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麓曾指出：在湖南“这种开放与闭塞俱存的地方，最容易出现典型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李时岳也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上，湖南一直是政治斗争十分激烈的地区之一。每个时期，都出现了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典型场面，出现了各种革命的与反革命的典型人物。”的确，近代湖南“真维新之人”与“真守旧之人”皆不少，既出现了谭嗣同、唐才常、樊锥、黄兴、宋教仁等典型的维新人物，也出现了王先谦、叶德辉、曾廉、苏舆等典型的守旧人物。但是，长期以来，由于认识上的偏颇，史学界对反面人物的研究非常缺乏，对曾廉的研究更几乎是一个空白。本文拟通过对曾廉的生平及其主要思想的探讨，以透视中国近代守旧派势力的思想和心态。
一
曾廉，原名濂，派名纪廉，字伯隅，号★青，又号非斋。后著有《蠡庵诗文集》，又号蠡庵。1856年12月19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二日）出生在湖南邵东县一个小商人家庭。曾廉自幼聪慧，3岁就能沿街写招牌、对对联，10岁能为文，15岁便有文采斐然的《田家杂兴赋》问世，颇为乡人瞩目。20岁考中秀才，后补廪生。曾被选入岳麓书院湘水校经堂学习。因才学出众，1890年被聘为沅州校经堂书院主讲。1894年应顺天乡试，中第三百二十名举人。会试不中后留京，先后任国子监助教、会典馆校对官、详校对官，并捐升候补同知衔。此时，他与徐桐等顽固派官僚深相结纳，互相唱和，逐渐成为顽固派集团中的一员猛将。戊戌维新运动中，曾廉是反对变法维新的急先锋和主要干将。1898年春，正回邵阳老家省亲的曾廉见樊锥等人建立南学会邵阳分会、鼓吹变法维新，非常不满，立即纠集顽固派官绅在邵阳学宫大成殿集会，对樊锥群起攻之；并领衔发布《邵阳士民驱逐乱民樊锥告白》，将“乱民”樊锥“驱逐出境，永不容其在籍再行倡乱”。是年9月12日，曾廉怀着“忠臣不避斧钺”之心，上光绪帝《应诏上封事》，极力反对变法维新，诋毁康有为等维新派，并请杀康、梁以谢天下。这份上书是顽固派反对变法维新运动的宣言书，是旧派攻击维新派的重磅炸弹，被认为是当时“最有力之弹章”。当时，谭嗣同、刘光第对曾廉的“谬论”逐条进行批驳，并要求光绪帝以毁谤新政罪杀曾廉。光绪帝以不宜因言罪人而未允。
戊戌政变后，曾廉一直反对“邪说”、以卫护圣道为己任，并表示：“身一日不死，必不与邪人一日俱生。”成为顽固派中炙手可热的人物。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曾廉主张利用义和团反帝；北京失陷后，曾廉一路护驾慈禧太后、光绪帝西逃，因功升陕西候补道。1902年初，西方列强要求惩办义和团运动中的反帝祸首，清廷迫于压力，以“纵庇邪术，挟制朝廷，职为厉阶”以至“酿成巨祸”，“其罪固无可逭”为名，将曾廉革职，永不叙用。此后，曾廉隐居于贵州锦屏县梅屏山下，筑“掘阅园”，设馆授徒。1909年返回故里，执教于杨塘书舍。他一直以“仁学”自勉，大倡旧学，并开办邵阳义学，对学生授以孔孟之道、训以封建大义。此时，他还写下了《邵阳义学揭示》、《非斋学约》等文，提倡“知礼”、“文字宜戒时弊”等，思想非常保守。
辛亥革命爆发后，曾廉痛心疾首，称革命为“暴乱”，激烈反对之。他先后为在湖南光复中以“曾国藩第二”自命而被杀的黄忠浩作《哭黄泽生军门》、《长沙城毁过旧东吴门吊黄军门泽生》等诗，赞誉黄为“豪杰”。辛亥革命后，大多数守旧派人物知大势已去，遂消极避世，不问世事，而曾廉对这种“今天下之大，实无一人可与言者，非染于邪说，则奄奄不能自振者也”的状况非常不满，积极出战，对抗革命。当时，满族王公贵族成立宗社党，图谋恢复清王朝的天下；一些清朝忠臣亦极力反对清帝退位，誓死对抗革命。曾廉与他们互通声气，密谋集结力量，以恢复往日江山。曾任陕甘总督的升允反对革命尤为激烈，1912年他在甘肃组织了数十万军队，妄图攻下长安，建立偏安西北的小朝廷，后军队闻清帝退位拒绝作战才作罢；后来，又多次密谋策动勤王复辟活动。曾廉闻讯大为振奋，立即上书升允，请任幕僚以供驱使，并信誓旦旦地表示：“廉虽衰，亦亦当有一得之献。廉十年誓不为人画策，惟思得寸进藉以报国，虽赴汤蹈火所不敢辞也。”
