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随着社会的变迁，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变，出现了一些新的阶级、阶层和群体。驻外使节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新群体。所谓早期驻外使节，是指1876年至1895年间晚清政府派出的常驻使节，他们包括出使英法俄德等欧洲国家的郭嵩焘、曾纪泽、刘瑞芬、薛福成、崇厚、洪钧、许景澄、龚照瑗、刘锡鸿、李凤苞，出使日本的何如璋、黎庶昌、徐承祖、李经方、汪凤藻、张斯桂（副使），出使美国、西班牙（当时称日斯巴尼亚，晚清文献中称其为“日国”）、秘鲁的陈兰彬、郑藻如、张荫桓、崔国因、杨儒、容闳（副使），共22人（署理公使及未成行者除外），出驻12个国家。
提起外交使节，人们往往关注他们的外交活动。实际上，早期驻外使节对晚清社会变革、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更为突出。目前，对于这一群体的研究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本文试就他们对西方近代文明的传播及其特点加以论述，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
早期驻外使节是较早步出国门的官僚士大夫群体。出洋期间，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他们对西方近代文明的认识超越了以赞叹物质文明为主的感性阶段，更留心于对西方政治制度、文化教育、风俗习惯等较深层次文明的探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并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向国内进行了传播。
第一，著述流传。总理衙门规定，出使各国大臣“应随时咨送日记等件一片，内称凡有关系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皆当详细记载，随时咨报”。早期使节多文化素养深厚，长于文字，他们亲历西方后，留下了大量的日记、奏折、信函、书牍等文稿，记述内容的深度和容量较之以前出洋者的记录普遍有所增加，反映了对外部世界认识的深化。使节的出国载记为近代出国著述的代表作，得到士大夫阶层的普遍重视。郭嵩焘的《使西纪程》、曾纪泽的《使西日记》、薛福成的《庸庵海外文编》及《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崔国因的《出使美日秘国日记》等，都是颇具影响力的载记。上述日记加上刘锡鸿的《英轺私记》、陈兰彬的《使美纪略》、李凤苞的《使德日记》等，均被梁启超作为19世纪末了解西方的佳作选入《西学书目表》。一些使节还有专门的译著。李凤苞与人合译或单独译著有：《攻守炮法》、《营垒图说》、《炮准心法》、《克虏卜炮图说》、《克虏卜炮药弹造法》、《克虏卜炮饼药法》、《克虏伯炮表》、《克虏伯炮操法》、《布国兵船操练》、《美国兵船枪法》、《城堡新义》、《陆操新义》（又名《陆战新义》）、《艇雷纪要》、《海战新义》等等。其中，《陆操新义》影响较大。继李凤苞之后出任驻德公使的许景澄，参照前任随员刘孚翊与洋翻译官金楷理所译各国铁甲船表，精心结撰成一书，即《外国师船图表》。该书共13卷，附杂说3卷，分各国船表，论及19个国家，对西方海军发展历史及现状，军舰、器械的制造及改进等情况都有准确的说明，是当时中国了解西方海军及其船械历史与现状的重要著作。此外，他还著有《德国陆军纪略》。
第二，影响洋务大员。早期驻外使节多与洋务大员颇有渊源：郭嵩焘与李鸿章为同科进士、至交好友，与沈葆桢、丁日昌等关系也不错，又是曾国藩、左宗棠的儿女亲家；曾纪泽是曾国藩的长子，与李鸿章等大员关系非同一般；薛福成为曾国藩、李鸿章幕府中上佐之才，李鸿章对他几乎言听计从；李凤苞深受丁日昌、李鸿章赏识，在二人的大力提携下才得以出任驻德公使；许景澄与张之洞关系密切，1867年许景澄乡试中举，是科浙江乡试副考官为张之洞，故张之洞可称为是许景澄的“座师”；黎庶昌为“曾门四弟子”之一；郑藻如、陈兰彬、龚照瑗、刘瑞芬都在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中任过总办或会办；张荫桓出使美西秘前，特地“到津晤李傅相，筹商一切”；崔国因、龚照瑗与李鸿章既是同乡，又是姻亲。使节出洋，多经由洋务大员推荐；驻外期间，与国内洋务大员多有联系，互通声气。洋务大员的思想程度不同地受到驻外使节的影响，进而影响到整个官僚士大夫阶层甚至最高决策者。
