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双枰记》是章士钊在1914年开始创刊的《甲寅》月刊第4期、第5期上连载的。确切地说，“《双枰记》首刊于一九○九年九月、十月《帝国日报》(连载)。一九一四年十一月《甲寅》刊出时，有陈独秀及燕子山僧(苏曼殊)所作之序各一。陈独秀作于一九一四年九月，苏序作于七月”。字体仍属文言，当时还不存在与新文学对抗的问题，符合当时文坛的普遍趋势。小说与徐枕亚的《玉梨魂》、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所反映的内容来看大约归于同一时代，均属悲剧。但是，从叙述角度和小说反映的社会内容、观念主旨上，则与当时文坛上占主要地位的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有所不同。《双枰记》为何在1914年被称为文学“甲寅中兴”年的《甲寅》月刊上发表，用作者的话说，“今所得刺取入吾书者，仅于身历耳闻而止”，“然小说者，人生之镜也，使其镜忠于写照，则留人间一片影”，“吾书所记，直吾国婚制新旧交接之一片影耳”。可见，《双枰记》不仅是“直吾国婚制新旧交接之一片影”，而且也从中映照出章士钊在《甲寅》月刊时期思想观念开始有所转变，由早期的激进到辛亥革命之后趋于平和的理性思考，而且从小说中也可寻觅出作家因“亲历耳闻”而导致的文学观念逐渐更新的端倪，进而洞察出时代的感召，新与旧的冲突、争斗，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不断流动、进化的趋势在所难免。

一

纵观章士钊的文学创作，散文、诗词较多，但小说只有很少的几篇。至今对其小说分析研究的不多。关于章士钊的小说《双枰记》，在有些人的文章中曾经写为《双秤记》，不知是电脑打错，还是自认为《双枰记》就是《双秤记》。然而它们读音不同，字义也不一样。“枰”读作ping二声，而“秤”读作cheng四声。在《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对“枰”的解释有两种意思：“树名。司马相如《上林赋》：‘沙棠栎櫧，华枫栌。’棋盘。《晋书•杜预传》：‘时帝与中书令张华围棋，而预表适至，华推～敛手。’”而对“秤”的解释则为“称”(cheng一、四声)其中的一种意思，即：“称量物体轻重的器具。《淮南子•时则》：‘角(jue二声)斗～’(角：指校正。)这个意义后来写作‘称’。”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枰”的解释为：“<书>棋盘：棋～。”而对“秤”的解释为：“[称]测量物体重量的器具，有杆秤、地秤、案秤等多种。特指杆秤。”可见“枰”与“秤”的意思截然不同，且毫无联系。小说取名“双枰”，即指两个棋盘之意。小说中叙述主人公即当时反清激进青年上海爱国学社学生何靡施和友人在公园品茗对弈，咫尺之外，也有两位女性在下棋(一是年轻貌美的上海爱国女校学生沈棋卿，另一个是她的使女)，之后才引出洋人调戏棋卿，何靡施英雄救美故事的开篇，这就是“双枰记”之来由。

