一个人法文的基础。”
作为一所外语学堂，外语教学是至关重要的。《大清会典》中胪列的京师同文馆的八科中的第一项就是“外国语文”：“凡文字，先考其母以别异同，次审其音以分轻重浊之殊，次审其比合为体以成文，次审其兼通互贯以识其名物象数之繁。设汉洋教习以分导之，立总教习以合语而董成之。”即使后来办起了格致学科，但外语还是首要的课程，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仍规定“功课以洋文、洋语为要，洋文、洋语已通，方许兼习别艺”，学习天文、算学、格致、化学、医学等，也是为了得“洋文之奥窔”。丁韪良在《花甲回忆录》中称，中国学生非常勤勉而又有毅力，对科学，特别是化学有浓厚的兴趣，但在语文方面，却不怎么敏捷，大概由于中国的文字的特性是没有字母、性、数或时态，音节也很有限。因此，在外语教授方面，不要求学生掌握一种以上的外国语，只要娴熟一种已是难能可贵了。在英文、法文、俄文和德文四馆中，对学生分组来进行教授，全部课程（包括科学和一门外语）完成需要八年时间。
齐如山回忆录中有一段关于上课的实况描述：“有一半以上的学生是天天上课的，虽然天天上课，而真正用功的人，也不过十之二三。因为教授法不好，所以也不容易用功，若想用功，最好是自己想法子，……俟洋文有根基，再任意挑选一门科学，也只是化学、算学、天文几种，且极稀松。比方我挑选了化学，上课的头一个月，化学教习只给我们讲什么是漏斗，是干什么用的；什么是熔锅，什么是火酒灯，什么是试验玻璃管，什么是寒暑表等等，都是干什么用的；如是者讲了两三个月，这种功课，当然用不了多少脑思。其中最认真的，就是汉文算学，教习为席汉伯，乃李善兰得意的门生，教法也很好，家兄补六两银子的膏火，就是因为算学学的深。其中洋文功课到现在也不大适用。最初只是西洋小学的功课，慢慢地学习编译小故事，渐渐地翻译简单的公事文，例如总理衙门与各国交涉的普通公事，多交同文馆学生学着翻译。有时洋译汉，有时汉译洋。最后则读中国与各国订立的各种条约，例如学德文的学生，则读与德国订立的条约，至与他国订的就不用读了，然特别的条约，或也须读。过三几年之后，洋文稍有程度，可以被派到总理衙门旁听，因为国人懂得洋文太少，最初衙门中并不预备翻译人员，后虽添设，然亦很少，且洋文程度多不够，所以遇到与外国使臣会晤（此系鄙时的名词），所谈公事无秘密必要者，往往招一两学生去旁听，一便练耳音，只许听不许说话，按章程，学生听了回来，还应记录出来，呈交衙门，俾查验其听的对与不对，但是听了之后，也没有人写过，也没有人问过。”但从保留在1873年2月《中西闻见录》第7号中壬申年汉文格物题和英文格物题可见，早期学生的质量还是很不错的。当时英文考题的大部分内容是与科学常识有关的，如“冬夏之冷暖有别以图考之其理若何？”“掘地深过数丈渐觉加热其故何也？”“光有二说其理孰长？”“光与热随远近增减其比例若何？”“日光之速由何而考之？”“光透物而折改方向其理若何？”“虹霓并现其故何也？”“早晚有霞其故何也？”“测天远镜二式其理若何？”用英文来做这样的试题，就是今天的大学生恐怕也不算容易的。当年朱格仁曾获英文格物第一名。
京师同文馆有着较好的图书资料条件，馆藏书阁存有汉洋文书籍3700本，其中外文为1900本，占一半以上。除作为课本分往各馆外，听任学生借阅。其内容涉及许多方面，如法国巴黎一所大学赠送该馆图书188册，包括化学、医学、格物、算学、地理、农业、兵法、字典、诗史等。在外语教学方面，除了使用上述外国原版的教科书外，也有一些教材是馆内教习自行编纂翻译的。京师同文馆究竟编译出版了多少书，至今仍未能做出精确的统计，吉少甫主编的《中国出版简史》称：“30多年中，北京同文馆翻译出版的著作共200多部。”该书没有注明这一统计是从何而来，苏精据《增订东西学书录》和《筹办夷务始末》统计的只有35种，计有法律7种、天文学2种、物理数学类6种、化学3种、语言学5种、医学2种、历史学2种、经济学2种、游记等6种。
