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法交涉中，有关黑旗军抗法和清政府对黑旗军的态度问题，史学界论著颇多。通常观点认为，清政府借法人之力消灭黑旗军，而刘永福实际上成了中法议和的牺牲品。关于参与中法交涉的重要人物曾纪泽对黑旗军的态度，以及曾纪泽提出并尽力实践的“红江通商”与黑旗军处置案的关系并未涉究。本文拟对上述问题做一些探讨。

笔者认为：持“清政府借法人之力消灭黑旗军，而刘永福实际成了中法议和的牺牲品”观点者，其立论的根据与和方法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刘永福问题不能单一地以阶级斗争理论去判断它的历史价值与政治价值。刘永福从一个饥寒交迫的孤儿进入反清斗争的起义队伍，后进入中越边境之地，居山为寇，系以生存，完全是一种合乎情理的选择。生存需要是主导因素，而政治因素是附从和派生出来的，是为了生存而被迫采取的对抗方式把刘永福推上了与清政府对立的立场。后来随着生存环境的改变，他与清政府的关系也逐渐发生着变化，这就是一些人所说的刘永福被反动政府所收卖的问题。

促使刘永福从山林“盗匪”转变为中越政府军力量的一翼，有其复杂的历史轨迹。刘永福初到越南时，历经磨难，率众至“六安州，四乡百姓，因白苗苛刻，烦扰不堪，见公之来，如久旱得之甘雨；欢声载道。公亦开诚布公，创立中和团黑旗军，自愿尽保护之力”。黑旗军首先得到民众的拥护，在民众中取得了存在的社会基础，在民众的心目中，黑旗军是保护他们的队伍。后来，在与越南地方割据势力白苗总督潘文义的斗争中，为越王除害，被越三圻巡抚请旨为“刘永福着赏七品千户”。以此为转机，黑旗军在越南已成为一支合法的部队，除暴安良，有极好的声誉，“公在六安州，位两年之久，烽烟不警，鸡犬无声，时年三十三岁”。这就为后来与黄旗角逐，保卫越疆，旋升越南三宣副提督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在中法战争爆发之后，刘永福黑旗军无论在实力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已日趋成熟。所以当法国侵略军兵指北圻时，他率部义不容辞地进行了抵抗。这是一种很自然，且合乎理性的选择。黑旗军决策层的理性思维此时也达到相当高的程度，读唐景崧起草的黑旗军战斗檄文，就能体会到这一点：“永福中国广西人也，当为中国捍蔽边疆；越南三宣副提督也，当为越南削平敌寇。”在法国侵略者面前，刘永福所表现出的反侵略立场，是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在其身上的综合体现。

正因为刘永福黑旗军有如此坚实的政治背景、国际背景，以及让法敌闻之丧胆的战斗力量，清政府才在黑旗军的安置问题上表现出了理智、谨慎的态度。这从当时清廷要员对黑旗军的态度上可以看出：唐景崧从任赴越钦差大臣开始到甲午战争保台之役，是与刘永福黑旗军认知时间最长的巡抚大员，他对黑旗军“这帮英雄”是同情与支持的。云贵总督刘长佑是第一位疏请给予刘永福以实际援助的封疆大吏。署理云贵总督的岑毓英实际资助刘永福军需物资。清廷大员翁同和力主“廷寄倪，徐，饬激励刘军，若建奇功，定加懋赏……由藩库先拨十万，专犒刘军”。尽管李鸿章诋毁刘永福，但他的行为也受到翁同和和其他臣僚的指责与反对。翁同和认为，“法、越事合肥相国力主在宝胜通商，而视刘永福为眼中之钉，此可虑者也”。贵州道督察御史刘恩溥上奏参李鸿章贻误全局，对刘永福黑旗军前线奋力抗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刘永福奋力杀贼，中国统兵各大员对之当愧死无地。李鸿章二十余年办理海防，糜费数千万，今并不思保护刘军，直谓我中国之于刘永福，从此不必过问；且痛恨刘永福之阻扰和局，使尹不能保全令名；是其天良丧尽，毫无人心！”在支持刘永福黑旗军的人中，曾纪泽也是其中坚定的一员。他与阁僚大臣，将军督抚们的做法不一样，他是通过外交交涉，在每一个谈判的细节支点，从法律上、从外交规则上，肯定、支持、保护刘永福黑旗军存在的合法性，从而使这支抗法爱国军队战斗在第一线。他策略地提出“红江通商”的方案，以期阻止战争的爆发，让黑旗军安全转移到它地。

