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洋务外交家。他以驻外使节身份常驻海外，直接负有与外人折冲之责，取得了卓越的外交成就。曾纪泽卓越外交成就的取得不是偶然的，其近代开放意识当为背后的重要因素。研究曾纪泽的近代开放意识，不仅有助于理解其外交实践活动，而且对窥察晚清先进中国人的思想动向，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
在民族危机深重的近代中国，曾纪泽敢于直面现实，顺应历史潮流，反对闭关，提倡开放，具有了近代开放意识。这种意识的形成与时代环境、家庭影响、个人因素密切相关。
1.时代环境。曾纪泽所处的19世纪中后期，正是中国社会有史以来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在“泰西之轮楫旁午于中华”的形势下，曾纪泽亲眼目睹了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力以及在华外人的恣意妄为及骄横。受强烈爱国心的驱使，他清醒地认识到，要想改变中国被动挨打的局面，了解世界大势、认真研究外人，实属必要。
1861年，曾纪泽曾就外国传教士到衡州（今湖南衡阳）传教一事向父亲曾国藩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乡间惟闻英人传教事，少有惊慌。衡州欲纠人拒击，男意领事官未设定而传教者先至，不先至省会，而先至衡州，大半是诈称者，自可放心驱逐。若非诈称，而肆行非法，即当以所坐白之官长。盖和议既成，杀戮则显违诏令，听从则污辱泰甚，殊难施展也。”这表明，此时的他已对中外关系以及条约中有关传教的规定有了基本了解，他的眼光已经触及到如何处理中外关系的领域，且不无深见。
1870年，曾国藩受命处理天津教案。曾纪泽对此事甚为关心，经常同父亲交换意见和看法。他指出，对付洋人要“静以镇之，以情理谕之，待其咆哮既过，即可议成和局”。而且，通过中西实力对比，他已知道保持中外和局的重要性，认为中国要“徐图自强”，“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他还进一步探讨了造成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指出：“近年中外交接，洋人所以日强，华人所以日弱者，其弊在于无人。……所谓自强者，不在于行伍之整齐，器甲利，而在于得人。”在曾纪泽眼中，中国要自强，需要的是“忠孝气节之士，而复能留意于外国语言文字风土人情”的人才。由此可见，在外力不断侵入、中国日益衰弱的情况下，曾纪泽深刻地认识到，仅凭仿制西洋武器不足以达到自强的目的，不熟悉中国以外的世界大势，不掌握西方科学技术的真谛，就不能学到自强的根本，也就无法驾驭西方列强。
同年，曾纪泽致函曾国藩，表达了自己学习西语西文的决心，他说：“将来欲拼弃一二年工夫，专学西语西文。学之既成，取其不传之秘书，而悉译其精华，察其各国之强弱情伪而离言之，此于词章经济似皆有益也。”可见，探察西方科技发达的因由，了解西方各国实力的强弱，从而寻求国家富强的方策，是曾纪泽学习西语西文的真正动力。
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曾纪泽不但继承了魏源等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先进思想，而且还将其付诸行动。为了国家的富强事业，他主张以一种开明的态度去了解西方、学习西方。正是在西力不断东渐的情况下，曾纪泽的开放意识逐渐形成了。
2.家庭影响。曾纪泽的父亲曾国藩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教育的人。作为曾门长子，在曾国藩影响下，曾纪泽在治学上也养成了一种开放的态度。此种治学态度不仅帮助他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而且还使他在碰到异质文化时，不会简单地加以拒斥，而是认真讲求，从中汲取营养成分，扩大自己的治学范围。他后来有志于西语西文的学习，就是一个显例。可以说，曾纪泽在当时闭塞守旧风气盛行的中国，能够具有不同于时人的近代开放意识，其开放型的治学态度从中起了重要作用，而这又与曾国藩的启迪有极大关系。
曾国藩非常注重为学的社会功效，因而他极不赞成纪泽过早学作不能解决任何社会实际问题的八股制艺。他曾语重心长地指出：“若再以全力学八股、试帖，则他项学业必全荒废。吾决计不令其学作八股也。”在纪泽年满14岁后，他仍对其谆谆告诫道：“八股文、试帖诗皆非今日之急务，尽可不看不作。至要至要。”曾纪泽受父亲的影响，在举业不顺畅的情况下，毅然放弃科举正途，绝意科名。这使他能把精力更多地投于研读经世典籍及学习西方的科技文化，此对开阔其眼界、促进其开放意识的形成，实有裨益。
作为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曾国藩非常注重对西书的翻译。为达到通夷情的目的，他于1867年冬附设翻译馆和印书局于江南制造局内，此举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曾纪泽曾长期跟随父亲左右，对曾国藩从事的洋务事业也“闻见一二”，并深得其推许。从父亲那儿，曾纪泽获得了大量阅读西书的机会。在衔命出使英、法之前，他阅读的西书已包括公法类、史地类、理工类、医学类等，这些新知识正是其开放意识的重要来源之一。