这些书在数量上虽少，但质量上还是很可观的。就语言学来说共有5种：同治三年（1864年）出版的荷兰司默灵（Antoine Everard Smor-renberg，1827-1900年）所撰《法国话料》、《法国话规》（Noe：l Grammaire Francaise），丁韪良编的《同文津梁》，毕利干的《汉法字汇》及汪凤藻编译、丁韪良鉴定的《英文举隅》。法人毕利干（AnatoleA.Billiquin，1837-1894年）编的《汉法字汇》（Dictionaire Francais- Chinoispar A. Billiquinse， Pekin-Paris， 1891）， 1891年分别由北京天主教北堂及巴黎勒庐（E.Leroux）印刷所排印，该书可能又名《中法文翻译名义》，正式出版时的中文名称改为《法汉合璧字典》。京师同文馆光绪十四年（1888年）还出版有俄人巴拉第编、柏百福补译的《汉俄合璧韵编》，全书上下二册，日本明治33年（1900年）Sankyo-sya的增补本，题为《俄汉合璧增补字汇》。
《英文举隅》是京师同文馆外语教科书中最引人注目的，该书是中国近代编译出的第一部英文文法书。该书翻译者汪凤藻（1851-1918年），字云章，号芝房，江苏元和人，曾在上海广方言馆随林乐知学习英语，修业期满后转学京师同文馆。在北京他仍然保持了出色的成绩。据第一次同文馆题名录所载光绪四年两科考试中年岁试榜单，汪凤藻的英文居全馆第一，汉文算学居第二。后因成绩优秀升任算学副教习。先后参与译著《公法便览》、《富国策》、《新加坡刑律》等多种。《英文举隅》为美国喀尔氏（有许多学者称英人柯尔Simon Ker，l此据《英文举隅》）的《文法》（English Grammar）第21次刊本。喀尔氏著有多种文法书，早为中国一些西学学者所重视。管理同文馆事务大臣曾纪泽在为该书译本所写的序言中指出：“数十年来，中外多闻强识之士，为合璧字典数十百种。或以点化多少为经，或以音韵为目，或以西洋字母为序，亦既详且博矣。然而说字义者多，谈文法者少。”因此，曾纪泽曾计划编译英文文法书，但“纷纭鲜暇，因循遂已”。与汪凤藻就这些问题“纵谈既洽”，因此希望同文馆毕业生汪凤藻能翻译英文文法书。结果一个月后，汪凤藻就拿出了译稿。该书光绪四年（1879年）由同文馆出版，光绪丁亥（1887年）又有蜚英书馆本。
由于该书比较难见，此将汪凤藻所写该书《凡例》全文录下：
一是书译自美国喀尔氏文法第二十一次刊布，原书条分缕析，篇帙较繁，兹特节其大纲，以归简约，要未敢取粕遗精，致贻买椟还珠之诮。
一文法一书，分门别类，各有专名，欲得汉字之稳惬而仍不失命名之义者，戛戛乎其难之，兹所译率多臆造，殊未惬心，故仍系以西字，以著本来。
一是书弁以总论，自字类而下，分为若干节，其间纲举目张，各从其类，仍不紊原书之条理焉。
一原书逐条下所设语例，往往引用他书成语，或至数十句之多，兹只择其浅近足资发明者录之，以为一隅之举，故曰举隅。
一逐条举隅，间亦有臆造之句，则以原本摘自他书，节取断章，难于译释故也。凡句中发明本旨之字，做斜体，辨伪条下，则以伪字做斜体，以醒阅者之目。
一文法一书，乃以文解文之书，较他书为难译，非独字句无可缘饰，并不能将西文概置弗存，行间字里，错杂纵横，可为知者道耳。
一是之译，专为能读其文而未能通其义，习其语而莫由知其法者，作入门之道，俾由此以寻绎原书，则思过半矣。
全书分22节，前9节分别讨论英语的静字（Noun，名词）、代静字（Pronoun，代名词）、区指字（Article，冠词）、系静字（Adjective，形容词）、动字（Verb，动词）、系动字（Adverd，系动词）、绾合字（Preposition，介词）、承转字（Conjunction，连词）、发语字（Interjection，感叹词）等，从第10节开始分别讨论用字之法、造句之法；辨伪；章句条分；同字异用；标点符号的使用、拼音简例、略语和倒句等。因为“文法”输入中国还是第一次，所以首篇“总论”专门解释了“文法”的意思：“人有意想，乃有语言，有语言，乃有文字，或以口宣，或以笔达，其用则同。文法一书，所以示语言文字之准，而此则为从事英文者示之准焉。”作为一本最早的汉文版英语语法书，该书在英语语法词汇术语的创造、文法书编写的结构等方面，都对后来的英语文法教科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曾纪泽读后认为“虽覙缕证据未逮原书，然名目纲领大致已备，亦急就之奇觚，启蒙之要帙也。”在序言中他还批判了当时一些保守的士大夫关于“事非先圣昔贤之所论述，物非六经典籍之所纪载，学者不得过而问焉”的谬论。