所谓“红江通商”中的红江，即红河，在中国境内为元江，在越南境内为红河。红江通商，旨在实现筹划越事七条第四项，劝告越南“愤然将红江开埠通商”，明示西洋诸国，越南允许各国通商，其目的“可以收越南主权，延各国之誉，而夺法人口实”。红江通商既能堵住法国以打通商路为名，出兵强占越南北圻的“口实”，又能揭露和打击法国独吞全越的目的，利用列强之势对法实施牵掣。在清政府内部，北洋大臣李鸿章坚决反对红江通商，认为此举为“引虎入室”，而曾纪泽认为此举为“投一羊以斗众虎”。有利于保护中越两国的利益。红江通商，涉及到如何安置黑旗军刘永福的去处。曾纪泽认为：法人最惧怕和仇视刘永福，而刘永福所居保胜地区，正是中越边境红江流经之地。在这个问题上，曾纪泽等待清廷的决策表态，清廷却犹豫徘徊了很长时间。而法国侵略军在攻占河内、南定后，扬言要扫荡“刘匪”，其得寸进尺且骄横十足的气焰促使清政府作出了强硬姿态，对法的用兵与对刘永福的支持更为实际了，战场上的急进政策导致“红江通商”的妥协方案暂时搁浅。

继红江通商暂时受阻之后，曾纪泽又提出“分护越南”的方案，这实际上是红江通商方案的继续，其旨在保卫北圻地区的独立。1883年5月9日，法国外长沙梅拉库告知曾纪泽，法国为“确保甲戌条约正规执行”，将“清剿东京闭塞商路的盗匪与海贼”，把矛头直指刘永福的黑旗军。这表明其侵越战争正在升级。

曾纪泽于1883年8月11日，通过美国驻巴黎公使摩尔顿试探法国政府的意向，并传达了中方解决越南问题的六点意见，其中第四条表示：“中国将设法便利红江的航运，并使免以武力对待黑旗军。”这就明确表达了中国政府以牺牲红江航行的利权，保证黑旗军不受武力攻击的立场。

在这种极为险恶的局势下，曾纪泽仍然坚持选择解决黑旗军及中法分护越南问题为突破口，作不懈的外交努力。

分护越南，符合中国维护越南宗主权的基本原则，不失为中法协商解决越南争端的妥协办法，比较实际，有利于扭转中法交涉的僵持局面。

为此，在曾纪泽的外交努力之下，法国特使脱利古与北洋大臣李鸿章在上海谈判涉触分界，把中越之界划到北纬22度，这就等于把北圻三城全部划给了法国。其实质在于迫使中国撤兵，驱逐刘永福黑旗军出越南。曾纪泽坚决反对，他分别致电总署李鸿章，力主分界界限应在北纬21度，21度包括河内在内的北圻地区，必须全部归于中国保护。他认为：“中国在北圻之地位主也，法国宾也。”从越南北圻地区撤兵的应是法国，而不是中国。他严正地告诉法国政府，黑旗军并非土匪，他们大多为中国人，越南政府给予其粮饷，从地位上讲他们是越南官方承认的军队，不可以武力驱逐。

1883年9月18日，法国总理代外交部长茹费理会见曾纪泽，双方交谈的另一重要问题是：“另一件为曾侯所悬念的事是号称黑旗军徒众的处置问题，虽则这些队伍由旧日的叛徒组织而成，但后来他们附属于安南国王，然因有宗属关系结合着中国与安南，中国不能不关心他们的命运。此外，这些军队如果一方为法国军队所压，他方又为中国国境所阻，恐怕将被激怒，而作过度的行动，如困兽之激斗。所以法国不如不与黑旗军作战，而让中国以和平的方法保证他们的驱散。曾侯承认和平的方法尚待寻找，但中国政府相信是能够找到的。”很显然，曾纪泽代表中国政府坚决反对法国以武力解决黑旗军问题，而由中国政府寻求和平解决之方法。在这一点上，法国内阁总理茹费里“不了解中国能有什么和平的方法可以使用”，而且他固执地认为：“黑旗军不能算是中国的军队，而且他们不服从中国的命令。”曾纪泽大使坚信中国政府能找到“这些方法，并且在必要时给黑旗军以生活条件和新的居住地区”。显然谈判没有达成共识，当然也不可能达成共识，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北进扩张计划是不会改变的，除非在他们面前，中国突然变得真正强大了。因而，有关对保护刘永福黑旗军的种种努力，不过是在时间上拖延了一下，在空间上得到了更为实际的支持，黑旗军在后来的抗法之战中更少一些顾虑，更多一些民族的自尊，打击侵略者更为投入、更为勇敢一些罢了。