当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曾廉欣喜若狂，马上致书旧交杨度，称“皇帝复位，乡闾黄童白叟以及百工诸技莫不欢欣鼓舞，同声称庆，足知人心思汉，天下不足平也。”并提出三项主张：一宜除苛政。自钱粮正供税厘以外，一切苛派咸予豁除，以收民心；二宜复行科举。使天下之人有所趋向希望，则共勉于正大之途；三宜颁赦令。除大逆强盗不赦外，当有大恩典以新天下耳目。曾廉急于用世，表示：“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即欲买舟东下，一伸其十年念”，“若使少（稍）得痊可，便当力疾北登，途北望宫阙，瞻就云日，然后归伏空山，死得瞑目矣。” 1918年，前清老臣徐世昌由安福会推选为总统，虽仍名为大总统，但曾廉仍然激动不已，立即上书徐世昌，称“本朝无可亡之道”，希望徐“早正大位”、复辟封建王朝，并就求人才、定钱币等向徐进言。后见复辟无望，遂闭门谢客，从事著述。1928年病死。临终前，曾廉自挽中有“裸葬希往古达人之风，愚衷彰本朝养士之报”等语，至死还无限眷念清朝封建专制统治，是一个十足的封建遗老。
二
曾廉自幼便接受了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后一直潜心研读儒家典籍，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尤深，顽固坚持理学在儒家中的核心和指导地位，学术思想陈旧，政治思想保守。其思想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严守“夷夏大防”，反对学习西方，坚决捍卫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坚持文化保守主义。他怀抱强烈的“天朝上国”心态，排斥包括器物文化在内的西方文化，主张从传统的资源中寻找所谓的应变、“治国”之术，思想极其狭隘保守。他认为：“我中国为以数千年帝王之天，自有治法，亦何至海孺翦陋乱我大伦。若果如此，则我皇上仍寄位而已，内获外债处处沈忧，而徒以虚名加于百官兆民之上，又为彼类之安。吾恐所谓安者近则期月，远则三年，而大乱丛生必如故也。”并认为“中国一切，皆非为制度之不良，而但为人心之败坏而已”。曾廉对西方的先进事物，包括西方器物和思想，皆持排斥态度。他坚持说：“国家之制在重本抑末，贵名节而绌势利，而天下可治。”虽然曾廉亦认为“学者平日未尝不宜讲求器械之良窳、营制之利病也”，但他认为这只是“用”、是“末”、是“细”。在他看来，“火器之兴，伤人最烈，而御之最难，亦非用兵之要”，而国家之纲纪、封建之名节才是“体”、是“本”、是“大”。他对西方的“太阳中心说”亦持反对态度，称西方天文学“委屈矛盾”、“主天故抑地”，“所谓巧而实拙，奇而实迂”。
与此同时，曾廉将儒家一套完整的修、齐、治、平理论奉为真经，将君臣父子之义作为安身立命之本。曾廉先后写了《朱子周九庙图论》（共七篇）、《春秋定哀时势论》（共三篇）、《习用论》、《名实论》、《格物致知》、《正名》等文章，奉《春秋》、《孟子》、《朱子》等封建典籍为“圣人之经”，发抒其尊圣人、圣教，以圣人之道治理天下的思想。他认为“大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皆是致知”。在《答熊生希龄书》中，他又提出：“古之名臣未有浮饰而可以有为者，亦未有为己可以有为者。