二、上海广方言馆与广东同文馆的外语教学与教科书
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二十二日李鸿章上呈了《请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折》，要求仿京师同文馆例在上海开设广方言馆，最初拟名“上海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在后来冯桂芬的试班办章程中定名为“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同文馆”，简称“上海同文馆”，1867年改名“上海广方言馆”。初办时遴选上海邻近地区14岁以下的俊秀儿童入学。学生也以外国文字为主课，兼习史地和自然科学。初成立时仅设英文一馆，学额40名。据林乐知日记称，1867年2月他作为第一个外国传教士在那里任教时，只有24名学生。其中有不少都已学会一二句洋泾浜的英语。他到职后即以韦氏（Webster）的拼音课本教以正确的发音，并以简单句内容的读物教学生翻译。上课时间每周6日，每日自上午9时至12时，其它时间为中学课程。林乐知则不断改进教学方法，采取类似现代能力分班的方式将全班学生分为三组，采用不同的课本以及利用板书等项，教学内容则除语文外，又藉讲述、实验及展示各种仪器，如电报机、电池等，并带领参观法国煤气厂、一家现代面粉厂和江南制造局的机器车间等现代化的工厂设备，以灌输学生科学观念与常识。并采用为基督教初信仰者改写的英文教义读本，一面教授英文，一面传教。
与京师同文馆相比，上海广方言馆更重视外语的学习，如西学考试规定，“如西学，但问其所通言语文字之多少……于西语西文茫无通晓者，即行撤换；如西文西语以及所业之文均有进益，着赏银4至8两，以示鼓励。”张君劢回忆自己1897至1902年间在上海广方言馆就读时称，该馆每周上7天课，其中4天读英文，3天读国文。英文课除学习英文外，还包括用英文写的数学、物理、化学和外国历史等。这些英文课使张君劢第一次“知道世界上除八股及我国固有的国粹之外，还有若干学问。”1869年后，广方言馆在隶属关系及课程科别方面有极大的改变，当时江南制造局设有翻译馆，遴聘西人参与翻译。同年并入制造局，与翻译馆分居上下楼同在一处。馆中开设的外国语文科目，除原有的英文外，又陆续增加了法文、德文等。
上海广方言馆的英文教师除林乐知外，均为中国人，先后担任教职的有留美学生黄胜和舒高第、严良勋、汪凤藻、朱格仁、沈佑甫、瞿昂来、凤仪、朱敬彝等；法文教师有傅兰雅、法国人克利蒙、卜沃野、璞琚、裴勃盟等，中国人有顾文藻、黄致尧、游学楷、吴宗濂、周传经、徐绍甲等；德文有德人金楷理、冯国钧等。该校究竟培养了多少学生，至今尚无确切的统计，熊月之推算，到1905年该校改为工业学堂为止的42年历史中，共计毕业了14期，保守估计至少有560名。后来服务于外交界的周传经、唐在复、陆征祥、刘境人、刘式训、胡维德、翟青松、戴衬霖；哲学界的张君劢；金融界的张嘉璈；化学工业资本家吴蕴初，都曾在该校就读。严良勋、钟天纬、张坤德、瞿昂来、李景镐等活跃在晚清的译坛；心理学家陈大齐曾在上海广方言馆肄业，1903年留学日本，所著《心理学大纲》是中国最早的心理学教材之一。1901年撰写《革命军》的邹容也曾在上海广方言馆进修日语。上海广方言馆培养了不少优秀的译员，如“精通中西文”的钟天纬、民国时期中华书局英文部的编辑严独鹤等。无怪乎美国学者毕乃德认为：“广方言馆学生较京师同文馆、广州同文馆相比，质量最高。”笔者目前尚未发现上海广方言馆的外语教科书，1880年《格致汇编》所刊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一文所列的已译成未刻的各书目录中，“百四十三”有舒高第译述、朱格仁笔述的《英话入门》，未知是否系广方言馆的英语教科书，还有待查考。1879年毕业的吴嘉善，在1881年前完成了《翻译小补》，可能也是当时上海广方言馆的外语教学参考书。