3.个人因素。曾纪泽开放意识的形成，除社会与家庭教育因素外，他乐求新知、广于交游的个人因素也至为重要。关于曾纪泽乐求新知的表现，翻开《曾纪泽日记》则比比皆是。下面仅对曾纪泽的交游情况作一考察。
曾纪泽一生交游甚广，遍及中外人士。从具有新思想的人士那儿，他汲取了大量近代国际知识。这些新知识成为其开放意识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曾国藩的幕府可以说是一个汇集天下英才的大本营，“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一向求知欲望甚强的曾纪泽自不会放过与他们交流的机会。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张斯桂、容闳等人都是通习西方新知识的人物。通过与他们的接触与交流，曾纪泽对西方事物产生浓厚兴趣当不意外。除同辈人士之外，他还与自己的前辈郭嵩焘、李鸿章等人关系甚密，这对曾纪泽了解国际形势、中外交涉、国际公法等具体事宜自有助力。
除与具有新思想的中土人物往来外，与西人的交游也是曾纪泽获取新知识的重要渠道。对于与西人的往来，他曾有追忆：“光绪丁丑秋，以承袭侯封来京觐谢，侨寓禁城东南，与泰西诸国朝聘之使馆舍毗邻。于是英国汉文正使梅君辉立，偕副使璧君利南闻声见访，纵谈竟日。而绩学之士英国艾君约瑟、德君约翰，美国丁君韪良，亦先后得订交焉。”其实在这之前，他就和英人马格里结下友谊，对方并成为他的第一位英文教师。与这些来华外人的往来，除了对曾纪泽学习英文有直接帮助外，无疑也为其了解西方的真实情况打开了一个窗口，如在出使前夕，曾纪泽就向丁韪良问过“西礼”。
二
曾纪泽的开放意识涉及极广，下面主要就其与近代外交事业联系比较密切的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1.对闭关政策的认识。曾纪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论证“变局”出现的必然性，指出：“西洋大小各邦，越海道数万里以与中华上国相通，使臣来往于京城，商舶循环于海上，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奇局也。”此“盖天运使然。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问，亦已明矣”。他向世人传达了这样一条重要信息：闭关自守不行，要想使中国真正走向富强之路，对外开放是惟一可行的选择。由此可见，他的眼光已触及到中国实现近代化的真谛所在。
曾纪泽对昧于世界大势、脱离社会现实、思想僵化的士大夫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抨击，他说：“学者于口耳之所未经，遂概然操泛泛悠悠茫无实际之庄论以搪塞之，不亦泥乎？”对于那些只会放言高论之辈，他一语道破其无裨时局的本质：“吾华清流士大夫，高论唐、虞、商、周糟粕之遗，而忽肘腋腹心之患，究其弊不独无益，实足贻误事机。”指出，中国应充分利用“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的机会，对西方的“食饮、衣饰之异，政事、言语、文学、风俗之不同”等进行认真考察，并“就吾之所已通者扩而充之，以通吾之所未通”。
由此可见，曾纪泽已能够从世界发展大势来观察本民族的生存问题。就对鸦片战争后中国时局的分析及对近代中国社会走向的把握而言，曾纪泽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2.对西方外交礼仪的看法。在近代中国，不突破陈腐的“夷夏之防”是不可能对世界局势形成正确认识的，也不能使中国外交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曾纪泽根据自己的见闻及对西学的研习，已经从根本上突破了“夷夏”观念的束缚。他指出：“彼诸邦者，咸自命为礼义教化之国。平心而论，亦诚与岛夷社番、苗？獠猓，情势判然，又安可因其礼义教化之不同，而遽援尊周攘夷之陈言以鄙之耶？”在这里，曾纪泽虽对少数民族还存有一定偏见，但他对西方国家的认识却是正确的。
曾纪泽还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使节在异域遵守西礼对维护自己的尊严及形象至关重要。光绪四年（1878）冬，崇厚在赴俄国进行伊犁谈判途经柏林时，曾命当时中国驻德公使李凤苞“迎于客店，跪请圣安，大开店门”，结果使西人“万目其睹”，造成极恶劣的国际影响，严重损害了中国外交人员在西人眼中的形象。对此，他气愤地指出：“欧洲视署使本与参赞无异，又于形迹疑似之间，启其轻慢藐视之心，于崇公无益，而于公事有损。”此外，曾纪泽认为在中外交往中，双方均应遵守西方外交礼仪，否则有失平等原则。当他甫任驻外公使之职后，各国驻华领事遵循西方外交惯例，纷纷前往道贺，独英国领事官达文波有所“侮慢”，不以西礼对待曾纪泽，对此，曾纪泽也未“违例而先拜达君”，致使其“闻而大惭”。
3.对中西通商问题的认识。曾纪泽通过对世界大势的考察，认为中西通商为大势所趋，中国传统“崇本抑末，贵农贱商”的陈腐观念理应抛弃，在西人“越数万里重洋往来贸易，外朝之人乐至中国”的现实环境下，中国人亟需改变“不愿至外朝”贸易的不利局面，去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由此可见，曾纪泽已初步具有了近代对外贸易观念。