第三，引进军舰、机器、洋员等西方文明的载体。驻外使节是清政府购买外国军舰的重要中介之一，这是19世纪末特有的现象。依靠使节购舰，是清政府力图避免洋员购舰的弊端，以期自掌利权而采取的举措。驻欧特别是驻英、驻德公使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80年至1895年间，中国向外国购买军舰37艘，大都由使节订购，主要购自英、德两个国家，舰艇包括铁甲舰、巡洋舰、鱼雷艇、运船、炮舰、驱逐舰等多种类型。驻德公使李凤苞、许景澄，驻英公使曾纪泽、刘瑞芬等人立下了汗马功劳。所购军舰中，以后来构成北洋主力的两艘铁甲舰（“定远”、“镇远”）和五艘巡洋舰（“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影响最大。他们还为中国海陆军和军事学堂聘请了一些外国军官和教习。如两度担任北洋海军总办（the Chief-Inspec-tor）的琅威理，就是曾纪泽受李鸿章之托向英国海军部访聘的。中法战争期间，李鸿章痛感北洋海、陆军亟需加强训练，遂委托驻德公使李凤苞在柏林高薪聘请了大约25名德国军官。1885年，“定远”、“镇远”、“济远”三舰回国时，因北洋海军一时缺乏驾驶人才，由李凤苞、许景澄代为雇用洋员455人随行，到中国后留用了43人。中国近代企业基础薄弱，机器设备、技术、人才等多要大量从西方引进，许多企业将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及人才之事委托给驻外使节。这在张之洞创办的企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广州机器铸币局、湖北织布局、汉阳铁厂等民用企业的机器，就是委托驻英公使刘瑞芬、薛福成代为采购的。湖北枪炮厂的机器设备则请驻德公使洪钧代为订购，后又通过继任驻德公使许景澄多次更改、增购。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内，大量引进外国人才，“大都是通过与清朝驻外使节往返电商之后确定的”。张之洞是后起的洋务巨擘，他兴办的企业以规模大、设备新著称，这里也包含着使节付出的辛劳。军舰、机器、西方技术人员等器物和人才，是西方军事技术、工艺制造、科学知识、管理制度等多层面文明结合在一起的鲜活载体，人们在与他（它）们接触的过程中，不知不觉间就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洗礼。这种方式有时比百篇宣传、鼓动西方文明的文章更有效。
第四，参与留学生的培养。使节与晚清留学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最著名的当属首任驻美公使陈兰彬、副使容闳与留美幼童的关系。特别是容闳，他为“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而不懈奋斗了一生，被称为“近代中国留学生之父”。随后，在海军留欧生的派遣和管理过程中，郭嵩焘、李凤苞、曾纪泽、刘瑞芬等驻欧使节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官费的留美幼童和留欧生是1895年之前留学生的主体，他们系统地接受了西方近代教育，成为当时对西方文明理解最深的群体，在传播西方近代文明过程中作用重大。追根溯源，不能忘记这里也有早期驻外使节的一份功劳。
二
虽然早期驻外使节个人素质良莠不齐，对西方文明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最典型的莫过于郭嵩焘与刘锡鸿的纷争），但总体而言，他们对西方文明的观感还是相通一致者多。这是由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和共同的出使经历决定的。他们在传播西方文明的过程中，主要体现出三大特点：
第一，传播态度比较积极主动。早期使节出使前多在舆论上或实践中参与洋务运动，思想比较开明，对西方的了解比绝大多数官僚士大夫要多一些；亲身体察了西方文明后，他们深受震动，思想产生了飞跃，彻底放弃了妄自尊大的华夷偏见，承认西方也有文明，甚至在文明程度上超过中国，从而为积极传播西方文明奠定了思想基础。此外，自1876年至1895年间，近代使节制度处于初创阶段，尚未建立职业外交官的人事制度。早期驻外使节是皇帝钦差，外交并非他们的本职，只是一个临时差事，其职衔在国内的各种行政机构中。加之在这20年间，国际环境总体上处于由相对稳定到不稳定的过渡时期，中外交涉尚不十分纷繁，而且不少事务由各国驻华公使与总理衙门、南北洋大臣协商处理。因此，早期驻外使节的外交任务比较清简。于是，他们就自觉地把考察西方社会、为国内各项变革提供借鉴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就说，使节“务一切细心体察，究知所以为利弊得失，苟利于国，仿而行之，否则置之”。崔国因所言更为明了：“查公使之任，匪特以联邦交，凡有关于本国之利源者，皆当留意也。”当时，国门刚刚打开，中西文化与新旧观念的冲突与交锋十分激烈，官僚士大夫阶层中，主张借鉴西方文明的开明人士凤毛麟角，多数人仍是泥古而顽梗，彻底否定西方文明者大有人在。即使是默许和提倡洋务运动的地主阶级开明派，学习西方也多处于被动应付状态。在这种时代氛围下，早期使节传播西方文明的积极主动的态度尤显难能可贵。