同治三年（1864年），广州仿上海广方言馆例，亦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称广东同文馆或广州同文馆。该馆主要也是培养八旗子弟翻译人才。学生不过数十名，每10人中以旗籍8人，民籍2人为准。规定如在馆三年学习有成，能将西洋语言文字翻译成书者，即派充将军、督抚、监督各衙门翻译官，准其一体乡试。1897年添设俄文、东文两馆。在广东同文馆担任英文教师的有美国人谭顺（Theos Sampson）、哈巴安德（A.P.Happer），英国人巴化理（W.L.G.Badham）、三顺（Theo.Sampson）、俾士（George Piercy）等；担任俄文教师的有俄人乐满福、萨泽畿；担任日文教师的有长谷川雄太郎等。开始只授浅近的英文，兼授浅近的算学。后期学生人数大为增加，光绪二十七年时，英文馆有70名，俄文、日文、法文三馆各有40名，据说欲入学者增多，因馆内经费有限而未获准。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改名广州译学馆，成为五年制的高等学堂，1906年再改称两广方言学堂。该校英文科曾经用美国人所编的The Mother Tonguean Elementary English Grammar做教材。1905年科举废除后在广东省有四类学堂最受青年的欢迎，因为毕业后都能获奖举人。最令人羡慕的是广雅书院，因为是京师大学堂的预科；其次是法政学堂，因为是法官养成所，因此地位颇高；第三是优级师范，是中国教员养成所；最后是方言学堂。方言学堂的学生自吹外国文如何好，前途如何有希望，自负将来要当驻巴黎的公使和伦敦的公使等。但其真正的教育质量很值得怀疑。曾就读于该校法文班的罗一球曾率直地说：“方言毕了业，我看比中学毕业所赢有限。外国文恐怕还学不通哟。”他甚至指出该校英文班的学生连牛奶罐头上的英文都解释不下来。
广东同文馆1900年出版有该馆东文教习长谷川雄太郎编撰的《日语入门》。该书开篇是日本假名的50音，介绍鼻音、浊音、转呼音等。后分90课，分别列出数目、月日、时刻、七曜日、方角、天文、人伦、身体、宫室、家具、化妆道具、食事道具、文具、服饰、饮食、果物、鱼贝类、鸟、兽、虫、舟车类、药、贸易品等，选语由简单到复杂，都是日常会话和称呼语等。作者认为选用这些日常用语，可以让学生“藉物名以充练音之用耳”。如果“学者能以全篇谙练习熟，则可以通大体，而后自应对以及谈论，盖犹水之就下也。”该书影响颇大，薛理琛称赞该书“所讲语法简要而赅备，于ょアステ等词，言之颇详。”1901年东学会出版的由其编写的《东语文法提纲》一书，就是采择日人长谷川雄太郎所编《日语入门》一书中“最要之句，录成三十五课”。1903年秋上海书局出版的夏宗禹、姜鸿宾编次的《东语课程》，也是综合了广东同文馆《日语入门》和上海育材书塾的日语课程的优点。该书共120课，第1至第90课为造语篇，基本上是《日语入门》的内容，只是在未注汉语的地方注上了汉译。连语篇基本上是育材书塾的课程。编者自认为较之《日语入门》有了进步，“似较原书稍觉精密焉。”
三、杨勋的《英字指南》、龚渭琳的《法字入门》与张德彝的《英文话规》
同文馆在晚清成了后来各种外语学堂模仿的范本，产生了巨大的文化效应。由于同文馆强调学生外语能力的培养，因此京师、上海和广州三地的同文馆确实培养了优秀的外语翻译人才，包括口译和笔译的外语人才。有些还在外语教学用书的编写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绩，《英字指南》、《法字入门》和《英文话规》是三个突出的例子。
杨勋，字少坪，江苏常州人，是上海广方言馆的毕业生。他未参加过科举，曾经协助盛宣怀办理过实业。由于在正式的官办学堂中受过较好的英语训练，“英语颇称纯正”。当年向他请教英语的人很多，自称“数年之内不下三四百人”，因此决定将自己已辑成的《中英万言集》修改重编成《英字指南》，1879年由美华书馆出版。全书分6卷。卷1卷2是拼读与书写的教材，卷3卷4是该书的核心部分：分类字学（即分类词汇）用汉字注音。卷5卷6是“贸易须知”和“通商要语”。该书的特点也是讲究拼法，同时分类词汇与会话句型亦比以前增加。更重要的是因为杨勋在上海广方言馆里受过正规的英语训练，因此“你不要忘了”，就作“Donotforget”，显然较前《英话注解》有了极大的进步。由于该书编得较为合理，20多年后的1901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英字指南》增订本，题为《增广英字指南》，英文书名：Methodfor Learning English，实际上也仅在卷6“通商要语”末尾加上文规（即文法）译略及英语尺牍两节，并在同卷“交易”一节中加上十来句会话例句。早期很多英语初学者，都将该书作为教材。