二

《双枰记》既有对时代政治的真实描述，又有婚制新旧交接时知识青年的情感体现，但非纯粹的空洞的政治小说，也非纯粹的冤情小说所可比拟。它准确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青年对建立共和、爱国维新的政治理想的不懈追求，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婚姻自由的憧憬，是那个时代青年命运的真实写照。小说描写的时代背景大约在1903年左右。1903年4月，南京陆师学堂发生退学风潮，章士钊与林力山为首领，带领退学学生40余人到上海，加入蔡元培等人组织的爱国学社学习，并组织军训。5月，入《苏报》馆任主笔。7月，《苏报》被禁。8月，与张继、陈独秀等创刊《国民日日报》。小说就是从这时开始记事的，并且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写“我”同社友独秀山民在上海某新闻社之编辑室，一日，忽然收到好友何靡施的信笺，字迹娟秀定出自女郎之手，“我”和独秀都很好奇，急欲了解靡施在与谁交往，这就引出小说主人公何靡施。“燕子山僧案烂柯山人此箸来意，实纪亡友何靡施性情遭际。从头至尾，无一生砌之笔，所谓无限伤心，却不作态”。燕子山僧即苏曼殊，给小说以中肯的评价。于是，“我”开始介绍与何靡施相识的经过。靡施是“我”的同学、朋友，福建人，聪慧绝顶，幼时不乐塾课，但膂力超人。在上海泥城公校和同地某私塾开竞技会，因膂力过人，超常表演，令两校学生大惊失色。曾入天津水师学堂读书，因义和团起义，学校无法正常上课，于是入上海南洋公学。后因“墨水瓶”事件引发的学潮，此中最高材者数人离开南洋公学自创学校。“前公学监起居常州吴紫晖及总教浙江蔡民父，皆夙学通儒，雅得学生之望，至此亦欲舍去公学，寄示同情。靡施尤与此二君惬，遂从中斡旋，卒得二君提携，所谓泥城公校者成立”(《双枰记》)。吴紫晖即吴稚晖，蔡民父即蔡元培，章炎叔即章太炎，泥城公校即爱国学社。当时人们醉心于共和论，学校无监学、无师、无弟子之称，“共编校中人为若干联，每联若干人，联各置长，联长由票举，三月一更迭，号曰联法。教员由校中上级生自充……”(《双枰记》)“我”在第二年春，也从南京来此，即章士钊率众离开南京陆师学堂加入上海爱国学社。这时认识了何靡施，并成为好友。后泥城公校解散，“蔡民父谋走德，吴紫晖走英，高材数辈走日本”(《双枰记》)。靡施和吴关系更近一层，所以送吴到香港。从香港回来后，一度拜访“我”，说为游学计将回老家筹钱。之后靡施从老家回来，“我”正经营某新闻社，叫靡施与“我”同住。同时，作者又分别介绍了好友独秀山民(即陈独秀)和燕子山僧(即苏曼殊)。“独秀山民性伉爽，得靡施恨晚，吾三人同居一室，夜抵足眠，日促膝谈，意气至相得。时更有社友燕子山僧喜作画，亦靡施剧坛之友”(《双枰记》)。小说开篇“我”在编辑室收到何靡施信笺就是在这个时候。

小说的故事情节是通过何靡施的好友伍天笴的叙述展开的。在离开南洋公学后的一天傍晚，何靡施和伍天笴去有名的、较静僻的公园曹家渡，在小兰亭左室品茶下棋，右室之中也有两个女子下棋。没多久，来了两个洋人，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其中一年轻漂亮女子沈棋卿。两女子无处逃脱，只好跑到何靡施两人身后，何武功高强，击败两个洋人，并叫伍天笴护送她们出去，女郎十分感激，命使女向前答谢，并求留名以作日后报答。何执意不肯，认为区区小事不足轻重。女郎归至家中，回顾之余，惊喜参半，对何已产生爱慕之情，但已无处去打听寻觅。到了第二年，一次在当时著名的张园演讲会上，女郎也参加了。何靡施在台上慷慨激昂的演说，引发了下边女学生的倾慕和议论，棋卿得以知道何的姓名。后通过一社交极广的女子相助，二人才得以相识见面，通过交谈，情投意合，相见恨晚，分析时势，畅谈理想。之后二人暗中常有往来。但从谈话中得知，棋卿自幼被父亲许配给表兄，表兄则是一个浪荡轻浮子弟，棋卿常常感到厌烦和郁闷。此时上海学潮风起，再有与何靡施见面之事被出来陪读的母亲知道，在与其兄琴甫商定后，最后迫其离开上海回浙江老家，二人关系从此断绝。何靡施惆怅失意，昔日战友们都风流云散，他决心到日本留学。理想未能实现，爱人又杳无音讯，后来因思念棋卿而悲愤不已，去日本途中，投海而死，而棋卿状况也不得而知。这就是小说的大致情节。

所有这些，都与当时的政治和时代背景大体一致。主人公何靡施也确有其人，“文中之何靡施，即何梅士，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曾肄业南洋公学，后入爱国学社。一九○三年苏报案后，曾与章士钊等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日报》。一九○四年赴日本，蹈海死”。可见，作者是采用纪实笔法进行写作的。陈独秀、章士钊都与何梅士感情笃深，对于何梅士之死，二人都做了悼念诗章。但是现实中何梅士则是1904年2月16日在日本因脚气病而死的，这也是小说与现实生活的不同。当时，陈独秀在安徽芜湖办《安徽俗话报》，得章士钊弛书报丧，悲痛万分，特为赋诗志悼。陈独秀先后共写了三首悼念何靡施的诗篇，分别是《哭何梅士》、《夜梦亡友何梅士而赋此》和《存殁六绝句》中的其中一绝。章士钊写了一首，并且与陈独秀的第一首《哭何梅士》一起发表在1904年4月15日的《警钟日报》上，章士钊作注。其中陈独秀的《哭何梅士》是：“海上一为别，沧桑已万重。落花浮世劫，流水故人踪。星界微尘里，吾生弹指中。棋卿今尚在，能否此心同。”章士钊哭梅士的诗是：“与君肝胆最相期，绿水青山无尽期。回首忍倾东海水，漫天风雪哭梅痴。天涯尔我无余物，尘海风波失自由。侠义情缘俱斩绝，月明含泪看吴钩。”作者在小说结尾提到和陈独秀作悼诗，责怪陈独秀“棋卿今尚在，能否此心同”之句孟浪，陈则辩解为欲说明其故而写。因而更给人以真实可信、无限悲伤之感，这不是一般小说所能达到的效果。