第二，传播内容既有实用性又有超前性。实用性主要表现在早期驻外使节引进了机器、军舰等器物层面的文明。这自然与当时洋务运动引进的“西用”主要为西方表层物质文明直接相关。这也是早期使节做出的最有成效的贡献。由此也可透视出他们身上的时代印记和实干家的特质。超前性是指早期使节介绍了政治制度、文教风俗等较深层次的西方近代文明，超越了所处的时代。使节对作为西方民主政体重要标志的议会特别关注，对与议会相关的政党制度、三权分立制度也有所了解。对照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崔国因等早期使节在日记或信函中表达了对西方民主政体的赞美之情。崔国因还成为正式向朝廷提出设立议院主张的第一人。虽然由于时代和知识结构的局限，他们没能真正理解西方民主政体的本质，不能正确区分西方的民主和中国的民本理念，但已达到了当时的最高认识水平，与王韬、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派相比毫不逊色。使节对中西方教育进行了比较。西方教育重实际，中国传统教育务虚文，是早期使节的共识。郭嵩焘致函沈葆桢说：“至泰西而见三代学校之制犹有一二存者，大抵规模整肃，讨论精详，而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虽然这里有“泰西近古说”的痕迹，但着重点在于强调西方学校教育的务实致用。李凤苞看到，西方教育循序渐进，“不令读未解之书，不妄试未习之事”，终生不废学。崔国因认识到，西方学校“均以致用二字为主”。他们还认识到，教育价值取向的差异成为中西国力相差悬殊的一大根源。西方教育讲求学以致用，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造就了西方社会的富强。而当时中国的教育以科举制度为中心，腐朽僵化，是国家落后的原因之一。抨击中国传统旧教育，支持以派遣留学生和设立新式学堂为主要内容的新教育，遂成为早期使节的共同主张。积极为国内新式学堂访聘洋员，参与留学生的培养，是他们实践这种主张的主要表现。由此可见，虽然早期使节基本上属于洋务派范畴，但他们认识和传播西方文明的聚光点已由器物转化到制度，显现出突破“中体西用”藩篱、向维新思潮转化的态势，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第三，在晚清官僚士大夫阶层中产生了直接而强烈的影响。由于传播媒介的局限，早期使节传播西方文明影响所及，主要为官僚士大夫阶层。传播内容受需要的程度、传播主体与受传对象的心理距离是影响传播效果的两大重要因素。在早期驻外使节活跃的20年间，晚清政府正在进行一场颇有声势的洋务运动，了解和引进西方近代文明是洋务运动的主线。而长期的闭关锁国，妄自尊大的“天朝上国”观念，造成了人们对异域文明的无知和偏见。清廷亟需开辟多种了解西方文明的渠道，以助益于国内的变革，遣使驻外就被他们视为了解外情的最佳途径。为此，总署还制定了使节随时咨送日记的制度。可见，使节出洋伊始，就肩负着了解和介绍西方文明的重任。当时，传播西方文明的主要途径还是通过来华西人及其所创办的机构。但在多数中国人眼里，西方人毕竟“非我族类”，且与列强的侵略和不平等条约联系在一起，人们对他们传播的西方文明自然产生一种排拒心理，恭亲王奕䜣认为外国人出版的报纸“未必尽属可信”，只能根据“推测”，“得其大概”。而驻外使节身份独特，社会地位较高，又对西方社会进行过实地考察，堪称官僚阶层中最具新知识新思想的群体，颇受众人瞩目，因此，他们传播的西方近代文明更受国人重视，更容易为国人所接受，对官僚士大夫阶层的冲击也更直接、更强烈——这从郭嵩焘《使西纪程》掀起的轩然大波中即可窥见一斑。
综上所述，早期驻外使节传播西方文明产生了积极的效果，由此我们可以得到重要启示：走向世界与更新思想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百闻不如一见”是一个既浅显又深刻的道理。实地观感对个人思想的触动，是坐守国门之内的人无法相比的，这在风气未开、学习西方文明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晚清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思想保守、态度顽固的刘锡鸿，对西方有了亲身体验后，也不得不承认对西方“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国际性开放是近代世界有别于中世纪的一大显著特征，是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在这样的时代趋势下，每个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在闭关自守的状态下进行，而必然要同其他国家发生相互依存的关系，必然要受到世界整体化发展趋势的影响。因此，只有以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才能吸取人类创造的先进成果为我所用，促进本国的进步。这是一个值得珍视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