曾纪泽在向西方寻求富强根源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重商是西方富强的重要根源之一。他说：“然自强之事，固有更急于船炮军兵者。急其所缓而缓其所急，谓之得计，可乎？”曾纪泽所指的“急于船炮军兵者”实际上是“铁路、矿务、学校、耕农有益之政”。可见，曾纪泽的洋务思想已完成了从求强到求富的转变。他的这一认识对帮助国内洋务派走出只讲求军务的误区作用甚大。
曾纪泽在提倡重商的同时，还认识到中国应同西方列强进行“商战”。他指出：“通商之损益不可逆睹，或开办乃见端倪，或久办乃分利弊，或两有所益，或互有损益，或偏有所损，或两有所损”，这都属于正常范围，然而“中国自与西洋立约以来，每值修约之年，该公使等必多方要挟，一似数年修改之说，专为彼族留不尽之途，而于中华毫无利益者。其实彼所施于我者，我固可还而施之于彼”。为改变中西通商中“吾华之金钱日流于外洋，有出而无入”的不利局面，他大声呼吁中国不可“守往古之陈言，而不思变计”，极力主张“博心一志，自讲商务，上下同心，与洋人争利”。曾纪泽这种主动与洋人争利的“商战”思想，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抵御外来经济侵略，是有积极意义的。
4.对西方国际法的体认。曾纪泽最早接触西方国际法知识，据其日记是在光绪四年二月初四日。实际上，他对国际法的阅读应该更早些，这是因为其父曾国藩以两江总督兼署南洋大臣的身份拥有第一批《万国公法》中的一部，求知欲甚强的他自不会放过了解新知识的机会。正是由于其较早地接触到《万国公法》，他才会在1878年出国前夕两宫召见时，提出“办洋务以熟于条约、熟于公事为要”的论点。他把是否懂得西方国际法作为洋务分子的基本素质，足见西方国际法在其心目中的地位。出洋以后，随着与外人交涉事务的增多，他对国际法有了更加深刻的体认。
首先，他认识到西方国际法对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着积极的作用。对此他说：“西洋各国，以公法自相维制，保全小国附庸，俾皆有自立之权，此息兵安民最善之法。盖国之大小强弱，与时迁变，本无定局。大国不存吞噬之心，则六合长安，干戈可戢。”
其次，曾纪泽通过对国际法的研究，认识到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原则。近代中国，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了中国许多权益，特别是治外法权、利益均沾、协定关税权等，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然而，在没有真正了解西方国际法原则前，中国人并不认为治外法权、利益均沾等权利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曾纪泽根据对国际法的了解，认识到西方人在中国享受的这些特权不但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伤害，而且还完全违背国际法的平等原则。对此他指出：“中国与各国立约，所急欲删改者，惟‘一国倘有利益之事，各国一体均沾’之语，最不合西洋公法。”在此基础上，他还进一步指出：“各邦虽外和内忌，各不相能，而于中华则独有协以谋我之势。何也？一邦获利，各国均沾。”其分析可谓透彻。
再次，曾纪泽根据国际法的主权平等原则，认识到中国可以利用西方的国际法挽回已失去的利权。他指出：“通商之损益不可逆睹，……是以订约之时，必商定若干年修改一次，所以保其利而去其弊也。”既然修约符合国际惯例，那么中国就应该充分利用这一点，改变以往害怕修约、苟且畏难的心理，争取主动，首先发端，借机修改以往对中国不利的条约：“条约之不善，正赖此修改之文，得以挽回于异日。”他曾在《亚洲季刊》上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明确指出：“重修和约以合堂堂中国之国体”，为“中国目前所最应整顿者”内容之一。曾纪泽这种废约、改约的思想意识，可以说已触及到近代外交的实质，这在19世纪中后期介绍给中国的国际法著作均无废除不平等条约有关条款的条件下，尤为难能可贵。
曾纪泽虽然非常重视国际法，但他对之并没有完全迷信，而是清醒地认识到它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利弊并存。对其有利的一面，他认为国际法为“息兵安民最善之法”。对国际法的弊端，他也了如指掌，指出：“公法者，出于刑律，虽有无数专家编辑成书，然弱国恃以自保，而强国时时犯焉。”
综上所述，曾纪泽的开放意识是在中国近代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产生的，因而其开放意识主要是以抵御外侮为出发点，以强国富民为归宿点，具有明显的社会功利色彩。从其开放意识的表现来看，他已认识到为避免“西国势众而气壮，中国势孤而气懦”的不利局面，中国必须要打破闭关锁国的状态，主动走向世界，加强同国际社会的往来。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曾纪泽仍没能摆脱时人的通病，其开放意识具有杂乱、肤浅、不系统的特点。如他对西方富强的真正原因，仅停留在讲求商务的表层认识，没有再进一步从政治体制等方面进行深层挖掘。尽管如此，在近代先进分子“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历史上，曾纪泽占有重要一席，其开放意识的价值应当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