《法字入门》的编译者龚渭琳（1867-？），1879年起在上海广方言馆随法文教习顾子仙学习了四年，后又跟法国人学习了两年，接着又在法人璞琚先生处学习两年。随着通商口岸学习法语者的日益增多，他受曹骧《英字入门》的启发，边学边译，编撰了《法字入门》，光绪十三年（1887年）由上海美华书馆出版。全书采用沪音标注，共77课。首篇讨论法字源委。分单字门、拼法门、天文门、地理门、人身门、饮食门、杂物门、走兽门、飞鸟门（虫附）、草木门、花果门、味料门、言语门、数目门、算法门、五金宝石门、男女服饰门、点句勾股考、初学文法门。曾留学法国的著名学者马建忠在为《法字入门》一书所写的序言中称，当时已出版有《法汉常识》和《法语进阶》等书，“学法者可以问津矣。惟未加注释，初学读之，乌能举一反三耶？夫学语必先识字，字未识而欲语之善得乎？”他认为《法字入门》“藉体审音，曲尽重妙，诚初学之津梁也。”书后有周国兴跋。杨然青在《格致书院课艺》中对该书评论道：“书中体例，虽仿《英字入门》，而条目倍之……其所注之音，有轻有重，有短有长，字稍小者，读音亦轻，如Hier，即‘昨日’音[者]，以‘衣爱而’是也。字相肖者而音须拖长者，则加以方口，如Boire，即‘饮字’者，以‘蒲挨而’是也。如此审辨，尤易不失毫厘。盖此书所译，虽未尽合官音，而核以沪音固无误矣。”
京师同文馆最早的学生张德彝不仅在担任出使英法等国的外交活动中表现出色，而且在1895年还写成了一部英文文法《英文话规》（Gram-mar），这是近代由中国人编写的最早英文文法书之一。该书1909年由京华印书局出版，将英文分为9类，并依次分为9章详细进行分析。一指字（即冠词）、二实字（即名词）、三指实字（即形容词）、四替实字（即代名词）、五动字（即动词）、六指动字（即副词）、七接连字（即前置词）、八承转字（即连接词）、九发语字（即感叹词）。书末还列有英文的12种标点符号。张德彝在自序称：“尝思天下百工不以规矩工不能成。是循规蹈矩，其成工必精也。”英文自然也有其“成规”，“措置稍乖，义必相反”，因此在乙未年（1895年）完成此书，“庶不负余之在馆（同文馆）三十有四年也。”张德彝与同文馆另一位毕业生沈铎从海外归国后，还出任光绪皇帝的英文教师，为了显示他们作为教师的尊严，光绪允许他们在他面前坐着上课，而其他皇子和大臣还只能跪着。满清皇帝应该是学满文和蒙文的，但光绪皇帝首先在宫中学习英文，一般亲王和大臣也纷纷来馆寻觅英文教科书。从上海广方言馆转入京师同文馆的吴宗濂从光绪十二年起，接连随刘瑞芬、薛福成、龚照瑗三位出使大臣，在驻英法两使馆担任翻译官。后来他除与赵元益合译《澳大利亚洲新志》等外，还编译了《分类锦囊法语》，并与同学黄致尧一起将V.Valne的英法文对照原著译成《法语全编》。
在中国文化界尚处在对西方兵船工矿、声光化电的认识阶段时，同文馆能率先推出外语人才的培养计划，译刊一批有着较高质量的可观的西方社会科学的译著，特别是编写出一些外语教材，为中国知识界摆脱陈腐的华夷等级观念，提供了比较系统的参照系；在建立新的外语教学观念方面，给中国莘莘学子贡献了有价值的语言教育资源。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外语学堂，它对于后代外语教学风气的提倡，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外语教材的编写方面，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
四、小结