一念之不系于君国不可以谓非浮饰也，一念不忘乎身家不可以谓之非为己也。”并言：“始之于一念而推之于万事，始之一身而推之于天下。古之君子所以自诚正修齐以致治平，余今乃信其非迂也。”曾廉对先王之道一直推崇备至，称“定上下之章、君臣之等、长幼之序、夫妇之别，而尽心于礼乐者莫不秩然就绪，人主可不下堂而理之”。1907年，曾廉在为其主修的《邵阳曾氏太平续修支谱》作序文时，亦发抒捍卫封建纲常伦教之意旨，思想极其迂腐。而由他执笔的《谱局公撰》中还称“一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自王公以至仆台，皆等级不可紊也”，并提出“整肃宗族，明定等级界限，以防羞我族类”的主张。而且，基于其对“三纲五常”的崇信，曾廉还强调“男女之别”，认为男女授受不亲。某次在观看戏剧时，对“尚无男女混淆”、男女“界限甚严”之情形颇为赞赏（一八九七年正月初一日）。
曾廉一直认为“圣教不可违”，以“卫道”为己任；并认为采用圣教是救世的“不二法门”。他经常在日记中大发牢骚，称：“生平最不喜人发牢骚，自和倭以来，国家丧师失地，与我何干？各处设教堂，立码头与我又何干？即湘土不能守，此干净之带又与我何干？即我湘人之甘心从教尽变于夷，与我又何干？但自祖宗以来，数百年含土践毛，从未有无父子无君臣无兄弟去妇朋友之邪教污秽我土地、扰乱我同类。一旦四面之衢荆棘从集，光天之下横飞”，如此一来，“竟将何处以容吾身手”（一八九七年二月初六日）。表达了对封建纪纲不存的愤激之情。曾廉一直认为封建大义、封建大礼是救世的法宝。他在《习用论》中称：“呜呼！治天下而可以一日舍圣人之道乎哉？！”并反驳“科举者饰宋人习非所用，用非所习”的说法，称：“科举之士不足为时所用者乃上之人不能用经术，非士之习经术而不足用于天下也。”。曾廉一直认为世界之变乱乃由于人心大坏，称“人心如此，天下所以不可问也。”（一八九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并大力提倡“四维”——“礼义廉耻”，称“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强敌不足患，政事之不修乃可患也。”；若人人做“仁人孝子”，心有廉耻，严守纲常礼教，则天下必太平。而在明“礼”问题上，曾廉还区别了“君子”和“小人”，认为“君子以礼存天下之维，小人以礼乱天下之纪”。在曾廉看来，最大的圣道就是以“君臣父子”为核心的三纲无常等封建伦教，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封建大义。因此，他极力反对任何“无父无君”之说，维护封建伦常。他在《上杜先生书》中称：“变夷之议，始于言技，继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而君臣父子夫妻之纲，荡然尽矣。君臣父子夫妇之纲废，于是天下之人视其亲长亦不啻水中之萍，泛泛然相而已。”“悍然忘君臣父子之议，于是乎忧先起于萧墙。”民国时期，他亦坚持认为“君臣之义无所逃避于天地之间”，并称“邪说一日不除，君臣之义一日不伸，此则祸本犹在，无可以立天下者也。”
二、以捍卫封建皇统、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为己任，反对君主立宪、民主革命，坚持政治保守主义。曾廉在政治上，一直以“爱国”、“忠义”自命，对封建政统深信不疑，希望用礼教来挽救清王朝的政治颓势；并用学术附会政治，激烈反对变法维新、反对立宪运动和民主革命。