根据小说推断，何靡施1901年由天津水师学堂入上海南洋公学的，离开公学后又过一年(即1902年)，上海爱国学社才建成。他比作者早一年进入爱国学社。作品中许多地方都记载了当时的时事，比如到张园演讲，都符合史实。因此从开篇看，这篇小说好像一篇政治小说，其实不然，作者强调“身历耳闻”的人生体验，这当然就不同于一般的、空洞的政治小说。陈独秀在《〈双枰记〉序一》中说道：“国家社会过去未来之无限悲伤，一一涌现于脑里。”“烂柯山人素恶专横政治与习惯，对国家主张人民之自由权利，对社会主张个人之自由权利。此亦予所极表同情者也。团体之成立，乃以维持及发达个体之权利已耳，个体之权利不存在，则团体遂无存在之必要，必欲存之，是曰盲动。烂柯山人之作此书，非标榜此义者也，而与此义有关系存焉。”1903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代，社会新思潮此起彼伏，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新民”、“启民”，由维新变法到反清革命，章士钊此时已成为学潮领袖，反满斗士，“自以为壮志毅迫，呼啸风云，吞长江而吹歇潮”，成为《苏报》的主笔，所发文章篇篇情绪激昂，言辞激烈，反映出当时激荡的革命思潮。《苏报》被封之后又主持《国民日日报》，思想内容仍很激进。此篇小说间接地反映了章士钊、陈独秀、苏曼殊、何靡施等一代革命青年，反清拒俄，爱国救亡，启发民众，为争取个人和民众之自由权利，甘愿抛头颅、洒热血。何靡施的死，未尝不间接说明以章士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当时激进爱国青年最初理想的破灭和黑暗传统势力的根深蒂固，也是他们对人生、真爱、民主自由的苦苦追问和探寻。

　　　　　　　　　　　　　　　　　　　　　　　　　三

在已发表的仅有几篇简单提到《双枰记》的文章中，对于其主题的分析不多，有的认为与当时同时代小说相比，没什么新意，即不完全政治，又不完全言情，只不过是通过对青年的不幸遭遇的描述，控诉清政府统治下的封建婚姻制度，并揭露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的飞扬跋扈、横行霸道，令人读后对封建礼教产生憎恨。同时认为作者没能让主人公奋起抗争，却自杀身死，乃作者的局限。如果单从这方面分析，在辛亥革命前轰轰烈烈地反封建运动中，这篇小说于《帝国日报》登载就已经发挥了此项作用。那么，为何在1914年《甲寅》月刊上又重新登载呢？“夫自杀者非必为至高无上之行，惟求之吾贪劣庸懦之民，实属难能而可贵，即靡施之死，纯为殉情，亦足以励薄俗，罢民之用情者即寡，而殉情者绝无，此实民族衰弱之征。予读《双枰记》，固不独为亡友悲也”。我们从陈独秀所做的序言中可读到一些信息，那就是为朋友哭，同时也为愚弱的国民而哭，更为这阴暗的停滞不前的时代而哭。

对人生真爱的追求，是这篇小说的主旨所在。“嗟乎，人生最难解之问题有二：曰死，曰爱，死与爱皆有生必然之事”。“靡施之死，殉情邪？愤世邪？盖未可偏执一见。其出于高尚之牺牲精神，非卑劣弱虫者所可议其是非，可断言也”。章士钊在为苏曼殊的小说《绛纱记》作的序中也写道：“人生有真，世人苦不知，彼自谓知之，仍不知耳。苟其知之，未有一日能生其生者也，何也？知者行也。一知人生真处，必且起而即之，方今世道虽有进，而其虚伪罪恶，尚不容真人者存，即之而不得，处豚笠而梦游天国，非有情者所堪也，是宜死矣。”“彼已知人生之真，使不得即，不死何待？是固不论不得即者之为何境也。吾友何靡施之死，死于是。……吾既撰《双枰记》，宣扬此议。”心同此同，寻求人生之真爱，在这个充满虚伪罪恶的伦理社会，只能用牺牲生命来反抗和表明心迹。作者所表达的和陈独秀序言中所言是一致的。