从上述研究我们可以归纳出如下几个问题。首先，清末三处同文馆可以视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尽管京师、上海和广东同文馆三者成立的时间不一，机构独立，但它们在主办的宗旨，教学目的和教学方法、课程的设置、教习的聘用、学生的选拔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共同点。可以说，是京师同文馆的成立，带动了上海和广州两地同文馆的设置。三者之间的联系，最显著的是表现在优秀学生的咨调上，上海和广东同文馆都有优秀学生保送京师继续深造的。据赫德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写给金登干的信，当时京师本地学生70名，广东保送的12名，上海保送的7名。上海广方言馆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为止，共保送了五批28名学生入京，广东同文馆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为止，保送了五批46名学生入京。一些优秀的保送生，后来成了同文馆外语教习的主干，如广方言馆保送生汪凤藻、严良勋、朱格仁、瞿昂来、朱敬彝等都曾充当英文教习；黄致尧、吴宗濂、周传经、徐绍甲等出任过法文教习。
其次，同文馆作为中国最早的外语学堂，从早期的英法语种开始，到19世纪90年代已经具备了世界最重要的几大语种的教学力量，可以说当时中国外交上主要国家的语种都已包括在内。值得提出的是同文馆的教学从最早的1867年开始，就注意把外语教学与天文算学联系在一起，我们从保留在1873年2月《中西闻见录》第7号中壬申年汉文格物题和英文格物题可见，当时英文教学的内容是与科学密切联系的，以后陆续将外语教学与国际公法、经济学、化学、医学和历史地理相结合，使同文馆摆脱了狭隘的译员学堂的性质，开创了后来具有现代意义的高等教育的雏形，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端。
再者，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开创者，京师同文馆在1873年建立了自己的印刷所或称出版处，备有中文活字和罗马体活字，又有手摇印刷机7台，同文馆师生翻译的书籍和试卷等都在此印刷，这实际上是中国最早的高校出版社。该所的出版物虽然只有35种，但其中的国际公法、化学和经济学的读本，特别是京师同文馆出版的汪凤藻编译、丁韪良鉴定的《英文举隅》是中国近代编译的第一部英文文法书，同后来广州同文馆出版的《日语入门》和其他若干中外文辞书，提供了有关英文文法和语言学的第一套学术用语，在中国文化界和教育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后，同文馆为中国外交界和教育界提供了第一批具有双语能力的外交官、翻译人才和外语教习。光绪十八年担任钦差出使大臣的汪凤藻，是一个出色的翻译家。清末共有13名同文馆学生持节国外，在清末所派遣并到任的54名出使大臣中，占24%。如以光绪十八年（1892年）以后派遣并到任的37名出使大臣计算，同文馆学生占35%，已超过1/3。1912至1928年，同文馆学生在国外担任公使的有7名，在17年中所有派遣并到任的5名公使中占20%。这些数字都充分说明具有双语能力的同文馆毕业生已在中国外交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文馆的毕业生杨勋、龚渭琳和张德彝，先后编撰了《英字指南》、《法字入门》和《英文话规》，这些近代早期由同文馆毕业生编写的最早英文读本，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同文馆第七次题名录中，在各地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文馆学生有16人之多。1902至1911年间，京师大学堂先后聘用的法文教习，包括外国人在内的是9名，英文教习16名，其中同文馆出身的在法文教习中超过半数，在英文教习中占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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