在戊戌维新时期，曾廉恪守祖宗之成法，极力攻击维新派孔子改制、民主平权等学说。在给光绪帝的上书中，他强调：“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皇帝为祖宗守宗庙，有万世不变之法，有随时修改之政，然其所以修改者，皇上度无以出列圣范围也。故必常以祖宗为心，兢业罔坠。盖为孝子而后仁人；为仁人而后天下蒙福，后世昭其令闻。”他抬出祖宗来反对新政，对变法上谕中“五帝三王不相沿袭”、“开创百度”、“参预新政”之说，尤为不满，称“五帝三王，乃异性受命，皇上上承祖宗，何以异性为比。且皇上既自以为新，则必祖宗为旧；皇上自以为开创，则尤未知何以必祖宗也。”他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鼓吹的民主平权、孔子改制之说为“自古及今天下之莫大于邪说”，并信誓旦旦地表示：“邪说四布，圣学将微，人心将绝，祖宗养士二百年，尤臣所当效死力延人心，以延国脉”。在其附陈康有为、梁启超罪状片，曾廉还对梁启超的学堂批札中“君统太长”、“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论《孟子》则指本朝轻赋为大貉小貉”、“论《扬州十日记》则指本朝用兵为民贼”等“令人发指眦裂”之论大加声讨，称“梁启超少领乡荐，自其祖父食毛践土二百余年，何至仇视本朝，发指眦裂，及于祖宗，非康有为邪说蔓延，决无丧心病狂至此者也！”并选择了梁启超四条批语，加案语进行反驳，极力诋毁康、梁。
而且，反对君主立宪和民主革命，捍卫封建专制统治，是曾廉一贯的思想主张。基于“君臣大义”，曾廉对立宪活动一直持反对态度。他提出：“若云立宪则万无可行之理，前者光宣之间天下不靖由此造也”。他还说：立宪必从选举开始，而天下最可耻笑者莫如选举，而选举中贿赂多则得票多，选举“不揽天下之才，而以贿纳天下之士”。为此，他反对不选举即是专制之说，他说：“不知选举即为专制，即行选举遂非专制乎？凡今之人孰非专制而以选举欺人乎？”他还说：“外国行之（选举）亦既有年矣，今日则外国亦寝，不以为然而厌之矣。其投票而纳贿者外国亦鄙之矣，孰知外国之所厌而鄙者，中国反拾之以为宪政而遵行之乎。故曰：天下之最可耻笑者。大政如此，天下之大等于儿戏。”根据其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肤浅了解来反对立宪、反对选举，极力为封建专制辩护。1909年陕甘总督升允抗论立宪，曾廉大加赞赏，钦佩不已。他认为：“若果早如明论，岂有后来乾坤翻覆、生民涂炭之祸。”对于革命，曾廉更是极力反对。他视革命党人为心腹之患，欲除之而后快；称革命为“大乱”，“大祸”，一直反对民主革命、希望清王朝复辟。而且，他还提出系统的复辟主张：政治上，矢志保卫“圣道”、复辟清王朝；经济上，反对兴办新式工商业，宣扬“重本抑末”，主张“察财于富人”，“以保富民为本，以察游民为先”，并提出各种“察游民”、“禁游惰”办法，以图恢复清朝社会基础。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曾廉具有一种爱国的情怀，如在反侵略问题上表现出了严正的立场，并曾投身于反侵略斗争。甲午战争爆发后，曾廉慷慨陈词，主张启用刚正忠义将帅奋起抵御外敌，以固边疆，并于1895年春投身湘军，在山海关一带抵御外敌；同时，他还有一种强烈的救世意识和朴素“民本”思想（1913年，当邵阳一带发生特大饥荒时，曾廉起而建立“积谷会”，发动地方地主绅士筹募钱粮，以解民困），这些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且，在修身处世等方面，曾廉一直以严格的理学律人律己，主张克己复礼，以符合圣贤的要求，从做人的角度来看，这确有值得称道之处。但是，曾廉不过是封建社会一个标准的“正人君子”，其所谓的“爱国”、“救世”，只不过是一个正统封建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抱负和情怀的体现，其“爱国”思想只停留在“忠君爱国”的水平；其所谓“治国方略”和“救世”手段，昧于中国实情和世界大势，是一种极其陈腐的政治理念；其对传统信仰的顽强捍卫，其对国家民族大事的固执观念，对时代潮流的抗拒，都是毫不足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