1914年是甲寅年，《甲寅》的创刊，自有其标志性的意义。那么，将小说《双枰记》重新登载，不能不引人深思。1912—1919年间，是中国自20世纪以来最为黑暗的时代，袁世凯专制，二次革命失败，许多昔日雄心勃勃的文人志士变得消沉落寞。然而，这时期文学创作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旧体诗、骈文又都兴盛起来。小说由初期的新小说而发展成回雅向俗、雅俗并存的局面。但是，无论诗歌还是小说，所阐发的内容却大不相同。“无用感、挫败感、颓丧感充斥于这一时期文人们留下来的文字中。……则凝成了集体性的‘无用意结’”。“这一时期文人们的无用意结也是缘于无法在政治上有所表现。写诗作文早就是中国人仕途挫败时无奈的退路，往往只有作为对挫败感的抵抗，他们才能对文学本身的价值寄予特别的希翼”。在域外小说不断输入中国的同时，与之相呼应的是国内小说已从文学结构的边缘开始向中心移动。创作手法的变化，使小说出现了“实录、谴责与感伤”的整体特征，其中“时事小说”(“近事小说”)则体现了对生活的实录，是生活的“忠实镜子”。

然而，作为一代大家，章士钊写这篇小说不仅仅是把当时的情况真实地记录下来而已。他提到“小说者，人生之镜也”，镜子既能照近影，也能折射远景。何靡施虽然死了，但他的路还没有走完，“彼已知人生之真，使不得即，不死何待？”那么，如何得到人生之真而不死？当年何靡施用死来报以真爱，如今，章士钊用小说再次表现出来，无疑是给社会尤其是青年人所关注的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问题以思考和启迪：如何去面对？如何才能真正去实现？是继续受传统礼教、婚姻观的摆布，还是应该警醒起来反抗，把个人的自由权利放在第一位？个体权利不存在，团体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这才是作者重刊此小说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尽管《甲寅》月刊时期，章士钊的办刊思想已不同于《苏报》和《国民日日报》时期那样激进，而是趋于平和、理性，但就是在这平和、理性的“调陈时弊，朴实说理”中，不仅创作了大量的逻辑性强的政论文章，而且也以小说的形式表现出他对传统势力和封建专制社会的愤懑与反抗。在本期上还登载了陈独秀高举个人权利大旗，与曾经盛行一时的国家主义思想形成尖锐的对抗，对当时中国学界如炸弹般引起轩然大波的《自觉心与爱国心》，二者风格是一致的。只不过前者隐曲，后者更为直接而已。

陈独秀在《〈双枰记〉叙一》中，最后竟用了六个“不祥”词语结束，“作者称此书为不祥之书，予亦云然，今以予不祥之人，叙此不祥之书，献于不祥之社会，书中人不祥之痛苦，予可痛哭而道之，作者及社会不祥之痛苦，予不获尽情痛哭道之也”。这六个“不祥”分别代表不同的意思。“不祥”之书，指不合社会主流、违背社会伦理的书；“不祥”之人，专与社会对抗，不受社会欢迎的人；“不祥”之人，来写此“不祥”之书；“不祥”之社会，指社会的黑暗，封建势力的强大；书中人“不祥”之痛苦，是因为追求人生真爱而不得，甚至以生命为代价；作者和社会“不祥”之痛苦，说明了反满抗清，启蒙革命，不为社会所容。因而，这篇小说不具备民众和社会所喜爱的娱乐性和趣味性，也不是为袁世凯专制政府歌功颂德，是一篇不受社会欢迎的“反动”之书。这六个“不祥”，概括了小说的总体基调，既包含了对社会的不满、反抗，逆“社会潮流”而动，为社会所不容，又反映了主人公、作者和序者等对真实人生的追寻和探求。此乃忠实的人生之镜，真实的人生写实和奋斗的缩影，并进而反映出《甲寅》月刊的真正办刊精神，就是为知识分子重新思索、判定个人与国家、民族相互关系提供了场域。因此，小说《双枰记》与其说是婚制新旧交接之一片影，不如说是新旧思想观念之交接、冲突，开始注重个人主体地位的警笛的鸣响，其代表意义重大。之后《甲寅》月刊登载的苏曼殊小说《绛纱记》、《焚剑记》均表此意，这为五四新学运动倡导“以人为本”作了很充实的铺垫，由此可看出《甲寅》月刊的文学动向与以往大有不同。