在此之前，1883年7月15日，曾纪泽曾将解决越南问题的照会递到法国外交部，照会陈述了中国对解决越南问题的六点原则：①法国不得吞并南圻以外地区；②中越宗藩关系不变；③法军撤出非法占领地区，允许在北圻增开口岸，通商设领，享受中国开放商埠的同等待遇；④开放红江，商埠应设在山西对岸屯鹤关；⑤中国提供便于红江通商之条件，法国不对黑旗军诉诸武力；⑥法国与越南另订新约，应与中国协商。并且声明，这六项原则是双方协商越事的基础，中国不会作出重大让步。1883年8月法越《顺化条约》签订，法国外交部正式提交备忘录回答曾纪泽大使六点原则：①中法设立中立地带界限，划在北至中国边界，南自海岸21度到22度中间某点直至红江上游保胜为止；②开放云南蒙自为通商存货地点，待遇与其他中国口岸相同。其目的一：完全占领北圻（北越），断绝黑旗军生息之地保胜；其目的二：打开中国云南通商的大门，矛头伸向中国的云贵边疆。

对于法国政府的无理要求，中国政府也表示了强硬的态度，积极调兵援助中国在北圻的部队与刘永福黑旗军。1883年11月，中国政府“从汇丰银行借得一千四百万法郎”，以支持战争的开支。但在关键时刻，清政府内部对越战事的分歧泄露，给中国外交和军事带来了极大的被动与不利。法国脱利古在致外长沙梅拉库的电文中说：“我又会见了李鸿章，他不管安南的事件，自后交给总理衙门去办。某些态度上和言词上的软弱，露出他的失意情态。虽则他没有承认，但是他很聪明，不会不明白，顺化王朝的屈服久后必使北京朝廷的所有策略都归于无用。”

1883年10月29日晚12点，脱利古在致沙梅拉库的电文中说：“李鸿章于最后一刻钟来找我，肯切请我留下……李鸿章很焦急，他公然地责备曾侯（曾纪泽）。”李鸿章这时的表态实际上是一种叛卖的行为，既出卖了清政府，也出卖了曾纪泽大使。法国后来气焰日高，是与此有关的。

曾纪泽大使的外交努力，最终没有实现对刘永福黑旗军问题的和平解决，中法战争把刘永福推上了民族反侵略斗争的最前线。历史地讲：曾纪泽的和平努力是正确的，他对刘永福黑旗军始终如一地主张和平、非武力、安置生活去处的解决方案是理性的、客观的。正因为有像曾纪泽这样一些顾大局，识大体，有眼光的有识之士，才给客居于中越边境一带的刘永福黑旗军搭建了一个更为开阔、有益的舞台；营造了一个比较谐调、更能发挥其抗法反侵略斗争的环境。刘永福黑旗军能够成为抗法反侵略的民族英雄，除了他自身的奋斗，客观的环境，还应该归功于曾纪泽等一批历史人物的努力。

唐景崧在《请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臣维刘永福者，敌人惮慑，疆吏荐扬，其部下亦皆骁勇善战之才，既为我中国人，何可使沉沦异域?观其膺越职而服华装，知其不忘中国，并有仰慕名器之心，闻其屡欲归诚，无路得达，若明畀以官职，或权给以衔翎，自必奋兴鼓舞。……刘永福志坚力足，非独该国之爪牙，亦即我边徼之干城也。”唐景崧的认知，代表了像曾纪泽这样一些重要人士的看法，刘永福后来能与清政府共处，正是这些人为其奠定了政治基础。

中法战争结束后，1885年10月，清政府决定建台湾为行省，以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继刘之后，唐景崧出任台湾省巡抚，而总兵刘永福所统黑旗军亦被调往台湾驻防。甲午战争后，唐、刘反对清政府割让台湾，黑旗军血战台湾，抗击日寇，失败后，刘永福渡海回归大陆。而中法交涉时，为和平解决黑旗军问题，反对法国侵略北圻的驻法大使曾纪泽此时已离开人世整整6年。当年为国争利，力主抗法，为“红江通商，保全黑旗”而“寝食难安”的曾纪泽，却在李鸿章力主下被解除了驻法大使之职，中国之“数年豪气，一朝丧尽”！中法和局的到来，尽管有种种客观的因素，但人为的操作不能不引起今天人们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